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十七、我的终身遗憾
我们在总理身边工作，时间有长有短，总理会见外宾、接见代表人物，合影留念的人为数不少，没有人能准确地统计下来。我们这些人谁都想同总理合影，可看到总理紧张的工作，他那宝贵的时间谁也不会随意占用，更不会有人提出跟他单独合影。进入七十年代，有些年轻的同志利用会见外宾后的机会，要求跟总理合影，总理还是高兴地满足他们的要求。谁有一张与周总理的合影，保存下来，是他一生的幸福。而我们这些长期在他身边工作的同志，却很少有人与总理单独照像；仅有的几张照片，也是集体照，今天已视为传家之宝。
周总理病重住院期间看他时好时坏的病体，我们谁也没跟他留张生活照。有一次，护士许奉生对我说“咱们跟总理合个影吧？”这位细心的护士，她在总理身边工作多年，言语不多，很有心眼。我也没问她的内心所想，就简单地说：“现在总理那么瘦，等病好了再照吧。”她听我这么一说，也就没把她的想法说出来。哪晓得，总理的病天天加重，人更瘦了，后来连床都下不了。我们就更不会想与他合影了。
总理去世后，躺在北京医院的太平间，我们借向遗体告别的机会，在他身边留影。看着这最后的合影，我无时不为在医院没听小许的话，而感到遗憾。这是我们的终身遗憾呀。值得安慰的是我们当时不是只想着为自己，而是盼着总理一天天好起来。
八十八、我看到的天安门广场
周恩来的骨灰撒掉了，他去了。我作为他身边一位工作人员，每时每刻都在想着他。悲痛、思念，对那些“权威”压制人们悼念周恩来不满。他们有意冲淡宣传导向，更使我思绪万千。
一九七六年四月五日发生的大规模群众性悼念总理的活动，后来被称为“四五事件”。
实际上从一月十五日追悼大会结束，人们对周总理的悼念，对“四人帮”的憎恨就没停过，到四月五日清明节这天，矛盾更公开化了。天安门广场人民英雄纪念碑周围的花圈逐渐增多，台阶上摆不下，就摆在台阶下。人们为表达心愿，花圈越做越大，越送越多，低处摆不了，就挂在灯杆上。人们的悼念，对党的这样一位领导人的悼念，本是一件很好的事，当权者本可以利用群众的这种情绪，利用这种心理状态大做工作，这就会得人心。可是他们不敢，他们怕群众，搞了很多规定，提了很多个不准，一味地压制。越是不准，人们却越是要去，而且人一天比一天多。我天天去天安门广场，去感受群众的悼念活动的场面。凭借多年在总理身边工作的经验，也看出点气候。所以我只在周围，不靠近纪念碑，因为认识我的人比较多，在那种场合认出我来会出麻烦。四月三日，我看到整个天安门广场布满了悼念周总理的花圈，周围的灯杆上也挂满了，小白花像雪一样覆盖整个广场。人更多，宽敞的东西长安街汽车都难以通行。我推着自行车，是以去看望一位同志为理由，经过广场，看到这悲壮场面的。
傍晚，我到了那位同志家。他看我心情不好，问我身体怎么样。我讲了天安门广场的情况。他提醒我，这几天别去天安门了，要出事，昨晚开始抓人了。他这些日子特别忙，忙得很少能在家呆几个小时，今天我去了，他说可以借口晚点去上班，不然又要为天安门广场的事作难。他是北京市公安局办公室主任，对天安门广场发生的事，他是很理解群众的心情的，而“上边”又是另外的做法。要他违心地去处理群众，他于心不忍。说话间他拿出一瓶酒，执意留我喝上几杯，我没拒绝，以酒消愁吧！这时张树迎也到了，真是不谋而合。我们正边喝边聊着，听到有人敲门。是一位十来岁的孩子送来一瓶五粮液酒。我不认识这位送酒者，他说是他爸让送来的，主人谢过，孩子就走了。我惊奇地看着主人，他说是某副局长的孩子，我这才知道与我们在工作中相处多年的北京市公安局副局长也住在这个院里。他知道我们来了。这不是有意监视，是在用五粮液对我们表达他内心难言的苦衷。他现在的处境，好为难呀！他不是不想过来见我们，凭工作关系，凭多年的交情，他都应该来，可是不能呀，一旦被人打了小报告，会带来更多的麻烦。
夜深了，我和张树迎把悲愤、疑惑埋在心底，没经过天安门广场，骑车绕道回到西花厅。
八十九、陈丕显不忘总理
一九七六年十月六日，中央一举粉碎“四人帮”。“文化大革命”期间被批斗而靠边的，开始分配工作，陈丕显是其中一位。当时中央集中办公的地点改在北京西郊玉泉山。我奉命去接住在中央组织部招待所的陈丕显。我驱车到了他住的地方，陈丕显已接到通知，和夫人谢志诚正等在客厅。我说明来意，谢志诚示意我先坐下。我看她的表情似乎对我这个人不太相信，就再次自我介绍：“我是中办警卫局参谋，奉命来接陈丕显同志，中央约他开会。”谢志诚也说是已接到通知，同时说对我们不太熟悉。陈丕显说了句：“没问题，我们走吧。”谢志诚说：“你们也没有开会的什么证明，你写个条吧。”我会意地说：“那好吧。”于是我接过谢志诚拿出的纸笔，顺手写了：“奉命接陈丕显同志去中央开会。中办警卫局高振普。”
在去玉泉山的路上，陈丕显主动对我说：“同志，我好像见过你。”
“你的记性不坏，你见过我多次。”我肯定地说。
“对不起，在什么地方我记不清了。”
“你在上海当书记时，我还去过你家。”
“你能不能提醒我一下？"
我本来是不想说出我的身份的，看到陈丕显这样一位老首长，我只好说明实情：“我原在周总理那里工作，经常随周总理去上海，每次都能见到您。您对我有印象是对的。”
陈丕显听后高兴地说：“实在对不起，我只是对你的面孔熟，但想不起在哪里见过。听你这一说，我想起来了。你就是那个‘小高’吧？那我们应该很熟了。”
我说：“丕显同志的记忆很好，还能记住我的姓。”
“哪里是我的记忆好，是你刚才写条时，我看到你的名字，才联想到‘小高’的。”
陈丕显沉思了一下说：“总理去世后，我要参加追悼会都不可能，只能在心里悼念。至今，每当想起总理，我总觉得缺点什么。”
“大姐好吗？”他急转话题问道。
“大姐很好，她很坚强。我虽已调离，但常去看她。”
“要经常去，有机会替我和小谢问候她。”他怕我不知道“小谢”是谁，还特意补充一句，”‘小谢’就是我夫人谢志诚。”
“我知道，过去在上海，也听邓大姐叫过‘小谢’。”
汽车开进玉泉山，陈丕显握紧我的手说：“我一定不会忘了周总理对我们一家的关心。”
陈丕显从湖北调来北京，任中央书记处书记、全国人大副委员长期间，经常到西花厅看望邓大姐。
九十、邓颖超谈往事
一九八七年九月三十日，邓大姐会见宴请日本公明党原党委员长、最高顾问竹入义胜先生。竹入义胜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多次访问中国，与周恩来、邓颖超个人关系相当不错，对中日建交作出过重大贡献。一九七二年为使中日建立外交关系，他奔走于北京、东京之间，向周恩来总理和田中角荣首相传递信息。一九七六年周恩来去世，他专门发来唁电，要求来北京参加追悼会，因中国方面的原因没能成行。后来，他每次来北京都要看望邓大姐。邓大姐也把他视为非常友好的日本朋友，交谈比较随便。当竹入先生问及她与周恩来关系这么好，被中国人民称之为夫妻楷模时，邓大姐向他和在座的中日人民友好协会的同志，讲述了她与周恩来的一段往事：
一九一九年我在天津女子师范中学读书，恩来在日本留学。他好像是在一九一九年四月回国的。“雨中岚山”那首诗就是在那个时候写的。当时我和恩来并不认识，不过在他回国前我听人说过有个叫周恩来的青年。有一天，女师开会抗议山东的马临（音）杀害学生。会场主席台旁边有几个人，其中有个身着说不上是蓝色还是绿色长衫，穿着白鞋，戴着鸭舌帽的青年站在上面。台下有人说那是周恩来，我才知道。女同学中间对他议论较多。我当时对他印象不错，但没接触过。后来学生中组织了“觉悟社”，我们都是成员，开始接触就多了。他在学生联合会编联合会报，我做学生工作。当时我看到他跟别人讲话很多，话很长。而我那时还像个少女，他对我讲话就比较少，而且话很短。在那时的封建社会里，封建意识很厉害，男女授受不亲。我们学生当时相约，在学生运动中不恋爱，不结婚，否则会给后人添麻烦：当时有二十多人都表示了这个态度。当时的周恩来宣扬独身主义，他还发表过这类论文，后来找不到这类文章了。
那时，我的婚姻观也还未确立。在我十几岁时就受封建社会的压抑，那时要求妇女大门不出，二门不迈。我对这些封建束缚十分不满。我当时一看到乘花轿的妇女，就想这下她可就完了，与其这样，不如一辈子不结婚好。但我后来又想，总是一个人就会感到孤单，就找了两位女友。但后来又想，总不能老是和女友过一辈子吧？于是就想到结婚。这是一辈子的大事，我想一定要慎重。在找对象时，脑子里也要有一个素描的轮廓。到了一九二○年，我逐步有了点唯物思想，觉得一个人是需要结婚的，女的还是需要结婚的，至于我当时选择对象的条件，今天就不讲了。当时恩来的一些方面符合我选择的条件，但我们还没有相爱。他在法国，我在天津，一直有通信。到了一九二三年，有一次他在信中表露了思想感情，而我并没有注意。因为同恩来一起去法国的我的一位女友同周恩来关系不错，我没理会他是对我表露的感情。后来信写得越来越明白，对我提出了要求，要我回答。他还告诉我，他认识的那个女友由于政治上不合，已分开了。我看到信后，心中明白了，但我答复得慢，因为要征求我母亲的同意，晚了两个月。他来信很频繁。从这一年（一九二三年）我们确定了恋爱关系，到一九二五年，这期间他来信很少谈爱情。我们相互谈中国的命运。周恩来回国后我去广东，我们结婚了。我们的婚礼废除一切旧俗，未搞什么仪式。在新中国成立十几年后，有一次说起往事，恩来说我当年在天津一次集会上最先站起来讲话。两个大眼很引人注意。
九十一、“我的骨灰撒向海河”
“我的骨灰撒向海河。”这是邓大姐生前多次交待的。进入八十年代，作为一位高龄老入，邓大姐的身体应该说是不错的。这与她坚持日常的锻炼有关。邓大姐是一个具有坚强性格的女性，这在青年时代就具备了的个性，经过革命生涯的锻炼更加坚强。她对待工作一丝不苟，对待同志热情又严格，对待自己的身体实事求是。在她撰写的《与慢性病作斗争》一书中，充分体现出她面对现实，实事求是的与疾病作斗争的坚强意志。八十年代末，虽然她注意身体锻炼，但因过去身体基础较差，多种疾病症状在她身上出现。老年人多从感冒发烧发病。邓大姐每次发病，也多是体温过高引起的。她有一个特点，有病听医生的，该怎么治由医生决定。一九八六年以后，邓大姐住院次数增多，每次住院时间也较长。
一九九一年七月三十一日，邓大姐因发烧住进北京医院，八月一日做肠梗阻手术。手术顺利，恢复身体需要一段时间。邓大姐住在医院里，虽有高医会诊，加上特别护理，但总因她年高体弱，不能抵御多种疾病的侵入。邓大姐自感病情的变化，不时地说：“这次想出院较为困难了。”凡遇此情，我们总是要宽慰几句。她半开玩笑地说：“我们讲唯物主义，人总是要死的，没什么可怕。我比恩来已多活十几年了。”说她死后火化，把骨灰撒在海河，那是她学习、生活、革命的地方，不要惊动什么人。叫赵炜和我坐上她的汽车到天津找个地方撒到海河就行了。我们每次听她讲这一段，都很难过，也勾起当年撒周总理骨灰的回忆。当年受“四人帮”的干扰，总理的骨灰是背着人民、无声无息地撒掉的，而今天如果还是那样去撒，人民不会答应，党中央也不会同意。我们这样想，但是对邓大姐，我们只能说，到时候听中央的。大姐笑笑说：“所以我多次交待，而且是对你们二个人说。”我俩说：“有一条我们能做到，那就是向中央报告，把骨灰撒到海河。这会满足你的要求，至于什么形式，我们会建议尽量从简。”
一九九二年七月十一日六时五十五分，邓大姐不幸去世，遵照邓大姐丧事从简的遗嘱，遗体火化后骨灰撒向海河。
经治丧办公室研究，邓大姐的灵堂设在西花厅的前厅：从七月十二日至十五日为吊唁时间。从中央领导到各阶层人士，党内、党外和在京的海外侨胞，在登记本上签名的就有六千多人。张学良先生委托其来京的侄女代其吊唁，送上一个花篮，花篮缎带上写着“邓大姐颖超千古张学良赵一荻敬挽”。来自日本的朋友，聚在邓大姐的遗像前失声痛哭，齐声高唱“歌唱周总理”，以表达对两位伟人的思念。
七月十七日，邓大姐遗体送往八宝山火化。上午八时，在北京医院举行了送别仪式，中央领导江泽民、李鹏、乔石、杨尚昆、万里、李瑞环、姚依林等把邓大姐的遗体送上灵车。灵车行进在十里长街，送别的人们早已等候在大街两旁，他们肃立而站，目送这位为中国革命奋斗七十多年的先辈。我坐在灵车里，想起当年周总理的灵车通过这条大街的情景。从台基厂到八宝山，沿街的人们不比当年少。
七月十七日晚，我们把邓大姐的骨灰捧回西花厅，安放在后厅。这是我们工作人员的共同心愿，想让邓大姐再在家住一个晚上，我们和她度过最后一夜。
这一个夜晚，我们守在大姐骨灰旁，静静地坐着陷入沉思，似乎在听大姐讲叙往事……时间过得格外快，十八日早六时，我们开始准备，把骨灰移放到前厅的灵堂，等待着领导同志起灵。
八时，在宋平、温家宝、陈慕华等领导的护送下，邓大姐乘上她生前的坐车，告别了西花厅，告别了送别的人群，向天津驶去。
天津海河畔的人们，早已等候在沿街的两旁，举着吊唁邓大姐的横幅，哭喊着邓大姐的名字，向邓大姐最后告别。
天津的领导和各界群众代表集会，举行隆重的告别仪式，他们在邓大姐的骨灰前三鞠躬。有人高喊一声：“邓妈妈，我们想您！”随之而来的是一片哭声。
承担运送骨灰的“新海河”号船，早已停在码头，等待邓大姐骨灰到来。当我们捧着邓大姐的骨灰登上船时，全港的船只齐声鸣笛，以示对邓大姐的迎接、吊唁。
“新海河”号船驶向入海口，按照约定的地点，先由宋平、温家宝、陈慕华、张立昌、杨德中等向海河撒下鲜花，再由赵炜、我和亲属及工作人员同时把骨灰、花瓣撒向海河。骨灰、花瓣在河面上漂浮，迟迟不愿沉下，我们似乎看到邓大姐躺在这花层中，向我们微笑，向我们招手……
十六年前，我与张树迎亲手把周总理的部分骨灰撒在这海河里。今天，我们又把邓大姐的骨灰撒在了海河。两次骨灰的撒放，两次痛心的惜别，两次不同的方式。周总理的骨灰，只有邓大姐护送，在黑色的夜晚，无声无息地撒掉，那沉闷、压抑的心情一直笼罩着我。如果没有今天撒放邓大姐骨灰的隆重、庄严、肃穆的场面，我那受压抑的心情会伴随着我终生。
九十二、两次遗物的清理
一九七六年一月十五日下午，周总理的追悼大会结束，晚上把他的骨灰撒掉，整个治丧活动结束。邓大姐要我们休息几天，再开始清理周总理的东西。我们原打算照大姐的指示休息几天，十七日那天，我们几个人不约而同地去了西花厅、由张树迎主持，我们几个考虑怎么样开展清理工作。
清理工作主要由周总理的秘书、警卫负责，有关同志参加。大体分工是这样的：钱嘉东、纪东负责清退文件；赵茂峰负责清理图书；张树迎、乔金旺、曾庆林和我清理周总理的衣服和使用过的东西。文件交中办秘书局；图书交国务院图书馆；对衣服等日用品，邓大姐明确指示：“全部处理，穿过的内衣、床上用品全部烧掉。可以用的东西分送给有关人员。”
我们依邓大姐的指示精神，制定出处理这些东西的三种意见。第一，总理穿过、用过的衣、物留下部分作为纪念；第二，平时穿得不多或是早年穿过的后几年没穿的衣服，用得少的东西，分给亲属和工作人员；第三，病中穿过或用过的衣物烧掉。向邓大姐报告了这一处理意见后，邓大姐原则同意，但对衣服，她主张全部烧掉，特别对我们提出留作纪念的部分不同意，说是衣服有什么好纪念的。她和周恩来都不主张死后为自己搞什么纪念馆之类。后来在我们一再坚持下，才同意了我们的意见，但要少留。
我们按照商定的分工，开始清理。首先确定了周总理办公室的用品、书籍、陈设，全部保存，登记造册，加注说明。
总理经常穿的几套中山装外衣，全留下。最好的一套已随周总理火化了，还留下了部分内衣。把这些东西都装在一个大箱内，放进了防虫药。每件衣服都附一份说明，标明叫什么衣服，什么颜色和制作时间，总理穿着这套衣服出席过什么重要活动等。为什么写这么详细，我们几个人是有想法的。根据当时的政局，我们内心有些伤感，怕万一政权旁落，我们会因在周恩来身边工作过而遭遇非难。但又有一个信心，就是对周恩来迟早会有公论，到那时我们几个人可能不在人世了，后人得到周恩来的这批遗物，也会清楚地识别。这大概是对历史负责吧。今天回忆起来似乎可笑，但是谁在那个环境下又不这样想，这样处理呢？周恩来办公室的内部设置也拍了照，把底片和样片一并存入大箱内。
对账目的清理比较容易。因为平时我们都是月月清账，只要把多年的总收入、总支出算清楚交给邓大姐就可以了。总理从来不过问账目，我们每年分季度给邓大姐报一次。此时邓大姐看到我们几个人天天在那里打算盘，一年年的清账，就对我们说：“不要天天算了，只是算一下现在有多少钱就行了，我和恩来从不过问钱，相信你们。”我们口头是接受了邓大姐的意见，但做起来还是一笔笔的清理，把细账交给邓大姐。
清算的结果，共结存五千七百零九元八角。邓大姐指示把账目和现金交赵炜保管。
我们用了三个月的时间，把周总理的衣、物清理完毕。有些东西分送给亲属、身边工作人员和医疗组的同志。
一九九二年七月十一日，邓大姐去世。丧事过后，我们开始了又一次清理。西花厅没了主人，这项工作就由我们这些在大姐身边工作的秘书、警卫、司机、服务员、厨师来做清理。这次清理与十六年前的那一次不同。这一次是彻底清理了。我们商量的原则是，照邓大姐去世前的交待和清理周总理的遗物时的办法处理。全体身边人员成为清理小组成员，由赵炜统管。文秘工作由赵炜一人负责，其他衣物、用品等分组进行。常言道，破家值万贯。这个家是两位伟人的家，是先后居住了四十多年的家，不能说是“破家”，但也不会是“万贯”。一位后期来西花厅工作的同志在清理过程中说，清理了好几天，也没看到什么值钱的东西（不讲文物价值），这足以说明两位革命老人一生清廉，两袖清风。他们没留下什么金、银、财宝，留下的是无价的、珍贵的精神财富。虽是这样，邓大姐在一九八二年就写下了遗嘱：
中共中央：
我是一九二四年在天津成立共青团的第一批团员。一九二五年三月天津市党委决定我转党成为中共正式党员。
人总是要死的。对于我死后的处理，恳切要求党中央批准我以下的要求：
一、遗体解剖后火化；
二、骨灰不保留撒掉，这是在一九五六年决定实行火葬后，我和周恩来同志约定的；
三、不搞遗体告别；
四、不开追悼会；
五、公布我的这些要求，作为我已逝世的消息。因为我认为共产党员为人民服务是无限的，所作的工作和职务也都是党和人民决定的。以上是一九七八年七月一日写的，此次重抄再增加以下两点：
一、我所住的房舍，原同周恩来共住的，是全民所有，应交公使用，万勿搞什么故居和纪念等，这是我和周恩来同志生前就反对的。
二、对周恩来同志的亲属，侄儿女辈，要求党组织和有关单位的领导和同志们，勿以因周恩来同志的关系或以对周恩来同志的感情出发，而不去依据组织原则和组织纪律给予照顾安排。这是周恩来同志生前一贯执行的。我也是坚决支持的。此点对端正党风，是非常必要的。我无任何亲戚，唯一的一个远房侄子，他很本份，从未以我的关系，提任何要求和照顾。以上两点请一并予以公布。
邓颖超
一九八二·六·十七重写
委托下列几位同志办的几项事
由杨德中、李琦、赵炜、张佐良、高振普、周秉德组成小组，请杨德中同志负责主持，赵炜同志协助。
关于我死后简化处理，已报请中央批准外，对以下几件事，由小组办理：
一、在我患病急救时，万勿采取抢救，免延长病患的痛苦，以及有关党组织、医疗人员和有关同志的负担；
二、未用完的工资，全部交党费；
三、我和周恩来同志共住的房子，由原公家分配，应仍交公处理。周恩来同志和我历来反对搞我们的故居；
四、所有图书出版物，除由中央发给恩来的大字理论和历史书籍，仍退还原机关外，其他的交共青团中央均分给青少年集中阅读的单位用；
五、我的文件、来往通讯、文书之类的文件，交中央文献办公室清理酌处，我和周恩来同志所有的照片也交中央文献办公室，存或酌处，关于我的讲话，谈话录音交中央文献办公室存处。
六、有些遗物可公的均交公或交有关单位使用。
七、我个人的遗物，服装杂件交分配合用的及身边工作同志，有来往的一部分亲属，留念使用。
以上诸事，向委托办理的同志，先此表示谢意！在以上范围以外的其他物品统由小组同志代处。
邓颖超
一九八二·十一·五
遵照邓大姐的遗嘱，我们把整理好的两万多张照片交给了中央文献研究室，把六千多册图书交给了共青团中央，把一万一千一百四十六元九角五分的积蓄作为党费交给了中央特会室，将周总理、邓大姐办公室会客室的陈设，使用过的家具、办公用品、部分衣服、书籍等经整理后保存下来，按照两位生前的原样陈列在西花厅。
另外，根据江苏淮安、周恩来纪念馆、浙江绍兴周恩来祖居、天津周恩来邓颖超纪念馆、南京梅园纪念馆和重庆红岩纪念馆的要求，把周恩来、邓颖超的部分遗物分送给他们展出。
下篇跨越时空的怀念 第四章说不尽的思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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