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三五年六月十八日，中共中央、中革军委和中央红军主力到达懋功（今四川小金地区），与红四方面军胜利会师。
两大红军会师后，总兵力达十多万。毛泽东主张继续北上，建立川、陕、甘根据地，促进抗日民主运动的发展。张国焘反对向北发展，认为川北一带地形、给养不利于大部队行动，主张集中兵力西进青海、新疆或南下。
为决定红军的战略行动，中共中央政治局于六月二十六日在两河口开会，决定一、四方面军会合后，集中主力向北进攻，在运动战中消灭敌人，首先取得甘肃南部，以建立川陕甘苏区根据地。会议还否定了张国焘提出的向川康发展的主张。张国焘表面上接受了会议的决定。
中共中央为维护一、四方面军的团结，任命张国焘为红军总政委。其后，一方面军的一、三、五军团改为一、三、五军，九军团改为三十二军。
八月三日，红军总部制定进军甘南的“夏（河）洮（河）战役”计划，决定一、四方面军混合编成左右两路军北上。左路军（由四方面军的九军、三十一军、三十三军和一方面军三军、三十二军组成）从马塘、卓克基出发，向阿坝地区开进。右路军（由一方面军的一军、三军和四方面军的四军、三十军组成）从毛儿盖地区出发，进入草地，向班佑、巴西前进。
就在这时，与毛泽东、王稼祥一起指挥红军、并有最后决定权的周恩来完全病倒了。但他仍然勇挑重担，随彭德怀率领的红三军团殿后，由于连续发高烧，转为肝脓肿，身体非常虚弱。莫说过草地，就是在平坦的道路上行军也不行了。
在当时，周恩来、毛泽东就是全军的主心骨，周恩来的健康和安全无疑是全军的大事，大家焦急万分，彭德怀也深感责任重大，他苦思一阵，断然说：
“抬！”
当时，中央三人军事领导小组的成员王稼祥也在重病中，也在红三军团，彭德怀深知在那么困难的情况下，“抬”并不是容易的。他把上任不久的红三军团参谋长肖劲光找来，交代说：
“你具体负责，组织担架队，实在不行，宁可把装备丢掉一些，也要把周副主席、稼祥同志抬出草地。”
肖劲光马上从迫击炮连抽出几十人组成担架队，干部团团长陈赓虽然腿有残疾，但自告奋勇来当队长。陈赓把担架队编成几个组，轮流抬着重病中的周恩来、王稼祥向草地进发。
川西北草原，位于青藏高原同四川盆地的连接段，气候恶劣，变化无常。夏秋雨季，草地泥泞滞水，行人忘而却步，许多地区渺无人烟。红军部队进入草地后，几乎天天下雨，连向导都难以寻找旧路的痕迹。谁一下小心陷入淤泥，就会为沼泽所吞噬。彭德怀和战士一样在队伍中行进，遇到危险路段，他还要赶在队伍前头，指挥排除险情。
在这十分艰难的行军中，只要一有空隙，彭德怀就会来到担架队，看望周恩来和王稼祥，嘱咐陈赓他们一定要不惜一切代价，把中央领导安全抬出草地。他十分严肃地对陈赓说：
“周副主席和稼祥同志，我可是交给你了，若有半点差错，我惟你是问。”
陈赓坚决地说。
“老总，请放心，我保证完成任务。”
经过六天六夜草地的艰难行军，周恩来坐着彭德怀为他准备的担架，终于走出了长征中那段最为危险、最为困苦的路程。
一、彭德怀：宁可丢掉装备，也要把周副主席抬出草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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