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五九年七八月间的庐山会议，是彭德怀命运的转折点，由于彭德怀激怒了毛泽东，由于中央领导层认识的偏差，彭德怀被定为三反分子，从此赋闲在家。一九六五年九月，毛泽东找彭德怀谈话，说：或许真理在你那边，并点将要彭德怀去西南三线工作。从此彭德怀便沉浸在多年不曾有过的无比愉快和惬意之中。
“毛主席还是了解我的。”——这句话成了他的口头禅。每当他说这句话的时候，总有一种自豪而又自得的神情，总是像喝了醇香甘甜的酒一样美滋滋的。
美中不足的是他一直没能见到周恩来。他几次要通周恩来办公室的电话，可周恩来总是不在家。他感到遗憾，又不免有点伤感：
“个个都忙，总理更忙。可我彭德怀却闲呆了六年，惭愧呀！”
这天刚吃过午饭，电话铃急促地响起来，工作人员手持电话，一阵惊喜，原来，是周恩来亲自打来电话，请彭德怀马上去中南海周恩来的家。
碰巧，司机赵凤池不在家。他急得火烧火燎地团团转，只好给总理回电话说：
“总理，我的车驮不动了，改日再拜访你吧！”
电话里传来周恩来幽默的话语：
“你的车驮不动，就用我的车去驮你，这叫舍车保帅么！”
很快，周恩来的车开来了，彭德怀立即跨上汽车，风驰电掣般驶向中南海周恩来住处。
汽车到时，周恩来已在门口迎接，两位老战友相见，分外亲热，两双手紧紧地握在一起，半天，彭德怀才说出一句话：
“总理，你好吗？”
周恩来也十分动情，说：
“我很好，老总好吗？”
邓颖超走出来，看到两位老战友这样动情，就说：
“你们不要在外边说了，到屋里来坐呀！”
在周恩来家里，周恩来和邓颖超热情地款待彭德怀，询问了他六年来的生活情况。彭德怀把同毛泽东会见的情景叙述了一番。周恩来听后，很是高兴，感慨地说：
“是啊，庐山的事过去六年了，教训会使我们清醒过来。我们要认真地总结总结呀！主席说得对，不能分手分到底，要团结，‘风物长宜放眼量’嘛，我们前面有很多很多的大事业等待我们去完成。”
彭德怀眼睛有点湿润，说：
“这六年来，我日日夜夜都盼着能早点出来工作，我实在是闲不住啊！”
接着，周恩来介绍了“三线”的建设情况和要注意的问题，勉励彭德怀振作精神，为人民做出新的贡献。
彭德怀走了，带着毛泽东和周恩来的鼓励，满怀战斗豪情，奔赴他的新战场——西南“三线”建设的战场。
然而，彭德怀到西南不久，正在他意欲为党、为人民多做一些工作的时候，“文化大革命”就开始了。在这场大动乱中，他被冲击就是必然的了，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在江青、戚本禹的授意下，北京地质学院的红卫兵组织“东方红”战斗队来到成都“揪（意为抓出来批判斗争）彭”，他们向彭德怀提出了几个问题：你对庐山会议持什么态度？对红卫兵有什么看法？对“文化大革命”有什么看法？彭德怀——做答。红卫兵听过彭德怀的回答，对彭德怀产生了好感，说：
“你很直爽，我们回去了。”
红卫兵认为“老头子（彭德怀）是对的”，对要不要“揪”彭德怀拿不定主意，派两个人回京请示。戚本禹听了汇报，对“东方红”的头目很不满意，说：
“你立场动摇，受了彭德怀的欺骗”，要“东方红”赶快再派人去成都“揪”彭德怀。
十二月二十三日晨五时，天还没有亮，数十名经过再次“思想武装”的“东方红”红卫兵，按事先侦察好的路线冲进成都永兴巷七号院，直扑彭德怀住室。顿时，他们怔住了：室内无人，彭德怀不知去向……
原来，彭德怀在两小时前被北京另一个“响当当”的造反组织——北京航空学院“红旗”战斗队“揪”走了。
事情的经过是：这一天凌晨三点，北航“红旗”八九个红卫兵翻越铁门进入永兴巷七号，把住在东屋的秘书綦魁英叫起来，硬推着他向彭德怀屋子走去。彭德怀闻声开门，问什么事，为首的说：
“奉‘中央文革”之命，让你跟我们到北京走一趟。”
“行，什么时候走？”彭德怀很痛快。
红卫兵说：
“现在就走。”
“红旗”红卫兵也是奉戚本禹之命，紧急来成都“揪彭”的。戚本禹伯“东方红”右倾动摇，来了个双管齐下、互不通气的计谋。总之，一定要把彭德怀弄到手。
“东方红”邀功心切，不甘失败，乘“红旗”不备，将被“红旗”拘押在成都地质学院的彭德怀劫走，还派人抄走了彭德怀住处的全部文件资料。
“红旗”知道后当然不干，双方争吵一顿，最后议定，对彭德怀实行共管，要求“三线”建委用飞机送他们押彭德怀去北京。
戚本禹得知“揪彭”成功，十分得意，马上派出一个记者组去成都，准备召开百万人的“斗争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彭德怀大会”，还确定在沿途组织若干次斗争大会。
十二月二十六日，戚本禹向江青邀宠：
“彭德怀已经被红卫兵抓住，一二日内即要押送回京。北京学生已经做好了斗争的准备。”
再说建委这边，得知彭德怀被红卫兵抓走，“三线”建委副秘书长杨沛急得额头冒汗，随即给建委副主任钱敏打电话请示，钱敏心急如焚，事关重大，向杨沛答复道：
“我立即电话请示国务院，你们要保护好彭总……”
杨沛打电话时，被一个红卫兵听到了，一伙人又追到钱敏副主任那里，围住他提出了派飞机送彭德怀去北京的要求，遭到了钱敏的拒绝。
建委钱敏副主任打电话到北京周恩来家中，秘书接到电话后火速报告周恩来。
工作了一夜的周恩来刚吃过安眠药睡下，得到秘书的报告，忙问：
“彭德怀同志现在在什么地方？”
“已被红卫兵绑架，去向不明。”
周恩来不禁一惊：
“哪儿的红卫兵？”
“北航‘红旗’。”
“他们串得好快呀！”周恩来沉思片刻，当机立断，“立即告诉西南建委和成都军区，马上寻找彭德怀同志，找到后将他保护起来，尔后迅速报告中央！”
秘书认真记录着总理指示：
请以中央和我的名义去电，要绝对保证彭德怀的安全。通知西南建委、北肮“红旗”的同学们、成都军区、北京卫戍区：
中央同意彭德怀同志回京。
但要严格执行以下三条：
一、由成都军区派出部队和红卫兵一道护送彭德怀同志到京。沿途不许任何人截留，不得对他有任何侮辱性的言行，绝对保证他的安全；
二、不许坐飞机，由成都军区联系火车来京；
三、由北京卫戍区派出部队在北京车站等候，并负责安排彭德怀同志的生活和学习。
以上三条，同时通知成都军区、北京卫戍区的负责同志，也必须通知北航“红旗”的同学。各单位必须严格执行，绝对保证彭德怀同志的安全，对他的生命安全各单位要向中央负责。
周恩来还不放心，又让秘书将几点指示直接用电话通知“东方红”的“揪彭兵团”，特意说：
“我亲自关心这件事。”
秘书特意叫北航“红旗”的人接电话，要他们必须很好地协助西南建委落实周恩来指示。而后，他又急忙回到办公室问周恩来：
“总理，成都军区给哪位负责同志通话？”
周恩来指示：
“给黄新廷司令员打电话。”
“他已经失去自由了。”
“那……就找甘渭汉政委吧！”
“他也失去自由了。”
“噢？那……是韦杰同志在负责吧？”
“是韦杰副司令员在暂时负责。”
“那就赶快通知韦杰同志！”
秘书忙给韦杰打通电话，传达了周恩来的指示。而后，又立刻要通了北京卫戍区司令员傅崇碧的电话，通知他立即赶到周恩来办公室接受任务。傅崇碧因正在主持一个会议，实在离不开身，经请示周恩来，便由卫戍区政治部主任周述清代傅崇碧前去接受任务。
周述清一到，周恩来立即以命令的口吻说道：
“你们卫戍区立即组织力量，近日准备将彭德怀同志接过来，负责他的生活和学习，要专人负责。到火车站去接人，绝对不能让红卫兵将人抢走，加害于他。有问题要及时报告。”
周述清走后，周恩来又叮嘱秘书：
“要时刻注意西南的消息。”
得到上述周恩来关于保护彭德怀的讲话，警卫参谋景希珍追踪到地质局，向彭德怀悄悄传达了周恩来的指示。彭德怀听到周恩来指示中还称他为同志，非常感动。
杨沛与中共中央西南局办公厅管理局副局长何光，来回奔波成都军区、成都铁路局，联系派警卫人员、车皮。经过协商，军区派出一位参谋、五个警卫战士，成都铁路局运输处负责挂了一节车厢，彭德怀与警卫战士被安排在两个软卧室。十二月二十五日，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王大宾一伙将彭德怀带到成都火车站，架上开往北京的火车。彭德怀秘书綦魁英、警卫参谋景希珍不放心，也陪同前往。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二十七日晚八时许，彭德怀所乘的列车抵达北京。再说北京卫戍区政治部主任周述清从周恩来处接受任务后，立即向司令员傅崇碧做了汇报。傅崇碧决定由参谋长刘光甫负责安排彭德怀的生活和学习。刘光甫挑选卫戍区司令部警卫处参谋王金岭作为彭德怀生活和学习的直接负责人。周述清、王金岭去车站接彭德怀，与红卫兵发生争执，相持一小时，红卫兵盛气凌人就是不放人。周述清只好同意红卫兵头头打电话请示“中央文革”。
此时，“中央文革”和政治局正在召开“碰头会”。电话要通后，戚本禹接了电话，眉飞色舞地向会议通报：
“彭德怀已由红卫兵押送到北京站，请示如何处理？”
周恩来马上站起来说：
“这件事我已布置卫戍区了，让他们去接，将彭德怀同志的生活和学习管起来。”
“卫戍区没有来电话，是地院‘东方红’的同志打来的。”戚本禹有江青撑腰，此时红得发紫，回答周恩来的问话时不冷不热。
“噢？”周恩来马上问，“卫戍区没去人接吗？”
“……”戚本禹故意把脸转向一边。
周恩来预感事情不妙，马上离开会场，嘱咐秘书快打电话询问傅崇碧。周恩来跟傅崇碧要通电话，才得知是戚本禹从中作梗，假冒中央名义，要卫戍区把彭德怀交给了“红卫兵”。周恩来立即指示傅崇碧：立即派人去，把彭德怀同志要回来。
周恩来回到会场后，立即把戚本禹叫到一间办公室，极为愤慨地指责他：
“戚本禹同志，你知道你这样做会造成怎样的恶果吗？如果你以为你的权力还不够，那就把总理的位置夺走吧！把中央的大权统统夺走吧！”
二十八日清晨，傅崇碧尚未起床接到“中央文革”打来的电话：彭德怀由北京卫戍区和红卫兵共同管理。望卫戍区即派人与红卫兵协商管理办法。当晚十一点，彭德怀上了卫戍区的大轿车。
周恩来虽然做了周密布置，但仍不放心，又于二十九日上午亲自给傅崇碧打电话，询问彭德怀的“监护”情况，再次做出指示：
“彭德怀同志的住处要保密，要绝对安全。不许武斗，不许游街，不许搞逼供信。”
彭德怀被带到北京西郊五棵松卫戍区的一处营房里。这是卫戍区的一个“监护点”。在极度疯狂的岁月里，这确实是既监管也保护其免受造反派的过度摧残的一个办法。
彭德怀被安置在一间建筑队丢弃的简易工房里，屋内有一桌、一椅、一床、一炉。彭德怀拿出日记本，记下了几天来的经历，最后写道：
“为什么揪我来京，一点也不了解。”
第二天，他发现自己真正失去了自由。不是红卫兵而是解放军战士在持枪看守着他，不许他出屋。他问：
“把我弄到北京是‘文化大革命’的问题还是算旧账？”
他着急，成都住屋内有许多绝密文件被红卫兵抄走了；他要求看报纸……没有人答复他。
红卫兵住在他的隔壁，整天找他谈话，谈了几天，彭德怀问：
“你们想干什么呀？”
红卫兵并不正面回答他。
但到了一九六七年元旦，形势急转直下，红卫兵忽然气势汹汹骂了彭德怀一通，说他想翻案，声言要“敲打死你，揍死你”，并说：
“对你这样的人（指彭）就得武斗。”
他们在彭德怀屋里夺烟斗，翻书包，辱骂彭德怀“老混蛋”。彭德怀本着毛泽东要正确对待“革命小将”的教导，始终心平气和。当晚，彭德怀记下这一天的感受：
“今天是一九六七年元旦，我的生活情况处于另一种生活环境，即被革命群众组织揪来北京待审。时间已过七天，还未宣布罪名，这是我六十九年生活中所遇到的第一次。”
写完日记，彭德怀从本子上撕下一页白纸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仔细叠好，放到眼镜盒里，随后悄悄要哨兵替他转交上去。
彭德怀的信由“监护点”层层上送到周恩来处，周恩来在中央碰头会上宣读：
主席：
您命我去“三线”建委，除任第三副主任外，未担任其他任何工作，辜负了您的期望。
十二月二十二日晚在成都被北京航空学院红卫兵抓到该部驻成都分部，二十三日转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红卫兵，于二十七日押解到京。现被关在中央警卫部队与该红卫兵共同看押。向您最后一次敬礼！祝您万寿无疆！
彭德怀
一九六七年一月一日
周恩来可谓用心良苦，宣读彭德怀的信，一则是让中央其他领导知道彭德怀的情况，二则让大家明白彭德怀对毛泽东主席衷心拥护的态度。
一九六七年三月，在中国，“文革”动乱在深入，一大批老干部纷纷被打倒。卫戍区的“监护”任务也繁重起来。彭德怀被转移到五棵松附近的罗道门。周恩来直接指示傅崇碧，所有卫戍区的监护点要严格执行五条规定：一、万人以上的斗争大会不开；二、不搞喷气式，不打，不挂牌子，不游斗，不抓走，不跑掉；三、可以看病、理发、洗澡：四、每天可以放二十到三十分钟的风；五、哨兵放在门外。
彭德怀在这一段时间里，按专案组布置的任务，一方面读书学习，一方面写自传和所谓的“交代材料”，一天到晚关在几平方米的小屋里。
三月十九日，卫戍区的参谋王金岭特地将他的侄女彭梅魁送的水果、滋补品和一台收音机悄悄交给他，他坚决不要。他向王金岭哀求道：
“王参谋，你给我向毛主席打报告，向周总理打报告，权当历史上不曾有我彭德怀，权当不认识我，让我回老家当农民吧！如果我的罪大于功，就干脆把我处决算了！这里我实在呆不下去了！”
王金岭劝道：
“老人家，这可叫我为难了。一个人的历史并不是他自己也不是其他任何人想承认就承认，想否定就能否定的。再说，现在是‘文化大革命’的非常时期，上下都乱。说不定等局面稳定了，毛主席会想到你，会让你出来工作的。”
听到这些，彭德怀仿佛得到了一丝安慰：
“那好，我等着。主席只要让我工作，我一定要求再去西南‘三线’。我连做梦，都是又去了‘三线’！”
一九六七年四月十八日上午，彭德怀和每天一样，翻阅当天的《人民日报》，忽然，一条消息引起了他的注意。这条消息，讲到国际市场上销售镁的情况。他想到了自己在“三线”了解到的有关镁的情况，向谁汇报呢？他想到了他一向敬重的周恩来，于是，在四月二十日晚，他提起笔，给周恩来写了一封信：总理：
前日阅《人民日报》……固而记起去年四月到石棉矿厂（安顺场下游二十公里）考察时，该厂矿渣很好，堆积大渡河两岸，未曾利用，已流失不少。此种矿渣中含大量钙镁，其次是磷，还有其他矿物质。加工后即成钙镁磷肥，用于农作物的底肥是很好的。石棉矿渣（矿余）占百分之九十五，年可产四五十万吨，设备简单，成本当然是很低的……此事可能被搁置。小事情本不应打扰您，但我不知应告何人，希原谅，顺祝您永远健康。
石穿
一九六七年四月二十日晚
信写好后，他委托王金岭转呈。王金岭看了信的内容后，不禁感慨万端：这位年近七十的老人，处于危难之中，一片忧国忧民之心却仍然没有放下。石穿，作为彭德怀的号，是他青年时从“水滴石穿”这一成语得到启示而自取的。但是，在这“斗斗斗”的年月，“生产”二字像病毒一样被人畏忌……
彭德怀身在囚室心系国家，给毛泽东写信，给周恩来写信，奇怪的是，他没有给“副统帅”林彪写过信。
九、“请以中央和我的名义去电，要绝对保证彭德怀的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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