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初期，为了学习苏军经验，从一九五○年开始，总政治部和总干部部都聘请了苏联顾问。
苏联顾问对解放军的政治工作建设和干部工作建设曾提出不少有益的建议。但是由于苏联军队和中国军队的发展历史、传统和特点有很大差别，苏军的政治工作和干部工作经验并不完全适用于中国军队，苏联顾问的意见也并不完全适合中国军队的实际。而他们中有的人又常常认为他们的意见是正确的，非按他们的意见做不可，这样，分歧和矛盾就不可避免了。
罗荣桓很注意处理好同苏联顾问的关系，十分尊重他们。但牵涉到工作中的是非问题，有时又非争不可。一九五○年秋天，罗荣桓便同驻总干部部的顾问在许多问题上产生了不同看法。
如关于干部的任免权限问题，苏联顾问要求实行更大的集中，即：团无任免权，师可任免排级，军任免连级，军区任免营到副团级，正团到副师级由总干部部长任免。各特种兵司令与总干部部长有同样任免权限。
罗荣桓认为，苏联顾问的意见可能是适合苏军情况的，但却并不切合中国军队的实际。中国军队干部大都是从下面生长起来的，总干部部尚不可能掌握全军的干部部情况，因此任免不能过分集中。应以团任排级，师任连级，军任营级，军区任团级为宜。师以上干部仍应由军委主席任免。总干部部长则不需要有任免权。
罗荣桓还认为，从人民军队任免干部的传统和当时的实际状况看，大军区司令员大都是中央委员或政治局委员，级别要高于特种兵司令。因此特种兵司令的任免权限不应高于大军区，而应与大军区相当或再低一级。
罗荣桓就上述问题向苏联顾问说明了中方的理由，希望他们注意中国的特点。但是那位顾问坚持己见。不得已，罗荣桓只好将情况于十月二十七日直陈毛泽东：
“以上不同意见，一时甚难说服顾问同志同意，请予批示。”
这一报告引起了毛泽东的重视。他收到报告后，立即转给周恩来，并批示：
同意你们的意见，请周考虑在适当时机与新来军事代表一谈。
周恩来看着毛泽东的批示和罗荣桓的报告，他十分赞赏罗荣桓这种实事求是的精神，联想到战争年代罗荣桓在红军时期、山东战场、东北战场坚持实事求是的事例，周恩来不禁自言自语：“罗荣桓真是坚持实事求是的模范。”于是当即批示：
荣桓同志，请将此报告抄我一份，以便在适当时机提出。
十月十日
三、罗荣桓与苏联顾问意见相左，周恩来坚决支持罗荣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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