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粱
这是一本首次以自述的形式出版的关于周恩来的书，它的编辑者是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原室务委员、周恩来研究组组长、北京大学兼职教授力平先生和中央文献研究室室务委员、第二编研部主任、研究员廖心文女士。他们长期从事周恩来生平、著作的研究，一谈起周恩来，总有说不完的话题。
这是一本首次以自述的形式出版的关于周恩来的书
坚持一条原则，就是真的是自述
记者：在众多有关周恩来的著作中，《周恩来自述》是比较特殊的一部。他用朴实的语言记叙了自己青少年时期的刻苦求学、五四运动时期的被捕与抗争、赴欧勤工俭学时的意气风发，共产国际面见斯大林的曲折经历……他用亲切的口吻自述红军时期、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的特殊经历，以及“文化大革命”动乱岁月中的艰难处境……读来令人感动，读后令人思索。请您谈谈它的成书过程和区别于其他有关周恩来的书籍的特色。
力平：《毛泽东自传》出版后，在读者中间产生了很大的反响。据说在西单图书大厦购书的场面非常感动人；在购书现场，有的老同志提出了出版《周恩来自传》的建议。周恩来没有写过正式的自传，但是，他叙述自己心境和心情的资料是比较多的，早年日记中的记载、面对访问者谈的、给亲友书信中叙述的，集纳起来，也可以反映他一生的大概，编辑一本自述是完全有可能的。在编辑过程中，我们坚持一条原则，就是真的是自述，周恩来自己写自己、谈自己。
这本自述，大致是依历史顺序编集的。《开篇自述》收录了1946年9月周恩来和美国记者李勃曼的谈话记录，附了斯诺记录的访问周恩来的谈话内容。这样较为集中、完整地谈自己的历史，在周恩来一生中并不多见。书的中心内容，以“中学时代”、“东洋求学”、“五四运动时期”、“赴欧勤工俭学”、“在黄埔军校”、“会见斯大林”、“参加遵义会议”、“抗日战争时期”、“解放战争时期”、“建国以后”、“文化大革命中”为线索，收录了他学生时代的作文、文章，旅居日本时的日记，给亲友的信件，文章、谈话中涉及自己历史的内容，等等。这些文字，有的详尽些，有的简略些，大致可以把他的一生贯穿起来，给读者一个较为完整、清晰的印象。
法国小组虽然没有派代表来，但仍算是我党“一大”的八个发起组之一
周恩来自己说，国共和谈这十年，他是谈判谈老了
记者：读这部自述，最大的感觉是亲切，就像周总理向我们叙述他的经历。同时，我也感受到编者注意抓住他辉煌人生中的关节点，突出他作为一代伟人的风采。
力平：是这样的。周恩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开国总理。他是八一南昌起义的领导者，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主要创建人之一。从1927年起，他就是中国共产党中央核心领导人之一，历时半个世纪；他任国家总理26年。他为新中国的创立和建设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一个是建党。在早期宣传马克思主义的人中间，周恩来是一个，那时，国内宣传马克思主义的人还比较少，当然，那时他还不能算是马克思主义者。他到欧洲的主要目的是考察当时的社会思潮，寻找救国的道路。1921年春天，他由张申府、刘清扬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中共“一大”召开的时候，巴黎共产主义小组也接到了通知，由于路途实在太遥远了，需要走一个多月的时间，没有派代表参加。据一大组织者李达讲，法国小组虽然没有派代表来，还算是八个发起组之一。毛泽东跟斯诺谈话时明确讲到，周恩来是中国共产党法国组的创建人之一。
再就是南昌起义、遵义会议、1930年7月会见斯大林、抗日战争时期做统战工作等。
周恩来自己说过，从西安事变到1946年的国共和谈这十年，他是谈判谈老了。抗战时期，统一战线工作的重心是保持国共关系不破裂，国民党在抗日阵营里不投降。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进步，反对倒退；坚持团结，反对分裂。
收录在本书中的周恩来1939年1月给蒋介石的信是第一次公开发表的。蒋介石当时想溶共，他提出来，国共合作，他是最高领袖，国民党听他的，共产党也要听他的；共产党到国民党中来，成为一个共产派。这当然是不能接受的。蒋介石在抗战时期搞两手，一手是武装磨擦，一手是“溶共”，要以他的名义加入共产国际。在对付蒋介石的两手中，周恩来发挥了独特的作用。
“文革”前对知识分子的“广州讲话”，在传达时遇到阻力
建国以后，周恩来是政府总理，日理万机，头绪万千，怎么反映？我们选择了知识分子问题。
陆定一同志去世以前谈到自己的经历时说，中国革命有三个关键问题：
第一个关键问题是，大革命时期要不要军队，陈独秀不要军队，结果，蒋介石一叛变，我们没有武装，只好被杀。陈独秀犯了右倾错误。
第二个关键问题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要不要农民。王明是不要农民的。毛泽东是要农民的。结果，毛泽东是对的，王明错了。
第三个关键问题是，建国以后要不要知识分子。周恩来是要知识分子的。在1956年知识分子会议上，周恩来就讲，知识分子中的绝大多数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八大”也明确提出，知识分子是属于工人阶级的。但是，八大二次会议就把知识分子划到资产阶级中去了。一直到文化大革命，成了“臭老九”。
1962年，聂荣臻在广州主持召开科技工作者代表会议，广州同时在开文化界的代表会议。周恩来去了，聂荣臻向他反映，很多知识分子对把他们当成资产阶级很反感。周恩来说，不是资产阶级，应该是人民的知识分子。陈毅写了一个讲话提纲，中心是要给知识分子脱帽加冕（脱资产阶级的帽，加无产阶级的冕），问周恩来可不可以这么讲。周恩来说，可以这样讲。陈毅就在科技界和文艺界联合的会议上讲了话。
讲了以后，知识分子很兴奋。但是，会议精神的传达遇到了阻力。当时的上海市委书记、华东局第一书记、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柯庆施，不准在上海传达。在北京是陆定一，说这种说法是错的。这问题在政治局内有了不同意见。
有一次，毛主席在场，陆定一也在场，周恩来提出来，究竟知识分子是社会主义的还是资产阶级的，说党内有争论。意思要毛主席表态。毛主席没有说话，实际上他是同意陆定一的。这就没有结论。
那时的总书记是邓小平。有人就请示邓小平，现在有不同意见了，应该怎么看。邓小平表了态：按总理的办。
不久以后就“文革”了，打击知识分子到了极端。这个问题，一直到“文革”结束才扭过来。
陆定一经过认真反思，承认自己错了。他认为，建国以后如何看待知识分子问题，是建设社会主义的关键。
“反冒进”时，周恩来曾提出再担任总理不合适
当时做会议记录的邓小平用他的政治智慧保护了周恩来
在“反冒进”时，周恩来是挨了批的，也写过检查，但是本书没有收录。毛主席说，周恩来离右派只有五十步了。我们考虑，实际上周恩来在“反冒进”时是对的。他写检查时写不下去，很矛盾。
他觉得自己是对的，但是又要做检查，不检查也通不过。后来，他在政治局常委扩大会上表示，既然认为自己有错误，再担任总理合适不合适。
当时，邓小平是总书记，做了记录，整理了纪要，说，周恩来提出来继续担任总理是不是合适；会议认为，周恩来应该继续担任。报给了毛泽东，毛泽东也没有说不同意。实际上，是邓小平用他的政治智慧保护了周恩来。
据有的同志讲，当时毛泽东是有用柯庆施代替周恩来的总理职务的想法。一次，毛泽东拿着柯庆施的一篇文章问周恩来：你写得出来写不出来？周恩来说，我写不出来。
在文化大革命中，周恩来的处境非常艰难。他有几种说法：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我不入苦海谁入苦海。这几种说法都是存在的，是在不同场合说的。跟谷牧副总理说的是不入苦海谁入苦海，跟薛暮桥（当时的国家统计局局长）说的是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
他在文革开始时处于一个很困难的地位。如批斗陈老总（陈毅），每次他都必到。为了保陈毅，就怕出意外。有一次批斗陈毅，事先商量好，不准提“打倒陈毅”，会议一开，“打倒陈毅”的大幅标语从三楼挂下来了，这时候，周恩来就站起来了，说，我们事先商量好的，不能讲打倒陈毅，怎么又出现了？停止会议。
党组织给了法国律师两根金条，《申报》上的“周少山启事”才登了出来
记者：在文化大革命中，造反派利用“伍豪事件”攻击周恩来，据说，周恩来还写过说明性的文字，书中有没有反映？
力平：文革时期，周恩来对“伍豪事件”问题进行了陈述，书里面没有收。
所谓“伍豪事件”，是30年代国民党在上海的报纸上刊登所谓“伍豪等243人脱党”的启事，这是造谣污蔑周恩来的一次拙劣表演。当时周恩来已经到了瑞金中央苏区了。毛泽东当时还为这件事情发过通知。伪造这个“启事”的国民党有关特务解放后被抓住了，交代了事情的前前后后。当时，为了揭穿国民党的无耻谣言，还以“周少山”（周恩来的号）的名义发了一个启事。陈云当时在上海主持特科工作，找了贺昌的爱人黄慕兰。她去找了当时上海有名的一个大律师，这位大律师讲，这个问题是有背景的，中国的律师不好办，最好请外国的律师。她就找了一个法国籍的律师，律师要两根金条，党组织同意，由法国律师出面，才在《申报》上把“周少山启事”登了出来。同时在我们党的内部刊物《红旗》上也登了。
本来，这件事是非常清楚的。1967年，红卫兵找出来后，给了江青、戚本禹，江青就转给了周恩来，同时报告了毛泽东。毛泽东批给了周恩来。周恩来就让办公室的同志把当时的报纸找来，他用了一个星期，把当时有关经过整理出来，写好以后送给毛泽东，毛泽东批给了中央文革小组和林彪。
1968年，又有红卫兵从旧报纸上找出来，又送给毛主席，毛主席批示：这个问题已解决，是国民党造谣污蔑。
1975年，周恩来在进手术室前，在说明上签了字。周恩来去世后，邓颖超责成文献研究室，关于伍豪启事的前前后后要搞一个东西留下来。李琦同志和我搞了个内部材料，把详细情况都讲清了。以中央的名义发到每个省的省委。你说的那一件，因为没有公开发表过，所以没有收进来。
“文革”中，周恩来为什么没有拍案而起？
记者：有人说，“文化大革命”时，周恩来为什么没有倒，是不是在明哲保身？
力平：我们在编周恩来年谱的时候，就听到过这样的话，说，“文化大革命”中，周恩来能不能像陈毅那样，拍案而起。我觉得，这不是个胆量问题。群众起来了，“文革小组”、林彪他们正在起哄的时候，硬顶是不明智的。
后来有三个人讲过此事。邓小平讲，在文革中，周恩来也讲过违心的话，做过违心的事，但是人民原谅他。陈云说，文革中，周恩来是保护人的，我们这些人都是他保的；如果没有他的话，中国就很危险了。彭真也讲过，文革中，周恩来只能采取这种态度，不能起来反抗，他一反对，就跟我一样进秦城监狱了。那时，周恩来只能是采取迂回的、软的办法，实际上采取办法来纠正。章士钊被抄了家以后，写信给毛泽东。章士钊是毛泽东感恩戴德的人。毛泽东把信批给了周恩来。周恩来借此机会，保了一批人。
当时他也不能不干。他要是不干，总理就可能是张春桥来当。有人问过周恩来，王力是不是想当总理？周恩来说，恐怕还不是王力，王力后面还有人。指的可能就是张春桥。
他心里非常明白。他并不顾及保全个人的名声，他是考虑党和国家的整体利益，站在为人民利益的基点上，不是为了一己私利。他在总理的岗位上，才能保护健康力量，使其有东山再起的机会，如果连他也被打倒了，这样的机会也就没有了。
“文革”十年，他的政府总理职务始终没有让出来。他有他的原则。他对“文化大革命”有看法，但也不好提出来反对。
通过“文化大革命”看周恩来，他确实是个伟大的政治家，从他身上可以学到许多政治智慧。政治是要讲韬略的、是需要智慧的。
记者：长期以来，周恩来担任着繁重的事务性工作。他的文章也是务实的，比较简洁，语言比较平实。虽然着墨不多，但都能点到要害处。他对有些史实讲得非常明白、清楚，用几句话就表述清楚了。他的务实作风也反映到文风上，简洁、到位。您看，是这样的吗？
力平：从文风讲，我觉得周恩来作为党的领导人，文章首先是马克思主义的，有中华传统文化作为根基，同时也有西方文化的影响。周恩来的中国古文的底子很深，基础很好。早期的作文，都是文言性质的。他到法国时任天津《益世报》通讯员。这张报纸当时在天津、北京是很有名的。他在法国生活一部分就是靠稿费。他在解放战争时期实际上是总参谋长，很多文件电报都是他亲自起草的。据统计，最多时一天要起草作战电报20几个。在转战陕北时，白天是走，晚上坐下来就是批电报，答复。在上海主持中央工作时，很多文件也是他起草的。那时也没有秘书，只有秘书处。
长沙大火中他是自己从火里冲出来的
他对马歇尔的评价就不低
记者：从书中可以看出周恩来的人格有什么魅力？
力平：总的体会，一个是他的艰苦奋斗、不屈不挠的精神。在长沙大火中，他是自己从火里冲出来的。事先没有人通知，睡到半夜，四周都是火，冲出去后，起初都找不到汽车。
周恩来是很重感情的，他对他的亲戚、过继母都有很深的感情。不管是敌还是我，都觉得周恩来是比较好接近的，是诚心对人的。
他对敌对方人物的评价也是很中肯的，主要从人格、能力方面加以评价。例如，他对马歇尔的评价就不低。马歇尔在美国人的心目中形象是蛮高的。周恩来和马歇尔相处是比较好的。马歇尔后来对人讲，在他的谈判对手里，周恩来是不可多得的人物。
记者：编完书后，有没有什么遗憾？
力平：遗憾也有，一些重要的东西没法编进去。比如，大家知道的，周恩来小学时，校长问他为什么读书，他回答说，为中华的崛起而读书。这对青少年影响是很大的。但是没有留下什么笔墨的文字。
再就是南昌起义，影响也是很大的，他是前委书记，但是他自己也不大提。他从来把南昌起义说成是集体的领导。他在参观南昌起义纪念馆时说过，不要太突出他。
再就是前面提到的“反冒进”。在建国以后，他一直强调国家建设要实事求是，这也是他毕生务实精神的体现。他总强调，不要搞得老百姓没有饭吃了。“大跃进”时，有的地方钢产量“放卫星”，他就派人去实地调查，回来说，不可能。算了一笔账，炼一吨钢需要多少吨焦炭，炼一吨焦炭需要多少吨煤，你哪来那么多煤啊？没有那么多煤怎么炼钢呢？一看就是假的。
周恩来一生中有关他自己的自述性的材料还有许多，本书集录的是其中很重要的一部分，以反映他的主要经历。
《北京青年报》2002年3月20日
2007/09/10
附录：让周恩来说出自己——力平教授谈《周恩来自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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