江青看完《烈火中永生》的样片后，冷冷地说：“这部影片太糟了。不要修改了，就这样上映后再批判吧。”真是晴天霹雳。演职员们懵了
一九六四年十二月，《烈火中永生》的工作样片（不是完成片），有些领导同志看过后，都给以赞扬和鼓励，林默涵、周扬两位同志都给以很高的评价。但，十二月下旬某天，忽然接到通知说江青要看，厂里决定由副厂长田方（厂长汪洋当时已经因文化部副部长夏衍、陈荒煤受到批评而开始靠边站了）和导演张水华以及演员于蓝陪同观看。厂内尚有有关宣传人员具体安排这项工作，地点在新街口北大街，原中央新闻电影制片厂标准放映室。
听说江青要来看片，大家知道她是三十年代的老演员，五十年代初又担任过中宣部电影处处长，因她的身份，大家一直很尊重她，所以对于她的到来，大家是真诚而又认真地愿意倾听她的指教。在热情的等待中，江青身着一件黑色斗篷来了，她一进门就说：“我不是你们邀请来的，我是因为别的原因，我自己来的！”我们完全没有想到迎来的是这样的冷漠和有责怪意味的语气，不理解她话里的究竟。顿时不知所措，无言以对。
她坐下看片了，时而带有嘲讽意味的口气，一会儿说倒水声音大了，一会儿说关门的声音大了……这本是一个工作样片，这些技术性的小问题，在“混录”时肯定要加以调整的，她是一个老电影工作者当然是会知道的。一会儿她又说许云峰气质不对，一会儿又说江姐没有英气……令人感到不安，气氛有些紧张。看到中间，她说要休息一会儿，暂停审看。她身着斗篷到院里去散步，走来走去，我们跟着她，准备倾听她的指教，她却一言不发，只是走来走去，既冷漠又高傲，气氛十分紧张。
看完影片，大家围坐在她的前边，平心静气，准备聆听她的“指教”。她第一句话，冷冷地说：”噢！？这部片子，他们是不愿意拍彩色的！？”“他们”指的是谁？当时主管电影的陈荒煤同志已调往四川，夏衍同志已受到批判靠边站了，指的是他俩？党内的同志为什么要讲成“他们”？这意味着什么？令人感到异常！她为什么要这么强烈地责备，这么对立的情绪？！话中有内含却又不明说！是说他们对革命题材不重视，还是其他？真令人不解，大家心里非常纳闷，气氛沉重极了。
大家沉默着，聆听着，等待着。江青停顿一阵开口了：“这部影片太糟了！不要修改了……电影不像桌椅板凳做好以后还可以锯掉一点……小改也没有用，改也改不好了，就这样上映后再批判吧！”她停顿有顷又接着说：“也不要像以往那样，一下子把影片放到仓库里！可以拿出来大家批判嘛！……发行公司也可以赚一点钱嘛！……”
真是晴天霹雳！大家懵了，在回家的路上，谁也没有说话。还有什么可以商榷的吗？！没有！就是要批判！“不准改！”不准收起来！”“要大家批判！”问题真是严重极了！只有等着批判！到底批判什么呢？大家不知道。为什么会有这么严重？错在哪儿？大家更是不知道。痛苦、苦闷笼罩着我们。大家想小改一下，也可以少受点批判呀！这只是工作样片，不是完成片，按工作程序，还要仔细剪接调整呀！甚至她对演员不满意，也还可以调整呀！可是她却说不让改要批判！厂里也不知该怎么办，大家在苦痛中熬煎。
日子一天天过去了，后来，我们到沙滩（中宣部办公地址），见到周扬同志，向他做了汇报，希望他给我们点办法。他知道我们希望做些修改，以减轻批评的严重性。他说影片可以适当地做些修改，但剧本不要再改了。后来，他在室内踱来踱去慢慢地说：“最近，还有些影片受了批评，比如《霓虹灯下的哨兵》，这也是当时已得到普遍好评的影片……”继之，他思索了一下，并不十分顺畅地说：“……还有一些影片要批呢！……批吧！……”我们并不十分明了，为什么要批一些已经得到好评的影片呢？！只感觉到他是尽力宽慰我们，但他似乎也有难言之隐。那天，他尽量不流露什么信息，但也使我们感到他并不平静。
几天以来，我们心神不安，这里边有什么政治性的原因吗（当然我们做梦也难以想到以后会发生“文化大革命”)？为什么竟是截然不同的评价？再说中宣部、文化部都不认为是坏片子，而江青却认为要批判，而且态度那么严厉！要批判什么呢？是她个人的意见？！我们根本不能理解，十分苦恼。
周总理答应我们的请求审看《烈火中永生》。一句“很感人嘛！”消除了演职员的紧张情绪。中肯的意见：应该有一点壮烈的场面
就在这苦恼万分的时刻，一个偶然的机会，我遇到了许明同志（周总理的秘书）。她十分兴奋地问我：“听说你和阿丹（赵丹）演了一个很好的电影？”我马上告诉她，关于这部影片有两种截然不同的意见，而且江青还说影片上映后叫大家批判！她听后十分惊讶。我请求她转达：“是不是请总理帮我们看看，到底应该怎样看待这部影片？”她点头应允了。
日理万机的周总理，听到了我们的困惑和要求，很快答应了我们的请求。邓大姐也和周总理一起来到钓鱼台，准备审看《烈火中永生》。那天，由于机器有故障，画面跳动，影响视力和新片效果，周总理马上决定易地再看。不是第二天就是第三天，周总理来到了原新影的标准放映室。那一天到场的还有文化部的许多领导，像管电影的赵辛初副部长、电影局李橡局长等等，都是周总理邀请同来审看的。邓颖超同志因身体关系未来。这次审看与江青看片同是一个地点，但是气氛却完全不同。周总理向在场的同志一一打了招呼，平易近人，亲切安详，大家一点也不感到紧张，关系自然，有轻松愉快感。
看片开始，影片字幕中编剧写的是“周浩”，周总理好像发现了新人，马上问谁是周浩。导演告诉他这是笔名。周总理对电影的创作干部还是十分熟悉的，这个名字未听过，所以十分关心，这是总理关心新人的一贯态度。看到龙光华给江姐送水，被狱中看守长“猫头鹰”开枪射击而牺牲时，他唉了一声，竟自言自语地说：“很感人嘛！”周总理看片时的反应，使人消除了紧张，有了安定感。和江青看片全然不同，他不是挑剔，如有不足，他总给以积极的建议。他并不回避江青已有批评，该肯定的还是实事求是地给以肯定。
看完影片，总理认真听了两种不同意见的汇报，又问：“除了这些意见，还有什么外界的人看过？看的人不少吧？电影系统是否全看了？”厂宣传部门同志说：“有一个（外国）工人代表团和日本电影作家代表团看过，一致反映很好。（大意）于蓝因参加了接待日本代表团的工作，也亲耳听到了日本人的意见，就向周总理作了汇报。日本代表团团长说：“像《早春二月》拍得很好，但日本有很多这类影片。而此片（即《烈火中永生》）在日本是没有的。影片告诉人应该怎样生活，这是一部好影片，我们很喜欢！”（大意）也有人汇报了日本代表团的作家井手雅人等当夜就给日本国内打电话，说看了一部好片子。总理听后点点头，又向文化部、电影部的领导一再嘱咐要大家回去充分讨论，快点提出意见。他不是那样武断、定调子，而是按照组织原则允许大家讨论后拿出意见。他又问赵辛初：“文化部有什么意见？（此时文化部已换成萧望东、石西民、赵辛初等任部长。）今天是十四日，最好两三天内就把意见拿出来！”在讨论过程中还研究了影片该叫什么名字（《烈火中永生）还是周总理后来帮助定下的片名）。对影片中许、江一被拉出监狱，画面就转到迎接解放军的场面，总理说：“太快了，就义应该有形象的表现，当时许多共产党员牺牲时都高喊出：‘共产主义万岁！’应该有一点壮烈的场面……”这时，我们又担心地说：“赵丹已经回到上海了，怎么办？”周总理说：“打电话叫他来嘛！”其时，赵丹已在上海受到批判（批判三十年代），抬不起头来。周总理说可以叫赵丹来补戏，是对赵丹的关心，同时也是使赵丹的银幕形象可以更好些！多么细微的关怀呀！总理还说：“今年上映的还有《霓虹灯下的哨兵》、《节振国》……”意思是说这些影片都不错，给电影工作以极大的鼓舞。临别时，他走到门口，转过身来笑着对我们说：“现在支持的人不少了！你们赢得了观众！”周总理的到来，和江青多么不同呀！总理坚持组织原则，不独断专行，允许大家讨论，让大家拿出他们对影片的意见，同时又是多么鲜明地保护对人民有益的影片呀！
在周总理的关怀下，《烈火中永生》经过部分修改，一九六五年夏终于上映了，而且得到广大观众的赞赏。当扮演江姐的于蓝到山西南柳去劳动，路经太原市时，受到了少年宫少先队员的热烈欢迎。一九六六年三四月间，此片还要送到日本，又遭到江青的阻拦。但中宣部因此片受到周总理的关怀，还是坚持把影片送到了日本，并受到日本观众极大重视。这一切都说明影片得到了广大观众的喜爱，因而在当时并没有达到江青所希望的那样一一“大家都来批判”的目的。
然而，一九六六年爆发了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以江青为首的“四人帮”，抛出了“文艺黑线”专政论，否定了建国以后十七年的一切工作，包括文艺工作在内，说“文艺黑线”是又粗又长（从三十年代左翼文联批起），专了无产阶级的政。《烈火中永生》当然不能逃脱厄运，也受到了批判。一九六六年所谓的“造反派”揭发“文艺黑线”的材料中，就公布了一九六五年十一月江青在部队文艺座谈会上批判了的众多部优秀影片，都列为毒草，其中就有《烈火中永生》，说《烈》片等大毒草，是为当时重庆市委书记翻案，是把华蓥山的斗争说成城市领导了农村，违反了毛主席农村包围城市的教导……等等。总之，说《烈》片是反对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这就不难看出一九六四年十二月下旬江青去责难《烈》片的用意所在了。而我们敬爱的周总理是真正的毛主席革命文艺路线的捍卫者，在一九六四年（“文化大革命”前）已是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气氛下，他毫不回避，勇敢捍卫人民的利益，他为人民利益鞠躬尽瘁，他的心和人民连在一起，他的感受与爱好是和人民一致的。他要保护一切有益于人民，受到人民欢迎的文艺作品。他的高风亮节永远是我们学习的楷模！
《烈火中永生》以革命先烈的精神气节教育了几代人，演员都因此片受到人民过厚的爱戴。这部影片是整个摄制组在革命先烈精神感召下刻苦努力的结果（当然不是说它已十全十美了！）。同时，这部影片更凝聚了敬爱的周总理所给予的关怀与扶持。
（张水华，著名导演；于蓝，著名电影表演艺术家）
张水华、于蓝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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