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十三、来自人民的纪念
周恩来的不幸去世，全国人民无限悲痛。一九七六年的清明节，是周恩来逝世的第一个纪念已故亡灵的日子。北京的各阶层人们，利用这个日子再现对周总理的怀念心情，同时也发泄对“四人帮”的不满。他们从四面八方聚集在天安门广场，把亲手制作的花圈、小白花布满了人民英雄纪念碑的周围，布满了天安门广场。大家吟诗诵词，宣誓演讲。这些举动吓坏了“四人帮”，他们采用了种种手法，企图压制群众的激昂情绪，制止这不同寻常的纪念活动，但都没有奏效，反而更激起人民对他们一小撮的痛恨。天安门前的悼念声势日趋浩大：大权在握的“四人帮”最后动用了所谓的“首都民兵”对天安门广场的群众大打出手，他们缴毁花圈，抓人入狱，把天安门广场的这一雄壮的纪念活动，定性为“天安门反革命事件”，并借这机会，把邓小平说成是“事件”的总后台。
天安门广场的群众被抓了，人被驱散了。但是，人民群众对周总理怀念的心不会散，对“四人帮”痛恨的心不会驱散。人们心头的这把火烧得更旺。
一九七六年十月六日，党中央一举粉碎了“四人帮”，没动一枪一弹，只用了几十分钟的时间，就把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抓了起来，解除他们的职务，令他们向人民交待罪行。抓拿“四人帮”之所以这样顺利，是行动的本身代表了党心，顺应了民心，得到全党、全国人民的拥护，继而才有了天安门广场百万人集会庆祝胜利的宏伟场面。人民长时间被压抑的心瞬时开朗了，他们自发地以不同的方式来回应这来之不易的胜利。一时间，北京一些商店的酒卖光了，不曾喝过酒的人，也在餐桌上斟满酒杯，表达欢喜的心情。有些家庭特意吃掉四只螃蟹，意思是“四人帮”不能横行了。这样的庆贺不仅在北京，全国各地也以同样的举动，共享这欢庆的喜悦。
我们曾在周总理身边工作的同志们，以同样的心情欢庆这伟大胜利，被压抑了的与周总理颇有情感的这颗心，自觉舒展了许多，预感到有机会表达了。
一九七七年一月八日，是周恩来逝世一周年祭日，人们以不同的方式举行各种纪念活动，首都北京的各大报纸登载了来自各方的回忆周总理的文章，纪念演出会上《绣金匾》、《歌唱周总理》的歌声唤起了人们对周总理更深的思念。台上演员的眼泪、台下群众的哭声交织在一起，发出共同的心声：“周总理，我们怀念你。”
周总理逝世一周年的纪念活动，拉开了以后纪念活动的序幕。每年的一月八日和三月五日，全国各地、各民族人民都以不同的方式举行纪念活动。纪念周总理的文章、书刊、画册相继面市，电影、电视剧、电视专题片、话剧、地方戏等艺术形式，把周恩来的光辉形象活龙活现地展现在人们面前，仿佛周恩来总理还在我们身边。这些内容充实、形式多样的活动有增无减，且不仅局限于单纯的回忆、座谈，更向深层次发展，开始了对周恩来的研究。这些研究的内容相当广泛，涉及到政治、军事、外交、经济、文化教育、科学技术、环境保护、水利资源、计划生育等各个专业、各个领域。党中央直属的中央文献研究室是在一九八○年成立的专门机构，下设的周恩来组就是它的重要部门，这个组云集了一批专家学者。通过二十多年来的研究，出版了周恩来的大量书刊、画册、生平、传记，采集挖掘出周恩来的大量史料，为进一步研究周恩来提供了可靠的依据。周恩来家乡的淮安故居纪念馆、周恩来纪念馆、天津南开大学、天津周恩来邓颖超纪念馆、南京梅园新村纪念馆、浙江绍兴市和绍兴周恩来祖居纪念馆、福建省漳州市等单位也相继成立了专门研究周恩来的机构。目前，这些纪念馆已成为爱国主义教育的基地。
淮安周恩来纪念馆是邓小平亲自题写的馆名，馆址选在淮安市城北桃花垠，利用一片沼泽地，这样就少占耕地。因为他们知道，占用耕地是不符合周总理的思想的。建成后的纪念馆已经成为景色诱人的风景区。我有幸代表邓颖超大姐参加一九八八年三月五日的建馆奠基仪式。邓大姐派我去是有考虑的，按照她的本意是不同意为周总理搞什么纪念馆的。但是，家乡人民的心愿难违，且经中央批准，又是邓小平同志题写的馆名。作为一个老党员，她对中央的决定不能持不同态度。而对淮安市党委、市政府的邀请，邓大姐不能无任何表示。年老多病的邓大姐，不可能亲自去参加，派代表出席一些活动也是她后几年的做法。临行之前，她特别向我交待，只是代表她出席奠基，可以代说几句话，但不能干预建馆设计。自一九九二年纪念馆建成开放以来，已接待国内外参观者达六百多万。不少外国友人到南京后专程去淮安参观，缅怀这位世纪伟人。
天津周恩来邓颖超纪念馆的建设也有一段动人的故事。天津市委决定建馆的资金不向社会募集，但是建馆的消息传出后，天津市民欢欣鼓舞，视在天津建周恩来邓颖超纪念馆为天津市民的荣誉。党政机关干部、工人、农民、街道居民不约而同地找到建馆筹备小组要求为建馆捐资。学生们也把节省下来的零用钱送到筹建办公室。他们利用节假日来到建馆工地，参加义务劳动。要求劳动的单位和个人很多，场地有限，一时安排不了这么多人，只能由建馆筹备组依照报名顺序排队。他们把能为纪念馆搬一块砖，铲一锹土、当作是为周恩来、邓颖超献上的一片爱心，作为永远的纪念。
一九九八年，周恩来诞辰一百周年纪念活动达到了高潮。党中央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召开万人大会，在京的中央领导全部出席，各单位选派了代表，江泽民总书记发表了长篇讲话，全国各地分别组织报告会、座谈会，缅怀周总理，各地纪念馆接待瞻仰者也达到了高峰。据不完全统计，为纪念周总理一百周年诞辰，各类出版物达一百多种，堪称之最。
我们这些曾在周恩来和邓颖超身边工作过的同志和周恩来的亲属，每年的一月八日或三月五日同样相约在天安门广场的人民英雄纪念碑，献上鲜花，寄托我们对敬爱的周总理的哀思。这些活动二十多年来从未间断过。人们知道一月的北京，天气十分寒冷。我们这些人中有年过八十的老同志，也有身患疾病的体弱者，有早已调离周总理办公室的同志，也有伴随送终者，不论是离休退休的老人，还是仍在工作的同志，到了这一天，都会赶到天安门广场，大家相互叙说着不同的经历，回忆着在周总理身边工作所受的教育。我们带着第二代，有的带着第三代，让孩子们也感受这不同寻常的场面，用周恩来的道德修养、人品情操培育他们，教育他们怎样做人，使周恩来的精神代代相传。
一九八三年，位于天安门广场的毛主席纪念堂开始对外开放。纪念堂内已布置了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纪念室。我们的纪念活动也改在了毛主席纪念堂。地点变了，我们的活动内容不变。参加的人也不只是原身边工作的，自愿参加者逐年增多。我们在这里用座谈会的形式畅谈周总理的过去，交流着社会上的各种纪念活动并提议把这样的活动向更深一步发展，使它更有意义，内容更充实。
在天安门广场缅怀周总理的人群中，最引人注目的要算班禅额尔德尼·确吉坚赞副委员长了。他身居要职，每年都是以一个普通公民的身份出现在我们的队伍里。他率领几位高僧，捧着鲜花，肃立在人民英雄纪念碑前，用最高规格的藏族礼仪向周总理献上雪白的哈达。后期，他的这项活动也与我们一样改在了毛主席纪念堂。班禅大师的圆寂，中断了他的活动，他虽然没留下什么话，但他的行动已表现出对周恩来总理的无限深情，通过这种方式来报答周恩来对西藏人民和他本人的关怀。如果他活着，他会每年不间断地来纪念堂缅怀周总理的。
我经常想着一个问题，周总理去世二十多年了，为什么人们总是想着他，从干部到群众，从老人到孩子，一说到周总理都会伸出大拇指称赞。就拿我们这些身边的工作人员来说吧，我们在周恩来、邓颖超身边工作时间有长有短，都同样感受到他们的严格要求，他们批评人从不客气，也没有因为在他们身边工作享受特别待遇，更没有提前升级晋职。是什么使我们这样的齐心，这样真心地想着他们，怀念他们？我的答案就是周恩来的凝聚力，是他的伟大革命精神，他的无私奉献；是他一生真心为人民、真心为革命、真心为祖国的工作作风；他处处关心别人，事事想着别人，从不为个人打算的高尚品格。这种凝聚力是任何力量冲不垮的。全国亿万人民遇到事情，遇到困难问题都会自然地想到周总理，并用总理的所作所为去对照、去观察周围、去检查自己的行为。实践证明，只要我们牢记周恩来的“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活到老、学到老、改造到老”的铭训，就会成为一个真正的共产党人，就不会愧对人民。
九十四、创建“周恩来班”
一九九八年在纪念周恩来一百周年诞辰的日子里，由南京梅园新村纪念馆、江苏淮安周恩来故居管理处、北京数理天地杂志社和拉萨市教委共同发起，经拉萨市委批准命名拉萨市第八中学初二（二）班和拉萨市第一小学五年级（一）班为“周恩来班”。目的是为了宣传、学习周恩来的革命精神，用老一代革命家的思想、作风、品德教育青少年，希望他们从小立志，为祖国、为人民而勤奋学习，成为跨世纪的“四有”新人。
我非常荣幸地被他们推举为赴拉萨出席“周恩来班”命名大会的代表团团长。能出席在世界屋脊的西藏成立“周恩来班”的命名其意义非凡，实现了我多年来想去西藏的心愿。
命名大会定在七月六日，我们代表团七月五日飞抵拉萨市，包括新闻工作者在内的十五人代表团在机场受到拉萨市领导和有关单位及两学校负责人的热情接待。
七月六日上午，庄严、隆重的命名大会在拉萨市第一小学举行，会场设在学校的露天广场，主席台正中悬挂着“拉萨市‘周恩来班’命名大会”的横幅。会场坐满了来自两个学校的学生和老师，两个将被命名为“周恩来班”的师生坐在会场的正中间。这人山人海、红旗招展的热烈场面驱散了我们因缺氧而带来的身体不适。师生们在鼓励着我们，周恩来的精神在鼓励着我们。此时此刻我想的是一九六五年周恩来没有能来西藏。三十三年后的今天，我来了。我虽然无权、无资格代表总理，但作为多年在他身边工作的我，可以把他生前对西藏人民、对西藏青少年的关怀和希望作一传达。依照大会程序，我代表赴拉萨代表团对“周恩来班”命名表示祝贺，并着重讲述了周恩来生前对西藏人民的关怀。
周恩来生前非常关心西藏人民，关心西藏的建设发展，关心西藏的教育，关心西藏青少年的成长。一九六五年，西藏自治区成立，他原准备亲自率中央代表团参加大会，终因身体原因没有来。一九七五年庆祝西藏自治区成立十周年，重病中的周恩来，委托中央代表团带来了他的祝愿。他说：“在西藏工作的各族干部、解放军指战员都很辛苦，这些年的工作很有成绩。请告诉在那里工作的同志们，要特别注意执行党的民族宗教政策，注意培养民族干部，使大批民族干部尽快成长起来。要摘统一，摘民族大团结，军政、军民和各民族之间，要互相支持、互相学习、互相尊重，只有增强各方面的团结，才能有一个安定的局面，才能发展经济，改善和提高物质文化生活水平。在发展经济的同时，还要注意保护好森林和各种自然资源，要造福于子孙后代。”
今天我们重温周恩来的教导，我们要永远铭记他老人家的嘱托，把“周恩来班”创建好，以“周恩来班”为阵地，学习宣传周恩来精神，发挥革命传统，勇攀科技高峰，培养出更多、更好的建设祖国、建设西藏的有用人才。
当日下午，我们代表团先后到两校的“周恩来班”与同学们座谈，同学们表达了对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等老一辈革命家的崇敬，他们特别爱听先辈爷爷们的故事，决心学习老一辈革命家的精神，把“周恩来班”创建好。作为“周恩来班”的第一批学生，他们都表示决不辜负老一辈革命家对他们的希望，要好好学习，长大成材，为祖国、为人民、为西藏的建设作贡献。他们用熟练的汉语问我，周恩来爷爷的病为什么不能治好？他死得太早了。
创建“周恩来班”的活动早在一九八六年就开始了。在南京梅园中学命名的第一个“周恩来班”，开展的学习周恩来“为中华之崛起”而勤奋读书活动，成绩显著。他们总结了一套成功的经验，推动了学生的德、智、体全面发展。不久，南京市的第九中学又创建和命名了首届“邓颖超班”。后来，南京大学、南京外国语学院、南京宁海中学、南京力学小学、南京长江路小学、南京考棚小学等学校陆续建立了“周恩来班”。这样的创建活动不仅是在南京，上海的市西中学、北京的中国科技大学附属中学、北方交通大学、西藏拉萨市的第八中学和第一小学、云南省禄劝彝族自治县卡佳小学、云南澜沧拉祜族自治县竹塘中心小学、云南西盟佤族自治县岳宋乡小学以及浙江省上虞市高级中学和春晖中学也先后命名了“周恩来班”和“邓颖超班”。这些创建活动在全国的大中小学和大专院校产生了较大的影响，争创“周恩来班”、“邓颖超班”的活动还会不断地、更深入地发展。
创建活动是以“周恩来班”、“邓颖超班”为基地，辐射全校，影响社会，有利于对青少年学生进行素质教育，有助于发扬革命传统，促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为学校深入持久、活泼多样地开展思想政治工作开拓了新的领域，提供了新的经验。十多年的创建活动是健康的，出现了不少动人的事例：南京梅园中学“周恩来班”的学生发起向云南佤族同龄人献爱心活动，捐助那里的女孩子进入学校上学，从此改变了那里不让女孩上学的旧习俗。南京市第九中学“邓颖超班”的陶蓉同学，德智体全面发展，成绩突出，高中三年级就光荣地加入中国共产党。这个班的第三届学生积极参加了全国的希望工程活动，捐助安徽省肥西希望小学的五个学生读完高小。上海市西中学“周恩来班”的吴林展同学由于品学兼优，立志学好本领，为祖国服务。由于他在校表现突出，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被保送进上海交通大学学习。
创建活动的健康发展，得到了当地党和政府各级领导的大力支持。每一个“周恩来班”的命名，都是由上级主管部门批准，并派人亲自参加命名大会。学生们在创建过程中的明显进步，特别是道德、素质的提高，深受学生家长和社会的赞扬。十五年的创建活动，已收到明显的效果。我深信学习周恩来的伟大革命精神，用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教育培养青少年，一定会培养出更多的“四有”人才，他们将会为祖国的建设作出非凡的贡献，也是对周恩来、邓颖超最好的纪念。
九十五、一位日本青年心目中的周恩来
一九九二年九月，日本日中会馆在东京举办“周恩来展”，由姬鹏飞为团长的中国代表团应邀出席开幕式，我作为代表团成员随访。开幕前的招待会上，姬鹏飞和夫人、对外友好协会副会长王效贤：中日友好协会会长孙平化和我被请上主席台。我们几人被逐个介绍给参加招待会的人。在招待会进行的过程中，记者们不停地拍照。有一位女士，就是我要写的主人公，她手拿相机，比记者们还活跃。她对主席台上的几位中国人，反复不停地拍照。是什么引起她对我们这样高的兴趣，我一时想不出答案。
“周恩来展”开幕的那一天，她又出现在记者群里，没佩带记者证。她是什么人呢？
在参观的过程中，她主动与我招呼，并自我介绍，虽然话不多，但她道出了与我至今保持联系的一句话，那就是她说她很敬重中国的总理周恩来，周总理不仅是中国的而且是世界的政治家。她知道我长期在周恩来身边工作，对我表示敬佩。这是我们的第一次相识。
在我们代表团一行即将由大阪回国的前一天晚上，已是九时多了，这位女士带着她的女儿来饭店见我。可惜因我有活动很晚才回来没有见到她。代表团的一位工作人员告诉我，她家住名古屋，要赶去名古屋的末班车，走前留下了电话。得到代表团领导的允许，我给她打了电话。当时她的中国话说得不太好，一般的问候后，我把电话转交给代表团翻译李利国。当她知道我们第二天离开大阪的消息后，很遗憾地说，失去了直接见面的机会。她本想在代表团出发前赶来送行，因时间太紧，对不能来送行表示歉意，说她今后有机会一定到中国。
第二天早晨，代表团出发前，接到她一份用日文发来的电传，内容大体是这样的：
尊敬的高先生并代表团各位先生：
我叫浅井加叶子，丈夫叫浅井正。我们两人对周恩来先生的敬重，可以说是崇拜吧，是一九七六年周先生去世后开始的。我喜欢中国，但不了解中国，我们知道周恩来，但只知道周恩来是一位政治家。一九七六年周恩来去世的那几天，我和浅井正先生，就是我现在的丈夫，正在中国访问。我俩是要好的学生，看到中国人对周恩来那样的崇敬，中国人为失去周恩来表现出那样的悲痛，我们很震惊。在我们的想象中，一位政治家不过是活跃在政坛一个时期，人们是会对他的政绩有一定的评论、估计，也只限于政治，而中国人对周恩来，远远超出政治这个范畴。他已成为中国人心中的“神”，失去他，像失去了灵魂。中国人对周恩来这样的表现大大推进了我们要对周恩来的了解。
对周恩来的认识逐步加深，决心学习周恩来的人品、风范。此时两位只是要好的同学，作为恋人还是以后的事。周恩来的丰功伟绩时刻激励他们，热恋中的他们，就立下誓言，为纪念周恩来，他们生下的孩子要以“周恩来”起名：婚后他们生下一儿一女，男孩叫周嗣，女孩叫来榴美。他们教育孩子从小了解中国，与中国友好。浅井女士多次带两个孩子来中国访问，她本人为了解中国，自学中文，已获硕士学位。在日本爱知大学研究生院中国科以第一名的成绩考上博士学课程。
浅井女士多次去周恩来的故乡江苏淮安，了解周恩来。为建设淮安她曾主动向日本政府申请捐款。
一位普通的日本青年，她没有见过周恩来，周恩来去世后，才开始了解周恩来。是周恩来的精神，使她成为一名为中日友好作贡献的人。她太普通了，至今没有更多的人了解她。这些年她一直在为中日人民之间的友好工作，不为个人名利地工作。
著名导演邓在军为纪念周恩来一百周年诞辰拍摄大型艺术记实电视片《百年恩来》时，我向她推荐了这位日本的青年人：我借浅井加叶子来华的机会约见了她，向她提出电视剧组要采访她和她的一家。她笑一笑说：“学习周恩来，不宣传自己，不要拍吧。”我说：“我是受摄制组的委托而提出的，不是为了宣传你，是用你的纯朴的感情，表达人们对周恩来的爱，表达日本友人对周恩来的爱，也是为了让中日人民世世代代友好下去。”她接受了，我们协商了拍摄的具体时间。因为她的孩子都在上学，就选在了学生放假时，全家来华。她明确表示，自费来华，不要剧组出钱。
一九九六年八月，浅井加叶子和丈夫浅井正、儿子周嗣、女儿来榴美来到北京。他们一家四口准时来到选好的拍摄地点——天安门一侧的劳动人民文化宫门前。根据摄制组的要求，浅井女士用日语和汉语讲述了他们一家对周恩来的深切思念，表示为日中友好继续作贡献。
第五章周恩来精神永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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