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1966年8月份召开的八届十一中全会是把“文革”推向高潮的第二个大动作（第一个是《五一六通知》的发出），那么，这年10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则是第三个大动作。在这次会议上，所谓“刘邓司令部”的问题提出来了，少奇、小平同志被迫在会上作检查，失去了作为中央常委的实际权力。林彪、康生、陈伯达、江青等人，经过几个月的经营，此时攫取了实际领导权。“文革”运动的底牌到此揭开了，周总理的处境益发困难了。
记得就在那次中央工作会议期间，我们曾在人民大会堂东大厅向他汇报过经济建设遭受严重干扰的情况，并请示了一些问题，但都没有得到明确答复。当时他双眉紧整，严肃地说：“你们提的问题我都认真听了，但需要中央常委研究才能定下来！”一听此话，我们就明白了形势的严峻。令人钦佩的是，就是在这种困难境地中，周总理为了国家和人民的利益，仍然努力发挥小平同志在《答意大利记者奥琳埃娜·法拉奇问》中所说的那种“中和作用”和“减少损失的作用”。
在这一段时日里，哪里发生了武斗、打砸抢事件，总理就派联络员去调查。进行干预处理。哪位部长被揪斗了，总理就指示有关同志和我采取措施加以保护。10月29日，国家经委副主任陶鲁茄同志的办公室被造反派砸开，抢走了一部分文件。我们于夜里12点报告总理。他当即明确地批准了我们的建议：将国家经委过去的文件档案全部集中起来，由国务院加封条，非经国务院批准，任何人不准搜动。为了使关系国计民生的经济工作不致遭到更大挫折，总理更是付出了巨大努力。在他的讲话和他组织起草的文件中，总是强调“抓革命、促生产”，这在当时是谁也不能反对的。我记得11月9日，总理亲自主持讨论《人民日报》社论稿《再论抓革命促生产》时，反复强调生产建设不能中断停滞的重要性，严肃批驳了只强调“抓革命”而根本不讲生产建设的错误论调，坚持按他的意见定稿，并决定社论稿翌日立即见报。
那时，林、江一伙对此当然是十分恼火和怀恨的。他们公开污婆周总理是“救火队长”，污蔑我们这些人是“救火队员”。王力在一次会上攻击说，工人闹革命的高潮，被“抓革命促生产”的社论和其他有关文件压制下去了。稍后一些时候，戚本禹等人更加明目张胆地攻击说：“文革中存在着新文革和旧政府的矛盾。”面对这些污蔑和攻击，总理岿然屹立，表现了无产阶级革命家无私无畏的本色。
当时，总理是抱着什么心情对待那场动乱和浩劫的？他有一段震撼人心的话，一直铭记在我心中。那是在1966年11月19日下午，总理来到我主持召开的工交座谈会上，同大家见面并作了长篇讲话。他对当时的形势概括为“方兴未艾，欲罢不能，大势所趋，因势利导”四句话，要大家抱着“我不人苦海谁人苦海”的态度，挺身而出，善于因势利导，为了保卫党和国家的利益，个人被冲垮了也要毫无抱怨。“我不人苦海谁人苦海”！这是总理的伟大心声，这是总理身体力行的崇高实践。敬爱的周总理晚年，不正是在“苦海”中度过的吗？他自己被迫人了“苦海”，心里仍然时刻惦记着同人“苦海”的广大干部和亿万同胞，日日夜夜操劳着为这些人们分忧解难。
【注释】
〔1〕摘自谷牧《回忆敬爱的周总理》。标题为编者所加。
2007/09/10
附：“我不入苦海谁入苦海”〔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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