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在天安门城楼上。
周恩来在国外访问检阅。
周恩来迎接尼克松访华。
可以说，几乎全世界都迷恋和赞叹周恩来的仪表。
一件普通的中山装，在周恩来身上，穿出了全世界人们心且中格外庄重与格外精彩的中国形象。
我们不禁要问：
究竟有多少人，能说出这其中的原因何在?
陈旧的中山装。
换过领口和袖口的衬衫。
瞻仰周恩来的遗物，仅就衣物而言，又会使人们发出深深的惊叹：何谈世界名牌?就是这些最普通的衣物，还是补了又补。换过的领口，换过的袖口，却依然使周恩来的形象仪表誉满世界。如果究其本质所在，可以异口同声：这与周恩来的人格气质、律己风范有着直接的关系。
作为遗嘱，对周恩来同志的亲属，侄儿女辈，要求党组织和有关单位领导和同志们，勿以周恩来同志的关系，或以对周恩来同志的感情出发，而不依靠组织原则和组织纪律给以照顾和安排。
对这一点，周恩来所有的亲属，多年来有着最深切的体会。
周尔辉：
当时，钢铁学院刚好要成立钢院附小。我爱人是小学教师，因此，我就打报告，要求把她调到这个小学里当教师。然后，组织上和淮安联系，淮安同意放了。
当我爱人还没报到时，到伯伯那儿去的时候，我说她要调到这边来了。当时，伯伯就问：“如果人家不收，怎么办呢?”我爱人说：“不收就回去吧!”听到这话，伯伯他也很高兴。后来，据说他批评了冶金部长，说，国家压缩城市人口，你怎么还把人往里调?因此，就把我爱人给退回来了。
两年以后，我就跟钢铁学院申请说，我爱人不能调过来，我能不能调回去?等到我办手续的时候，伯伯说，你先等一等再办手续。当时就把办公室秘书找来了，说，“你给我查一查，合不合乎规定。”
过了一个星期左右，伯伯告诉我说，你可以走了。我就回到淮安县中学，当了一名数学老师。但是，在这个期间，他还又写信问淮安县委，说有没有特殊照顾?淮安县委说，他做教师，还有什么特殊照顾啊。
周秉德：
我父亲周同宇，号叫周恩寿，他是我伯伯周恩来的胞弟。1949年建国的时候，到华北大学去学习，以后就把他分配到了当时的钢铁工业局，后来，又调到了内务部。
我伯伯专门就跟当时的内务部长曾山交待：周同宇的工作，你安排的职位要低，工资要少，因为他是我的弟弟。当时，就安排了很一般的工作。
后来，我父亲身体不好，严重的胃溃疡，有的时候不能坚持正常上班。这样，在五十多岁的时候，我伯伯就觉得，他经常不能上班，不应该拿全工资，就让他提前退休。
因为我父亲的工资低，职位低，房子就很小。所以，我们姐弟六个里边，大的三个人，就经常是住在西花厅。
在那个时候，都是在大食堂里吃饭，偶尔跟他一起吃饭，也不能增加炊事员的负担，他对我们的要求是很严格的，但同时又是很关心的，也是很有亲情的。
周秉钧：
我记得，上小学四年级的时候，我10岁。我的妹妹上一年级，在住校。那一年放暑假的时候，其他的同学，有的派车来，有的派叔叔们来，都被家长接回去了。这时候我才想起来，没跟七妈讲过我们要放假。我就给七妈写了封信，说学校放假了，请七妈派个叔叔用辆汽车把我们接回去，因为有行李。
第二天，张迎秋叔叔（张树迎——CCR注）就来接我们了，他骑了一辆自行车，雇了一辆三轮车。回来以后，见到七妈。七妈就说：“哎呀，秉钧，对不起，我不知道你们现在放假，去晚了。但是，为什么没承汽车去接呢?因为，汽车是人民派给你伯伯来办公用的，不能用来接你们孩子，这样做不符合要求。”
周秉德：
那时候小，就觉得一到礼拜六了，别人家都有车来接，我们没有车接，心里就不平衡。
伯父就非常明朗地说：“汽车，是我为人民工作的。我用这个车，是我的工作需要。但是，你们是学生，你们不能够享用。你们只能够自个儿去坐公共汽车，走路，或者骑自行车。”
所以，我们从小就知道，那就是不可以享受我们不应该享受的待遇。
上海周公馆。
中国共产党驻沪办事处。
从工作，到工资，到用车，一直到早年上海的往事回忆，每一位亲属，都身受过周恩来严于律己、严上加严的教诲。从而，留给自己许许多多爱中严和严中爱的故事。
周尔均：周恩来侄儿。
1946年的夏天，我在这里第一次见到敬爱的伯父、伯母，就是总理和邓颖超同志。因为那个时候，我是在江苏高邮。初中毕业以后，经济困难，考虑到升学的问题，就和我哥哥两个人找来了。来了以后，伯父伯母他们非常关心，问长问短。我们就讲了，想跟着．他们去干革命，我们非常愿意，也非常希望到延安去。
当时七伯七妈说，这个事情我们研究一下。然后我们又来了一次，七伯七妈一起对我俩说，我们商量了，你们还是就地升学为好。当时给我们留下了钱，七伯还把他的衣服拿了一些给我们。虽然他的衣服也很少，但还是送给了我和我哥哥，每个人分了一点。
以后，我们就按照他们两位老人家的意思，我回上海念书，一直到高中毕业。从1949年6月份参军，我一直就想这个事情：如果当时能跟伯伯和伯母一起到延安，早三年参加革命，觉得对自己的成长会更好吧。
后来，维世大姐就跟我讲，她说，你们在上海，到了伯伯身边了，可伯伯、伯母还是没有把你们带到延安。而我们这一些烈士的子女，他们都是千方百计把我们找到，不但送到延安，而且还送到苏联去学习。可见，他们对自己的亲属，是分外的严格。
周秉健：周恩来侄女。
1968年，我去内蒙古插队之前，到西花厅来看望伯伯和七妈。他们专门叮嘱我，去了内蒙古以后，你要尊重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要向他们虚心学习，注意锻炼吃牛羊肉。因为，你在家牛羊肉是不吃的。
有一次回到北京，我跟七妈谈起我的工作。因为，当时地方上想抽调我离开生产队，去当干部。伯伯和七妈商量以后，七妈专门找我谈了一次话。
七妈说，请你回去以后，去找尤太忠同志，汇报一下我们作为知青家长的意见。希望能够让你继续在基层多锻炼一段时间。
我就按照伯伯七妈这个意见，在内蒙工作了28年。
邓在军：周恩来侄媳。
我调到中央电视台以后，总理就经常问我们的领导，尤其是文化大革命期间，总理经常问：“邓在军在你们那里表现得怎么样?”
后来那些军代表和记者就都来问：“哎，总理为什么那么关心你呀?你怎么认识总理的?”我说，那可能是以前我在部队文工团当演员的时候认识他的。这样，始终就没敢透露，我们是总理的亲属。
记得有一次我搞电视转播，转播的时候，我进去架完机器出来，结果，迎面刚好就碰见了总理。当时因为跟进来的人很多，我迎面走过，就没给伯伯打招呼。
当我再去西花厅的时候，我就说：“伯伯，你看，我转播的时候，迎面碰见了你，我都没给你打招呼，你不会生气吧?”
伯伯说：“对，你做得对。应该这样。”
王足：周恩来表侄女。
我母亲从小就对我们讲，跟总理的关系，你们不要到外面去说，不要到学校里去说，说了以后不好，好像因此会产生特殊的影响，所以叫我们不要说。
因此，在我的生活当中，好像如果跟总理有什么亲戚关系的话，这样说出去，就是犯错误。因而，我们就一直不说这个事情。
爱在内，严在外。以严为爱，以爱为严，但是周恩来的这种爱和严，决非一般平常的爱和严。
因为，他把这种爱和严，直接与历史的教训，民族的命运和国家的前途，休戚相关，连在一起。
李钊：中国民航总局原副局长。
1953年，我们是在师大二附中读书。在圆明园，有一次是礼拜天，总理还有邓妈妈，一块儿就到我们学校来了。
他为什么突然来了呢?
因为，我们那是一所干部子弟学校，有个别的一些同学，就是家里汽车来接呀，在学习上不够用功。所以，总理听说以后，立即就到学校来看，并且跟我们讲，千万不能像满清的八旗子弟，一天就是游手好闲，提着鸟笼子，只是知道玩儿。什么本事也没有，只知道巧取豪夺。最后使满清江山，就葬送在这一帮八旗子弟手里。我们革命的后代，要严格要求自己，要努力学习，将来为国家作贡献。
周国盛：周恩来侄孙女。
我是1956年到北京来的。到了中南海，爷爷奶奶就在门口接到我了，说，“哎哟，我的孙女来了，哎呀，这么大了。”又说：“我的儿子要在的话，也有了孙女了。”
我心里头很激动。进去以后，爷爷奶奶就跟我谈，高小也毕业了，你打算干什么?我说，我没有什么打算。爷爷奶奶说，我们想让你当工人，因为周家从来没有一个工人。我说，好。当时因为棉花困难，就说到石家庄去当纺织工人。
1957年的4月12号爷爷送我。这以前啊，爷爷的车子是向来没有别人坐的。他说这次破例。我就坐爷爷的车子到北京火车站。在车上，爷爷就说，你当工人去，第一个，跟工人搞好团结，好好学习。第二个呢，要晚婚。这两句话，我都牢牢记在心里边。
三十多年来，我一直就在一线工作岗位上当工人。我在这地方得了奖了，而且评了先进生产者，就写信回来告诉他们。他们也跟我一样高兴，甚至于比我自己还高兴。
周尔均：
我曾经给《人民日报》写过一篇文章，《看似“无情”实有情》，回忆伯伯七妈对我们的教导。他们对亲属是严格而又严格，但这不等于不爱。这一种严格恰恰是一种爱。是希望我们在政治上不断地成长，不要像满清的八旗子弟。
我是1953年12月31日入党的。当时就写信报告了伯伯和七妈。不到半个月，七妈就给我回了信。
她在信中说：知道你已经加入了共产党，至为兴奋。用的这样的词，鼓励和教育我，要不断地加强党性锻炼，要密切地联系群众，要不骄不馁。同时，要求我在思想上、行动上不断地实践。这在今天还是有现实的教育意义。
我想政治上的关心，是最大的关心。
爱中严，严中爱，归结为本还是一个“爱”字。
这种爱，对于周恩来，可以追溯到对父母，可以追溯到对祖先。
早在1939年，周恩来回到故里，省亲祭祖续家谱的举动就足以表明，对于这位早已成为一位坚定的无产阶级革命者来说，依然保持着这种中华民族传统的礼仪和爱。
刘九洲：
那一次，从天目山下来，他就说，哎，咱们回家去，看看家里，还有老人。回到家乡，去扫墓的时候，一般的人对此不好理解。当时，我也是有点不好理解。
后来，我们才想到，共产党人，革命者，他也是人。他有革命感情，有人情啊。所以，他留恋故土，留恋家乡。回来以后，续家谱，题字啊，给这个写一幅，给那个写一幅，一下写了好几幅。我给他研墨。回到家里，家情，人情啊，总理在当时那个时候，特别是对他那几个老人，那个感情一直特别尊重。
从续家谱到平祖坟，周恩来把这种爱中严，严中爱，从自身，从亲属，又引申到了上至祖先，下至后代。
既让祖先安息，又为后代造福。从这一层出发，他又以家庭普通一员的身份，来说服长者，更在其中显示出了周恩来这爱与严中独特的人格。
周华章：周恩来侄儿。
一九三九年，他回绍兴的时候，见到他最亲近的曾祖父，我们叫樵水公，后来去世了。解放以后，地方上为了生产的需要，就需要平坟。当年有一位陪着总理去拜坟的，就给他写信，表示非常不赞成平坟。
总理收到这封信之后，就把这位老人请到北京。并且把当时在北京的亲属们都召集在一起，在西花厅，等于开了这么一个家庭会议。他完全以一个普通家庭成员的身份，来谈平祖坟这件事儿。
他说啊，因为咱们中国地少人多，尤其是我们老家浙江，人均才6、7分地。所以我们不能学梵蒂冈啊，不能让死人跟活人来争地。因此，这个坟是要平的。平坟，并不是不认祖先了，认不认祖先，也并不在于平不平坟。
他是深入浅出地，谈了这个平祖坟的意义和目的。所以，这样一来，大家也都比较能够接受，最后也都没意见了。于是，就平祖坟了，包括淮安啊，重庆啊，陆续都平了。
既在亲情的关系上，延续传统续写家谱；
又在亲情的关系上，一改传统平掉祖坟。
这就是周恩来的心灵仪表，这就是周恩来的道德风范，这就是周恩来令人百感交集的人格美谈。
周尔萃：周恩来侄儿。
我们周家在淮安的原来的祖坟，大概是有两代人。有祖父这一辈，还有曾祖父这一辈两代人。
1965年，我在北京南苑机场学习。学习结束以后，我到伯伯那去汇报，要准备回去了。他说，好，我现在交给你一个特殊任务，你回去以后，给我把淮安的周家祖坟深埋了。他说，这个问题我一直没解决，这次交给你。你是一个党员，你哥哥嫂嫂都是党员，应该移风易俗，破旧立新。咱们国家的耕地非常少，人死了占了一块地，又不能种庄稼，所以我们要带头。完了以后，把这块地，交给农民去种。
这个任务完成以后，我就写信给伯伯汇报了，伯伯很高兴。当时因为平这个地，也踩了一些庄稼。伯伯寄来了70块钱，直接寄到生产队里。一个就是付农忙的工时费，一个就是踩了一些庄稼，赔偿这些损失。
巴金创作了一部长篇小说《家》，周恩来提到这部《家》的长篇小说时，也曾对亲属后代表示，要写一本书《房》。通过《房》，写自己这个封建没落的家，写封建社会的衰亡，写与封建社会的决裂。
我们从周恩来平掉祖坟的行动，我们从周恩来著书写“房”的构思，走进精神世界里的周恩来。他行为立身，他思想立身，做到了我们至今难以做到的一切。
从这一切来说，我们走进周恩来，走进他的心灵中，他的遗物无声地告诉我们，给我们留下的，正是人们渴求的风范。他对人严，又对己严，他时时处处严，方方面面严。
因此，面对今天，我们才又深一步地理解了，为什么他会有那种美不胜收的堂堂仪表，为什么他会有这种令人仰止的堂堂风范?
孙平化：
在工作上，他问你，你答复不上来呢，就挨克，挨批评，回去以后就得再去查。当时我们挨克的这些人，对总理是一个什么感情呢?那就是越克越敬爱周总理，感觉到我们就是在总理这么严格的教育下，自己成长的。
张震：
我的感受是：既尊重他，爱戴他，又畏惧他，畏惧他的问。他问得细啊，真没有办法。他这个人脑子那么好啊!他记得东西非常全面，学识非常渊博，不晓得他要问些什么。
所以，一到了要开会的话，你做准备工作，你要准备一天，你晓得他问什么?他问就要你讲，不许旁边人讲的。他要求得严格呀!
袁宝华：
有一次我们到他那儿汇报，他拿出本子来，一个一个数字记。我们说，总理，您年纪大了，书面材料回头补给您，您就不要记了。
他说，不，我要记。张治中给我写过信，建议我持盈保泰。我跟他讲了，我和毛主席不一样，毛主席掌握全局，我是辅佐毛主席办事情的。我就需要把详细的情况都弄清楚。毛主席需要问的时候，我能够答复上来。
何谦：周总理秘书。
他住的这个房子是老房子，砖地，潮湿。由于总理住的时间长了，关节受到影响。所以，我们就把砖地改成了地板地。总理当时就批评，为什么修得这么好。
林玉华：何谦夫人。
我翻出来了何谦同志的一本日记，1959年记的。他说，总理最后问他，咱们的账目上还有多少钱?我回答，你那点工资啊，什么你都从工资里头支出，哪儿还有什么钱呢。
总理叹一口气，说，“赔又赔不起，这样吧，你们把我的旧床给我换回来，把钓鱼台的床还回去，把吊灯拿下来，把白布窗帘摘下来。这样，我回去住。不然呢，我不回去住吧，你们大家都不安心。我回去住吧，我不安心。”
最后，总理又说：“这样一个修法，责任在你。可是这期间呢，我没有回去看看，这是我的责任。”为这件事，总理在最高国务会议上两次作检查。但是，没有一次谈到说，这件事情，我不知道，是我的秘书办的，把责任全部揽到了自己的身上。
周尔均：
我们去钓鱼台看他，为修房子的事情安慰他。我就跟伯伯说：“西花厅确实太破旧。您也经常教育我们，要爱护国家财产。从这个意义上说，维护一下，也未尝不可。”
伯伯就说：“你讲的这个也有一定的道理。但是，我身为国家总理，如果我带头修房子，下面就会跟着来，倘若一级一级的都这样来修房子，那就不知道要造成多么严重的政治后果。”
伯伯又问我：“你看过杜甫写的诗《茅屋为秋风所破歌》吗?”我说：“我看过，‘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伯伯说：“是这样。我们国家现在还很穷，很多群众还没有房子住。你再体会一下杜甫的诗，你就会理解，我为什么这样生气了。”
成元功：
1949年12月份，有一次到颐和园。先去的同志，就按照我们的人数买了门票，提前交了。群众一发现总理来了，人就很多了。总理让我们去买门票。
我们说，门票已经买了，而且交了，总理说，不行，再买一次。总理看着我们又买好了门票，看着把门票交了，他才进去。
在回来路上，总理就严肃地批评我了：“你们买了门票，那售票的同志他知道。但是，群众看到你们大摇大摆，带着那么多人进公园没买门票，人家会怎么想?人家说，总理进公园就可以不买门票啊?这会造成多坏的政治影响?”
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
直到今天，周恩来依然是无时不在地留给我们，在心灵仪表上以正衣冠的一面铜镜。
透过人世浮华，
寻找一种代价；
透过人间变化，
寻找一种解答。
岁月无法抹煞，
天地自有金砂；
时光难以冲刷，
肝胆就是火把。
你只把山留下，
你只把水留下，
只留下忠骨挥洒山水中华；
留下一种人格伟大。
你只把天留下，
你只把地留下，
只留下心底无私天地光华；
留下一种美德无瑕。
比无价还要无价，
比无瑕还要无瑕。
一切不用解答，一切都在解答，
留给昨天，留给今天，留给天下。
清廉留世界，清风满人间。
以极其朴素的衣着，表达出极其动人的风采，这令人难以企及的原因，就是周恩来以严格的律己修正的灵魂的仪表，这是一种民族精神美学。
他从早年读书就注重：
面必净，发必理，衣必整，钮必结。
头宜正，肩宜平，胸宜宽，背宜直。
气象，勿傲、勿暴、勿怠；
颜色，宜和、宜静、宜庄。
终其一生，都始终保持着这种从外表到内心完全一致的形象典范，既让我们为有他而感到内心自豪，也让我们为有他而感到内心自愧!
周秉宜：
四爷爷叫周贻赓，他教育孩子非常严。下学以后，进门先要敬礼，功课也要拿给长辈看，平常要做家务。
那个时候，伯伯功课比较好，他经常受到老师的表扬，可是，四爷爷就从来都是批评他，说你不能骄傲。
古人说，满招损，谦受益。
拿伯伯自己后来说过的一句话，就是，四伯父对我是督之其严，
侯桂珍：人民大会堂工作人员。
周总理在大会堂，每次接见大会堂外国朋友，他首先要把自己的衣着仪表检查一下。刮胡子时候，他说，如果是外宾，接见三次，修面三次。我说，修这么多。他说，这是一个对人的尊重问题，是个礼仪，不能在这个形象上不好。
白淑兰：北京饭店工作人员。
总理处处严格要求自己，其实，拉门是很简单的一个事儿，这么大的国家总理，服务员拉一下门，我觉得太应该了，就根本是不足为奇的事儿。
可是，总理不这样认为，总理就愿意自己去拉。而且说，你要对人家外宾都这样。但是你不用给我拉门，我自己会拉门的。
赵朴初；
看着总理在办公，戴着个套袖。一个国家的总理，办公的时候，还戴着个套袖，这样节约。他是模范，道德的模范。我概括了三句话：
一是他严肃地对待自己，
二是他认真地对待事，
三是他真诚地对待人。
车间里的工人上班戴着套袖，但是可曾想到，西花厅的总理和他们一样，工作时也戴着套袖。
我们敢问，世界上哪一个国家的人民，有这样一位戴套袖的总理，有这样一副总理套袖？
许奉生：周恩来保健护士。
我在总理身边这十二年当中，我看见总理的穿和戴，冬天就是那两套中山装，灰色的。夏天就是有一套淡蓝色的布衣服，很简单。绒布的睡衣两套，洗来洗去，换着穿。最后，连那个上面的绒毛毛都洗没了。
张作文：
最感动人的就是他那件睡衣，后背补了又补，整个背后就剩下了下摆的一段布了。
有一天早晨，我进屋一打开门，就看到总理这个身影，当时我心里热乎乎的。
白淑兰：中国驻苏使馆工作人员。
有一天下午，总理到使馆来了，说吃点饭，因为总理住在俄罗斯的迎宾馆。总理就跟我说：“小同志，我求你点事吧，给我缝缝大衣。”我缝的时候发现，大衣的那个领子都花了，就是穿的年头太多了吧，都那样了。
当时我心里特别感动。
周校水：南京梅园新村纪念馆馆长。
我们梅园新村陈列的周副主席曾经使用过的黄被子，是党中央在延安的时候发给周恩来同志的。
周副主席从延安带到了重庆，又从重庆带到了南京的梅园新村。之后，周副主席又带回到了延安，从延安又把这条黄被子，带到了西柏坡，后来又带进了北京。
一直到1960年，南京成立梅园新村纪念馆的时候，我们去征集革命文物，当时周副主席在南京梅园新村使用过的这条黄被子，仍然是盖在床上。
这一条黄被子，给我们印象太深了。
周尔鎏：周恩来侄儿。
五十年代初期，他给了我一套衣服，是绛色的咔叽布的中山装。那是总理出席开国大典的礼服。
他身边的工作人员，当时曾经建议过他，毕竟是开国大典，你是不是做一套新衣服。他说，那我更要注意呀，进城以后不能学李自成啊，我不能带这个头哇!
庆祝新中国诞生，开国大典，他就穿着给我的这套衣服。
开国大典。
礼花缤纷。
开国大典的礼炮奏响。
开国大典的礼花纷飞。
然而登上天安门的开国总理，并没有身着礼服。他就以这一件平时所穿的普通中山装俭朴而又庄重的仪表，迎来了新中国的第一天。
周恩来说：
只要我们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纠正我们工作中的主观主义思想和官僚主义作风，我们就能够动员一切力量，克服各种困难，在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工业强国的奋斗中胜利前进!
西花厅的亲属里有工人，西花厅的亲属里有牧民，西花厅的亲属里有教师。西花厅就是这样一个让你敢问，让你敢说，世界上难得少有的国家总理的家。
他的简朴，他的随和，他衣食的淡泊平常，至今仍会让我们感到，如果他还在，我们都有机会可以和他，在工厂、在工地、在田间，进行一次美好的就餐和交谈。
周保庄：周恩来侄女。
1963年，我和我丈夫张中平，带着我的女儿，去北京看望了伯父和伯母。第二天和伯父伯母一同吃饭的时候，我惊奇地发现，我们昨天有一条没吃完的鱼，他又端上来了。
我当时万分地感慨，心想，国家的总理，竟吃我们剩下的菜，说明他们的生活是这么的艰苦朴素。
当伯父吃完一碗饭的时候，我坐在他的旁边，就赶快站起来去给他盛饭。伯父就微笑地讲了：“这是自己吃饭，要人家添，这是哪家的规矩啊!”说着，他自己站起来添了饭，又顺手把桌上撒落的几颗饭粒，顺手捡起来吃掉了。
成元功：
1958年7月份，周总理去上海钢铁厂进行视察。那么热的天气，总理满身大汗，每一处都走到。边视察，边询问，关心工人吃，有没有汽水喝，这么热，采取什么措施。他都要体验体验工人同志们的生活。
视察完了以后，厂子里面说给总理准备了一顿工作餐。总理问，你们工人食堂在哪里?到了工人食堂，四五个工人正在买饭，总理就过来排队。工人们一看总理排队．一下就都撤到了旁边。总理说：“来，来，如果不按次序的话，那我就出去，等你们都吃完我再吃。”工人们这才回来。
总理一直等工人们都买好了菜，自己才上前，看了看，花五分钱买了一个炒洋白菜，花二分钱买了一个馒头，花一分钱买了一碗汤。最后要我给二两粮票。
八分钱吃了一顿饭，总理很高兴!
五分钱的白菜，二分钱的馒头，一分钱的汤，自己打饭，自己付钱，这就是在今天看来简直令人无法想像的一顿快乐的周恩来午餐。
如果我们从今天的价值观念看西花厅主人去世后的最后存款数字，相信每一个人都会发出由衷的惊叹和崇敬之情。
高振普：周恩来警卫秘书。
我统计了一下。总理的工资是四百块零八角，大姐的工资三百四十七块五角。从1958年到1976年，一共是十六万多块钱。
他们两个人拿出将近5万块钱，来补助工作人员和亲属。这里边有个主导思想，就是为了减少国家的负担，自己拿出工资来补助。有时候也会有些积蓄，以后就立了一条：凡是钱够五千，没什么用，就交党费。就这样，五千、五千，曾经交过两次。后来四千块钱，也交了党费。
总理1976年1月份去世以后，两个人总共才积蓄了五千一百块钱。所以说，两位老人非常俭朴。而节约出来的钱，一个是支援同志，支援亲属，再就是交党费。他们自己所剩就寥寥无几了。
两位国家领导人总共只有五千元，最后交了党费，满园海棠树的西花厅也最后交还给了国家，一直到最后，把骨灰交还给养育他们的天地。留下的只是，除了用到已经陈旧的遗物，还有就是破到已经无法再补的衣物。
古人说，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而周恩来这些衣冠本身就是铜镜，正我们衣冠的铜镜，正我们行为的铜镜，正我们灵魂的铜镜!
我们问天，
我们问地，
我们问自己的心，
您留下什么给我们?
留万座青山栽栋梁，
留千条江河行巨轮；
留一片荒原建高楼，
留无限蓝天唱永存。
留清风，吹拂心灵的灰尘，
留细雨，滋育高洁的灵魂。
我们问天，
我们问地，
我们问自己的心，
您留下什么给我们?
留下正直壮骨骼，
留下清廉养人品；
留下爱心在史册，
世世代代爱人民!
清廉留世界，清风满人间；
国正天心顺，官清民自安。
我们以人为镜，我们以周为镜，我们会深情地说，周恩来这三个字，就是廉政的同义语!
七、清风满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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