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佐藤内阁言行不一的对华政策
佐藤荣作出任首相前，对华姿态是积极的。一九六四年四月，中国经济贸易展览会在晴海举办后不久，身兼科技厅、北海道开发长官的佐藤曾委托久野忠治与赴日的南汉宸联系会面。五月十八日，双方秘密会见，佐藤表示“有希望按照政经不可分离原则发展两国关系”，并对通产相无勇气参观中国经济贸易展览会颇不以为然，说“如果我是通产相就一定出席”。九月，佐藤又委托赴华的久野带口信，表示“要同周总理会见，以加深日中友好”。〔1〕一九六四年十一月九日，佐藤荣作内阁组成。当日，佐藤荣作发表《告国民书》，在对外方面表示要“制定以日韩问题——中国问题为中心的外交政策”，“一面同欧美各先进国家合作，一面争取解决南北问题”，提高日本的国际地位，并对世界政治产生影响。〔2〕次日，佐藤会见记者，表明将“继承池田路线”，认为日本“对世界政治积极地发言”，是“‘自主外交’的一个大问题”，强调“日韩问题和中国问题是当前外交的基本问题”是佐藤内阁的一大使命气指出，“日本同国府有外交关系，解决这个问题是特别困难的”，暗示不能受制于蒋介石在战败初期对日本的善意，“光靠感情”来处理日蒋关系，认为“两个中国论”是“干涉内政”；〔3〕在标楞‘自主外交’夕的旗号下，提出积极的对华方针。同时，佐藤指示外务省，“把外交政策的中心放在对亚洲推行自主外交”，特别是针对“中国的核试验和如何处理我国的安全保障问题”，尽快制定新的外交政策。〔3〕总之，佐藤内阁成立之初即展示了自主外交和高度重视日中关系的政策特色。
口头上信誓旦旦，但事实上，佐藤荣作并没有前进一步，相反是大大地倒退，使已经有改善的日中关系又处于紧张状态。一九六四年十一月二十日，佐藤政府拒绝彭真率领的代表团入境。二十一日，我外交部发言人就此谈话指出，“中国方面派出以彭真同志为首的代表团应邀赴日，是加强中日友好的一个重大步骤”，日本拒绝我代表团入境，“这是新上台的佐藤政府对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采取什么态度的问题”，要求“佐藤政府撤消这一无理措施”，强调“佐藤政府如果坚持这一无理措施，是不可能不产生严重后果的”〔1〕。同日，佐藤在国会发表演说时，也抛开了先前的承诺，谈到对华方针时，他说：“政府将一面维持迄今同中华民国政府之间的正规外交关系，一面以政经分离的原则同中国大陆之间继续民间贸易以及其他事实上的接触。”〔4〕并强调即使中国进行了核试验，“也不想改变上述基本方针”。但是，鉴于中国问题日益重要，今后“将考虑到国际形势的变化，慎重而认真地处理这一问题”〔1〕。外相椎名也明确表示，反对从联合国驱逐蒋帮及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外务省声明，反对联合国秘书长吴丹关于邀请非联合国正式成员国的代表旁听大会辩论的建议，以防止支持中国的成员国扩大发言权。
一九六五年一月，佐藤访美与约翰逊发表联合声明，强调对华方针应“密切合作”，攻击中国“威胁亚洲和平”，推行“美日韩联合遏制中国”的战略。并表示要坚持与蒋介石集团的所谓“正规外交关系”,“对中共实行政经分离的政策”，并补充说，“我们对于中国的侵略倾向，甚至比美国更加感到不安……。日本充分理解美国所采取的防止中国在其接壤地区进行军事行动的政策，并赞同这一政策”〔5〕。二月十五日，佐藤内阁又以“吉田书简”为借口，不履行中日签订的贸易合同，并把即将签订的合同搞垮，却向台湾提供一亿五千万美元的政府贷款。同月，其防卫厅的“三矢研究”在国会被揭露。它是在美军指挥下，日美联合与朝鲜、中国、苏联交战的作战计划；是日本自卫队为牵制中国，假设在台湾进行作战，并配合美军出兵朝鲜、库页岛、千岛的计划。这些都表明佐藤政府已完全抛弃了其先前的许诺，是个口是心非的伪君子。
一九六七年佐藤敌视中国的言行进一步升级。九月，他仿效岸信介出访台湾。十一月，佐藤又同意美国核动力航空母舰驶入日本港口。同月，佐藤与约翰逊发表联合声明，公开表明其外交目的是“关注中共进一步发展核武器的事实”，极力设法使“亚洲各国不受来自中共威胁的影响”，为此而促进“自由国家”的“相互合作”，保持亚洲地区的“政治稳定和经济繁荣”〔6〕
进而，佐藤内阁在一九六八、一九六九年的国会上都提出修改入境管理法和外国人学校法草案两个法案，以此来阻挠中日民间友好往来。一九六九年十二月，佐藤与尼克松发表联合公报，其要点是：（一）韩国的安全对日本的安全是必不可少的；（二）维持台湾地区的和平和安全对日本的安全也是一个极其重要的因素……。〔7〕同月，佐藤决定给予台湾第二次政府贷款，并由岸信介等访问台北，召开“日华协力委员会”，联合声明“为实现中国本土的共产政权土崩瓦解，需要亚洲各国共同努力而完成”。这是用牺牲日中关系来换取日美关系的密切化，这些言行严重破坏了有所改善的中日关系。
2、周恩来的反应
对中日关系高度重视的中国政府，在佐藤言行不一且接连反华的情况下，也进行了有策略的迅速反应。一九六四年，彭真代表团遭拒后，十一月二十三日至二十五日，《人民日报》接连发表《敌视中国人民的重大举动》、《不知时势的佐藤政府》和《佐藤荣作的白日梦》等文章，痛斥佐藤政府前后言行不一，历数佐藤内阁拒绝彭真入境、攻击中国核试验、公然反对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鼓吹“两个中国”、“一中一台”以及“台湾归属未定论”等错误言行。指出，佐藤外交的核心是追随美国，对抗中国，预言其结局不会比吉田茂、岸信介的不光彩下台好多少。〔8〕评论指出，佐藤之所以鼓吹所谓“台湾归属未定”，说什么台湾问题不是“中国的国内问题”，是阴谋攫取台湾，恢复日本军国主义对台湾的殖民统治。“岸信介就是这一阴谋的策划者。佐藤政府一开张，就走岸信介的老路”，真是兄规弟循。
针对《吉田书简》事件，《人民日报》于一九六五年二月十二日发表评论指出，“吉田信件”已给中日关系投下了重大的阴影，特别是在发展中日贸易的道路上设置了极大的障碍。因此，如果要改善中日关系，发展中日贸易，首先要撤回“吉田信件”，用行动来证明诚意，否则佐藤内阁必须对中日贸易负责。二月十五日，廖承志办事处通知高琦事务所驻北京代表，废除和日本东洋机械公司签订的进口化肥成套设备的合同；四月六日，廖承志办事处通知日方驻北京代表，废除同日立造船公司的向中国出口万吨货轮的合同。四月十九日，周恩来出席在雅加达由苏加诺举行的午宴，经苏加诺斡旋，日本代表川岛正次郎与周恩来进行了会谈。周恩来在会谈中严正指出：日本不应该支持台湾当局，台湾问题属于中国内政问题，日本介入就是干涉中国内政。〔9〕周恩来一一驳斥了日本对中国的各种诬蔑，同时对中日关系提出三点意见：还要看一看今后发展如何；日本政府同台湾友好，敌视中国，我们随时可以批评；对中、日关系还寄予希望不是绝望。五月六日，廖承志办事处通知日方驻北京代表，废除与大日本纺绩会社签订的向中国出口第二套维尼伦成套设备的合同。同年十月二日，廖承志就《吉田书简》问题发表谈话指出：“如果佐藤首相不在国会等公开场合亲自宣布《吉田书简》无效，中国是不能谅解的。”〔10〕
针对一九六九年十一月发表的《日美联合公报》，《人民日报》连日刊发了谴责《日美联合声明》的社论、新华社的报道、周恩来在宴会上的讲话以及解放军战士的讲话等等。〔11〕鉴于日本积极组织策划“日华协力委员会”会议和“日韩台联合委员会”，甚至发表“反攻大陆”的联合声明。一九七○年，中国采取了一系列行动。四月上旬，周恩来飞抵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访问，四月七日发表中朝联合公报对日本进行了强烈谴责。四月下旬，周恩来在中越边境同印支三国四方首脑会谈，加强了中国同它们之间的友好关系。〔11〕同时，日本国际贸易协会等七团体和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日中备忘录事务所代表和中日备忘录事务所代表也于四月十四日、四月十九日，先后发表会谈公报，指出，要发展两国人民的友好关系，必须同日本军国主义势力作斗争。双方肯定一九六九年会谈公报的诸原则是发展双方关系的政治基础，并将继续遵守这些原则。双方激烈抨击一九六九年十一月发表的《日美联合声明》。中方强调，日本军国主义复活已经成为亚洲人民和世界人民面临的严峻现实。双方再次重申，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代表中国人民的唯一合法政府，台湾省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坚决反对以任何形式制造“两个中国”的阴谋。双方认为佐藤政府追随美国、敌视中国的政策，是阻碍中日关系发展的重大障碍，两国人民的和平友好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是任何人也阻挡不住的。〔12〕四月十五日、十九日，周恩来分别会见日中友好贸易代表团和松村访华团。提出“中日贸易四条件”，即与以下四类制造商或公司企业不进行贸易往来：（一）支持蒋介石集团“反攻大陆”或支持朴正熙集团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侵略；（二）在台湾或南朝鲜拥有巨额投资；（三）向美国对越南、老挝、柬埔寨的侵略提供武器弹药；（四）在日本的日美合资企业及美国的子公司。〔12〕这就是中国对日贸易的四项条件。这一方针的提出，迫使日本企业必须迅速作出自己的抉择。日立造船厂、新日铁、东洋工业、富士银行等都表示接受周恩来提出的条件，接着有更多的日本企业转向了中国。在这种形势下，日本政府于一九七一年五月十一日宣告，《吉田书简》有效期一年已经过期。现在可以不受其约束，根据具体情况，可以使用输出入银行。一九七一年，宫泽通产相又决定大幅度放宽对中国的禁运项目，中日有识之士的努力终于有了结果。
综上所述，对于佐藤内阁反华政策，中国政府一方面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另一方面也为了维护池田内阁时期中日关系的发展局面而采取了一定忍让的态度，作了一些友好的争取工作。在“文革”期间能够作到这一点，是与周恩来的努力分不开的。接着，周恩来声言，不以佐藤为谈判对手。实质上，是认识到先从日本着手打开外交新局面已行不通。面对着渐渐出现的中美接近，周恩来决定，撇开日本，先取美国。
【注释】
〔1〕宋成有、李寒梅等著：《战后日本外交史1945—1994）》，世界知识出版社，1995年版，第334页。
〔2〕1964年11月9日共同社东京电讯。
〔3〕1964年11月10日共同社东京电讯。
〔4〕吴学文主编：《日本外交的轨迹》，时事出版社，1990年版，第104页。
〔5〕《当代中日关系（1945—1994）》，时事出版社，1995年版，第142页。
〔6〕宋成有、李寒梅等著：《战后日本外交史1945—1994）》，世界知识出版社，1995年版，第337页。
〔7〕《日中友好运动史》，商务印书馆，1978年版，第153页。
〔8〕宋成有、李寒梅等著：《战后日本外交史1945—1994）》，世界知识出版社，1995年版，第335页。
〔9〕冈本文夫：《佐藤政权》，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29—30页。
〔10〕《当代中日关系（1945—1994）》，时事出版社，1995年版，第145页。
〔11〕《周恩来和日本朋友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9—10页。
〔12〕宋成有、李寒梅等著：《战后日本外交史1945—1994）》，世界知识出版社，1995年版，第341页。
2007/09/10
第八章晚年的再搏击：中日关系正常化 一、中日关系之停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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