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不要论资排辈。来，胡万春，今晚你就坐在这里。”周总理拉着我在他身边坐下。“感觉到了不对头，为什么不敢讲？”周总理严肃地对我说，“一个共产党员应该刚正不阿，看到不符合党的路线的事应该敢讲话，敢抵制。”
我第一次见到周总理，是一九六四年三月三十一日。当时，文化部为一九六三年以来优秀话剧创作及演出举行授奖大会。晚上，周总理与陈毅同志接见了与会创作人员。周总理身穿深灰色制服，他那浓黑的剑眉、温和的眼睛、热情的笑容，以及那洒脱的风度，是那么让人感到亲切，又那么使人尊敬。陈毅同志身穿浅色制服，宽阔的前额，敏锐的目光，让人感到他是那样爽直与豪放。
周总理走到面向我们的沙发跟前，还未坐下，就问：“胡万春同志来了吗？”
我毫无思想准备，即激动，又紧张。那时我还年轻，只有三十四岁，被这隆重而又突然的场面搞得涨红着脸，不知怎么说才好。
有人代我回答：“胡万春来啦！站起来让总理见见。”我这才从最后的一排站了起来，小声地说：“总理，我来了……我……”天啊！我的嘴简直发不出声来了。
周总理与陈毅同志仍然站着。周总理看见我站起来，笑着说：“好！来，过来！让大家都见见！”
我从座位中间挤过来，站在周总理眼前。周总理跟我握了握手，并把我向陈毅同志做了介绍。
然后，他向大家说：“同志们，我向你们大家介绍，胡万春同志是一个工人，听说从小就做工了，现在，正在北京演出的《激流勇进》、《一家人》两个反映工人生活的戏，就是他参加写的。戏写得好不好，大家可以讨论。但有一点是值得大家注意的，那就是我们工人已经能够拿起笔来写戏，反映工人自己的生活了。这就向我们专业的文艺工作者提出了一个问题，我们必须努力深入工农兵生活，否则要落后了。我们应该有更多的工人作家、农民作家参加到文艺队伍中来，他们虽然年轻，可是很有希望。”周总理说完以后，陈毅同志在一只单人沙发上坐下，周总理拉着我的手，要我同他一起并排坐在双人沙发上。我不肯，往后躲，实在不好意思。周总理笑着说：“我们不要论资排辈。来，胡万春，今晚你就坐在这里……”周总理拉着我在他身边坐下了。
这时，闪光灯在噼噼啪啪地亮着。我什么也看不清，早已让激动的热泪迷糊了眼睛。
敬爱的周总理是多么关怀工农作家的成长啊！我深深体会到，周总理热情关怀的决不仅仅是我个人，而是全体工人业余作者的成长，是鼓励大家更多地创作出反映工人阶级生活的文艺作品啊！
四月八日下午两点半，周总理派车把黄佐临、凌琯如、吕复和我接到了中南海。总理接待我们的会客室，陈设简单、朴素，只有一圈陈旧的沙发和几个茶几，地毯的绒毛已经踏光。当我们正打算坐下，周总理已经出现在我们身边了。原来周总理脚下穿的是布鞋，所以走在地毯上一点声音也没有，直到他走到我们身边我们才知道。周总理让我们坐下，他自己并没有坐在正中座位上，却坐在右边一个单人沙发上。他的日常生活是如此朴素、随便，让我们感到就像在家里似的亲切、温暖。一会儿工作人员端来了茶杯，我打开杯盖一看，是白开水。我朝周总理的茶杯看去，也是白开水。周总理察觉了我脸上的惊讶，微笑着说：“国务院有个规定，为了厉行节约，内宾一律不招待茶叶。我们应该服大家一样，遵守国务院的规定，以身作则。喝白开水照样可以谈文艺嘛！”说得大家都会心地笑了。
周总理讲话既随便又爽朗，使我们很快地解除了拘束，感到亲切。他对当时上北京汇报演出的优秀剧目热情肯定了成绩，也指出了某些不足之处。他说：“文艺上产生的某些片面性，不要单纯责备作家，是与我们工作上的偏差分不开的。文艺是生活的反映嘛。”
周总理接着说：“这次汇报演出的戏，内容是好的，革命化的，反映了工农兵的生活。要写阶级斗争，但阶级斗争也是多种多样的，有直接的，也有间接的；有激烈的，也有缓和的。可是大量的还是反映在人民内部的思想矛盾中，有矛盾就有斗争嘛！但也不要搞成到处是阶级斗争。要反映工农兵的丰富生活，但并不是除工农兵之外就不要别的。”周总理还谆谆教导我们，要正确对待批评意见。正在这时，工作人员端着盘子走到周总理跟前，请周总理吃药片，并小声地提醒总理谈话时间不要过长。
“看看，一个人绝对自由是没有的，甚至得让人管着按时吃药，谈话不能过长。”周总理笑着说，“所以作家要有雅量，要听得进意见，不怕修改自己的作品。主席在杭州写《满江红》，是写给自己看的，不知修改了多少遍。在酝酿时，也有修改。好的作品、文章，就是改出来的。”
接着，周总理详细地分析了《激流勇进》、《一家人》两个戏的主题和人物。他认为《激流勇进》中的徐厂长写得不够深，仅仅写他事务主义意义不大。对开会一场戏的处理，利用灯光既有会场的全景，也有车间炉前的特写，还有一个个人物心理活动的特写。周总理认为这手法很新颖。但他也不主张像电影镜头那样用得太多，失去话剧的特点。
导演黄佐临说：“也有人反对的，说这是布莱希特的手法，不符合话剧舞台的传统，因为打破了三垛墙。”
“外国的、欧美各国的东西也不都是坏的。”周总理说，“我们既有传统戏曲，也要有芭蕾舞、轻音乐。话剧本身就是外来形式，所谓文明戏传统也是老习惯，为什么不能吸收外国的好经验？但是学习外国也不要迷信。话剧通过语言和动作来表现，关键的地方，对话要慢一点，否则听不清。又如书记批评厂长让副科长钻了空子，说他当了副科长往上爬的‘阶梯’。这两字怕工农群众听不懂。”当谈到《一家人》时，剧本中有一句台词说：“在家里我们是兄弟，在外面是兄弟厂兄弟车间，我们是兄弟。”周总理建议在“兄弟”之前应加“阶级”两个字，即叫“阶级兄弟”为好。周总理讲话时，总是平等待人，从不强加于人。他说：“我说的不一定对，你们不同意可以提出来。”
谈话间，天已黑了。“啊！已经七点钟了。”周总理一看手表站起来说，“有什么办法，我们话还没有说完，时间不允许了。我马上要去接待外宾，就这样了吧！”周总理与我们握手告别，就匆匆地走了。
这次谈话长达四个小时。周总理那认真的态度，敏锐的思想，精确的见解，使我终身难忘。
一九六七年五月，我作为中国作家代表团的成员，参加了亚非作家纪念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二十五周年讨论会。
当时，林彪的极左路线十分猖獗。由于林彪、“四人帮”的破坏，会上采取了很多极左做法，以致使外宾很不满。不少友好人士纷纷写信给周总理，反映会议的不正常情况。
六月二十四日下午两点半，周总理在人民大会堂江苏厅召见我们。那时，周总理的健康已经受到不应有的损害，身体很消瘦。
那天，周总理很激动，他说：“现在有些人就是那样，‘左’得很，似乎惟‘左’才算革命。我们党不是没有教训，王明不是‘左’得很吗？可是使我们的党遭受多么大的损失。我奉劝大家，不要这么搞。”
从我与周总理接触以来，我从未见到过他这么严厉、生气、激动。他举了我们党历史上的许多经验教训，反复强调要实事求是，要发扬民主，不要搞专制，不要强迫人家说自己不愿说的话。他一口气讲了两个半小时，对我们的教育很大。周总理还一个一个问在座的人，对这次会议的做法有什么看法。他也问到我：“胡万春，你没有感到这个会议有什么问题吗？”
我很紧张，脸发热，只微微点了点头。
“感觉到了不对头，为什么不敢讲？”周总理很严肃，接着语重心长地说，“你已经三十八岁了嘛！不是小孩子啦！为什么不敢讲？一个共产党员应该刚正不阿，看到不符合党的路线的事应该敢讲话，敢抵制。”
说实在的，周总理对我的批评太深刻了！正因为我对周总理说的“刚正不阿”没有牢记在心，身体力行，后来就犯了错误。我很惭愧，有负于周总理生前的教导和期望，痛悔不止啊！
（胡万春，著名作家）
胡万春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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