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八六、喜见蒙胞
一九二八年在莫斯科参加中共六大的周恩来，来到中山大学，看望在这里工作和学习的中国同志，传达六大精神和国内形势，并就他们的学习、工作和生活情况进行了交谈。交谈中，有人告诉周恩来，在本校做教学翻译工作的乌兰夫和几个同志是蒙古族人，他的目光马上集中到他们身上，带着微笑说：“噢！你们是蒙古族，好极了，好极了！”周恩来的深沉目光和亲切关注，长久地回荡在乌兰夫心底深处。乌兰夫意识到：他是把他们看作少数民族的代表，着眼于整个蒙古族乃至全国各少数民族。他的关注饱含着对他们的无限希望。此后，经过反复思索，乌兰夫萌发了请求回国，投身到国内革命斗争中去的想法。经过我党和共产国际代表同意，乌兰夫一九二九年回到国内，在内蒙地区开辟和坚持地下武装斗争。
（徐必成）
一八七、误事深憾
由于叛徒白鑫的出卖，彭湃于一九二九年八月二十四日被捕，蒋介石当即下令枪杀彭湃。
周恩来获此消息，马上指示：在二十八日上午所有特科人员一起出动，埋伏在囚车经过的路上，决心不惜任何代价截车营救。
那天，我方人员化装成拍外景的摄影队，武器装在一只皮箱里，指定专人骑摩托送到现场，还准备了装好大米的卡车，用它横挡囚车。一切安排妥当，只等下手。可惜，负责武器的关键人物：“三民照相馆老板”范梦菊，（此人于一九三一年叛变）因故来迟了，而且他的事先准备又粗枝大叶，十几只全新的驳壳枪膛里一层厚厚的黄油未曾清除，根本不能使用。于是又派人赶去买煤油来擦洗，这一去一往又误了半个小时。当赶赴现场时，囚车已经过去，这场营救彭湃唯一的机会就这样丧失了。人们急得咬牙切齿，个个流涕。彭湃就这样牺牲了，周恩来一直为此事深深遗憾。
（田俊翘）
一八八、重托陈毅
红军准备长征时，陈毅当时负了重伤，坐骨断裂，体内有许多碎骨，痛得不能起床，住在红军医院里，又无法开刀，难以随军长征。他在一九三四年十月九日给周恩来写了封信。周恩来接到信后，立即下令给卫生部长贺诚，打开已装箱的医疗器材，再派两个医生，给陈毅做了手术。
手术后第二天，周恩来到医院去看望陈毅，对他说：“我们很快就要走了，中央决定你留下来坚持斗争。”“你有革命斗争的丰富经验，既有政治斗争的经验，又有军事斗争的经验。更可贵的是你有井冈山斗争的经验，有中央根据地几次反‘围剿’的斗争经验。相信你一定能依靠群众，依靠党的领导，坚持到胜利。”
（徐必成）
一八九、灵前军礼
一九三七年，周恩来从劳山脱险回到延安后，得知他原来的警卫员、随行副官陈友才被敌人残杀的情况，心情沉痛，热泪盈眶，沉默了很久。后来他嘱咐中央办公厅的同志：对光荣牺牲的陈友才等同志，要妥为安葬，给每位烈士立一块石碑，以表达我们的悼念。还要通知烈士们所在的单位，举行追悼会，以他们英勇作战、不怕牺牲、坚贞不屈的革命精神，教育部队。
遇险后的第三天上午，在总参主持下，军委各总部召开了陈友才等同志的追悼大会，周恩来亲自参加了追悼会，并在陈友才的灵台前行军礼。
（徐必成）
一九○、察奸劝友
西安事变中，杨虎城对周恩来十分钦敬，两人建立起友谊。西安事变后，杨虎城被蒋介石遣送欧洲“考察”。“七七”事变后，杨满怀杀敌壮志匆匆返回祖国，奔赴沙场，急欲为国建功。途经香港时，周恩来指示中共驻香港代表张云逸：一定恳请杨将军直接到武汉前来会见，然后到延安去共商抗日大计。
张云逸按周恩来的指示，向杨将军概述了张学良一片愚忠得到的结果，以及抗战前后蒋介石的所作所为，希望他引鉴前车，洞察其奸，临事慎重，不可再蹈复辙。无奈杨将军当时对蒋介石本性认识不足，觉得若去延安，反授人以口实，因而拒绝了周恩来的建议，率然见蒋。谁知，蒋介石根本不想见他，还没等他到来就先下了手。杨虎城从香港经长沙到南昌，就落入特务头子戴笠的魔爪中，从此铁窗冷雨，长期监禁，后悔不该不听周恩来劝阻，铸成大错。
（田俊翘）
一九一、迎送白求恩
一九三八年一月八日，白求恩乘上“亚洲皇后号”邮船，航行十三昼夜，由美国来到香港，停留三天之后，飞抵武汉，直奔八路军办事处。周恩来热情地接待了白求恩，并向他介绍了中国的抗战形势以及党的抗日路线、方针、政策，还讲述了我们面临的困难与危险。为这位国际友人的安全考虑，周恩来劝白求恩不要直赴前线，可先去延安，那里有卫生学校、边区医院，更能施展他的才能。但白求恩坚持要立即奔赴前线，周恩来只好尊重他的意见，表示“尽量满足你的要求”。
周恩来十分敬重这位国际主义战士，在武汉，白求恩断然拒绝了国民党要员的百般挽留和利诱，义无反顾地走向人民的“红色中国”，直奔战火弥漫的华北战场，到设在临汾的八路军总部前线卫生部报到。周恩来紧紧握着白求恩的手，连声说道：“请多保重！”又特意派警卫人员护送他们北上。白求恩对此十分感动，频频念着周恩来的名字。
白求恩就这样在周恩来的迎送下，奔向抗日的烽火前线。
（田俊翘）
一九二、谢谢柯棣华
一九三八年九月三十日，驻武汉八路军办事处为以柯棣华为首的印度医疗队举行“宴会”。十月七日下午，周恩来亲切地会见了医疗队，象拉家常一样和他们谈起中国和印度，谈起喜马拉雅山的峡谷及其高度……。当柯棣华表示要到八路军工作的愿望时，周恩来紧紧地握着他的手说：“谢谢你们！八路军，新四军确实很困难，很需要你们的帮助。我欢迎你们到八路军、新四军里去工作。”
但是，国民党卫生总署却百般阻挠，戴季陶居然对他造谣说：“共产党不知伦理，不要纲常，正人君子决不可与之共事。”而孔祥熙又阴阳怪气地说：“延安除了荒山秃岭什么也没有，你们从温暖地带来的人是忍受不了的。”但是，柯棣华相信周恩来，相信中国共产党，经过一番曲折，于一九三九年一月二十二日，在周恩来的指引下踏上奔向延安的道路。经过长途跋涉于二月十二日抵达了红色中国的首都。
柯棣华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贡献了自己的一切力量，最后于一九四二年十二月九日光荣殉职。周恩来赞颂他：“是中印两大民族友爱的象征，是印度人民积极参加反对日本黩武主义和世界反法西斯主义的共同战斗的模范。”
（田俊翘）
一九三、艾青赴延安
一九四○年，艾青，这位来自“大堰河”的名诗人经过一系列苦难的奔波来到重庆。周恩来得知后，特地约他来北碚相见，他如兄长一样关怀艾青。不久，周恩来又对艾青等作家讲：革命需要你们，中国需要你们……。并明确提出：“我希望你们到延安去，可以安心写作，为人民做出更大贡献。”皖南事变后，国民党特务对革命作家的恐吓与监视更加猖狂，艾青处境危险。后来，艾青等四位作家按周恩来的布置，化装北上，经过四十七道封锁线，终于抵达了延安。
进步作家汇集到延安，为革命队伍输入了新的血液。
（田俊翘）
一九四、善解其难
在国民党当权者的集团里，周恩来有不少的好朋友，于右任就是其中的一位。这个在国民党内相当有声望的元老，为人正直，仗义直言。抗战时期，于右任赞成国共合作、团结对敌。但是，他对于蒋介石总还是抱有幻想。周恩来出于对民族利益的考虑和对于右任的爱护，决心帮助他。周恩来先邀请于老先生的女婿、立法委员和军事顾问处处长屈武谈话。他恳切地对屈武说：“于先生是你的老长亲，你应该爱护他，首先在政治方面爱护他，使他对两党合作团结抗战的立场更坚定些。”此后，屈武耐心地帮助自己的岳父，在政治上向前进步。周恩来还指示《新华日报》社，派出记者对于右任进行采访。有一次，《新华日报》社的陆诒去请于右任谈自己清朝末年在上海主持办报的经验。于老先生旧事重提，兴味甚浓，一谈就是一个半小时，还是余情未尽。但当记者把这个谈话整理成文，再送给于审定，并希望在《新华日报》上发表时，他却面有难色，一再说还是留给记者作纪念、以不发表为好。陆诒将这一情况向周恩来汇报，周恩来当即指示：“我们尊重于先生自己的意见，暂不发表吧！不要勉为其难。”然后又教育这个记者：“以后你要切记，在采访活动中，要善于为对方的处境着想。”
经过周恩来的热情帮助和关心，于右任的政治态度进一步明朗、坚定，思想感情上逐渐靠拢我党，他曾发自内心地赞叹说：“恩来先生的人格真是伟大！”
（高生）
一九五、秘密大营救
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周恩来非常惦念避居香港的文化界人士和爱国民主人士的安全。他连续致电廖承志、潘汉年，询问香港有关人士撤退和安置情况。并叮嘱他们派人帮助宋庆龄、何香凝、柳亚子、邹韬奋、梁漱溟等离开香港。以后，这批知名人士有的辗转抵达东江游击区，有的经澳门、韶关或广州湾到桂林，有的经浙江去上海转赴新四军驻地。在撤退工作中周恩来通过电报联络，并且派人接应，做出具体安排。他特别关注当时被国民党特务监视的柳亚子、邹韬奋。周恩来电嘱南委书记方方，指定专人负责护送，确保爱国主义人士的安全。这场在周恩来直接领导下的秘密大营救活动，历时半年，遍及十余省，共营救出八百余人，此外，还营救出一批国民党驻香港人员和外国友人。
（高生）
一九六、盛赞刘志丹
一九三六年三月，在广大群众支持下，传奇式的人民英雄刘志丹率领红二十八军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胜利之后，乘胜强渡黄河，率部向三交镇猛插，当四月十五日拂晓战斗打响时，他亲自奔赴最危险的前沿，在炮火密集的阵地上指挥冲锋。不料，敌军一梭子枪弹射来，穿透了他的左胸，顿时昏迷过去。稍停，他睁开双眼，断断续续地说：“……赶快消灭敌人……”陕北人民的优秀儿子就这样光荣牺牲了。
四月二十三日，遗体运回瓦窑堡，周恩来含着热泪为烈士守灵，亲视入殓，向家属表示慰问。并在二十四日隆重的追悼会上致词，表示自己的崇敬之情。
一九四三年四月，刘志丹陵墓在边区落成，为追悼这位“为国家尽大忠，为民族尽大孝”的“群众领袖”、“民族曙光”，周恩来挥笔飞书，为刘志丹陵墓题词：“上下五千年，英雄万万千，人民的英雄，要数刘志丹。”
（王习耕）
一九七、悼亡友
邹韬奋编的《生活》杂志，对唤起民众一致抗日，对争取民主，反对独裁统治，起了巨大作用，为此，遭到日伪政权和国民党的不断迫害，劳累成疾，于一九四四年七月二十四日病逝。他死前，致书中共中央：“请中国共产党中央严格审查我一生奋斗历史，如其合格请追认入党……骨灰尽可能带往延安。”
九月二日，周恩来获悉此讯，立即向中共中央提议：一、在延安开追悼大会；二、在解放日报上发表追悼文章；三、中央致挽电。得到毛泽东的批准。
与此同时，又致电林伯渠、董必武、王若飞等：此间邹韬奋生前友人决定十一月一日举行盛大追悼会和著作展览，并出特刊，请在重庆搜集《萍踪寄语》、《生活日报》、《大众生活》等。并请宋庆龄、柳亚子、张澜、黄炎培、沈钧儒、陶行知等撰写追悼短文。
通过对邹韬奋的悼念活动，团结了爱国知识分子和广大人民群众，成为向顽固派宣战的誓师大会。
（田俊翘）
一九八、静默忆友
一九四六年一月，政治协商会议（旧政协）在重庆召开。有一天，会议讨论“和平建国纲领”。国民党代表自命“法统”，大讲所谓“团结”、“忍让”。周恩来严正阐明中国共产党的立场。忽然场外传来一声“嗒——嗒——”的立正号响，大家都站起来，接着是一阵升旗音乐。礼毕坐下后，周恩来长叹一声，若有所感，说：“在刚才这几分钟的静默中，我想起了一个人，这个人是我的朋友，也是在座各位的朋友，这个人对团结的贡献最大。这个人，就是促成停止内战、团结抗日的张汉卿（学良）先生。他现在还在为团结受难，我们怀念他，诚恳地希望他能早日获得自由……。”他的声音铿锵有力，充满着动人肺腑的感情，一下子戳穿了国民党大谈的“法统”、“团结”、“忍让”的真面目。在场的国民党代表不得不羞惭地低下了头。
（高生）
一九九、叶挺入党
广州起义失败后，叶挺化装潜入香港，由于中共广东省委偏听一部分人的错误意见，指责他对起义“消极”、“动摇”，给予留党察看的处分。叶挺不同意这种不符合事实的责难，于一九二八年到莫斯科后，又写出书面报告提出申诉，但共产国际中国部负责人继续对叶挺冷淡处之，使他投诉无门，加上失败情绪的影响，他独自离开莫斯科，同共产党脱离了关系。此时，周恩来找到叶挺，批评了他的悲观情绪：“我们总不能放弃革命不干啊！干革命，成功不必自我。”使叶挺受到极大教育。他还一直关心着叶挺的党籍问题，直到一九四四年三月，还坚定地表示：“我们应该给叶挺伸冤！”并向毛泽东做了汇报。
皖南事变后，叶挺在狱中表现得十分坚强，出狱后的第二天就打电报给毛泽东和周恩来，再次要求入党。毛泽东亲笔回电：“欣闻出狱，万众欢腾，你为中国民族解放与人民解放事业进行了二十余年的奋斗……兹决定接受你加入中国共产党。”
（田俊翘）
二○○、灵前鸣志
一九四六年七月二十五日，在陶行知先生逝世的那天，周恩来拉着陶行知先生那还未十分僵硬的手，呜咽地说：“陶先生，放心去吧！你已经对得起民族，对得起人民。你的未了的事会由朋友们，由你的后继者们坚持下去、开展下去的，你放心去吧！我立时就要到南京去了，我们必定要争取全面的、悠久的和平和实现民主来告慰你的。朋友们都得学习你的精神尽瘁民主事业直到最后一息的。陶先生，你放心去吧。”
周恩来又激动地抓住田汉同志的手，沉重地对大家说：“你们都保重啊！文化界的朋友们无论如何再牺牲不得了……”
（刘怡）
二○一、精彩的一幕
一九四九年春，国共和平谈判。南京政府对自己派的以张治中、邵力子等组成的代表团并不信任，认为他们已经“赤化”，反而监视起他们在南京的家属。邵力子夫人傅学文首当其冲，每次出门，身后总有飘闪不定的鬼影跟踪。当南京方面拒绝接受中共“国内和平协定”二十四条款之后，邵力子毅然决定留在北平，周恩来表示热烈欢迎。但邵力子夫人的安全就出现更大危机，为此，周恩来当即指示有关人员“一定要尽快设法接邵夫人来北平”。并做了精心的安排，于是出现了下面精彩的一幕：
四月十二日下午二点，南京一架去接北平代表团的飞机正在发动，一群在机场送行的人纷纷挥手告别。此时，邵夫人一边向飞机里的人招手，一边紧走几步，登上舷梯，好像是要向机里的朋友叮咛几句——只见她登上舱口，手扶舱门，果断地一个大步跨了进去，紧接着就是砰然一声，舱门关闭，飞机起动，冲出跑道，腾空而起。当跟踪的警特明白这是怎么一回事时，飞机已经隆隆北飞。
（田俊翘）
二○二、舞厅传信
一九五○年夏，在中南海的一次周末舞会上，周恩来得知舞伴马力是马连良的女儿时，大为高兴，忙问：“你父亲好吗？”
“他很好。”
“你父亲是很有名的演员，现在全国解放了，欢迎他从香港回到内地来呀！你写信告诉他，就说周恩来问候他！”
马力十分兴奋，可是，一想到父亲的情况，顿时心情又沉重了。她对周恩来说：“他在香港负了债，他想回来，也难回来呀……”原来，马连良在香港的演出，越来越困难，香港捐税奇多，演完一出戏，七交八扣，反而蚀本。为了养家糊口，又只能以演出为生。在他处境窘迫时，一个国民党政客以“一场戏一根金条”为饵，诱劝马连良赴台湾。而马连良对妻子说：“上国民党的当不止一回，难道还要跑到台湾再去蹚混水么？”他更加想家，想大陆……
周恩来听罢马力的话，从衣袋里取出一个本子，记下了这件事，对马力说：“我一定设法安排你爸爸回来。”马力欣喜地说：“总理，谢谢您，太谢谢您了。”
果然，周恩来在一年后，实现了这一诺言。
（田俊翘）
二○三、关心老舍
老舍，原名舒舍予，早在四十年代初就同周恩来相识。一九四九年，老舍在美国讲学时，周恩来以新中国国务院总理身份邀请他返回解放后的中国。老舍回到北京，喘息未定，便埋头创作，周恩来很喜欢他写的《龙须沟》，并向毛泽东推荐。一九五一年春的一个晚上，毛泽东和其它领导人在中南海怀仁堂观看了《龙须沟》。在老舍创作《春华秋实》这部话剧时，周恩来向老舍详尽地解释党对民族资产阶级的政策，提醒老舍，切不可把这出戏变成政治宣传，群众需要的是一出有血有肉的戏、真正的艺术品。但他希望要按照老舍自己的风格写，放手用自己所擅长的幽默语言把戏写出来。有一次看完《春华秋实》的排演，周恩来打电话给老舍，婉转地告诉他哪里还存在值得推敲的地方，使老舍深为感动。
（李华民）
二○四、关心齐白石
一九五二年春节前夕，政务院决定对部分高级民主人士给予生活补助，拟出计划后报周恩来审批。周恩来详细审阅后，在批示中提出要对其它一些民主人士的经济情况做个了解，如果家庭确有困难，也要给予补助。著名画家齐白石先生在房子搬迁时遇到一些周折。周恩来知道后，就此事讲了一段很长的话。他批评有些同志缺乏认真细致的工作精神，满足于听汇报，做表面文章，工作深入不下去。周恩来说：“象齐白石先生这样的画家，我们在他的生活上为什么不能管得好一点儿，多给他一份关心呢？”
（李华民）
二○五、恳促回归
在香港黯淡的寓所里，马连良的生活发生了转机：北京的梅兰芳、程砚秋、张庚、马彦祥四位京剧院院长联名给他写了信，转达了周恩来、人民政府欢迎他从香港返回内地的殷切期望。她的女儿也把中南海舞会上周恩来请他返回的过程做了描述，他的心豁然开朗了。
一九五一年九月三十日，中共中南局一工作人员奉周恩来之命专程去香港与马连良秘密会见，向他详述了共产党对艺术家的政策，转达了人民政府欢迎他回归的心意，并决定替他还清全部债务，而且将归途的细节也作了妥善安排。马连良心花怒放。“请您快动身吧，家里人正等着您呢！”就这样，第二天，“一位英国司机”开来的一辆小轿车，马连良只身一人坐在车中，避开追踪者的双眼，悄然离开，从此，永久地从这儿消失了。
一九五二年七月一日，周恩来在北京饭店的盛大宴会上接见了马连良，这位艺术家不无歉疚地说：“很抱歉，我回来晚了。”
周恩来爽朗地笑着说：“早晚都一样，回来就好嘛！”
（田俊翘）
二○六、赞赏魏巍
那是在一九五三年九月二十三日，全国文艺界的代表们，喜气洋洋地坐在怀仁堂里，聚精会神地聆听周恩来的报告。那时时兴站着讲话，周恩来站在那里并不照着稿子念，而且讲得生动活泼，时时博得一阵阵笑声和掌声。他谈到魏巍同志所写的《谁是最可爱的人》时，给予高度评价。说它感动了千百万读者，鼓舞了前方的将士。说到这里，周恩来面向台下问：“哪一位是魏巍同志？请站起来，我要认识一下这位朋友。”三十岁出头的魏巍意外地听到这话，不免有些慌张，腼腆地站起来向周恩来致意。周恩来又亲切地问：“你过去在哪里工作？”听到了魏巍的回答，周恩来笑着点点头，又继续他的讲话。
（李华民）
二○七、缓颊保梁
在一九五三年的一次会议上，梁漱溟顶撞毛泽东，两人发生了激烈的争执。当时，何香凝、陈铭枢、李济深、张澜四位先生用不同的办法保护梁漱溟过关，而此时，周恩来更为着急。可梁漱溟却固执己见，坚持不改变自己的观点，毫不认输。一连三天，会议空气如同要爆炸一般异常紧张，无人敢为缓颊。怎么办？周恩来见事急迫，想出一个可以使梁老平静下来的人。于是，他先给上海打电话，找到沈尹默先生，再托他赶赴杭州邀马一浮先生到北京，规劝梁漱溟勉为自我检讨，以缓和气氛，缓解僵局，使梁老能过关。
（田俊翘）
二○八、专业对口
在一次文艺晚会上，上海音乐学院有人向周恩来反映，附中钢琴专业在分配时碰到了困难，有的同学分配到新疆，而那里根本就没有钢琴，于是只好被迫改行；还有的同学被分配到中小学当音乐教师，又因为不会唱歌而工作困难等。周恩来听了非常关切，说：“那就不对了，国家花了那么多钱培养一个音乐人才，专业不对口，那多可惜！”于是他立即叮嘱坐在身旁的工作人员赶紧去了解情况，尽快给以解决。同时还要了解一下中央音乐学院有无类似这种情况，并且要求第二天就把了解的情况告诉他。此事没过几天，附中钢琴专业的几个毕业生就得以妥善安排。
（胡幼梅）
二○九、谈心促友
一九五三年，周恩来有一次在北京约见刘海粟，从晚上十一点谈到凌晨一点多，鼓励他挑起美术教育的重担，并希望美术界要团结，各种流派的代表人物要齐心协力，为新中国多培养一些人才。
周恩来规劝刘海粟不要听信一些不负责任的传闻，要和徐悲鸿搞好团结。他诚恳地说：“刘老，你和悲鸿都是从反封建斗争中过来的，为美术事业冒过风险，过去也有较深的友谊。悲鸿近年来患病，住院很久，感情容易冲动，你要谅解他。”海粟十分动情地回答：“总理，您放心，悲鸿的性格和性情，我是了解的。今后，只要我们彼此多体谅，谣传就会不攻自破！”周恩来高兴地说：“你们两位团结一致，我们美术教育工作就好办多了，人才也会多培养出来。”
以后，刘海粟与徐悲鸿和好如初，刘海粟十分感激地说：“总理为我和悲鸿两个人，操了多少心！总理的工作，做得多细啊！”
（田俊翘）
二一○、介绍专家
一九五四年，毛泽东在怀仁堂接见一些知识分子。这都是些过去和党有过关系、为党做过工作的人，周恩来为毛主席一一做介绍。翻译家杨宪益也在被接见之列，他和周恩来从未直接交谈过。想不到，周恩来不但知道他的身份，还向毛主席介绍：“杨宪益先生和他的夫人戴乃迭女士一起将屈原的《楚辞》翻译成英文介绍给国外。”毛泽东听了很感兴趣，问杨宪益：“《楚辞》也能翻译吗？”杨宪益做了解释。
（姚晶华）
二一一、宴请卓别林
电影大师卓别林的《淘金记》、《摩登时代》、《大独裁者》享誉全球，受到各国人民的热烈欢迎，但他却为美国保守势力所不容，遭到屡屡不断的迫害，只好流亡瑞士，寓居日内瓦。
周恩来十分喜欢卓别林的影片，尤其对《城市之光》里的滑稽动作十分欣赏。一九五四年日内瓦会议期间，他邀请这位全世界妇孺皆知的艺术大师来驻地吃晚宴。卓别林夫妇准时应邀，出门之前，接到周恩来秘书电话，说：“总理可能要耽误一点时间，因为会议突然间要处理一个重要问题。”
当卓别林夫妇到达时，出乎他们的意外，周恩来已在他驻地石阶上迎接他了。卓别林“看到他那精神焕发的漂亮面孔，感到惊奇——他是那样地恬静而年轻”。卓别林十分高兴，并关切地问：“会议上到底发生了什么问题？”周恩来拍拍卓别林的肩膀小声地说：“五分钟之前，一切问题都解决了。”
席间，他们谈笑风生，象老朋友一般无拘无束。看来，杜勒斯孤立中国的政策，连“美国公民”卓别林都不予理睬了。卓别林带着周恩来馈赠的两瓶茅台酒，尽兴而归。卓别林对此一直念念不忘，将这难忘的晚宴写进了他的《自传》。
（田俊翘）
二一二、双重催办
五十年代中期，国务院拟筹建北京中医学院，周恩来让调集中医界精英来办学。一天，名医施今墨给周恩来看病，周恩来又谈到此事，并请施今墨推荐即懂中医又懂西医的人士负责教务工作。施老荐举了得意门生祝谌予，周恩来很赞成。
当时，祝氏夫妻已调云南省西双版纳地区的一所公路医院行医。像祝谌予这样学贯中西的施门名医，云南自然舍不得放。卫生部发了两次函，都无回音。过了些日子，施老又给周恩来看病，周恩来重问起此事，得知尚未调成，就指示秘书，以周恩来的名义发电报给云南，调祝医生进京。秘书刚走到门口，周恩来又将他叫住，告诉他，发电报的同时给云南省卫生厅挂一个电话，说明调祝之事。电报加电话，又是总理的名义，云南不得不割爱了，忙派人下去通知祝。
（禾木）
二一三、诗画合璧
周恩来爱徐悲鸿之才，爱徐悲鸿之马。一九四五年初，他曾委托郭沫若到嘉陵江畔的磐溪看望病中的画家，并送去延安的小米和红枣。
一九五三年，徐悲鸿为中国人民志愿军画了一幅奔马图，并题写了“山河百战归民主，铲尽崎岖大道平”的诗句，表现出画家对新社会由衷热爱，对人民翻身解放的无限喜悦。周恩来十分喜欢这两句题诗。
一九五六年，一位外国艺术家请周恩来在自己珍藏的一幅徐悲鸿奔马图上题字留念，周恩来欣然允诺，随即题写了上面的两句诗，并注明这是徐悲鸿画马的诗句，在签名下面还写了题写的时间、地点：一九五六年十月四日于北京。周恩来那遒劲、浑厚的题诗墨迹不仅体现出他在书法艺术上的功力，而且表示了他对徐悲鸿绘画艺术的理解与尊重。这不仅是对一位画家的高度评价，也是对我国美术事业的关怀和支持。
（田俊翘）
二一四、三望病榻
一九五七年三月，地质学家李四光因病在杭州疗养。一天，周恩来陪外宾到杭州参观，专门抽时间去看望李四光。李四光见到周恩来喜出望外。他望着周恩来亲切的目光，心中充满了幸福的激情，久藏心底的话，象破闸而出的流水，滔滔不绝地倾泻出来。原来，李四光一直想要求入党，但又感到自己条件不够，年纪大了，身体又不好，心情矛盾，对提出申请犹豫不决。周恩来静静地听他讲完之后，态度恳切地鼓励说：党很需要知识分子为党工作。入党后，可以更直接地接受党的教育和领导，更好地为人民服务。
半年后，医生诊断李四光患了恶性肿瘤。他在北京医院动了手术，身体很虚弱。周恩来曾三次到医院去看望他，关心他的饮食、休息，希望他安心养病，尽快恢复健康。在病榻边，李四光激动地说：我的入党申请书已经写好了，请党考验我吧。
第二年十二月，李四光经地质部和科学院有关同志介绍，被接收为中国共产党预备党员。
（李华民）
二一五、暖语化冰
一九五八年四月，一件意外的灾难降临到冰心家里，吴文藻教授被划成右派。这对家庭的每个成员来说都不啻是晴天霹雳。欢乐消失了，生活失去了平衡，冰心和吴文藻陷入了深深的苦闷之中。
吴文藻的罪名之一是“反党反社会主义”。他是个认真的学者，做什么事都极端认真。现在他也认真地挖“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思想，挖得很苦，写了很多张纸。他一面痛苦地挖着，一面用迷茫和疑惑的眼光看着冰心说：“我若是反党反社会主义，我到国外去反好了，何必千辛万苦地借赴美的名义回到祖国来反呢？”冰心最了解吴文藻的认真及爱国热忱，也最理解他此时的心情，她也一样感到委屈和沉闷。但除了劝他好好挖思想外，冰心还能说什么呢？
正在这时，周恩来夫妇派了一辆小车，把冰心接到了中南海西花厅。冰心象见了亲人一样，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把一腔怨愤都倾吐了出来。周恩来夫妇那时不便说得太多，只是十分诚恳地让冰心帮助吴文藻好好改造，周恩来语重心长地说：“这时最能帮助吴教授的人，只能是他最亲近的人了，你要劝他思想别太窄。”这番发自肺腑的活象一腔暖流，传遍了冰心全身，心中的怨气也消释了许多。
回到家里，冰心向吴文藻说了周恩来夫妇极其委婉地让他好好改造。吴教授对周恩来满怀感激之情，他说：“心里还是感到委屈和苦闷，但我坚信事情终有一天会弄清楚的。”
事实果真如此：一九五九年十二月，吴文藻即被摘掉了右派分子帽子。一九七九年又把错划的事予以更正。
（姚晶华）
二一六、惜才恨晚
在文艺界艾青素以直言著称，为此遭到康生一伙的嫉恨。一九五七年就以散文《养花人的梦》为借口把艾青打成了右派。
其实，这完全是欲加之罪。艾青文章只是说，月季花虽然俏丽，受到园丁的专宠，但一花独开，再多再好也只是一种，太孤单，于是盼望牡丹、睡莲、牵牛、石榴、白兰、仙人掌、迎春前来相会。这不过是个寓言，仅此而已。居然被扣上对抗“百花齐放”的罪名。
周恩来一直关怀艾青，他了解艾青的一切，没想到艾青会被打成右派，当他得知艾青真的被打成右派后，非常惋惜地说：怪我知道得太晚了，太晚了……。”
不久，在周恩来的帮助下，王震特地将艾青收为麾下一名“农垦尖兵”，躲开了是非之地。
（田俊翘）
二一七、寄情大千
一九六一年秋，周恩来在中南海接见了张大千的前妻杨宛君。
“你就是杨宛君同志”？周恩来亲切地问道：“张大千先生与你时常联系吗？”“过去常联系，后来就少多了……”周恩来好象猜透了她的心理，“你还是要和他多通信，争取他回国，回来观光也好。”杨宛君非常激动。“你献了二百六十幅大千先生的临摹画，没有给予鼓励吗？”周恩来又问。“没有。这是大千走前留给我做纪念的，我无偿献给国家也征得了他的同意。”周恩来没有完全赞同杨宛君的说法，他说：“我看你身体不大好，应该很好照顾你。我准备给齐燕铭同志写一封信，他会过问这事的。”
几天后，杨宛君被文化部副部长齐燕铭接见。齐燕铭说：“周恩来总理指示我见你们，杨宛君同志献出二百六十幅张大千临摹敦煌画，这些艺术品价值很高，目前国家经济困难，如果说买也买不起。国家准备颁发四万元奖金给你，其中两万元待大千先生由内地探亲旅游时用。周总理让我转告你，好好看病，病好了好好工作。”
（刘怡）
二一八、一杯茶水
一九六二年十一月，张权再次回到北京，举行了十场独唱音乐会。周恩来得知张权来京，特别指示文化部和统战部宴请她，以表示党和政府的关怀。周恩来还多次准备去音乐厅听张权演唱，却因国事繁忙未能实现。十二月二十九日晚，当张权正在演唱第二个歌时，周恩来终于赶来了。张权歌声刚落，他立即从观众席上站起身来，大家的目光全集中在周恩来身上，只见他端着一杯茶水，走向舞台，递给台上的张权。张权理解这杯茶的分量，深深领会他的心意。党和政府领导人的这个特殊表示，意在医治一位受到不公正待遇的艺术家的心灵创伤。
（胡幼梅）
二一九、宰相访五爷
京剧元勋盖叫天排行老五，梨园同行都叫他“五爷”。一九六二年夏天，一个细雨蒙蒙的下午，一个人手撑油布雨伞，敲着大门，盖老应声开门，定眼一看，哎呀！雨中站着的竟是周恩来！忙说：“宰相进民宅，欢迎欢迎！”宾主落座，盖老激动地说：“从前宰相出门，前呼后拥，又是鸣锣开道，又是燃放鞭炮，可你这位宰相怎么一个人出来也不事先通知一声？”周恩来爽朗地笑道：“我来串门，看看五爷啊？”两人如久别老友，从练功一直说到日常生活，滔滔不绝。
（田俊翘）
二二○、台前致意
著名抒情花腔女高音歌唱家张权，曾在美国获音乐文学硕士学位，她放弃了在美国的优厚生活和工作，克服重重困难，于一九五一年十月回到祖国。当张权回国后第一次演出时，周恩来亲自去剧场听她歌唱，表扬她的爱国主义精神，赞扬她的艺术成就，鼓励她永远为祖国歌唱，终身为人民服务。
一九五七年，这位名盛一时的歌唱家，无辜地被戴上“右派”帽子，赶下了首都舞台，调离了北京，成为政治上受歧视的人。她的丈夫、歌剧院合唱指挥莫桂新由于“右派”问题，被送到东北兴凯湖农场劳动教养，不久病故在那里；她的女儿因是“右派”子女而受歧视……。正当张权为“右派”这顶帽子带给她的严重后果而苦恼的时候，周恩来向她伸出抚慰的手。
一九六二年春天，张权在哈尔滨歌舞团意外地接到通知，特邀她到北京参加周恩来亲自主持的全国政协三届三次会议。会议期间的一个周末舞会上，销声匿迹四年之后的张权被老朋友们推上台去唱一曲《绣荷包》。正当她深情歌唱时，周恩来来了。张权做梦也没有想到，她的歌声一落，周恩来竟在众目注视之下鼓着掌走到台前，亲切地同她握手，向她致意。她握着周恩来的手，激动得泪眼朦胧。周恩来意味深长地说：“好久没听到你唱歌了！”然后，周恩来又邀请张权跳舞，利用这一机会，详细地询问了她这几年的工作和生活情况，关心地说：“你调离北京，我不知道。在东北生活习惯吗？不习惯还是回来吧！”还关心地问到她的爱人、孩子。周恩来如此细致的关怀，使张权十分感激，忍不住问道：“总理，犯了右派错误，改了，还能不能成为左派？”“当然可以，为什么不可以！”周恩来的回答，给了张权勇力和力量，重新激发了她对祖国，对人民音乐事业的责任感。
（李华民）
二二一、细雨润新碧
周恩来国事繁忙，仍关注老作家的创作，他对冰心说：“从作品里看出你是爱国爱人民的，要常常写。”
周恩来的鼓励更坚定了冰心的创作信心，她深入生活，挥笔不已。《拾穗小札》收集了冰心一九五九年至一九六三年所写的一些零散小文章，她把参观访问、看戏听歌、读书看报、和朋友交谈中的点滴体会和深刻印象都记下来，好象孩子们在秋收田野上，俯拾麦穗入筐，成为丰收的一部分一样，她将心上眼前饱满金黄的麦穗一根一根地拾起，送进丰收的麦堆里，作为自己对时代的微薄奉献。这些小文章反映生活面广，都是有感而发，充满了对生活的热爱和自豪之情。
周恩来看了这些文章很高兴。有一次在人大会堂，周恩来高兴地对冰心说：“冰心同志，你又在写文章了，好嘛，继续写下去。”
冰心深深地被感动了，她在文章中抒发自己的感受：“这些话象春天的细雨，不论是参天的万木或是一针的新碧，都得到了滋润。”
（姚晶华）
二二二、关怀马思聪
在“文化大革命”开始的前一天，正是著名音乐家马思聪的生日，周恩来让秘书打来电话，说要接马思聪去他那里，也许周恩来是想把马思聪先保护起来，遗憾的是马思聪当时不在家。
“文革”开始以后，周恩来见到马思聪的夫人，关切地问到马思聪的情况，并说：为什么不开音乐会呢，一个月不见，好象几年不见了。
后来，马思聪夫妇去了美国，周恩来还时刻惦记着他们。他曾对一位到中国访问的美国要人说，我平生有两件事深感遗憾，其一就是马思聪五十多岁离乡背井到国外去。我很难过。
（李华民）
二二三、接阿沛
“文革”给全国造成巨大的灾难，西藏也未能幸免。在林彪、四人帮极左路线的严重影响下，在西藏坚持多年行之有效的党的民族、宗教、统战政策，遭到了严重破坏。当时阿沛·阿旺晋美作为西藏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也难以工作了，而且，在一些别有用心的人指使下，形势越来越紧张，他的安全也受到威胁。此时周恩来一直关注着西藏局势的发展，为此，他在一九六六年九月二十九日，以参加国庆庆典为理由，派飞机把阿沛·阿旺晋美接回北京。并且，在周恩来的安排下，于“十·一”登上天安门城楼，观看庆祝活动并受到毛泽东的接见，这对西藏日益紧张的局势起了很大的缓解作用。
（田俊翘）
二二四、陈毅的任务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二十九日陈毅等四位老帅接见军队院校学生的讲话捅了马蜂窝。周恩来把陈毅请来。
周恩来没有说话，端过一杯飘着绿茶尖的清茶递给陈毅。待陈毅面色平静后，他不紧不慢地说：“陈老总，现在我要请你接受一个任务。”
“什么任务？”陈毅放下杯子。
“从现在开始，你不要讲话。”
“什么，什么？”陈毅惊讶地睁大了眼睛，指着自己鼻子问道：“叫我不要讲话？！”
周恩来肯定地点了点头。
（刘学琦）
二二五、消谤叙功
“文革”当中，张治中受到严重冲击。当时周恩来处境也很困难，但当他得知张的情况后，马上派人把张保护起来，并在红卫兵集会上解释说，张治中是我们党的朋友，他曾经三到延安，重庆谈判时亲自接送毛主席，保证毛主席的安全。后来针对江青、康生等人的造谣诽谤，周恩来再次在红卫兵、造反派的集会上指出：张治中释放和护送被盛世才监押的中共人员回延安是应我党的请托，对这批同志中央早就做了结论，没有问题，张治中是做了一件好事。以后，周恩来还特地派人代表他到保护张治中的三○一医院看望他，备致慰问之意，当了解到张的情况尚好时，才放下心来。
一九六九年四月六日张治中去世时，正是“四人帮”最嚣张之时，周恩来仍然为张设立了灵堂，并亲临八宝山主持遗体告别仪式。慰问家属时，特意叮嘱张治中的夫人洪希厚说：你们有什么困难，就找我的联络员告诉我。关切之情，溢于言表。
（李华民）
二二六、夜巡帅府
周恩来经常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带着工作人员到几位老帅的住地，视察那里的安全警卫工作，从一处到一处，不断做指示。尤其在林彪、江青一伙大反所谓“二月逆流”，抓“军内一小撮”时，抓得更紧。当时，有一些群众组织受这帮反革命的煽动、蒙蔽，要冲击老帅们的住地，周恩来知道后，立即研究保护措施，把老帅陆续安排并转移到安全地方，加强警卫，并再三叮嘱工作人员一定要加倍小心地保护好老帅们。
（刘怡）
二二七、请帅赴会
一九六七年八月一日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四十周年纪念日。在平常日子或者比较平静的岁月里，军委副主席徐向前元帅一定会被邀请参加庆祝活动的。可在发生所谓的“二月逆流”之后，除了与林彪关系密切的那些人以外，谁也无法在二十四小时之前知道自己能否去大会堂庆祝建军节。
徐帅在那天上午还是靠边站的，下午五点钟左右，叶剑英元帅突然来到他的住所，向他传达周恩来总理的通知：准备出席招待会。叶帅说：林彪一伙反对他参加，总理准备请示毛主席。
一小时后，周恩来打来电话，说此事毛主席已经批准。徐向前同其他几位当时受攻击的高级干部参加了招待会。为了万无一失，保证徐帅不会在去招待会途中被人劫走，周恩来总理还特别指示有关方面选定从徐向前住处夫人民大会堂的行车路线。
（刘怡）
二二八、保徐供氧
徐海东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林彪四人帮的迫害，一群造反派冲进他的卧室，在病床前开起“床头批判会”，摇晃着拳头，逼他承认是“修正主义分子”，“在大连与高岗开过黑会”，“妄想当国防部长”，“与贺龙勾结，搞二月兵变”。接着，公务员被撤，药品被限制，甚至赖以活命的氧气也不供应了。徐海东呼吸困难，嘴唇、指甲发紫，生命垂危。徐海东抓住老伴的手说：“他们哪里还讲一点人道主义呢，我连个战俘都不如了！”老伴说：“得想办法找总理！”徐海东摇摇头说：“不要去麻烦总理了，他忙啊！他也难啊！”
这时周恩来正忙着四面八方“救火”，得知这个情况之后，立即给北京医院打电话，让把徐海东的医疗关系转到解放军总医院，又叫秘书打电话告诉有关单位，保供徐海东所需要的氧气。徐海东得知后，激动得热泪滚滚，喃喃地自语：“总理，总理，我们的总理啊！”
（王习耕）
二二九、两责奸佞
只因贺绿汀顶撞过江青，批评过姚文元，张春桥就要千方百计把他置于死地。
这位大名鼎鼎的“狄克”咬牙切齿地说：“贺绿汀不是反革命，砍了我的头。”然而几次三番都未能如愿。原来周恩来始终在保贺绿汀，并向毛泽东做了汇报。一九七二年十月，在一次会议上毛泽东当面问张春桥：“贺绿汀怎样了！我看不要整了吧，他的《游击队歌》还是很好的么！”周恩来马上跟着问：“贺绿汀到底有什么问题？你们为什么一直揪住不放？”可是张春桥仍不死心，又以什么所谓过硬理由顶了三个月。贺绿汀弟弟到北京又向毛泽东申诉，周恩来再次义正词严地责问张春桥：“还有什么理由不释放贺绿汀？”张春桥实在难以招架，只好让贺绿汀恢复了自由。
（王习耕）
二三○、困境批语
一九七三年九月，全国政协委员、民盟中央委员何鲁教授病故，当时负责文教的周荣鑫、刘西尧提议，可在光明日报刊登此消息，但似有难言之处，后请示周恩来。他当即批示：
一般政协委员、自然科学家、社会科学家、哲学家、文学艺术家逝世的消息可在光明日报刊登，如何鲁先生病故即属此类。妥否，请批。周恩来20／9／1973
而“妥否请批”四字问的是姚文元，从这里也不难看出当时周恩来是在多么困难的处境下做出这一决定的。
就这样，周恩来为那些当时没有资格在党报上发表正式讣告的知识分子在《光明日报》上争来了一角之地。
（田俊翘）
二三一、会上答问
林巧稚是中国著名的医学专家。
十年动乱中，有几年林巧稚也“靠边站了！”有一天，她突然接到一个通知，要她和几位著名的医学专家参加一个会议。到那里才知道周恩来来了。会议一开始，周恩来大声问：“林巧稚他们来了没有？是我请他们来的……”林巧稚忙起身回答。周恩来看看她已满头银发，“呵，我也该叫你林老了。”接着又问她能不能用中西医结合的方法治疗一种妇产科疾病，当林巧稚答应可以后，周恩来风趣地说：“你们大家听见了没有？她说成啦！”在座的人都笑了。大家心里明白，周恩来这样说，是表明他对知识分子的信任和爱护。
（刘怡）
2007/09/10
第八章惜才篇
子午书屋（www.ziwushuwu.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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