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五八、大声疾呼
一九二三年五月，列强为进一步掠夺中国，准备在华设立万国警察，共同管理中国铁路，旅法华人无不愤慨。周恩来闻讯，义愤填膺，在七月八日与徐特立、袁子贞、许德珩等二十二个团体代表在巴黎中华饭店集会，成立旅法各团体联合委员会领导斗争，周恩来被推为中文书记。
一周后，周恩来在大会上发表演讲，沉痛指出：“国事败坏至今，纯粹是由于身受两重压迫的结果，一个是国内冥顽不化的军阀，一个是外部的帝国主义列强！我们要想自救，必须推翻国内的军阀，打倒国际资本帝国主义！”同时，会上又散发了他起草的《告国人书》，大声疾呼：“凡是具有革命新思想而不甘为列强奴隶、军阀鹰犬的人，不论其属于何种派别，具有何种信仰，都应立即联合起来，推翻帝国主义和军阀卵翼下的北京政府。”
这股强大的反帝洪流，由国际到国内，北京、上海各界人民纷纷集会，迫使列强放弃了“共管”中国铁路的无理要求。
（田俊翘）
四五九、指挥若定
第一次东征陈炯明，周恩来以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身份，同校长蒋介石以及苏联顾问加伦将军率黄埔军出发。一路大小战斗，进展神速。可是，三月十二日，陈炯明的部将林虎率一万多人突然反扑，我守军不足万人，蒋介石惊慌失措，何应钦畏敌如虎，炮兵连长陈诚指挥的大炮突然卡壳，部队伤亡很大。这时，周恩来冒着炮火挺身而出，指挥若定，他一面命令共产党员刘畴西率队与敌人反复冲杀，阻击敌人，一面登临山炮阵地视察，下令调整炮位，向敌人猛轰。战士们见周恩本身先士卒，勇气倍增，六门大炮百发百中，打坍了敌人的指挥部，敌指挥官当场毙命。这时，叶剑英率部增援，从敌后夹击，将来犯之敌全歼。
此役之后，东征军所到之处，势如破竹，周恩来的英名大振，令敌军谈虎色变。
（田俊翘）
四六○、强攻惠州
第二次东征中，具有决定意义的一仗是惠州战役。惠州东、北、西三面环水，南面又有飞鹅岭作为屏障，城墙坚固，易守难攻。前人曾有诗：“铁链锁孤舟，白鹅水上浮，任凭天下乱，此地永无忧。”叛军杨坤如一个师凭险固守。东征军在十三日发起总攻，战斗十分激烈，持续了三十小时，第一军团长刘尧宸阵亡。久攻不克，将影响整个东征进程，后果不堪设想。
在关键时刻，周恩来令第三师第七团党代表蒋云先组织以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为骨干的敢死队，在炮火掩护下，强行攀登城墙，于十四日傍晚攻克陈炯明的老巢——惠州，取得了第二次东征的决定性的胜利。
（禾木）
四六一、行政方针
一九二六年二月一日，周恩来就任广东东江各属行政委员。晚上，他在汕头各界代表大会上指出：国民革命的目的是实现大多数人的民权。为此，各县议会、商会等只有真正为人民谋福利，方可图谋发展，否则可以取消或改组；工会如为少数贵族所操纵，图谋个人活动，也要取缔；学生应参与政治，求其本身的利益，教职员不应阻止。同时，政府应帮助农民组织起来，发展经济，造成革命之中心！
提到建设时，周恩来认为，现在革命基础已稳固，如教育、实业、水利、交通诸大端已定计划。从事建设，惟政府之力仍恐有所未逮，尚望各界加以督促与援助，使建设计划均得实施。
第二天，周恩来提出行政方针：“限期召集各种行政会议，引导人民参加政治，聊期实现总理训政主张之初期，立潮海革命之基础。至于建设计划，一以总理建国方略为依归，首重物质建设，疏河筑路，开港筑堤，先谋交通之方便，再期实业之发展。”
周恩来在任期间，革新行政，实行民主，惩办贪官污吏，建立革命秩序，统一财政，发展教育，举办各种工农运动讲习所，使海陆丰农民运动蓬勃发展了起来。
（田俊翘）
四六二、相反的对策
蒋介石在“中山舰事件”阴谋得逞后，又得寸进尺，在五月十五日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上又抛出“整顿党务案”。规定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党员在国民党中央、省、特别市党部中担任执行委员的名额不得超过该党部执行委员总数的三分之一，共产党员不得担任国民党中央的部长等等。对此无理要求，中共中央代表又做了让步，使蒋介石又如愿以偿。
为此，担任国民党中央部长的共产党员全被撤职，蒋介石在控制军权的基础上，又控制了党权。
如何对待这又一次妥协、退让的屈辱步骤，周恩来采取了与之相反的对策——在黄埔军校中共党团核心成员向周恩来请示时，他明确回答：“一个都不要向军校国民党特别党部表态，未暴露身份的仍同以往一样以国民党员身份在该校各部门工作。”
（田俊翘）
四六三、饮马长江
一九二六年五月至七月，周恩来以中共广东区委军事部长身份帮助广州国民政府军事总顾问加伦将军制订北伐的军事计划。
北伐军先遣队——叶挺的第四军独立团，出师路经广州时，周恩来在叶挺家里召集团内连以上党员干部开会，分析了国内外形势和北伐的有利条件，介绍湖南、湖北的工、农、学生运动情况，说明党决定独立团担任北伐先遣队的重要意义，指出这是党直接领导的军队，同别的军队有原则区别。号召大家要英勇作战，不怕牺牲，要起先锋模范和骨干作用。最后，他用“饮马长江”这四个字来鼓励大家。
独立团党支部将这篇讲话作为行军中政治教育的主要内容，这对全团起了巨大鼓舞作用。从进入湖南到攻克武昌，独立团一直充当先锋，长驱直入，第四军因而博得“铁军”的声誉。
（禾木）
四六四、上海决策
一九二六年十月、一九二七年二月，英勇的上海工人阶级在党的领导下，举行了两次轰轰烈烈的武装起义，但都因准备不足或起义过程中客观形势发生变化而失败了。这样，周恩来奉党中央之命从广东调往上海，领导和指挥第三次武装起义。他首先建立了严密的领导班子，在罗亦农、赵世炎配合下，全面发动群众，组织工人武装力量，利用打入“保卫团”的手法，训练纠察队，并联络北伐军。同时也摸清敌情，调查敌人的兵力部署，派人策反，瓦解敌军。一切就绪，准备随时随地夺取武装。暴动一旦打响，攻击目标是“先夺取最大的机关”，砸烂旧的国家机器。为此，在《行动大纲》中规定：“此次上海革命民众的广大动作，中心思想是民众与武力合作，中心目的是建立上海革命民众的政权——民选政府。”
这就为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在思想上、理论上、行动上奠定了胜利的坚实基础。
（田俊翘）
四六五、伏击军列
在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正在激烈地战斗时，吴淞部委送来一个重要情报：敌军毕庶澄部五百人左右，全副武装，并有轻机关枪数挺，于早晨乘一列铁棚车开往吴淞，准备从海上逃跑；列车到达时，吴淞已被工人纠察队占领，掉头返回上海。
周恩来当机立断：“不能让这一列车进入上海。如让它进来，第一，会冲破我们的虬江路防线；第二，列车进入北火车站，将增加我们攻击的困难。”他指着地图宣布：“在接近市区的天通庵车站附近组织伏击。”并亲自率领工人纠察队到天通庵勘察地形，布置兵力。并找到住在那里的老扳道工把铁轨的道钉拔掉，又将队伍分为两支，选择有利地形，埋伏在铁路两侧。
黄昏前后，列车进入伏击圈，火车因道钉被拔而突然出轨翻车。埋伏在铁路两侧的纠察队，以密集火力猛烈射击。列车上的敌人因车门被关闭反锁，无法打开，只能在窗口抵抗。不久，沪东和虹口的工人纠察队也赶到，投入战斗。天黑后，敌军坚守待援。周恩来又命令一部分学生纠察队投入战斗，并高喊：“缴枪不杀”、“赶快投降。”经过一夜战斗，敌军兵心逐渐涣散，火力转弱。到第二天中午，除少数人溜走外，其余四百多人挂起白旗，丢出枪支纷纷投降了。
（禾木）
四六六、砸开铁门
一九二七年三月二十日，在周恩来领导下，英雄的上海工人阶级毅然举行了第三次武装起义。周恩来与工人纠察队共同战斗在最艰难的地方，向炮火最猛烈的地段冲击。
在攻打商务印书馆时，他亲自扛着一把铁锤，交给一个打铁的老工人代表，命令道：“砸，快砸开这扇铁门！”老工人使尽全身之力，猛砸几锤，发出震耳欲聋的响声。突然，一颗流弹打中他的左臂，鲜血顺着膀子往下淌。周恩来见了，急忙给他包扎，止住了血。然后，抡起铁锤，一下又一下猛砸起来，当#当#的巨响震撼人心，与枪炮声、呐喊声汇成一片，形成一股势不可挡的声的洪流。
起义胜利了。老工人深情地说：“小周啊，你这把铁锤立了
大功，我要把它留下来作个纪念。”周恩来豪迈地回答：“对，工人阶级就要象个铁锤，就要象砸那铁门一样，砸烂不合理的社会。”
（田俊翘）
四六七、起义总指挥
一九二七年三月，北伐军占领了龙华，上海工人阶级和各界民众斗争情绪高涨。市总工会抓住这一时机于二十一日十二时宣布总罢工，工人从四面八方汇集向街头，群情激愤，与军警展开搏斗，八十万人行动起来，第三次起义就这样开始了。周恩来担任总指挥，赵世炎为副。
不多时，激烈的巷战开始了，陆续不断的枪炮声与群众的口号声经久不断，此伏彼起。铁路瘫痪，水电中断，电报局被占领，徒手的群众逐渐从敌人手里夺得了武器，所向披靡。工人占领了南市、虹口等六个区。只有闸北的敌人在英、日铁甲车援助下负隅顽抗，战斗十分激烈。周恩来闻讯赶到，亲临现场，察看地形，确定进攻方向，以三千多工人武装纠察队为骨干，猛打猛攻，在广大市民支援下，经过两天一夜的鏖战，攻克了这个最后的据点——北火车站，全部解放了中国最大的城市，写下中国革命史上光荣灿烂的一页。
（田俊翘）
四六八、狠驳张国焘
一九二七年七月，在周恩来主持下，前委召开会议，决定七月三十日晚上举行武装暴动。但是，二十九日临时中央代表张国焘从九江赶到南昌，在前委紧急会议上坚决反对起义。他抢先发言：“当前蒋介石、汪精卫这伙新军阀的力量强大得很，起义不是儿戏，倘若无成功的希望，还是不要举行！”他喝了一口茶，接着又说：“要联络张发奎，起义须得他的同意，方能成功，否则，不可动！”他还强调指出以上观点，是共产国际代表的意见。
周恩来霍地站起来说：“起义须得张发奎同意，须不须蒋介石同意呢？张发奎已经和蒋介石、汪精卫同流合污，成了新军阀，他正在庐山磨刀霍霍，妄图消灭我们，和他联络，岂不就是和反动派联络？”
其它前委成员一致同意周恩来的意见，压倒了张国焘的嚣张气焰。
（田俊翘）
四六九、辞职抗争
尽管在前委紧急会议上，张国焘成了反对起义的孤家寡人，但是他是中央代表，起义与否不能用多数决定，必须进一步说服他。这时，周恩来指着墙上的南昌地图说：“我们必须立即行动起来，暴动断不可推迟，更不能停止。对于暴动，我党应站在领导地位上，绝不可依赖张发奎之流的新军阀。”可不管如何争论，张国焘依旧顽固坚持己见。
为了保证武装起义按预定计划进行，周恩来怒不可遏，最后以愤然辞职相抗争，大声喝道：“国际代表及中央给我的任务是叫我来主持这个行动，现在他们给你的任务又如此，我不能负责了，我要立即回汉口向中央报告。”经过一天的争论，张国焘越来越孤立，可态度越来越蛮横，最后，张国焘竟用耍赖皮的手法拖延着宝贵的时间，引起大家的愤怒。
（田俊翘）
四七○、最后决定
是否举行南昌起义的争论还在继续，大家一致赞成周恩来马上起义的正确意见，但由于中央代表张国焘以势压人，到了七月三十一日，还在激烈地进行。
张国焘见没人支持他的意见，恼羞成怒，大叫：“起义无把握就是不许举行，共产党员可以退出军队到各地工作嘛！”“你说什么？”恽代英愤怒地站起来义正辞严地驳斥：“你这是投降，要共产党员放弃武器，束手待毙吗？你要继续动摇人心，我们就把你开除出去！”在场的人一致反对张国焘的主张。这时，从九江传来最新消息，那个叫张国焘寄托无限希望的张发奎已经参加了汪精卫的庐山反共会议，这使张国焘狼狈不堪。他理屈词穷，只好勉强服从多数人的意见。
“还是干！”周恩来有力地挥动着手臂说：“起义决不可推迟，更不可停止！”会议最后决定八月一日凌晨举行武装起义。
这最后的决定，使南昌城头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打出一个新世界。
（田俊翘）
四七一、凌晨第一枪
一九二七年八月一日凌晨，周恩来一声令下，三颗红色信号弹划破南昌寂静的夜空。三万多系着红色领带的革命战士，在中国共产党、在周恩来的领导下，举行了震惊中外的武装起义，打响了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为我党独立领导的武装革命揭开了序幕。
周恩来同叶挺一直在打得最激烈的松柏巷指挥战斗，直到消灭了守在巷内天主教堂的国民党第六军第五十七团。
经过四个小时的激烈战斗，全歼南昌国民党守敌三千余人，拂晓时占领了南昌全城。在高高飘扬的红旗下，周恩来庄严宣告：“革命靠军阀的部队是靠不住的，我们必须建立自己的武装来打倒反革命。现在，我们起义成功了。从此，这里的军队归共产党领导。”
（徐必成）
四七二、紧急应变
一九二九年八月二十四日下午四点，一个商人打扮的高等华人，步履姗姗地走进沪西经远里一家小楼，他就是中央农委书记彭湃，是来与中央军委负责人周恩来一起开会的。在此会上准备把江苏军委工作移交给颜昌颐。中央军委委员杨殷已先到一步，接着，与会者邢士贞、张际春也先后到来，大家只等周恩来到会了——可哪里会想到，几辆红皮铁甲车载着敌人围了上来，如狼似虎的法国巡捕和上海市警察局的中国包探冲进屋里，把他们一个个抓了起来。
打入敌人情报机关的我党地下人员，立即将这一情况报告了周恩来，他大吃一惊，感到意外而又难过，两道浓黑的粗眉紧紧皱了起来，心里象刀戳一样，一阵绞痛。他立即做出决定，当晚召开中央特科负责人紧急会议布置营救，并派陈赓迅速调查被捕原因。当日就得知是一个叫白鑫的中央军委秘书叛敌自首造成的，他攫取一大笔奖金，将此次开会的消息出卖给敌人了。周恩来当机立断，定出营救彭湃的具体措施，同时向有关人员发出白鑫叛变的警报，并立即侦察他的行动，为党除奸。所有这一切紧急应变的重大决策，是在事情发生后的几个小时内完成的。
（田俊翘）
四七三、陈诚赞对手
第四次反“围剿”前夕，在上海的党中央的王明等人，进一步排斥打击毛泽东。因此，一九三二年六月开始的第四次反“围剿”斗争是在周恩来、朱德指挥下进行的。他们仍然按照毛泽东规定的内线作战的原则，又创造性地采取了诱敌深入，声东击西，大兵团伏击和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的方针，坚决抵制了已从上海迁入中央苏区的临时中央负责人博古的“要红军夺取中心城市，与敌人决战”的错误方针，两战两捷，共歼敌三个师，俘敌万余人，缴枪万余枝，大炮四十门，取得反“围剿”的巨大胜利。
此次“围剿”结束后，蒋介石在给他的中路总指挥陈诚的“手谕”中，不得不承认：“周恩来确是一个不易应付的对手。此次挫失，凄惨异常，实有生以来唯一隐痛。”被消灭了自己最精锐主力部队的陈诚，在接到蒋介石的“手谕”后，也垂头丧气地说：“诚虽不敏，独生为羞！”
（徐必成）
四七四、身先士卒
一九三四年十月，中央红军从瑞金出发，开始长征。当时，敌人在红军前进道路上设置了四道封锁线。在很短的时间内，红军顺利通过了前两道封锁线，到达韶关北面的乐昌地区时，部队进入山区小道，拥挤不堪，行进速度慢了。国民党方面的湘军和粤军乘机从两侧夹击过来，蒋介石的嫡系部队也尾追迫近，情况十分危急。红一军团命令红一师率一个团作为全军的先头部队，要求他们在指定时间内抢占有利位置，掩护全军通过粤汉铁路，向湘西前进。周恩来亲自向红一师师长交代任务，他指着地图上画好的箭头，对于应从哪里前进，哪里放多少兵力，担负什么任务等行动方案，都一一作了具体部署。接着，周恩来提前三天，赶到作为先头团的一师三团，加入到团里的行进行列中，和部队一同前进。找机会作思想工作，并研究敌情，处理问题。
周恩来直接处于全军先头部位，指挥部队顺利通过了敌军设置的第三道封锁线。
（徐必成）
四七五、播火种
一九三四年，长征开始不久，周恩来到一支部队先头团，亲自指挥部队完成战斗任务，就要离开他们了。他亲切地对团干部们说：“当前，我们在白区作战，困难很多。越是在这个时候，越要加强连队党支部的堡垒作用，认真执行党的政策，相信和依靠群众，搞好宣传工作，使红军走过的地方都播下革命的火种。”他指着战士背包上的识字牌上的“站好岗”几个字，称赞说：“战斗不忘学习，这个办法好。我们工农现在打仗需要文化，将来建设一个新中国更需要文化。”
这个团遵照周恩来的指示精神，加强了战时政治思想工作，每到一地，积极宣传群众，仅在七里铺一带，七天就扩大红军二百四十名。发展了几处地下党的支部，组织了县、区、乡农会和游击队。
（徐必成）
四七六、指挥渡乌江
一九三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长征队伍来到乌江南岸。新年的第一天，渡江战斗打响了。但打了整整两天，强渡、偷渡都没有成功。周恩来亲自率领总部机关赶到江边，仔细察看了地形，听取了前卫团的汇报，向在场的指挥员分析了形势，限定次日强渡。第二天上午九时左右，强渡乌江又开始了。
周恩来冒雨站在江边山坡的一块大青石板上，用望远镜观察整个战场，不时顺手拿起身旁雨伞下面的电话机指挥渡江作战。
装载着十七名轻装战士的三只竹筏，在我军密集炮火掩护下，一齐向对岸划去，又得到了前一天晚上已偷渡过岸的同志们的及时接应，他们迅速登岸了。周恩来和大家高兴地喊道：“突破啦！成功啦！”
（徐必成）
四七七、弹下工作
长征过程中，敌军围追堵截，敌机跟踪轰炸，红军的处境非常危险，但周恩来从来是临危不惧的。每到宿营地，他就摊开地图，架上电话，全神贯注地工作起来。
有一次在赤水河畔，部队刚宿营，敌机就来了，炸弹落在周恩来住房的隔壁，灰土落在他的头上、身上，他依然不停地工作。大家急得直叫：“副主席，快出去！”他笑眯眯地说：“不要紧，没有什么可怕的。”
（徐必成）
四七八、大渡河畔
中央红军渡过金沙江以后，乘胜前进来到了大渡河畔的安顺场。这里只有夺得守敌的两只小船，来不及摆渡完几万红军，前堵后追的敌人就要到了，加之水流太急，无法架桥，于是周恩来、朱德决定，红军兵分两路，夹河而上，飞夺泸定桥。
下午六时，周恩来即从安顺场出发，沿河西岸北上。急行军走了六十多里，已是下半夜了。一路上，天越走越黑，雨越下越大，本来就很难走的羊肠小路又被雨水涂了一层油，一不小心，就会失足滑进湍急的大渡河里。由于情况有变，还要加速前进，周恩来身上背着文件包，和大家一样弯着腰，用手攀着小树或野草，小心地往前移动。正当大家聚精会神地攀援前进时，忽听周恩来“哎呀”一声，原来他一脚踩滑，立身不稳，扑在石坡上。他一只手紧抓树干，另一只手被警卫员拉住，差一点就掉下去了。大家都非常吃惊，而他却镇定自若，继续前进。
（徐必成）
四七九、泸定桥
一九三五年五月底，红军二十二勇士飞夺泸定桥的战斗刚刚结束，桥面临时新铺的木板还很不牢固，周恩来就过桥了。
过桥时，他叮嘱小警卫员们要小心，眼睛看对岸，不要向下看。有个小警卫员不由得向下看了一眼，只见桥下波涛汹涌，声如雷鸣，紧张得迈不开步子。但抬眼看到周恩来，泰然自若，双眼看着前方，迈着平稳的步子向前走着，立刻来了勇气，学着周恩来的姿势朝前走去。
到了桥中间，走在前面的一个警卫员停了下来，告诉周周恩来，有一块木板裂开了。周恩来说：“我们修一修，铺好了再走。”说着他亲自动手拉木板，重新铺好了，才继续往前走。就这样，边走边修，终于走过了泸定桥。
周恩来过了桥也不休息，立刻同刘伯承总参谋长一起到泸定城里检查，然后又回到桥头，迎接毛泽东过桥。
（徐必成）
四八○、千钧重担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二日，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突然爆发了！张学良、杨虎城两将军为了促使蒋介石抗日救国，而一举扣留了蒋介石和正在西北的陈诚等几十名国民党军政大员。但捉蒋以后怎么办？如果杀了他，国民党内部的亲日派就会抓住借口，扩大内战，公然投降日本帝国主义。张、杨两将军也拿不定主意，立即致电中共中央，希望听取中国共产党的意见。党中央决定派周恩来去处理这件事情。
自从大革命失败以来，这是中国共产党人第一次以公开合法的身份出现在苏区以外的中国政治舞台上，自然引起了举国的瞩目。人们期待着从周恩来的一举一动中来观察和了解中国共产党。在他出发前，中共中央对西安的具体情况还不十分了解，很多问题需要等周恩来到西安进一步弄清情况后才能作出决断。对蒋介石的处置以及各种在当时党中央的驻地保安难以估计到的复杂问题，都要由周恩来到西安后相机处理。面对着错综复杂、瞬息万变的政治局势，许多事都需要周恩来当机立断，不可能事事请示中央。
面对这样一副关系祖国命运的重担，周恩来勇敢地挑起了。十二月十五日清晨，他带领罗瑞卿等一行十八人，骑着骏马，冒着大雪，两天走了一百多公里，赶到东北军控制下的延安，准备飞赴西安。
（徐必成）
四八一、以德报怨
在西安事变后，周恩来天天同张学良、杨虎城两将军谈话，两位将军十分赞佩周恩来代表中国共产党提出的正确主张，可是他们的部队里，有不少人想不通。一天，杨虎城部队中的一些军官集合起来，强烈要求杀蒋，他们说：“不能由共产党处理这件事，不能说放就放。”周恩来理解他们爱国的心情和对蒋介石的不信任，不顾同志们的劝阻，决定亲自去说服他们。于是周恩来只身来到了这群军官中间。面对军官们的吵嚷，周恩来平静地说：“杀他还不容易，一句话就行。”说得大家立刻安静下来。“可是杀了他还怎么办呢？局势会怎样呢？南京方面会怎样，日本人会怎样？国家和民族的前途会怎样？各位想过吗？”大家答不上来，周恩来就启发他们认清当时的形势，明确抗日救国的主张，要求大家顾全大局，不计较个人的私仇。
通过长时间的耐心解释和分析，终于说服了那群军官。其中一个刚才吵嚷得最凶的军官说：“要讲仇恨，是共产党最恨蒋介石，十年内战，他杀了多少共产党！真是血海深仇哇！但是共产党顾全大局，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大公无私，以德报怨，真令兄弟敬佩！”说罢，他站起来，双脚一碰，向周恩来敬了一个军礼。
（徐必成）
四八二、冒险飞行
西安事变后，为了能及时当面向党中央和毛泽东请示工作，周恩来曾几次乘坐双座战斗机，往返于西安和延安之间。延安的小飞机场，既没有气象台，也没有导航设备，飞机起降危险性很大。一次，周恩来乘飞机回延安，因云雾很浓，无法降落，飞机在延安上空盘旋了将近一个小时。在这段时间，延安和西安的电台一直保持着联系，西安说飞机早已起飞，而延安则说未见飞机降落。两边的同志都在为周恩来的安全担心、着急。留在西安的叶剑英一直守在译电室，等候消息。后来飞机折回西安，周恩来回到红军联络处，大家心里的一块石头才落了地，而周恩来依然谈笑风生，毫无惧色。为了实现国共合作，第二天他又登机飞返延安。
（徐必成）
四八三、严斥顾祝同
一九三七年二月八日，中央军开始进驻西安，“西安行营”主任顾祝同也在第二天到西安。国民党的政工特务在大街上张贴反动标语，宣传“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大肆攻击西安事变，诬蔑抗日，白色恐怖又笼罩西安。一直坚持留在西安，并建立了红军办事处的周恩来，立即毅然去见顾祝同，当面严词质问：“这些标语是谁贴的？想要干什么？”迫使顾祝同不得不立即找来政训处长贺衷寒，当面“申斥”，并下令立即取消全部反动标语。第二天，满街的反动标语都被洗刷干净，煞住了反动气焰，迫使破坏团结抗日的势力不得不有所收敛。
（徐必成）
四八四、临危不惧
一九三七年二月二日，东北军中的少壮派军官一心想营救被扣留在南京的张学良，他们不顾大局，悍然杀害了主张团结抗战的高级将领王以哲将军。一时间，西安城内充满恐怖气氛。谣言蜂起，有的甚至恶意挑拨，说少壮派是受共产党的指使行动的，共产党有一张黑名单，要杀一批军长、师长，打出红旗。此时的周恩来依然那样沉着冷静。他闻讯后，完全置个人安危于不顾，立刻带李克农、刘鼎赶往王以哲家里。这时离王以哲被害只有一个小时。王身中九弹，躺在血泊里，家中乱成一团。周恩来是最早赶到的，他安慰家属，迅速帮助搭起灵堂，料理后事。消息传出后，使东北军高级将领深受感动，解除了一些人对共产党的误会。
（徐必成）
四八五、坐镇西安
一九三七年，“二二事件”中少壮派那种不顾大局的鲁莽行动，严重破坏了“三位一体”的内部团结，决定性地削弱了西安方面同南京谈判和营救张学良的力量和地位，东北军内部人心涣散，前线部队后撤，给中央军让出了大路。一些高级将领在南京的政治攻势下进一步发生分化，有的将领表示要离开西北。杨虎城及十七路军在西安的部队也全部撤到三原。中共中央在“二二事件”发生后，十分关心周恩来、博古的安全，致电要他们在紧急时立即移至三原。但周恩来很清楚：环境越危险，他就越不能离开西安。如果离开，正在建立的红军联络处就难以在西安存在，红军就难以在关中立足，国共正式谈判也难以进行。因此，他将大部分工作人员撤出了西安，要博古、叶剑英、李克农、刘鼎等转移到三原。他自己仍然坚持留在西安，并公开建立红军办事处。
当时西安的局面十分混乱，中央军即将开入西安，什么事情都可能发生。周恩来从容镇定地留在西安，这个事实本身最有力地表明中国共产党是坚持国内和平、反对内战的，表明共产党和国民党合作的诚意，表明共产党要求一致抗日的决心。
（徐必成）
四八六、力挫兵谏
蒋介石在南京软禁了张学良后，西安古城风云突变。蒋介石的军队再次向西安推进，汉奸特务兴风作浪，东北军内部发生了分裂，一些青年军官对张学良怀着很深的感情，虽有爱国热忱，但思想有时容易流于偏激。为了营救张学良，他们不惜同中央军开战。周恩来对青年军官们做了许多工作，宣传坚持“三位一体”，团结抗战，但青年军官们没有听从他的劝告。
一九三七年二月二日，他们搞了一场“兵谏”，杀害了东北军高级将领王以哲。接着，几个青年军官又冲入周恩来的办公室。周恩来一看他们气势汹汹的样子，便明白了来意。他霍地站起来，大声说：“你们要干什么！你们以为这样干就能救张副司令回来吗？不，这恰恰是害了张副司令。你们破坏了团结，分裂了东北军！你们在做蒋介石想做而做不到的事情。你们是在犯罪！”在周恩来的严厉训斥下，这几个青年军官气焰顿敛，低头不语。周恩来见他们平静下来，又进一步开导他们认识错误。这几个青年军官自觉惭愧，流着眼泪跪下来向周恩来认错请罪。
（徐必成）
四八七、劳山遇险
一九三七年四月下旬的一天，周恩来又一次离开延安，前往西安同国民党谈判。随行的有张云逸等三十多人，包括一个警卫班，乘坐一辆卡车。车行至距延安六十里的劳山附近，突遭当地土匪一二百人的袭击。周恩来和司机坐在驾驶室里，密集的子弹射来，司机的腿负伤了，周恩来不等汽车停住，立刻喊道：“快下车，散开，还击。”并急速推开车门，抱起负伤的司机，跳出驾驶室，以车门和轮胎作掩护，边持枪还击，边观察敌情和地形。红军三面受敌，众寡悬殊，武器又差，因此伤亡很大。在张云逸带领十几名战士将一股敌人吸引走后，周恩来当机立断，带领剩下的几名红军战士，突然向敌人一阵密集地射击，旋即迅速地边打边向密林里撤退，摆脱了敌人的围击。
（徐必成）
四八八、撤离太原
忻口失守后，日军进逼太原。一九三七年十一月二日，阎锡山召开军事会议，周恩来应邀参加。会议决定由傅作义担任守城任务。周恩来对傅说：“我愿代表中国共产党！还有全民族，诚恳地对你说一句话，‘抗日战争胜利的基础，在于广大人民群众之深厚的伟大力量’请你保重。”傅回去后，把这句话向他的左右讲了一遍，并让人记录下来。十一月五日晚上，也就是太原失陷前三天，周恩来才和八路军驻晋办事处最后一批人员撤出太原。这时，阎锡山等早已撤离，四面城门紧闭，只能从预留的道路口搬开沙包出城。刚出城，就看到汾河桥被国民党军队用汽车堵塞，逃难人群混乱而凄惨。周恩来又转身回城，到太原城防司令部找到参谋长，提出掩护逃难群众撤退的措施，然后重新出城，步行过桥，乘坐预先停在河对面的八路军办事处的运输汽车，离开太原。
（高风）
四八九、先声夺人
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十三日，南京沦陷，民族危机加深，为抗日统一战线救国大计的实施，周恩来受党和人民的委托离开延安，十八日抵达武汉，整个江城轰动，各家报纸都用显著版面刊登这一重要新闻：“今日九时十五分中共重要人物周恩来乘专机抵武汉！”“周公此次赴汉，是参与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工作！”
报纸如同雪片，飞满三镇，一下子畅销起来。人们争相传阅，激起人们心底的层层波澜：“此时此刻，亲蹈龙潭虎穴，和蒋介石打交道，非雄才大略之人难当此任。”也有人议论：“这下子武汉又有热闹戏好看啦，共产党方面来人了！”
（王习耕）
四九○、民众榜样
周恩来参加鲁迅逝世一周年的大会上，又遇上敌机轰炸。这时，江汉关码头上一片混乱，扛着包的搬运工，过江的旅客，来往的行人车辆，你推我挤，乱成一团。眼看着一架敌机朝人群俯冲下来，周恩来挣脱警卫员死死拖住的手臂，箭一般冲上江堤，亲自指挥群众，“快散开！卧倒！”一颗炸弹在头顶上呼啸，眼看就要落下来，警卫员冲上去，扑倒了他，两人一起滚下江堤。“轰隆”一声，炸弹在刚才站立的堤面上爆炸，泥土冲天，弹片横飞，落下的泥土盖住了他们的身体。
警报解除了，两人又急忙奔向会场。大家一看，不觉怔住了，只见周恩来和警卫战士满脸汗珠，满身灰尘，军衣上还有烧焦的痕印。人们得知了事情的原委之后，不由得抓住他的手，说：“周公啊，您为今天的纪念会增添了绚丽的光彩，您为我们学习鲁迅作出了光辉的榜样啊！”
（田俊翘）
四九一、火急电报
一九三八年十二月二十四日，沦陷时的武汉三镇弥漫着浓烟战火，到处是断壁残垣，尸体狼藉。国民党达官贵人们早已逃之夭夭，有大型坐机的孔祥熙三天前就带着他心爱的小花狗一起飞逃了。
此时，南线日军马上就要完成合围，掐断陆路的通道，可八路军办事处依旧在工作。周恩来仍旧在武汉，他神情严峻，双眉紧皱，时而穿行在炮火硝烟之中，时而出没在大街小巷，视察战场，慰问伤员，恨不得把二十四小时变成四十八小时。他拿着刚写好的电报稿，亲自送往机要室，但是天线出了问题，在人们紧张检修之后立即发出了一份百余字的电报，此时已是深夜。周恩来亲切地对大家说：“你们知道刚才完成了一个多么重要的任务吗？——蒋介石不顾抗战利益，放弃武汉，逃到四川峨嵋山去了。现在，只有由我们共产党人来领导中原人民抗日了。党中央派了一大批干部到长江流域开辟敌后抗日根据地，刚才的电报就是与他们联系的。”“啊！”报务人员情不自禁地拍掌欢叫起来：“这太好了，我们的队伍还在挺进！”
（田俊翘）
四九二、武汉鸣志
这是一九三八年武汉撤退的最后一幕。
国民党的军队早就逃走了，但是，周恩来还在坚持战斗，他拍完了给中央的电报之后，已是二十五日凌晨，他对办事处的人员说：“国民党的军队逃跑了，我们共产党领导的抗日人民武装是永远不会撤退的，哪里有敌人，哪里就有我们的队伍！大家要有个信念，只要有我们共产党，有我们毛主席，我们的民族不会灭亡，我们的国家会有希望，我们的抗日救国的人民，一定会取得最后的胜利。”大家静静地听着，都把每一句，每一字牢牢记在心里。周恩来看了看手表，接着说：“今天白天，日本鬼子以为武汉有较强的抵抗力量，不敢贸然前进。我们要利用这个机会，安排善后工作，明天他们准会长驱直入的，现在该是我们动身的时候了。”
在场的人，没有一个不对周恩来沉着、冷静、料敌如神的才智深表钦敬。
（田俊翘）
四九三、最后撤退
最后撤离武汉的周恩来，又让司机绕道去《新华日报社》，警卫员嘟囔着：“您不撤离啦……”周恩来说：“不忙嘛，小鬼，我们一定得去报社看看，来得及！”
此时的《新华日报》编辑部，异常繁忙。工人、编辑、正在挑灯夜战，为武汉出版最后一期《新华日报》。
“同志们辛苦了！”话音刚落，人们惊喜地叫道：“周副主席来了！”接着，就异口同声地催他快快撤离。可周恩来从容不迫地说：“谢谢大家关心，走，已经是不可避免了。同志们，目前党已经撤离武汉，蒋介石早已上了峨嵋山，连他的留守人员也全部溜光了。现在，整个大武汉，能代表国民政府的只有我们，我们共产党人，一贯冲锋在前，撤退在后！”同志们心血沸腾，都在默默地想：他，真是共产党人的典范啊！三天前，他亲自对《新华日报》做了安排，在武汉所有报纸停刊撤退转移时，另一组立即在重庆出版，中间不会有一天停刊……大家说：“周副主席，您还是先走吧，剩下的事不多了。”——“我们必须坚持到最后！”——周恩来斩钉截铁地回答。
（田俊翘）
四九四、口授社论
日寇已经进入武汉市区，周恩来依旧在《新华日报》社，全神贯注地口授着最后的社论《告别武汉同胞》。
轰轰的爆炸声震得房屋摇晃，碎玻璃唏哩哗啦往下掉着。周恩来坚定有力地说：“党报是我们的喉舌，杀敌的有力武器，我们的报纸一天也不能停刊！我们要用自己的行动，向全国人民宣布：共产党有钢铁的意志，有最顽强的战斗精神，中国有共产党在，中国决不会亡国！”
周恩来口授社论，使大家热情高涨，干劲大增。他才思敏捷，字字若千钧贯耳，句句如巨浪击胸，它使大家怀念起国共合作这一年来武汉人民抗日救国的峥嵘岁月，激励人民奋臂挥戈，誓与日寇决战到底！
当社论印好时，已是次日黎明，离日寇完全占领武汉，仅仅差三个小时。
（田俊翘）
四九五、壮语洒长江
当国民党官兵逃离武汉一个不剩的时候，周恩来还在码头上指挥最后一批人员疏散，人们十分担心地喊：“周副主席，您快撤离吧！”一个老工人抓住他的胳膊，急切地说：“老周啊，你怎么还不走？”
“怕什么，有你们在，你们大家都不怕，我怕什么呢？”老工人说：“我们一条扁担一根绳，他东洋鬼子敢把我们活吞了不成？再说，我们搬运工人已经有了组织，还要跟他们斗法哩！”周恩来高兴地说：“对，你说得好！我们中国人民有志气，中国工人阶级更是铁打的汉子！我们要顶天立地，决不做东洋人的奴隶！”
这时，一颗炮弹落到码头附近，轰隆一声，炸起水柱有几丈高。
“首长，你再不走就来不及了，日本兵已到何家庙了！”
这时，周恩来向送行的群众高声说：“父老兄弟们，朋友们，同志们，大家快散开，敌人炮火太密，不要作无谓的牺牲。
我们暂时走了，还会回来的，不久，一定会回来的！”
（田俊翘）
四九六、警报声声
一九三九年三月，周恩来从新四军军部返回桂林八路军办事处的途中，绕行原籍绍兴。国民党专员贺扬灵早已接到上司的密令，特地为周恩来举办了大型座谈会。会开始，贺扬灵首先站起来致了几句公式化的“欢迎词”。接着，按事先安排好的顺序进行“自由”发言。周恩来耐心地听他们讲完，然后从容地站起身来，微微一笑，说道：“十分感谢诸位精心安排的欢迎会。”话锋一转，“刚才诸位的发言，忽略了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即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问题，这是很不应该的……”接着，他分析了抗战的形势，阐述了毛泽东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政策，批驳了国民党顽固派的种种谬论。这一下，贺扬灵可沉不住气了，急忙向身旁的随从人员递眼色，不一会儿，外面的防空警报器就响起来了，会场立刻骚动起来。周恩来却象没听见警报一样，继续讲话。贺扬灵和身边的人小声嘀咕了一阵以后，警报就再也不响了。
（高生）
四九七、置之度外
抗日战争时期，周恩来作为中国共产党的代表，住在重庆红岩村和曾家岩两个地方。曾家岩五十号，对外称周公馆，是座三层小楼，二楼却住着一个国民党的中央委员。一进大门就是这个中央委员的厨房，厨师就是负责监视的特务。戴笠的公馆就在斜对面。周围的米店、茶馆、修鞋摊、香烟摊、都是特务据点。周恩来一出门，就有汽车和摩托盯梢。他的工作繁忙，经常清早出门，深夜归来。同志们建议他早些回来，他却说：“搞革命，就不能考虑个人安危，怕危险，党的工作怎么完成呢？”一九四○年下半年，日本空军对重庆进行大轰炸。红岩办事处大门口、防空洞口和曾家岩五十号小天井，都落下炸弹。轰炸刚停，院子里硝烟弥漫，他就从防空洞里出来，进城开会去了。
（高生）
四九八、笑对恐吓
抗战期间，周恩来以中共代表的身份住在重庆红岩八路军办事处。有一天，办事处传达室给办公室送来一叠信件，其中有一封鼓鼓的，引起警卫员的注意。只见信封上写着“周恩来先生亲收”。打开一看，原来是一封恐吓信，里面还有一发手枪子弹。信的内容是让共产党把军队交出来，并且不准共产党进行活动。最后竟写：“请看看这发子弹，如果不答应我们的条件，就莫怪我们送子弹了。”周恩来对此只是淡然一笑。以后，对同志们的安全，他更关心了。他总是关照外出的同志要高度警惕，甚至往返走那条路，穿什么衣服，派谁接应都安排得很周密，并且每次总要等外出的同志全部平安地归来，他才能够放下心来。
（高生）
四九九、空袭时刻
一九四○年六月，一个炎热的下午，在重庆八路军办事处二楼办公室，周恩来、叶剑英、邓颖超等同志正在紧张地工作。三点钟左右，外面突然响起空袭警报。周恩来立刻指挥同志们进防空洞躲避。等大家都撤进防空洞后，周恩来又返身回到楼里检查一遍，最后才镇静地走出楼。负责警戒的邱南章和小刘正在用望远镜向城里观察，忽然传来周恩来的声音：“南章、小刘，注意天上，快隐蔽！”原来，一架银灰色的日军轰炸机，正飞到他们头顶上空，被站在防空洞口的周恩来发现了。邱南章和小刘刚刚跑开，一颗氧气瓶大小的炸弹直落下来，两人急忙卧倒，“轰”的一声巨响，炸弹爆炸了。周恩来冒着危险，向他们跑来。看见小刘脸上有血，周恩来掏出手帕，一边为小刘擦血，一边亲切地问：“怎么样，疼吗？”刚才他俩站着的地方，已经炸成了两米深的大坑，要不是周恩来刚才及时提醒他们隐蔽，恐怕现在连他们的尸首也找不着了。
（高生）
五○○、山城风雷
一九四二年初，周恩来听到郭沫若正在写历史剧《屈原》，他就到郭沫若家里去，同他探讨剧作中的一些问题。他说：“屈原在当时受迫害，才忧愁、忧思而作《离骚》。现在我们也受迫害，这个题材好！”在周恩来的鼓励下，他只用了十天时间，就把剧本写出来了。可要不要在重庆演出，有了争论。有人说：“剧本不符合历史真实。”周恩来经过反复阅读，又同专家们研究讨论，充分听取意见以后，说：“是否肯定这个戏，不仅是艺术创作问题，更重要的是政治斗争。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对于历史，应该从阶级斗争的观点出发，同时也应该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历史剧的创作，只要在大的方面符合历史真实，至于某些非重要人物，作者根据自己的看法来评价是允许的。因此，这个戏无论在政治上和艺术上都是很好的作品。”他对作为剧中高潮的《雷电颂》很欣赏：“鼓动吧，风！咆哮吧，雷！闪耀吧，电！将一切沉睡在黑暗怀抱里的东西，毁灭，毁灭，毁灭呀！”周恩来说：“屈原并没有写这样的诗词，也不可能写得出来，这是郭老借着屈原的口说出自己心中的怨愤，也表达了蒋管区广大人民的愤恨之情，是向国民党压迫人民的控诉，好得很！”
《屈原》演出，犹如轰动山城的风雷，出现了空前的盛况。许多人半夜里就带着铺盖来排票，许多人走了很远的路，冒着大雨来看演出。剧场里，台上台下群情激昂，交融成一片，人们自皖南事变以来长期郁积在胸中的愤恨得到了一次尽情的倾泻。
（高生）
五○一、棋高一招
一九四二年，周恩来在重庆会晤了国民党二十四军军长，西康省主席刘文辉，研究团结抗日以及加强彼此联络等问题。会谈后，周恩来派遣了三人小组携地下电台进入雅安，刘文辉将它安置在一个旧旅部的营房里，并作了隐蔽伪装。但是，蒋介石对这种“背离中央”的“离心”行为是严加防范的，军统很快就嗅到了气味，派出特务去侦破。考虑到深入虎穴的艰险，周恩来已先将此三人重托给刘文辉，刘作了安全保证。此时，刘文辉不能坐视，于是他下令驱逐了军统，但军统贼心不死，专门搞了一门侦收台破译，想从中得知秘密。我方将计就计，故意乱编密码，敌人收到假情报，绞尽脑汁也译不出这玄奥的天书。而我方，却屡获成功，将蒋军退守康滇，建立“国际走廊”的绝密电文发往周恩来处。对此中央针锋相对，制订了“对西南之敌大迂回，先关门，后打狗”的作战方略，使蒋介石的部署迅速破产。
（田俊翘）
五○二、遇险不惊
一九四六年一月二十七日，周恩来从重庆飞回延安，向党中央和毛主席汇报旧政协会议情况。为了赶回重庆出席三十一日举行的旧政协闭幕会议，于三十日上午乘飞机飞往重庆，同机有其随行人员和八路军重庆办事处的工作同志以及叶挺将军的小女儿叶扬眉。
飞机到达重庆上空时，正值夕阳西下，整个重庆被浓雾笼罩，能见度很低，驾驶员请示能否转飞成都。周恩来说，如果能战胜困难，希望在重庆降落。驾驶员连续两次驾驶飞机向地面俯冲，都没看见机场信号灯。第三次俯冲，才朦胧地看见了跑道，终于着陆了。不少同志经三次颠簸俯仰，头晕呕吐。飞机刚一停稳，周恩来立即逐个询问，碰着没有，受伤没有。他把小扬眉搂在怀里说：“你要象你爸爸那样，越是在困难和危险的时候，越是不要害怕。”
（高生）
五○三、济南答辩
日本投降后，毛泽东和蒋介石举行了重庆谈判，签订了“双十协定”，后又签订了“停战协定”。根据停战协定，周恩来代表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代表以及美国代表组成了“军调处三人小组”。一九四六年二月，三人小组到华北、中原几个战场进行“调处”。视察济南时，国民党政府纠集几千人搞反共游行。游行队伍冲进了三人小组的驻地，一些特务、打手蠢蠢欲动。周恩来不顾个人安危，毅然接见了他们的代表，在院子里向那些被欺骗的人，阐明中共反对内战、主张和平的方针。列举事实，说明八路军、新四军在抗战中的贡献。那些上当受骗的群众纷纷离去。
（高生）
五○四、报名反蒋
一九四六年初，蒋介石指使其爪牙，欺骗了一些青年学生，制造了一场反苏反共游行的丑剧，并且派一群暴徒冲击捣毁《新华日报》营业部，毒打我们的工作人员。周恩来闻讯后，立即向国民党政府提出严重抗议。当天晚上，又在我党代表团驻地郑重举行中外记者招待会。会场设在一间大房子里，楼上就住着特务。招待会上，周恩来义正辞严地揭露了国民党反动派的阴谋和暴行，然后气愤地指着楼上大声地对记者们说：“我这楼上就是国民党派来监视我的特务。楼上的国民党先生们，你们听着：刚才那些揭露蒋介石的话，就是我说的！你们赶快去汇报吧，就说是我周恩来说的！”会场的记者们个个睁大了眼睛，钦佩地望着这位伟大的无产阶级政治家。
（高生）
五○五、闲庭信步
从一九四六年五月开始，周恩来和董必武率中共代表团住在南京梅园新村三十号，同美蒋反动派进行了一段针锋相对的谈判斗争。住所周围不到一百米的范围内，国民党设立了十多个特务据点，其中有中统、军统的联合指挥所，有特刑庭的侦讯室，有首都警察厅厅长的“公馆”……前后左右，门对门，窗对窗，对代表团进行严密监视。特务专用的摩托车、吉普车、小轿车停在附近的街头巷尾，随时准备对代表团跟踪盯梢。化装成摊贩、鞋匠、算卦先生、三轮车夫、卖报的等特殊人物，日夜在周围窜来窜去。周恩来和董必武虽居虎穴狼窝，却如闲庭信步泰然自若。在三十号院门口加盖了小楼，围墙增高了一半，以阻挡敌人的窥探。代表团开会时，放下窗帘，在窗外放一架收音机，高声播送延安新闻，以扰乱敌人的视听。
（高生）
五○六、春风送暖
一九四六年春，国民党当局密令围攻中原解放区，周恩来针锋相对，委托董必武先往湖北礼山县宣化店了解情况，以便揭发蒋介石“假和平、真战争”的面目，教育全国人民。同时，周恩来又想尽办法，送运大批军需粮食和医药器材，协助中原军区解决了给养等问题。
五月五日，又迫使“三人小组”前往调查，周恩来又冒着大雨和山洪，途中蹚着齐腰深的河水，到了宣化店。他代表中央慰问全体将士，听取了李先念、郑位三两负责人对国民党围困我军情况的揭发。同时，又对四百名县团以上干部讲了话，传达了中央关于中原解放区主力作战略转移的决定。周恩来激动地说：“你们拖住了几十万蒋军，有力地支援了东北战场，也配合了华北战场！”周恩来此行，如春风送暖，极大的鼓舞了指战员的士气。在以后的日子里，他们用刺刀和生命击退了敌人一次次进攻，打乱了蒋介石发动全国规模反革命内战的时间表，赢得了中原突围的历史性的伟大胜利。
（田俊翘）
五○七、喝斥特务
一九四六年的一天，“周公馆”举行中外记者招待会。周恩来面对挤满会场的百余名中外记者，满腔义愤地揭露蒋介石挑动内战的详情。有时慷慨激昂地离开翻译，一面指着作战形势图，一面直接用英语侃侃而谈。这时保卫的同志悄悄告诉他，大门口站着好几个带枪的特务。周恩来一听大怒，干脆走到直通大门的平台上，大声向门外带枪的人喝斥道：“你们谁是特务？站出来让大家看看！我是你们的政府请来谈判的，你们竟敢对谈判代表采取这样卑鄙的手段！”周恩来这种凛然正气和大无畏精神，竟把那几个特务给吓跑了。
（高生）
五○八、有理有节
四月二日晚，周恩来会见南京和谈代表成员黄启汉说：“根据两天来商谈的情况看，除邵力子外，都不同意惩治战犯这一条。李宗仁不是公开宣布承认毛主席提出的八项原则为谈判基础么？怎么代表团来了，又变卦了呢？”黄启汉无言以对，只好表示就此事回南京向李宗仁问明。三日后，周恩来再次会见黄启汉，要他转告李宗仁、白崇禧，现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完全有力量在全国范围内扫除和平的一切障碍。希望李宗仁、白崇禧不应对帝国主义再抱幻想，不应对蒋介石再有留恋或恐惧，应该坚决向人民靠拢！
接着，周恩来就南京方面“划江而治”的提法做了明确的、一丝不苟地回答：在和谈期间，人民解放军暂不渡过长江；但和谈后，谈成，解放军要渡江；谈不成，解放军也要渡江。
斩钉截铁，一字千钧，表达我方毫不妥协，决不动摇的严正立场，粉碎了南京政府划江而治的幻想。
（田俊翘）
五○九、决不让步
一九四九年四月十五日，国共和谈的最后修正案已经完成，周恩来说：“中共代表尽可能地吸收和采纳了南京政府代表团的许多意见，包括关于某些重大问题的意见，但是，对国民党军队改编和人民解放军过江接收地方政权两点，我们决不能让步！”
关于签字的时间，周恩来郑重宣布：“我们限定南京国民党政府在二十日以前答复，如不接受这一修正案，则二十日我们一定打过长江去。”
在场的国民党代表团表示接受这一修正案，决定派黄绍竑、屈武于十六日携文件返回南京请示。周恩来赶往西郊机场面嘱两人，请他们明确告诉李宗仁、白崇禧，希望他俩自拿主张不要请示蒋介石。在这点上，亦不要向蒋介石让步。
但是，南京政府拒绝签字，于是，四月二十一日，百万雄师过大江，直捣南京，国民党政权土崩瓦解。事实雄辩地证实了，周恩来在谈判桌上的几句话，都是算数的。
（田俊翘）
五一○、针锋相对
在一九五四年的日内瓦会议上，虽然周恩来抓住一切机会对美国代表团的成员做工作，但对任何挑衅却坚决予以回击。在会议讨论印度支那问题的时候，周恩来代表中国提出一个方案，美国代表团团长史密斯即席作了一个发言，说周恩来先生的建议包含着可供讨论的内容。然而第二天开会再讨论这个问题时，史密斯借故离会，他的副手，抗日战争胜利后代表美国在北平军调处执行部工作过的罗伯逊担任美方首席发言人。他一上来就批驳前一天周恩来的发言，说中国代表团的意见不值得考虑和讨论。周恩来针锋相对地责问罗伯逊说：“你们美国代表团说话算不算数？你们的团长史密斯昨天表示我们的意见可以考虑，今天怎么变卦了？”并指着罗伯逊说：“罗伯逊先生，我要提醒你，我们在中国是认识的，我了解你！”周恩来越说越激动，“如果美国敢于挑战，我们将是能够应战的！”罗伯逊面红耳赤，无言以对。
（李华民）
五一一、不避艰险
亚非会议定于一九五五年四月十八日至二十四日在印度尼西亚的万隆召开。这是第一次没有西方殖民主义者参加的、由亚非各国自己主宰自己命运的会议。周恩来于会前刚刚动过阑尾炎手术，健康尚未完全恢复。但他认为这次会议非常重要，一定要亲自去参加。他原计划于四月十一日和工作人员一起乘定租的印度客机“克什米尔公主号”出发，经香港接部分代表团成员上机。飞机在启德机场加油时，国民党特务在机翼中安放了定时炸弹。飞机接近北婆罗洲海岸线时在空中爆炸，机上十一名乘客遇难。由于周恩来应邀先去仰光同缅甸、印度和埃及总理会晤，临时改变了行程，才幸免于难。这次暗杀计划显然是针对周恩来的。在整个亚非会议期间，蒋介石的一个恐怖组织阴谋发动骚扰和暗杀。周恩来从容地、紧张地参加各种会议和活动，把个人安危完全置之度外。
（高生）
五一二、虎穴地狱
随着时间的推移，“文革”的灾难性后果，越来越清楚地显现出来以后，周恩来有两种选择：一是远事避祸，洁身自好；一是坚守岗位，尽力挽救危局。单从个人角度来看，前者不失为上策，后者则如履薄冰，前途叵测。
周恩来毅然选择了后者，一九六六年十二月间，他在与并肩战斗了几十年的老战友李富春的一次交谈中，倾吐了内心深处的这一信念：我不入虎穴，谁入虎穴？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
（刘学琦）
五一三、今夜喝酒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氢弹原理试验成功了。周恩来召集刘西尧、刘杰等同志在西花厅，听取汇报，庆贺试验成功。还特地准备了晚餐，并且备了酒。这时二机部的‘造反派’却到了中南海的西北门外，扬言要打倒这几个人。周恩来闻知后，风趣地说：“他们反对我，我引为光荣。”随后，周恩来又念起毛泽东的诗词：“不管风吹浪打，胜似闲庭信步。”接着又举起酒杯，风趣地说：今夜得宽余，喝酒吧！
（禾木）
五一四、重要信件
“乒乓外交”使中美关系得到缓解，尼克松打算访华，希望中国方面能接待先行官基辛格的秘密访问，并通过巴基斯坦大使馆向北京转达了这一信息。这之后，他们一直迫不及待地盼望北京的复信，基辛格竟为此有两天那儿也不敢去，一口气就回绝了好几次重大的邀请。
“到底收到了，这是周恩来的复信！”——基辛格的手紧张得有些发颤，他急急先扫一眼：
……在研究了尼克松总统的三次口信后，毛泽东主席表示，欢迎尼克松来访华，并期待着届时同总统阁下直接对话……
基辛格长长舒了一口气，喜悦的心情无法形容，赶忙通知尼克松说：“来了！来了！周恩来的复信来了！”
尼克松禁不住眉开眼笑，一口气将信看完。这时，基辛格笑呵呵地说：“我看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美国总统所收到的最重要的信件。”尼克松说：“那么，我就把你的中国之行起个代号，就叫‘马可·波罗行动’吧！”
（田俊翘）
2007/09/10
第十八章胆略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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