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十、为公服役
在南开学校读书的第二年，周恩来和同学张瑞峰、常策欧三人发起组织“教业乐群会”。会内分智育部、稽古部、演说部和俱乐部，下设诗团、国文研究团、辩论团、军事研究团、演剧团、音乐团等，还办起图书室，定期举行学术报告会、茶话会，组织会员进行参观、郊游和旅行等活动。会员从最初的二十多人逐步发展到二百八十多人，占全校学生总数的三分之一。周恩来对“敬业乐群会”的发起和工作开展尽了极大的努力。他甘于默默地为公众“服役”，从来没有在这方面吝惜过自己的时间和精力。他在给友人的信中说：“课外事多则如蝟集，东西南北，殆无时无地而不有责任系诸身。人视之以为愚，弟当之尚觉倍有乐趣存于中。”
毕业时，《同学录》中对周恩来作了这样一段评语：“君性温和诚实，最富于感情，挚于友谊，凡朋友及公益事，无不尽力。”
（禾木）
六十一、主办会报
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爆发。同年六月，天津学生联合会为进一步唤起民众，把运动引向深入，由谌志笃和马骏出面，请周恩来主编《天津学生联合会报》。周恩来表示：“我所以从日本回来，就是为了参加救国斗争，负此责任义不容辞。”随即搬进南开学校，带头举行话剧义演，募集办报经费，并筹划解决纸张、印刷、出版、立案等问题。
潘世纶在回忆时感慨地谈到：“周恩来不怕麻烦，不辞劳苦，踏踏实实，埋头苦干，当无名英雄。他搞什么活动都专心致志，非常热心，几乎把全部心血都用到工作上。办报纸是个苦差事，编排、撰写、校对、印刷、出售等杂七杂八的事都由他一个人管，往往从深夜赶到清晨，饿了就吃个烧饼、烤山芋……。”
（禾木）
六十二、旅欧支部
一九二○年末，北京大学讲师、共产主义小组成员张申府受陈独秀与李大钊的委托赴法，负起在旅法华人中发展组织的任务。一九二一年春，经张申府介绍，周恩来加入中国共产党八个发起组之一的巴黎共产主义小组，周恩来光荣的成为中国为数不多的“建党前的党员”。从一九二二年起，他担任“旅欧支部”的负责人，积极开展工作，起草《章程》、拟定《报告》、创刊《赤光》机关报，并与奉孙中山之命来法进行“国共合作”的代表会谈，显示了他非凡的组织才能，成绩卓著。
从此，他以职业革命家的身份奔波于巴黎、柏林、布鲁塞尔、伦敦之间，在华人中宣传马克思主义，开展组织活动，网罗人才，壮大力量，为中国革命培养和输送了大批干部，到一九二三年，“旅欧支部”的成员已达五百人，超过当时国内党员四百三十二人的这个总数。
（田俊翘）
六十三、陆丰论学
一九二七年十月，周恩来和叶挺来到陆丰，住在区委书记黄秀文家中。
周恩来发着高烧，病得很重，烧刚退，他就问黄秀文：“读过毛泽东同志著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这篇文章没有？”黄摇摇头。周恩来非常恳切地说：“应该读。搞农民运动的人不读这篇文章是不行的。”又问：“《共产党员宣言》读过了么？”黄不好意思地再次摇摇头。“这是必须读的。”周恩来非常温和地说：“秀文同志，你应该懂得，现在革命斗争正在进入艰苦的阶段，很需要无数忠于党的革命干部，懂得革命真理，掌握阶级斗争的策略，才能有远大的奋斗目标，在风浪中前进。因此，要认真地学习革命理论，从实际出发，指导革命斗争。你说是么？”“是。首长，我以后保证要认真学习。”黄秀文激动得笔直地站在周恩来面前。
（刘学琦）
六十四、屡忘服药
准备长征时，周恩来病倒了。他的病情时好时坏，不发高烧时，他总是要看电报，批阅文件。有时发高烧，连话都不能讲，就让卫生员小李念电报给他听。
他一工作起来，总是忘了吃药，凉了的药热了又热，他还要“看完这份电报再吃。”急得小李当面向邓大姐和康大姐“告状”，在邓大姐和康大姐的劝告下，他一听总是笑着说：“下不为例，听小李子的啊！”一次他刚吃完药，就坐到办公桌前看文件，小李急得去拉他，也拉不回来，他总说“等一会儿，等一会儿”。直到把小李气哭了，康克清看见了，才说服了他。四十天后，傅连暲医生给他检查完病说：“病还没有痊愈，还需要继续治疗、休息。”可是，他再也不吃药了，每天拖着伤寒病的虚弱身子，投入了紧张的长征准备工作。
（徐必成）
六十五、在先头团
一九三四年十一月八日，周恩来和刘伯承总参谋长直接来到红军全军先头团，率领部队通过敌人封锁线。
周恩来穿一身灰色军装，披一件旧蓝布雨衣，身穿草鞋，加入到团直属队行进行列中。在急行军中，他很少骑他那匹黄骡子，经常将骡子给害病的战士骑或驮武器。他利用行军小休和防空时间，找机会同战士拉家常，讲战史。中午大休，他也是边吃饭边回答干部战士提出的各种问题。一宿营，他总是找机会到连队看一下指战员，十分关心战士的思想、生活。来到团部，他总不忘告诫干部及时查看地形，研究敌情，规定紧急集合场所，调查行军路线。常常是他刚回到自己的住房，还没有来得及休息一下，参谋人员又送来了电报、文件。团领导向他汇报，他总是边看电文、边听汇报，并迅速准确地加以处理。
周恩来跟三团行动期间，经常看到他通宵达旦地工作，却看不到他一丝一毫的倦意。
（徐必成）
六十六、研究情报
在作战频繁的长征路上，一年多的时间里，周恩来白天和战士们一样跋山涉水，栉风沐雨；晚上大家都休息了，他还连夜地批阅电报、文件。甚至在行军途中短暂的休息时间，也要处理文件、电报；或展开地图，亲自向向导询问当地的情况，常常顾不得洗脸、洗脚和吃饭、喝水。水要一次次地等，饭要一遍遍地热。在警卫员再三恳求下，才无奈地放下手中的工作去洗；在警卫员纠缠得没法了，才去吃点饭，有时干脆边吃边看文件、电报。在指挥战役时，他常对参谋人员说：“正确的指挥，来源于正确的决心；正确的决心来源于正确的判断；正确的判断，来源于正确的情报。所以说，调查研究是最基本的。”
（徐必成）
六十七、坐起为醒
在长征中，周恩来每到驻地，就叫人架起电线，接收各军团的电报；同时，挂起地图，以便观察和选择行军、作战的路线。然后他才坐到椅子上稍事休息。等情况来齐后，经过分析研究和请示毛主席，就起草作战命令，下达行军路线，直到向各军团的电报都发出后，他才睡觉。这时天已将黎明。
刚睡下，来了情况，又得把他叫醒处理。有一次参谋有事向他请示，周恩来在睡梦中“嗯”了一声，参谋以为他已同意，就退了出来。第二天，他说他完全不知道这件事，就规定：以后必须把他喊得坐起来，才算叫醒。
（徐必成）
六十八、烫脚睡觉
周恩来在长征途中。不畏艰险，不辞辛劳。他白天行军，夜晚工作；夜晚行军，白天工作，极少休息，甚至几天几夜不睡觉。有时他骑在马上打盹，同志们怕他摔下来，便给他预备一副担架，但他常常不用，总是让给伤病员用，坚持同大家一道步行。腿走肿了，脚掌磨起血泡，有条件时就用热水烫烫。
他常常把脚一伸进水桶，头一歪，便睡着了；周围的同志劝他躺下休息，他猛一惊醒，拔出脚来又继续工作。
（徐必成）
六十九、君在民安
为了解决西安事变，周恩来在西安住了六十多天。要从象一团乱麻一样的局势中理出个头绪，把各方面意见统一到中国共产党和平解决西安事变，迫使蒋介石抗日，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上来，周恩来每天一刻不停地工作。他今天同张、杨会谈，明天布置红军保卫西安，给张、杨军事上的支持；今天到东北军、西北军官兵中演讲，明天又接见西安社会名流，讲解中国共产党的政策，解除他们的疑虑；今天开群众大会，向市民们演说，明天又到各抗日团体作报告。每天深夜还要听代表团的汇报，分析形势，研究对策，向党中央、毛主席报告。
在那些局势动荡，国家危难的关键日子里，西安人民中流传着一句话：“不要紧，周恩来在西安！”
（徐必成）
七十、撰稿改稿
《新华日报》是抗日战争期间和解放战争初期，中国共产党在国民党统治区公开出版的唯一的党报。它是一九三七年中国共产党代表团同国民党政府谈判抗日问题时决定下来的。一九三八年一月十一日在武汉正式出版。同年十月二十五日武汉沦陷，报社转到重庆，直到一九四七年二月二十八日被国民党政府非法勒令停刊为止。周恩来是中共常驻国民党政府所在地的代表和南方局的书记。他在日理万机的情况下，还亲自动笔为《新华日报》撰写社论、代社论和专论。从一九三八年十二月到一九四六年六月，报纸就发表了周恩来署名写的文章三十七篇。此外，在新华日报社出版的党刊《群众》等杂志上，还发表过他写的文章十三篇。至于他亲笔修改的文章，就更不计其数了。
（高生）
七十一、话别重庆
一九四六年四月二十八日，周恩来在曾家岩五十号举行向文化界人士的话别茶会。当时国共双方关于东北问题的谈判正处在僵持中。那天应邀到会的有两三百人。周恩来语气沉重地说：“重庆真是一个谈判的城市，差不多十年了，我一直为团结商谈而奔走渝、延之间。谈判耗去了我现有生命的五分之一，我已经谈老了！民主事业的进程是多么艰难啊！我虽然已是近五十之人，但不敢自馁，我们一定要走完这最后而又最艰苦的一段路！”与会者被深深打动了。离开重庆的前夜，周恩来接见一位来访的青年记者。他对那个记者充满感情地谈起他个人的历史。最后，对那位记者说：“中国人民已经起来，在我们这一生中还可以把艰苦途程走完而达到胜利。不过走最后这一段路是更艰苦更困难，需要我们克服就是了。”
（高生）
七十二、肿脚行军
解放战争初期，胡宗南部重点进攻延安。党中央撤离延安，转战于陕北。一次行军途中，警卫员发现周恩来走路一拐一拐的，要他把脚抬起来，一看，鞋底已磨出一个洞，袜子也已磨破，脚跟红肿。要他换鞋，他说什么也不肯换。“部队已出发了，换鞋要耽误时间，影响部队的行动不好。”要他骑马，也不肯。毛泽东听到他们在争论，要警卫战士拿一副担架来，周恩来更不肯坐了。结果，又走了二十多里，终于坚持到了目的地。
（高生）
七十三、神经中枢
一九五四年，周恩来率领中国代表团出席了新中国成立后所参加的第一个重大的国际会议——日内瓦会议。由于当时会内会外斗争极为复杂，中国代表团的每次发言，每个细小的反映，都为各国代表团和世界舆论所关注。因此，在整个会议期间，周恩来每天都亲自掌握会议进展情况，一切大事他都要亲自决策，并在每天夜间亲自口授电文向中央汇报请示。同时，他在会议期间广交朋友，把统战工作与外交工作紧密结合起来，周恩来成了整个代表团的神经中枢。《华盛顿邮报》评论说：“周恩来总理通过日内瓦会议会内会外的大量工作，消除了当时国外一些人头脑中一个‘好战’中国的形象。”
（胡幼梅）
七十四、如此休息
一九五四年六月下旬，日内瓦会议休会期间，别国代表团团长休假去了，周恩来却不顾疲劳，抓紧时机，冒着酷暑，风尘仆仆地访问了印度和缅甸，签定了中印、中缅联合声明，共同倡导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然后又赶回国内，与当时在我国休假的胡志明主席讨论印支问题。七月下旬，日内瓦会议结束，周恩来在回国途中，顺道访问了民主德国、波兰。他出席日内瓦会议前后近三个月，从未抽空去游览有“世界公园”之称的瑞士的名胜古迹和美丽的风光。
在国外工作是如此紧张，但周恩来却说：“出国对我来说是个休息。”因为只干这一件事，平时在国内，要操劳几亿人口大国的方方面面的大事，更费心血。周恩来曾说过：“我是总理，要负全面的责任，上对中央，下对群众，不多管一些怎么行呢？”
（胡幼梅）
七十五、心血浇注
人民大会堂的大门，排列着高高的大理石柱，红色的柱础，淡青色的柱身，浮雕白莲盛开的柱头、高擎着飞檐上金碧辉煌的琉璃瓦，给整个建筑增添了挺拔有力的神彩。尽管广场十分宽阔，从远处看去，这座建筑仍然是那样巍峨壮丽，拔地参天。可那些独具匠心的门柱的设计花去周恩来多少心血啊！为了让这些石柱色泽谐调，稳重大方，他从花色繁多的大理石品种中，亲手挑出“东北红”和“艾叶青”做为柱础和柱身的材料。一次出国开会归来，刚下飞机就打来电话，说是同国外看到的相比较，我们的柱础还要做得更加雄伟，要求再增高几十厘米。当工程进入实物安装时，周恩来又亲临现场，仔细斟酌柱头装饰的每一条花纹。为了看到大理石柱的远景效果，他徒步穿过人来人往的广场，横越车如流水的马路、站在革命历史博物馆的工地，转身向人民大会堂东大门远眺良久，才舒了一口气说：“这样好了！”
（李华民）
七十六、省时办事
一九五九年的一天，周恩来要从郑州去洛阳拖拉机厂，如乘火车，有专列，三个多钟头就可到达，途中可以舒服一些。周恩来问部队领导同志：“直升飞机到洛阳要多长时间？”“半个多小时。”他当即决定乘直升飞机去，但当时的直升机没有客机，只有密封不严的板机。部队领导同志告诉他：“飞机的噪音很大，震耳朵。”但他还是坚持坐直升机去。起飞后，机舱里果然噪音很大。机械师拿一团棉花，请他塞塞耳朵。周恩来正听一位同行的首长汇报工作，塞了耳朵，怎么听人说话？就摆摆手拒绝了。机械师又拿来一顶飞行帽，请他戴上，说：“戴上，可以保护耳朵。”他接过帽子试了试，噪音是小了些，但影响听人谈话，便摘了下来，说声：“谢谢。”继续专注地听工作汇报，有时不得不借助手势。飞机到达洛阳，周恩来也听取完了那位部队领导的工作汇报。
（李华民）
七十七、离乡五十年
一九六○年四月，淮安县委常委兼淮城镇党委书记刘秉衡受县委委托，专程来京向周恩来汇报工作。周恩来老远就伸出双手，满面笑容地迎上来，又是让座，又是让烟。刘秉衡望着他慈祥和蔼的面容和敏捷的动作，感到无限幸福，直到接过递过来的苹果，他才感到让周恩来给自己削苹果吃，有点过意不去了。周恩来似乎看出了他的心思，说：“吃吧，吃吧…一家人嘛！”说着，爽朗地笑起来，问寒，问暖，拉起了家常。也许由于刘秉衡是淮城镇长的缘故吧，周恩来这次对淮安城的事情谈得特别多，问得特别细。他在轻松愉快的交谈中谈到自己童年生活的一些情景。周恩来对故乡的怀念，激起了刘秉衡的强烈共鸣。他恳切地邀请周恩来回家去看看……，周恩来没等他说完，就连连点头，无限感慨地说：“是呵！我也想回去看看呐！十二岁离开淮安，到今年整整五十年了！”说着，伸开一只手，竖起五个指头，表明是五十年——整整五十年！
（胡幼梅）
七十八、会后开饭
一九六○年的一天，空军某部去广州接周恩来到南宁开会。到达广州时，已经是上午十点多钟，而周恩来开了一夜的会还未结束。散会后，他连早饭也没吃就赶到机场，下午一点多钟到达南宁。周恩来一下飞机就问前来迎接他的当地负责同志：“人到齐了吗？”回答说到齐了。周恩来说：“那好，马上开会。”负责同志说：“先吃午饭吧，吃完饭再开。”周恩来说：“不，开完会再吃。”
（李华民）
七十九、弹词新唱
一九六○年前后，周恩来多次到上海开会，负责接待的同志知道他关注评弹。所以，凡是有他到场的晚会，总要安排一、两个评弹节目。他总是高兴地微侧着头聆听着，有时还用手轻轻地打着拍子。周恩来不只是为了个人的文娱爱好，他更是关切着这门有广大群众基础的民间艺术：他不只是欣赏评弹音乐那富有江南风味的唱腔曲调，他更关心评弹艺术及其演唱内容的推陈出新。一次，他拿来一首人民日报上面发表的陈毅同志的新作，请演员杨乃珍演唱，小杨有些紧张，担心短短的时间里背不下来，周恩来亲切地鼓励她：“背不下来，我给你提台词。”当她演唱时，周恩来真的坐在她身旁的椅子上，捧起报纸给他提词。小杨刚一唱完，他就笑着说：“苏州弹词既能唱传统的，也能唱新的嘛。”
（胡幼梅）
八十、拆房换字
一九六○年，淮安县委负责同志来京向周恩来汇报工作，快结束时，请周恩来给淮安的烈士纪念塔题个词。周恩来听了，谦虚地说：“我不会题词；写几个字还可以。”说着，就在自己的笔记本上写了“革命烈士纪念塔”七个字。竖写一张，又横写一张；郑重其事地，很认真地写完，还轻轻地念了一遍。有人问：“要不要加上‘淮安’二字？”周恩来说：“不要了！在淮安牺牲的烈士很多，有许多是外地人。”淮安的同志想请周恩来用毛笔把这几个字写在单页上，以便带回去刊用。不料周恩来忽然把话题转到处理故居的问题上。他说：“我那房子你们还没有处理掉，这不好！我的房子不能让人去参观，不能和毛主席旧居比！你们把房子用起来，不能空在那里。”县委负责同志答应一定照他意思办。又要求他题字。周恩来风趣地说：“这样吧，我们订个协议：我给你们写字，你们要帮我把房子处理掉，好吧？”在场的人都笑了起来。这件事竟成了一个遗憾。直到周恩来晚年还提到：“我欠淮安一笔‘债’，答应给烈士塔题字，一直没写……”
（胡幼梅）
八十一、计算定量
有一天，周恩来又度过了一个不眠之夜，工作人员送药进去，只见他半躺半卧在床上，戴着老花眼镜，正聚精会神地计算着什么数字，旁边放着一大堆密密麻麻的表格。啊！在算账！工作人员脱口而出：“这些具体的、技术性的工作，您不好让同志们多帮您做做？”周恩来停下笔来，说：“这可不是小事，这是关系到亿万人民吃饭的大事，我不亲自计算，就不知底细，那怎么行啊！”当时正是三年困难时期，他正在计算着全国人民，从城市到农村男女老少的粮食定量。
（胡幼梅）
八十二、特制炕桌
周恩来工作不分时间，不分地点，随时随地都要批改文件。有时没有桌子，就顺手拿起一本书垫在文件下面，书写很不方便，大约是在一九六○年的一天，周恩来发现用一块小三合板作为批改文件的垫板很合适。从此，他就准备了几块小三合板，有的放在卧室，有的放在室内没有桌子的地方。简陋的三合板成了他每夜在床上工作时不能离开的办公用具。他长时间地在小小的三合板上一页一页地批改文件，累得手都发颤了，有时笔掉在被子上就睡着了。邓颖超为了改善他的工作条件，保护他的健康，就亲自设计了一个造型奇特的小炕桌，用以代替三合板。这个小炕桌一边高，一边低，放在床上，面向周恩来呈现一个斜面，使他可以靠坐在床上伏案工作，桌面四周还加了边框，使文件不致散落下来，减少了用手扶文件的力量。
（李华民）
八十三、乘车办公
有一次，中国化工进出口总公司的一位同志送一个特急件请周恩来批示。正赶上周恩来有急事外出，来不及审阅批示。周恩来便亲切地握着送文件同志的手说：“你在这里（指周总理秘书办公室）等一等，过一会儿我来电话行吗？”接着，周恩来把文件放进衣袋，便乘车外出办事去了。
约四十分钟后，周恩来秘书给等待批示的同志打来电话说，总理在汽车里把文件看了一遍，指示可暂按此报告办。
（刘怡）
八十四、何惧颠簸
一次，周恩来要从上海赶回北京，但是天气不好，调度部门担心航线上风大，飞机颠簸影响总理休息，因此不放飞。周恩来知道后，很严肃地说：“为了革命工作，颠簸怕什么。”起飞后，航线上气流太急，为了避开，机组同志一直试图找一个比较平稳的气流层，但是，飞机爬到了极限高度，也找不到。飞机颠簸得一直很厉害，机组有两位同志都难受得吐了，周恩来却仍在聚精会神地工作。飞机降落后，周恩来非常高兴地握着机组同志的手说：“这不很好吗？”“谢谢你们，叫你们受累了。”
（胡幼梅）
八十五、睡眠知多少
一九六三年的十四国出访，周恩来已经是六十六岁高龄，他不辞辛苦、长途跋涉。访问的日程从早到晚总是排得满满的，但他始终精神饱满、神采奕奕，忘我地、通宵达旦地工作。有个外国记者说：“周总理是世界上睡得最少的人。”这话毫不夸张。在离开埃塞俄比亚北部城市阿斯马拉的前夜，双方起草联合公报的官员一直到凌晨三、四点钟才完成文字的最后推敲。公报的草稿送到周恩来手上，已是凌晨四点，而早上七点钟就要去机场，欢送仪式在等待着他。等飞机起飞以后，到索马里的文稿又送到他手上了。周恩来在阿斯马拉睡了几个小时？全程十四站，哪一站他又能多睡一会儿呢？
（胡幼梅）
八十六、劝君休息
一九六三年的最后一天，周恩来结束了在摩洛哥的访问来到地拉那。驻地拉那的使馆同志们听说，周恩来在埃及访问时，天气燥热，休息又少，鼻子出了血。他们为周恩来熬了绿豆汤，想让他好好休息一下。可是，他参加东道国除夕联欢活动结束，已经是午夜以后了，他还要回到使馆同中国同志们一道过年。在使馆的除夕晚会上同他们一起唱歌，跳舞。和大家一起迎来了一九六四年。当他离开时已经快凌晨三点钟了，可是东道国安排的繁多的访问日程从一九六四年一月一日上午八点钟起又开始了。在访问中，他曾多次叮嘱工作人员不要打搅陈毅同志的休息，“让他多睡会儿吧。”当随行的同志催他休息的时候，周恩来却倒过来要催他休息的同志休息：“你们累了，早点休息吧。”
（李华民）
八十七、为人开道
一九六四年，周恩来和陈毅出访亚非十四国，刚刚回到北京，就不顾旅途的疲劳，在中南海紫光阁大厅接见了东方歌舞团的演员。他见大家很拘谨，便一面打着手势，一面亲切地招呼大家都坐下，以十分谦虚而诙谐的口气说：“你们将要去北非各国访问，我和陈毅同志已经为你们开道了。你们要大胆地去，好好地向那里的人民学习。”有的同志笑着问：“如果去了回不来怎么办？”周恩来深情地微笑了一下，接着恳切地说：“那就‘青山处处埋忠骨，何必马革裹尸还’嘛，要化成灰，撒之四海，藏之深山。”
（胡幼梅）
八十八、雨中视察
一九六五年七月三十日，周恩来到上海大中华橡胶厂视察，正好碰上瓢泼大雨。他一走下汽车，米黄色的纺绸短袖衬衫和浅灰色长裤就湿透了。望着大雨中的周恩来，欢迎的人群中传出了“快给总理送伞”的声音。一位厂领导跑上前去送伞，周恩来抬起手把伞挡开，说：“你们不打伞，我也不用！”一位工人技术员又手持雨伞奔向周恩来，他挥挥手说：“先让后面群众撑！”一位老工人急了，接过雨伞，跃出人群，奔到他背后为他撑伞，他再一次谢绝了，一再说给别人撑吧。周恩来就这样冒着大雨，穿过欢迎的人群，视察了一个又一个车间，仔细地询问生产情况，亲切地同工人交谈。临走时还特地嘱咐：“一定要给雨中的群众多喝点姜汤！”
（胡幼梅）
八十九、见缝插针
周恩来最善于见缝插针，争分夺秒地工作，执行总理的专机任务的机组人员最清楚这一点。在近百次的飞行中，没有一次是送他去疗养；在几十万公里的航程中，没有看到他轻易放过一分一秒，不是看书学习，就是批阅文件；或者是找机组同志交谈，有时还在飞机上开会。在国外访问时，他常常利用等飞机的时间召开记者招待会；在国内，他也常常利用送人接人的机会和一些负责同志交谈工作。一次周恩来送陈毅出国访问，就在等飞机的那一会儿工夫，还给陈毅交待工作。两人亲切地边走边谈，不知不觉从调度室一直走到了滑行道口。
（李华民）
九十、第一办公室
在周恩来总理的卧室后边，有个卫生间，每天早上，周恩来起床后，就快步来到这里，习惯地先做五至十分钟的健身操。这时，分工负责各方面工作的秘书，有时还有一些部门的负责同志，都到卫生间向他请示汇报急需要办的事情。他要在这里迅速地批阅完所有的急电、急件后，便开始飞快地阅读当天报纸上重要的国内外新闻和经秘书用红笔勾出重点的参考资料，每天早上在卫生间看报是他的老习惯。在短短的几十分钟里，他以惊人的速度阅读完大量的材料。哪些报道有差错，哪些宣传上事实有出入，写法不恰当，都逃不过他敏锐的眼睛。发现了问题，他就立即打电话到有关新闻单位指示更正，或把负责同志找来耐心指出如何处理。这就是周恩来总理的卫生间——大家都亲切地称它为“第一办公室”。
（李华民）
九十一、三临大庆
从一九六二年到一九六六年，周恩来三次亲临大庆，共视察了二十九个基层单位，同数万名工人、干部和家属直接见面，同许多人亲切握手、谈话。他和工人一起擦拭机泵上的油污，视察油库，他坐在土炕上，向家属们问寒问暖，了解情况。他一来大庆就规定，顿顿要有粗粮，一律不喝酒，并亲自审定了食谱。这天的午饭是高粱米芸豆干饭、玉米渣子粥，副食是白菜、土豆、萝卜、大锅菜，周恩来香甜地吃了一碗以后，兴奋地说：“我爱吃你们这种高梁米饭，请给再来一碗。”炊事员几次要把准备好的蛋糕、点心端上来，都被他拒绝了。一九六六年五月三日，周恩来和大庆的工人、干部和家属度过了一天，晚上听取完有关同志的汇报，已经是次日凌晨一点半了，他毫无倦意，又精神抖擞地去看大庆油田模型。回到办公室又继续伏案工作，灯光一直亮到三点多钟。可是刚到五点，他就起床了。公务员进屋收拾床铺时，发现被子已经叠好，桌上也收拾得整整齐齐，他早就开始工作了。
（胡幼梅）
九十二、八字答复
“文革”期间，周恩来日理万机，有许许多多无法预料的事要他操心，这使他极度疲劳，越来越瘦，脸色也越来越苍白。秘书、工作人员、司机和医生护士十分着急，但谁也没法说服周恩来，于是他们在一九六七年二月三日联名写了一张大字报贴在他办公室的门上：
“周恩来同志：
我们要造你一点反，就是请求你改变现在的工作方式和生活习惯，才能适应你的身体变化情况，从而你才能够为党工作得长久一些，更多一些。这是我们从党和革命的最高长远利益出发，所以强烈请求你接受我们的请求。
周恩来第二天写了八个字作为回答：“诚恳接受，要看实践。”
（刘怡）
九十三、独撑危局
一九六七年夏天，武斗黑风越刮越烈，王力更是火上浇油，他在八月七日讲话里煽动造反派夺权，声嘶力竭地高喊：“外交部的权为什么不能夺？我说，陈毅的权可以夺！谁敢跟造反派唱对台戏，我们就把他打翻在地，再踏上一万只脚！”
于是，外交部乱了套，姬鹏飞、乔冠华被关进地下室交待“罪行”，第二天清早又押上街头批斗，并且边叫边卖造反派编印的“批陈战报”，这场面的传真照片很快飞向纽约、巴黎、莫斯科。
周恩来闻讯，怒不可遏，厉声喝道：“这是丢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脸！”他要公安部长谢富治立即把他们要回来。此时，生产停顿、武斗四起、全国动荡、人心惶惶，而北京更是首当其冲。
八月二十二日晚上，外事口各路造反派要冲英国代办处，周恩来接到报告，即令陈伯达、王力赶往现场制止，可惜陈、王拖延不办，至使英代处付之一炬，造成极恶劣的国际影响。
此时的周恩来在北京，独撑危局，四处救火，八方灭灾，日夜熬煎，尽管力不从心，但还是从革命大局出发，顽强抗争，奋起拼搏，竭力使国家、人民少受损失，表现出一个共产党人对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一颗赤胆忠心。
（田俊翘）
九十四、养身之道
一九七一年，日本公明党副委员长浅井美幸和国会对策委员长市川雄一曾经向周恩来问道：“总理的养身之道是什么？”周恩来回答说：“漫长的中国革命岁月中许多同志牺牲了，活着的人更要加倍工作，我每天都以此激励自己，这也可以算是养身之道吧。”
（禾木）
九十五、筹备台湾厅
一九七二年八月，周恩来指示邀请台湾同胞参加人民大会堂的台湾厅的筹备工作。后来，周恩来发现台湾厅太小，又指示把以另一个省命名的厅改成台湾厅。周恩来对海外归来的台胞说过：“把那个比较大的厅改成台湾厅让台湾同胞用，这是有意义的。”后来有些台湾同胞对厅内的陈设布置提出了一些意见，周恩来就指示组织一个班子进行修改，直到他病重的时候，还不忘审定批准修改方案。
（禾木）
九十六、同症情切
全国解放后，在周恩来的提议下，刘文辉历任四川省政协副主席、西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中央林业部部长及国防委员会委员等职。刘文辉与周恩来接触的机会更多了，也更便于聆听他的教导。一九七二年九月三十日，在国庆招待会上，周恩来一一祝酒，来到刘文辉席前时，笑盈盈地斟酒道：“老朋友，刘将军干杯！”刘文辉倏地站起来，举起酒杯，深情地向周恩来祝愿道：“敬爱的总理，历史上当宰相时间最长的是郭子仪，他在任二十四年，希望总理保重，超过郭子仪！”周恩来听罢，哈哈地开怀大笑起来。刘文辉哪里知道，这时的周恩来已发现身患癌症！
一九七五年春，周恩来抱病出席四届人大，当他在会议上得知刘文辉也身患癌症时，立即指示医院要尽一切办法全力治疗，并随时将刘的病情向他报告。
一九七六年一月，周恩来却先于刘文辉逝世了！噩耗传来，刘文辉悲痛至极，他不顾家人和医生的劝阻，让人搀扶着进入灵堂，老泪纵横地向数十年如一日关怀他的周恩来作永诀的告别。
（李华民）
九十七、鞠躬尽瘁
一九七二年秋日的一天，重病在身的周恩来参加招待外宾的宴会，他照例提前到达，见到了也提前到会的冰心。他请冰心“喝杯茶谈谈”，话题从墙上一张大幅延安风景画开始，他问冰心：“去过延安没有？”冰心说：“还没有呢！我真想在我还能走动的时候，去拜谒一次。”周恩来理解地笑笑，又问：“你多大年纪了？”冰心微微地叹息说：“我都七十二岁了。”周恩来笑着说：“我比你还大两岁呢！”接着，他语重心长地说：“冰心同志，你我年纪都不小了，对党对人民就只能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这几个字啊！”
（姚晶华）
九十八、带医会谈
周恩来在一九七二年五月的一次常规检查中发现患有癌症，一九七三年病情恶化，每日大量便血，直到一九七四年四、五月间连续四次发生缺氧症状后，他才同意住院动手术，但仍坚持妥善办完最后一件公务。这时他的身体已极度虚弱，随时可能发生休克，但他仍按原计划于五月二十九日与马来西亚总理就两国建交问题举行正式会谈。医生为了防止发生意外，带着医疗器材守在门外，随时准备抢救。直至三十一日，周恩来亲自签署了中马建交公报之后，向秘书口授“六月一日后对送批文件的处理意见”，交待完工作，才住进医院。
（刘学琦）
九十九、登高视察
一九七三年十一月二日上午，身患癌症、七十五岁高龄的周恩来总理欢送外宾从机场回来，顾不得休息，又来到正在建设中的北京饭店工地。当时，饭店主体结构刚到十六层，只有上下运料的外用电梯，坐人很不安全。周恩来为了取得第一手材料，不顾同志们的劝阻，把自己的安全置之度外，还是坐上外用电梯到了十四层，又顺着脚手架徒步登上了第十六层屋顶，检查施工情况，并用望远镜望了全市的高层建筑。视察后，他又和有关负责人、工程技术人员一起到人民大会堂的顶上观看建设中的北京饭店，观看全市的建筑。之后，他匆忙吃了一小碗面条算是进了午餐，又和大家冒着初冬的寒风，徒步攀上西华门的城台，踏着城台的草丛进行实地观察。经过这样一番调查研究，他才就北京饭店及全市建筑物的高度问题作出了具体的指示。
（刘怡）
一○○、工作日历
周恩来留下的二十多本工作日历记载着周恩来从一九五○年一月一日到一九七六年一月八日二十六年间每天办理的重要事项，是周恩来为党和人民日夜操劳的翔实记录。在一九七四年三月二十六日这一页上这样记载着：下午三时：起床；下午四时：与尼雷尔会谈（五楼）；晚七时：陪餐；晚十时：政治局会议；晨二时半：约民航同志开会；晨七时：在七号办公；中午十二时：去东郊迎接西哈努克和王后；下午二时：休息。整整连续工作了二十三个小时！当时周恩来总理已是七十六岁高龄的老人，而且已是癌症缠身，越来越重！一年零九个月以后，他逝世了！从一月到六月的五个月中，周恩来除了到医院检查病情和病重住院休息外，总共抱病工作了一百三十九天。其中一天工作不足十四小时的只有九天，工作十四小时到十八小时的有七十四天，工作十八小时到二十四小时的共有四十四天！其中不少天是连续工作，没有间断。在周恩来的工作日历中，人们看不到一分一秒光阴的虚度。
（李华民）
一○一、坐下就睡
一九七四年上半年，周恩来的病已经非常严重了，二月九日，他工作了整整二十个小时，十日起床后，又一直工作到十二日凌晨四时三刻。三月六日，他在工作长达十二个小时之后，实在支撑不住了，又躺在床上继续工作，批阅文件达九个半小时！五月六日，他连续工作了十八个小时后！刚睡下四十分钟，就有急事到钓鱼台。而后，只休息了三个小时，又工作了十多个小时，一直到八日凌晨四时半！这期间，曾四次发生缺氧病状。有一次，连续工作了三个昼夜，晚上又安排了几个会。累得犯了病，就站着用椅背顶住腹部，继续听工作汇报。大家请他坐下，他低声说：“我不能坐，一坐下就会睡着。”
（李华民）
一○二、特殊纪录
一九七四年六月一日，严重的病情迫使周恩来不得不同意进医院动手术。在逝世前一年半的时间里，他在医院动过六次大手术、八次小手术，平均每四十天就要动一次手术！在这样的情况下，他也未能静心治疗，忍受着精神上和肉体上的巨大痛苦，继续工作。在这一年半的住院岁月里，他同中央负责人谈话一百六十一次，与中央部门及其它有关方面负责人谈话五十五次，接见外宾六十三次，与陪同人员谈话十七次，在医院召开会议二十次，离开医院外出参加会议二十次。这期间，他离开病榻，前往参加了贺龙元帅的骨灰安放仪式，参加了李富春的追悼会，在第四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庄严的讲坛上，抱病做了政府工作报告……
（李华民）
一○三、制鞋会客
一九七五年五月七日，周恩来到北京医院看望了谭震林，在谈到自己的病情时说：“我估计还有半年”，并表示“你们一定要把我的病情随时如实地告诉我，因为我还有许多工作，要作个交代。”据不完全统计，周恩来以重病之身与各方面人士谈话、谈工作一百零二次，会见外宾三十四次，离开医院外出开会七次，在医院召开会议三次，外出看望人四次。四月十九日，得知金日成来访后，周恩来坚持下床会见，因脚肿，穿不了皮鞋，特地赶制了一双圆口布鞋，会见了金日成。
（刘怡）
一○四、烫巾提神
与范文同的会谈，越来越艰难，周恩来已经四十个小时没有合眼了，为了提神，他不断地喝浓茶，然而，不能奏效。他小声地吩咐服务员“给我送条湿手巾”。手巾用托盘送来了，周恩来轻轻抖开，垫在右手上，在额头和眼窝反复按摩，然后放回托盘，小声说：“谢谢。”
不到十分钟，他又用眼色向服务员示意，并说：“要热的。”这样，周恩来一边听范文同喋喋不休地唠叨，一边用毛巾在脸上按擦，又一次说：“再热些，要烫的。”送毛巾的姑娘一次又一次将温度加高，直到咬着嘴唇用滚烫的开水涮毛巾。周恩来将热气逼人的毛巾抖开，灼着额头、眼窝、脸庞、脖颈来缓解他极度的疲劳。尽管会谈越来越艰难，但周恩来的思路反而更为敏捷，语言更为流畅，句句切中要害。从夜里两点直到旭日东升，每隔十分钟，姑娘们就送上一次用开水涮过的烫毛巾。周恩来就这样坚持着，支撑着，直到会谈结束。这时，两个姑娘忘记了手上烫起的一串晶明透亮的小水泡，只是呆呆地凝视着周恩来离去的背影，什么话也说不出来，再也忍不住让热泪流淌……
（王习耕）
一○五、刮须入梦
凌晨一点四十六分，周恩来已三十多个小时没有合眼，再过十四分钟，又要与越南总理范文同会谈。为了这项外交活动，他还要再挤出十来分钟刮一刮胡子，于是他以惯常的敏捷步伐离开办公室。
会谈时间已到，还不见他来，大家紧张起来，来到卫生间，所有的人都惊呆了：他已经歪倒在镜子旁边睡着了，垂落的左手下有一条毛巾，右臂微微弯曲，右手里仍然拿着沾满皂沫和胡茬的刮脸刀。
（王习耕）
一○六、临终留语
周恩来身患绝症，在病榻上，仍然关心着其他生病的同志，关心着劳动人民的医疗保健。一九七六年一月七日，他的病情更加恶化，呼吸十分微弱，危在旦夕。深夜十一点钟，他微微睁开眼睛，吃力地对守护在他身旁的医务人员凝视了一下，认出其中有吴阶平就说：“我这里没有什么事了，快去照顾其他生病的同志，他们那里更需要你。”这是周恩来留下的最后的话。第二天上午九时五十七分，他就与世长辞了。
（刘怡）
2007/09/10
第五章奉献篇
子午书屋（www.ziwushuwu.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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