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二三、艰苦求索
周恩来刚到日本，列宁领导的俄国十月革命便爆发了。在十月革命影响下，日本很多进步学生投身到工人运动、农民运动中。一九一八年，日本在全国范围内发生了大规模的“米骚动”——抢米暴动，参加者约有一千万人。在这场巨大的事变中，周恩来的视野扩展到日益尖锐的社会问题上来，看到了日本社会的黑暗。他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寻求解救中国的道路。他先后阅读了幸德秋水的《社会主义神髓》、约翰·里德的《震动环球的十日》、河上肇的《贫乏物语》及《新社会》、《解放》、《改造》等杂志。他在日记中写道：“二十年华识真理，于今虽晚尚非迟。”
周恩来留日一年半，经过艰苦的探索，终于在马克思主义中看到了一点光明。《雨中岚山》诗中所写，正反映他这种探索的艰难和燃起希望的欣喜之情：
“潇潇雨，雾蒙浓；一线阳光穿云出，愈见姣妍。人间的万象真理，愈求愈模糊！——模糊中偶然见着一点光明，真愈觉姣妍。”
（徐必成）
七二四、冷眼析国情
一九三○年七月，李立三路线在中央占了统治地位，认为中国革命的高潮已经到了，于是从城市到农村，应该全面进攻，要掀起攻战武汉、南京、长沙的革命高潮。
此时，周恩来以冷静的头脑，客观分析中国社会现状、敌我力量的对比之后，坚决驳斥了“革命高潮”的论调。他说：“在今天，武汉还不能暴动，还不是暴动前夜，当我们估计敌人力量的时候，不容许我们有丝毫过低的估计，不容许我们忘记敌人的任何强点；当我们估计自己力量的时候，不容许我们有丝毫夸大的估计，不容许我们有架空而不切实的计划，尤其不容许我们忘记自己的弱点。我们必须在这样条件下，估计各种可能，针对各种可能设计，这样才能决定敌我的胜负。”
以此为出发点，他坚决反对当时十分流行的“左”倾比右倾好的观念，指出城市工作要有更实际的群众发动，以代替空喊的冒险，知己知彼才能百战百胜……这对纠正当时组织全国总暴动和集中红军进攻中心城市的冒险行动，起了极大的阻止作用。
（田俊翘）
七二五、带头换装
西安事变后，周恩来到西安和国民党谈判，根据谈判结果，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与国民党军队统一指挥，联合抗日。一九三七年四、五月间，国民党方面开始供应我们军队一些物资，给我们发单军装、经费。
当时，国民党的军装发来了没有人穿，帽子没有人戴。我军供给部长白如冰向周恩来汇报了这种情况。周恩来让白如冰给他拿一套来，他先穿上，也让白如冰穿上一套。这样一带头，大家才陆续穿上了。后来，都把国民党的青天白日帽徽给摘掉了。
（徐必成）
七二六、深夜调查
一九三八年，在武汉为检查工作，周恩来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的名义深入一个又一个乡镇，并住宿在小镇旅馆。
晚饭刚过，一个怒气冲冲的国民党上校破门而入，咋咋呼呼说什么“共产党不合作”，“搞地下组织捣乱”，“游击队破坏治安。”周恩来静静地听着，并不时地提醒他：“说慢点，把情况说得再清楚些。”他把上校送出门口时说：“你谈的情况、我马上调查，你明早八点再来谈好么？”
周恩来立即乘车奔往八十公里开外的所谓“出事地点”。原来，这是“老区”的一个村，如今在日寇迫近的紧要时刻，人民又在党领导下组织抗日武装，于是，被顽固派视为“土匪”、“刁民”、“搞地下组织”，“扰乱治安”。刚才那个上校就是专门向周恩来诬告的，目的是要在国统区取消共产党组织，禁止共产党人活动。通过连夜调查，真相大白。回到旅馆时，已经是早晨六点钟了。周恩来来不及休息，立即整理好了材料。
早上八点，上校再来纠缠，周恩来以调查来的铁的材料，据理反驳，句句如钢似铁，那位上校理屈词穷，只得连说：“周副部长高见，小的愚昧，望长官多多指教，多多指教！”
（田俊翘）
七二七、审干求是
一九四三年七月，周恩来回到延安参加整风。当时，审查干部工作已经开始。康生作了《抢救失足者》的报告，他极端夸大党内和边区内部的敌情，认为特务多如牛毛，并且说四川、云南、贵州等十多个省的地下党都是国民党特务控制的“红旗党”。在处境相当困难的情况下，周恩来强调：审干一定要坚持实事求是的态度。这是对干部的认识，而不是清党，因此，结论鉴定都要慎重，应该不怕麻烦，允许本人申诉。党员对党要说真话，在审委前可说一切话，对错都无问题，但背后说是不对的。方法是：要抓住大处，要照顾全局，要追根究底，要实事求是，发现了问题应负责解决。“当有问题发生争执时，先弄清事实，再加以说服”。而处分，是最后一种方法。在纪律面前，任何人都一样无差别，是平等的。因此，南方局的审干工作进行得比较健康，避免了肃反扩大化和“逼供信”的现象。
（高生）
七二八、一串问号
在延安各界举行的庆祝一九四四年双十节庆祝大会上，周恩来慷慨陈词，对国际、国内形势做了精辟的论述。整个会场，鸦雀无声，人们屏住呼吸侧耳倾听，他尖锐问道：“在欧洲战场节节取胜的情况下，为什么国民党的正面战场一败涂地？为什么我们的敌后战场屡屡取胜呢？正面战场的胜利与否，是中华民国胜败兴衰的关键！是必须解决的问题。为什么正面战场连遭惨败？这是由于国民党一直奉行的片面抗战、消极抗战、依赖外援、制造内战的失败主义政策造成的，也是由于他实施一党专政、排除异己，压迫人民，横征暴敛的法西斯主义政策造成的！这个道理不是十分清楚吗？”
他讲话中的一连串问号抓住本质，打中要害，鲜明泼辣，针针见血，被一阵又一阵的掌声和口号声的打断、整个会场成了沸腾的海洋！
（田俊翘）
七二九、实事求是
一九四五年十月八日傍晚，重庆办事处工作人员李少石乘汽车外出，被国民党士兵枪杀。周恩来闻讯，立即赶到医院。望着垂危的少石同志，顿时泪如雨下，悲愤地说：“二十年前，当你岳父廖仲恺先生遭反革命暗杀时，我也是在此情景下赶到现场的，不料二十年之后你也遭凶杀……”他迅速责成各方认真调查。后来查明事实真相是：十八集团军办事处一名新雇用的司机，在急驶中撞伤一名国民党士兵而未察觉。带队的班长开枪警告停车，将坐在车中的李少石误伤致死。于是周恩来派人慰问了被撞伤的士兵，并在《新华日报》发表公开声明，表示我方负担该士兵的医疗等费用。周恩来对这一事件的处理，使中外人士进一步认识和敬佩共产党的正大光明和实事求是的精神。
（高生）
七三○、不戴帽子
一九四七年中央十二月会议以后，周恩来派工作人员调查土改的实际情况。作战参谋张清化回到了临县三交镇。那里正在搞划阶级、定成分、斗地主、挖地财、挖元宝。在定成分时要查三代，如果三代中有是地主或富农的，既使现在是贫农，也要定成地主或富农。给工商业者定成分，大一点的铺子的店主，就定地主、富农，把铺子给分了。他觉得这样搞不对头，但他又不敢多讲，怕讲多了，人家给他扣上右倾帽子。
回到中央支队后，周恩来问他到那里看到什么情况？张清化说不敢讲，怕认识不准，讲错了会犯错误。周恩来说：“你有什么讲什么。”张清化问：“不会给戴个右倾吧？”周恩来说：“你讲，绝不会给你戴帽子。”于是张清化就汇报了自己了解到的情况和看法。后来，周恩来将先后了解的情况向毛泽东作了汇报。经过研究，派人纠正了工作中“左”的倾向。
（高生）
七三一、岂可拒之
一九五四年日内瓦会议期间，中国代表团举行新闻发布会，台湾国民党中央社驻巴黎记者王家松要求参加，被我新闻联络官熊向晖拒绝了。事后，熊向晖将此事报告周恩来。并建议同“新闻之家”交涉，追回王家松的记者证。周恩来问他为什么这样处理？熊向晖解释说：“中央社是台湾的官方机构，要警惕他在这里制造‘两个中国’的假象。”周恩来听了蹙了蹙眉头说：“不能抽象地讲警惕，警惕要有事实根据，没有事实根据的警惕是主观主义，就会变成自己制造紧张，给工作造成损失。”周恩来进一步分析说：蒋介石的基本政策，也是坚持一个中国，但他所坚持的只是一个“中华民国”。美国顽固支持蒋介石，一直否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存在。现在怎么样？许多国家同我们建交，这里哪有“两个中国”的影子？来了一个中央社记者，怎么会造成“两个中国”的假象呢？你应该了解蒋介石的为人。他对这次会议很不安，派个记者来，便于进行现场观察，观察我们，也观察美国。让他了解一些真实情况，这对我们有什么不好？你把人家拒之门外，这于情理不合。还要收回他的记者证，理由何在呢？你能说他是国民党的官方代表？要是这样说，岂不是反而给人造成“两个中国”的假象？
听了周恩来的一席话，熊向晖受到很大的启发和教育，他说：“是我想错了，未经请示，就把人家拒之门外，这是组织性纪律性的错误。”周恩来说，我是从政治角度提醒你，没有说组织性纪律性的错误。是什么问题，就是什么问题，接受教训也要实事求是嘛。接着又说：这次你做了许多工作，但没想到国民党记者会到日内瓦来，你没想到，我也没想到，所以我也有责任。
（李华民）
七三二、算老实账
一九五八年春天，周恩来亲临成都市西郊城乡友谊农业社视察。他询问陪同视察的负责同志：友谊社的耕地面积有多大？亩产量多少？每户社员每年的收入有多少？副业生产的收入情况又怎样？……他要求把这些账算给他听。负责同志说：“我只能算老实账。”他的话引起周恩来极大的兴趣，以赞许而又诙谐的口吻说：“是呀！我们都是老实人，就来算个老实账吧。”负责同志按他提出的问题，逐一汇报。周恩来一边仔细听，一边叫秘书详细记录，以便回去研究，从中找出办好农业的规律性的东西来。当周恩来来到农业社办公室时，已是傍晚时分了。六十岁的周恩来虽然徒步走了几个小时的路，还是那样精神抖擞，毫无倦容。他仔细地看了农业社里的账目，边看边算，不断地叮嘱负责同志要坚持实事求是的态度。一定要把账算准确，不能有差错，这样大家才会安心生产。
（李华民）
七三三、虚怀若谷
人民大会堂的设计方案确定之后，争分夺秒的施工立即开始了。当时建筑界有一位老教授。单纯从书本知识出发，引经据典，对人大会堂的设计提出种种责难。大家认为既然已开始挖槽施工，对这些非议可不理睬。不料，一九五八年十一月中旬的一天，周恩来忽然邀请大家再次开会发表意见，原来他听到了反映。会上，周恩来把那位教授请到自己身边，鼓励他畅所欲言。那位教授对他平易近人的作风有所了解，便毫无顾忌地讲个不停。说各种建筑形式中最差的是“西而古”，人民大会堂的设计就是“西而古”，把大家一个多月的设计成果包括周恩来无数的心血抹煞殆尽。在场的同志觉得太刺耳了。但周恩来却谈笑风声，十分耐心地请他把话说完，才和颜悦色地问道：“先生说的‘西而古’，表现在哪些地方？”那位教授说的多是成套的概念，一当询问他的具体意见，一时竟张口结舌，想来想去，才找出一个论据，说是门前的大理石柱的柱头、柱础和柱身的设计“西而古”。周恩来听了爽然一笑，转向施工的负责同志说：“既然先生对门柱有意见，请你们尽快做出模型，再请大家来议论。”会后，周恩来还亲切地留下大家进餐。
十比一的柱模型制好后，周恩来特地把那位教授请到现场，和工人及设计人员一起，最后审定柱头的式样。
（李华民）
七三四、新闻照片
周恩来对摄影师常常谈到新闻摄影要真实，力戒吹嘘、浮夸、片面。有一次，摄影记者在机场拍摄一张合影照片，见报时，第一排有的人被剪去拼贴在第二排，而且把一位民主人士和几位女同志漏掉了。周恩来看了很生气，把摄影师找去，指着照片要他们看：“这不是叫人头搬家吗？”并严肃指出宣传报道中不要群众，也不要统一战线，把人物搬来搬去的做法是非常错误的。他要求摄影师就这件事回去转达：我们党的新闻事业不允许弄虚作假，一就是一，二就是二，实事求是。
（胡幼梅）
七三五、倡导说真话
一九六二年“七千人大会”期间，周恩来一方面照常处理内政、外交等日常工作，另一方面又尽量挤出时间参加地方同志的小组讨论。他在二月三日参加福建省的小组讨论会时，当听到下边同志反映强迫命令、浮夸风、讲假话等作风给工作和党群关系造成的危害时，讲了一篇切中时弊、感人肺腑的话。他说：这几年来，党风不正，产生了浮夸和说假话的现象。我们要提倡说真话。怎样才能做到这一点呢？要大家讲真话，首先领导上要喜欢听真话，反对说假话。……大家都说假话、看领导的脸色说话，那不就同旧社会的官场习气一样了吗？你们反映的情况我听起来觉得很痛心。你们说假话当然不对，但更重要的是我们压你们。唐代皇帝李世民能听魏征的反对意见“兼听则明”，把唐朝搞得兴盛起来。他们是君臣关系，还能做到这样，我们是同志关系，就更应该听真话了。即使是讲过了火的也要听。接着，他又强调指出：要提倡鼓真劲，做实事，收实效，反对强迫命令、形式主义的那一套东西。
（胡幼梅）
七三六、观展指错
一九六五年九月，周恩来到全国农业展览馆审查展览。他先看了全国农业先进单位分布图，非常高兴，情不自禁地说“县县有先进，处处有芳草”。当他来到广东珠江三角洲模型前，仔细地看着。忽然他皱了一下眉头，指着模型问一位同志：“怎么少了三个县？那三个县哪里去了？”这位同志没想到周恩来看得那么细，赶紧回答说：“这三个县受灾了，如果都展出来，全地区就上不了《纲要》了”。当时各地根据农业发展《纲要》提出一个“过黄河，跨长江”的口号，有的地方粮食产量明明没有达到《纲要》的指标，也弄虚作假，追求上《纲要》的虚假荣誉。周恩来严肃地说：“不要护短，应该实事求是嘛，都应该展出来！”当一位负责同志介绍珠江三角洲地区自动排灌网“能排能灌，旱涝保收”时，了解广东情况的周恩来当即说：“今年广东省就涝了嘛，怎么能说旱涝保收呢？”
（李华民）
七三七、勇护群英
一九六六年八月，窃取“中央文革”领导大权的人，炮制了所谓“六十一人案”，掀起“揪叛徒”的黑风恶浪。周恩来挺身而出，坚持原则，对他们的倒行逆施进行了坚决的抵制。当他们指使人要揪薄一波时。薄正好患病，薄的秘书为薄写了个病假条给周恩来，周立即批示“拟同意薄休养六个月”，保护了薄一波。年底，西安又有人要揪刘澜涛，西北局请示周恩来，得到电话回答说：总理正起草回电，送毛主席看后即发。当晚得到周恩来回电：刘澜涛同志出狱一事，中央是知道的。当东北局第一书记宋任穷就吉林省委赵林同志被作为叛徒揪斗一事，电话请示周恩来时，周恩来亲自作了同样明确的回答。
（刘学琦）
七三八、立即调查
一九六七年，正是陈伯达炙手可热的全盛时期，一天，他怒气冲冲向周恩来告状，说聂荣臻和叶剑英恶语伤人，背后议论他的历史。周恩来立即调查，原来一九二一年，聂荣臻在领导北平地下工作时，一天夜里，他交给陈伯达一个传单去印。当时陈伯达虽然没被称为“夫子”，但已是个高度近视，他半夜去敲人家的大门，结果敲错了，出来的人一看，只见陈伯达头发很长，衣服很脏，以为是小偷，就把他抓起来，送到警察局，在那里关了一夜。第二天天亮，被打了一顿，警告他别偷了，以后就糊里糊涂地把他放了。这样，大家把它叫做“糊涂案”，说他“糊里糊涂的进去，又糊里糊涂的出来，”就给他起个绰号为“糊里糊涂”。就是这么回事。
两位元帅前两天无意中在底下谈了谈而已。周恩来心里也就有了底，就不怕陈伯达纠缠了。
（田俊翘）
2007/09/10
第二十五章求是篇
子午书屋（www.ziwushuwu.com）
点击收藏 小提示：按键盘CTRL+D也能收藏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