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尼克松冲击”与佐藤下台
一九七一年七月十五日，中美双方同时发布尼克松即将访华的消息，对于佐藤内阁来说，不舍晴天霹雳。根据一九七○年十月佐藤——尼克松会谈商定的日美之间对待中国问题“紧密联系协商”的原则，尼克松秘遣基辛格访华本应事先知会日本。但尼克松基于秘密外交的考虑以及日美关系上的问题而高度保密。只是在正式发表电视演说前三分钟，才使佐藤内阁通过驻美大使牛场信彦获得有关尼克松访华的消息。这一超越日本政府的“越顶外交”给佐藤内阁和整个日本造成强烈冲击。
直到当天下午，佐藤政府方发表毫无内容的一般声明。自民党内充满屈辱、失落的情绪。佐藤本人更是惊慌失措。面对记者的尖锐发问，他忽而故做镇静，承认美国的行动“实在是出乎意料”，忽而又高声大笑，称尼克松此举干得“漂亮”〔1〕一副精神崩溃者的窘状。
日本朝野震动，消息传遍日本列岛。广播、电视台从中午到深夜争相安排了专题节目，取消了原定的节目。各政党头目、专家学者纷纷就此发表看法。日本各大报晚刊全是用头版通栏标题报道这一消息。《朝日新闻》、《读卖新闻》、《每日新闻》等还用第二三版整版刊登了有关报道。《日本经济新闻》说，政府、自民党受到“巨大冲击”，“美中接近比预想来得迅疾”。日本外交当局，过去一直“信赖美国，否定会越过日本头上而美中接近”，但现在却出现这种情况，产生了“相当大的动摇”。《读卖新闻》则认为，尼克松访华消息的发表，“动摇了日本的保守政权迄今的对华政策的根本”，“给佐藤内阁和自民党以强烈的冲击”，“由此，政府和执政党内外有一种强烈看法，认为这暴露了迄今的对华政策、保守外交和佐藤整个外交的破产，痛击了政府的外交政策，甚至有一种看法认为，（日政府）处于或者是大幅度修正其政策基调，或者作为政府的政治责任问题来收拾局面的严重的选择”。“中国问题今后必然成为我国的最大政治问题，出现巨大的浪潮”。《每日新闻》更进一步指出，“对尼克松总统的访华具体化，（日）政府显出不小的惊异”。政府首脑“非常紧张”，尼克松访华对日本的对华政策“将产生迄今无可比拟的影响”。“今后，自民党内促进日中关系正常化的势力和在野党必将群起围攻政府，佐藤内阁将陷入严重的困境”〔2〕
对于近二十年来为使中国在外交上处于孤立境地而与美国全心全意地进行合作的日本政府来说，这个消息确实犹如一颗炸弹。围绕着中日问题的国内外形势的迅速发展，使过分对美协调、依靠国内右派的佐藤内阁的基础从根本上崩溃。一方面在野党在中国问题上展开攻势，在即将举行的国会会议上，以社会党和公明党为中心的各在野党打算以十九日的代表质询会为开端，迫使佐藤内阁改变对华对策。另一方面，在执政党内部主张打破过去的框框而实现自民党的转变的动向也开始高涨起来。日本商人，甚至连赞成中国国民党的保守的日本商人，听到这个公告后也发表讲话说，日本没有什么抉择了，只有改善它同北京的关系。〔3〕
然而，日本内阁的反应太欠灵活了。十六日下午，临时代理外相木村就此举行记者招待会。发表讲话说：“我国根据如果互相理解国际环境的现实和互相尊重彼此的立场，那么就有可能推进日中邦交的正常化这样一种想法，为各国的接触开方便之门。这是日本政府的态度。因此，如果对方（中国政府）有这种愿望的话，那么，政府准备在双方都接受的任何场所，举行政府间的接触。”〔4〕二十日，他又在众院外委会上回答执政党部分议员和在野党追问时，反复抽象地答辩说：欢迎中国重返联合国，不赞成阻挠中国参加联合国的办法。佐藤本人仍旧踌躇不前，说“不能那样迅速改变”。〔5〕在众议院会议上说，如果过去的问题得到中国谅解，他准备同中国会谈中日关系正常化问题。〔6〕从这些言论几乎看不出日本政府对剧变的国际形势作出敏锐的反应的姿态。
一九七一年八月，松村谦三逝世。王国权前去吊唁，被佐藤圈内人物保利茂、爱知揆一、木村俊夫等视为促成双方会谈的契机。建议佐藤抓住时机，在恢复日中邦交方面有所作为，以归还冲绳和日中建交等两大功绩体面引退。佐藤心情复杂，虽派出官房长官竹下登前往迎接王国权，并在松村葬礼上主动与王两次握手，并请代转向周总理的问候。但始终未跨出关键的一步，果断废约复交。
为缓和国内外压力，稳定政局，佐藤采取两手政策，一面顽固地坚持对华的基本政策，一面耍新花招。一九七一年十一月，如坐针毡的佐藤内阁，借东京都知事美浓部亮吉访华之机，向周恩来递交一封信，这就是由佐藤内阁官房长官保利起草的著名的“保利书简”。信中表示，日本政府已决定承认北京是“中国的合法政府”，台湾是“中国国民的领土”周恩来拒绝接受该信并予以批驳。他指出，该信不提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的“唯一”二字；说“台湾是中国国民的领土”是为策动“台湾独立”留后路。并重申，中日复交的条件是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台湾已经归还给中国，日台条约必须废除。周恩来还指出：佐藤从一开始就没有诚意。他是在知道尼克松的计划之后才表示访华的，中国不能接待他。关于所传日本要派一个“日本的基辛格”到北京来，那要看这个特使代表的是谁。除此之外，佐藤还表示“愿意在任何时候、任何地点”与中国进行“大使级会谈”，会谈的议题可以扩大到“包括日中关系正常化的所有问题”。日政府并通令日本各驻外使馆抓住机会，直接或间接造成与中国使节接触的事实，以制造舆论，欺骗视听。一九七二年，佐藤在施政演说中提到改善日中关系是当务之急，并设法将这一意图转告中国。据说日本驻巴基斯坦大使曾经将佐藤的报告抄件交给中国驻巴大使以示要求改善关系的诚意和寻求谅解的途径。但是这些都不可能挽回他们将下台的命运，一个走向末日的首相对其他国家是没有吸引力的，更何况佐藤在执政的长时期内，反华行径比比皆是，中国政府对他不信任也是很自然的。〔7〕在同年九月至十二月，第二十六届联合国大会讨论恢复中国合法席位时，日本继续伙同美国提出阻挠驱逐蒋帮的“反重要事项”提案。十月二十五日，美日等二十二国的“反重要事项”提案被否决。阿尔巴尼亚等二十三国提出的恢复中国席位、驱逐国民党当局的提案终于获得二/三以上的赞成票顺利通过。消息传到日本，佐藤内阁即痛遭指责。当天的《朝日新闻》晚刊发了这样一条报道：闻听此讯的佐藤“涨红着脸，嘴角撇成八字”,“像被灌了苦汤似的，左肘戳在沙发上纹丝不动，望天发呆”。对于日本内阁如此不识时务，逆潮流而动的作法，十一月至十二月，促进日中邦交议员联盟及其理事会两次发表声明，抗议佐藤内阁“无视国际形势的变化”，只顾亲美反华，招致“日本陷入国际孤立”，“在联合国重大失态”，要求追究其责任。〔8〕一九七二年二月，尼克松访华并在《上海公报》中宣布，赞成两国关系走向正常化，承认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再次使佐藤陷入极其狼狈的被动境地。佐藤苦不堪言，在内政外交接连重大失误的情况下，只得在声名狼藉中辞职。
一九七二年六月十七日，佐藤辞职。其讲话表明，他有一颗顽固不化的花岗岩脑袋，“所有的人都像草木随风似的倒向中国大陆”,“但我的心情却怎么也没有达到那样一个程度”他强调说：“在《旧金山和约》之后缔结的《日华和平条约》，即所说的同国民政府之间友好关系一直持续到现在。”这表明，在佐藤的思想里仍然顽固地坚持“两个中国”的政策。“我也曾想无论如何要同中国恢复邦交，谋求正常化”,“然而迄今为止的日本同国民政府的友善关系将以怎样的形式继承下来，则另当别论。但是，我认为要把这一点放在脑子里”〔9〕。《人民日报》以“佐藤荣作下台”为题对此给予报道，认为“佐藤的内外政策十分不得人心。佐藤正是在日本人民和朝野人士的压力下被迫宣布下台的”〔10〕。此时，周恩来代表中国表明了对中日关系的看法。五月十五日，他会见日本公明党第一次访华团时说，如果田中做了首相，要到中国来谈中日两国关系问题，我们欢迎。如果一位现任首相准备解决日中关系问题，亲自到中国来谈，当然我们不好拒绝。这样就打破了从吉田到佐藤这一个体系。有这样勇气的人来，我们怎么能拒绝呢？不然就不公道了。从原则来讲就是，新的日本政府不敌视中国，不阻挠恢复中日邦交，而是继续日中友好，努力恢复日中邦交，也就是合乎现在大家常说的“三原则”。这样的政府，也就是不继续佐藤路线的政府，我们愿意接触。关于宣布结束战争状态问题，周恩来说，这个问题还要专门研究，我还没有考虑具体实施步骤。中日邦交问题还有很复杂的问题，具体实施的微妙处需要通过政府级会谈，同时也要有一个形式问题。如果两国首脑诚心诚意解决问题，那么形式是第二位的，内容是第一位的、本质的。就是要真正促进中日友好，恢复中日邦交。〔11〕
2、田中角荣新内阁及其对华政策
一九七二年七月五日，田中角荣当选自民党总裁，七日，组成田中内阁。
当选总裁的当天，田中强调“时机已经成熟”，“要以认真的态度来对待（日中）邦交正常化”。具体措施将同新外相和外务省磋商，“结论由我作出”〔12〕七日，田中在首届内阁会议上说：“在外交方面，要加紧实现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邦交正常化，要在动荡的世界形势中强有力地推进和平外交。”〔13〕七月十九日，田中举行记者招待会指出：“我认为，中国问题是最大的外交问题”，两国邦交正常化的“时机已经成熟了”,“所有的话，用这一句话来表达就足够了”〔14〕。大平正芳就任外相时也发表谈话指出：“为实现日中邦交正常化，新内阁首相或外相需要前往访问中国。到日中两国邦交完全正常化时，不能想象日台条约还会继续存在。”〔15〕这些都验证着田中当选前曾许下的“如果当选，就致力于中国问题的解决”的承诺。鉴于中美关系的进展，美国对日本外交的限制也在松弛，田中内阁自主外交的空间因而扩大。这正如新外相大平正芳所指出的：“美国顾不上日本了。日本也要提高自主性，这是必要的。”〔16〕田中内阁认为，为了日本的安全，也必须与中国结成友好关系。他就此指出：“日本认为在安全保障问题上，世界上有三个据点，即柏林墙、朝鲜的三十八度线和古巴，这是东西方的三个接触点。必须使这三个接触点不发生纠纷，否则就无远东的和平，也无日本的和平。因此，从日本来说，不仅需要日美安全条约，还要与中国结成友好关系。有了日美中三国的等边三角关系，就可以维护远东和平。日本与中国的邦交正常化，是比亚洲成立另一个北约更强有力的安全保障。”〔17〕一九八四年，日本《宝石》月刊第十一期发表了田中的一篇回忆录。题为《日中的课题是“信赖”与两国国民的“自由往来”》，记述了当年他果断推行日中邦交正常化的基本考虑：
（一）鉴于日中关系对日本内政有重大影响。“我为何那么急于恢复日中邦交呢？因为我认为中国问题对于日本来说，与其说是‘外交’，不如说是‘内政’的重要部分。”“我国这一百多年的政治经常与中国具有很深的关系。日本政治根子上的问题，总不断地是中国问题，即使说撇开中国问题便难以考虑日本政治也不过分。”田中还认为，他要坐稳江山，不蹈佐藤之覆辙，就必须当机立断，扫除一切障碍，恢复日中邦交。
（二）鉴于日本要反省历史，结束过去，开创未来。“日本对中国，特别是日中战争时期造成了巨大损害。至少也要尽早对给予的这种损害做一个结论。”“日本战败无条件投降，苏联却不管三七二十一把残留在大陆的日本人赶到西伯利亚，没吃没喝地强迫劳动，逼死了许多同胞。对这一事实的愤慨，形成难以抹掉的反苏感情，留存在人们的心中。”“而另一方面，中国则付出了比这大几百倍的牺牲。这是日本造成的损害。正因我十分理解日本人的反苏感情，所以认为对中国也不能装糊涂。”田中指出，“正因为给中国添了麻烦的是日本，所以首先应由日本前去访问。能否正常化则是第二位的”，“这是上天赐予成为总理大臣的自己的使命”
（三）鉴于中国对世界和平和亚洲稳定的重要性。田中认为，日中两国是彼此无法搬家的邻居，“远亲不如近邻”,“只有和邻国形成和睦相处、互通有无的关系，才能相得益彰”。一九七二年一月，田中访美时曾指出：“亚洲的和平与安全是以美国的介入为轴心而得到确保的。但维持现状的话，美国只能增加防务负担，却极难进行遏制。”“如果能同在世界四十三亿人口中占九亿的中国合作，将对确保远东的和平与安全做出巨大贡献。”他指出：“日中问题是思考今后世界和平、亚洲稳定与繁荣时所绝对难以回避的问题。如果是迟早要解决的话，还是早日解决为好。”他主张，“坚持日美安全条约与日中邦交正常化两者必须并立”，日、美、中加深交流，将“有利于世界的和平与繁荣”。
（四）鉴于中国将发展，日中关系前途远大。田中认为：“中国与苏联不同，经历千万年古代黄河文明时代高等文化积累的中国，不会成为苏联式的共产主义。日中建立良好关系，前景广阔。”〔18〕田中以政治家的远见卓识体认到日中邦交正常化的必要，并认为时机已经到来。他表示“人生一世，花开一度”，着手加速实现日中邦交正常化。田中所说日美安全条约与日中邦交正常化二者并重，是难以实现的，也不是日本外交的真实情况，其中有强烈的临时性轰动效应之考虑。
【注释】
〔1〕宋成有、李寒梅等著：《战后日本外交史（1945—1994）》，世界知识出版社，1995年版，第343页。
〔2〕1971年7月19日《参考消息》。
〔3〕参看合众国际社东京7月16日电。
〔4〕共同社东京7月20日电。
〔5〕参看共同社东京7月16日电。
〔6〕参看路透社东京7月21日电。
〔7〕陈志学编：《世纪大交锋》，中国文史出版社，1997年版，第263页。
〔8〕宋成有、李寒梅等著：《战后日本外交史（1945—1994）》，世界知识出版社，1995年版，第347页。
〔9〕新华社1972年6月20日讯。
〔10〕1972年6月21日《人民日报》
〔11〕《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第525—526页。
〔12〕参看共同社东京1972年7月5日电讯。
〔13〕参看共同社东京1972年7月7日电讯。
〔14〕参看共同社东京1972年7月19日电讯。
〔15〕孙平化：《中日友好随想录》，世界知识出版社，1986年版，第87页。
〔16〕新华社东京1971年7月8日电讯。
〔17〕北京泛亚太经济研究所编：《百年恩仇：两个东亚大国现代化比较的丙子报告》，中国社会出版社，1996年版，第548页。
〔18〕刘江永：《跨世纪的日本政治、经济、外交新趋势》，时事出版社，1995年版，第451—453页。
2007/09/10
二、中美关系的新局面对日本的冲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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