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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五四运动时期

  警厅拘留记〔1〕

  小引

  天津抵制劣货的举动,自去年年底因福州事件在南开操场开过国民大会后,商学两界会同各团体组织国民大会委员会,一意办理这件事情,当时的情形,很可令人乐观。今年一月初,商界各同业公会,又表示商人自决,对于贩卖劣货的抵制方法,公为三类:(一)运到已经启封的劣货,应将货物种类同数目,报告国民大会委员会,由商学两界会同查明确实后,得在市上销售。(二)运到尚未启封的劣货,应封存不准出售。(三)已定尚未运来的劣货,应去信送还。商人自有此种办法表示后,封货查货的事,遂立刻举行;而去信退货的事,也同时并举。抵制的功效,方期渐渐的实现。不意魁发成竟因学生调查劣货,勾引日人殴击学生,演成一月二十四日的各界代表被拘,同“一月念九”省公署前的流血惨剧。从此天津的平民运动,遂受了极大的打击,一切设施,总不能再如以往的自由了。代表等自被拘后,陆续被拘的又有数起,内中情形社会上不能尽知,我们现在把他简单写出,以告关心此事的人。自一月二十三日起至四月七日晚改送地方检察厅止,名为《警厅拘留记》。至在检厅情形,以后另有《检厅日录》记他,这一篇就不叙了。

  (一)魁发成事件

  民国九年一月二十三日晚上,天津中等以上学校学生会联合会调查委员会委员段鸿荫等,因为得着报告说:“东门内洋广杂货铺魁发成,不报告国民大会委员会私运劣货。”当即前往调查。调查的结果——查出该铺现存洋灯罩17篓,均未报明,全属私运。遂由学生按素来的办法,将货物暂运往学生会候国民大会委员会商量处置。这个时候调查的人本不甚多,有几个人跟随货物回学生会会所(草厂庵),留下的只有段鸿荫一人。一方面国民大会委员会,正在商会开会,忽见段鸿荫气喘喘地跑入会场,报告魁发成掌柜乘他一个人在那里的时候,勾引来三个日本人将他连踢带打,并将调查的证书抢去。他因为人单势孤,所以拼命地跑出。众人听着这种情形,都气忿魁发成既在同业公会,为什么不报货物,不服调查,又勾引外人行凶,遂议决派洋广杂货同业公会代表刘锦堂前往质问。不多时有学生多人同着魁发成店伙裴潭溪、张大来到商会。裴潭溪说:“魁发成的料器一部分,是中日合办的,并没归入同业公会;至勾引日人的事,他是店伙,实不知情。而当时魁发成的掌柜已不知去向,所以没有同众人来。张大来因为是一个很小的店伙,没有什么关系,一会儿也就走了。委员会各界代表,虽知裴潭溪是店伙,但是他铺中这种举动,很足以妨害抵制前途;加着日本人去的时候,他又在场,所以多数意思让他明天到公园里去,向大家表白。散会后已经到了夜中两点多钟,裴潭溪同着很多人,都留在商会没走。

  二十四日早晨,各校学生得着学生会联合会的报告,有很多人往商会看热闹。当时学生联合会职员因为领裴潭溪到公园不甚合适,就有些人随同他进北门。刚走到鼓楼,有人说:“东门大街有很多保安队等着呢!”大家遂改转方向出西门,由针市街、估衣街仍回商会。接着东区警察署代理署长穆子朴到商会,要见国民大会委员会的人。当时各界联合会出席代表马千里已经赶到,遂见他谈话。穆署长的要求,是要把裴潭溪交警察带厅惩办。但是大家的意思,主张把他送回原店。马千里因此不能立刻答复,遂向各处打电话,招集国民大会委员会临时会议。开会时,各团体代表全主张将裴潭溪交警察带去。不想在这个时候,警察厅保安总队长丁振芝带了很多的保安警察,气势汹汹,来到商会,用皮鞭打散闲人,闯进会场,便破口大骂,不容大家分说,便将裴溪带走。

  (二)警厅花园内学生被殴

  丁振芝走后,委员会即决定由张品题、夏琴西(商会代表)、马千里(各界联合会代表)、时子周(回教团体代表)、李散人(国货调查会代表)、尚墨卿(海货同业公会代表)、马骏(学生会代表)七人往见省长,报告这事的始末情形,同丁振芝的无理,免得有所误会。代表方走,学生会联合会职员二十多人,误听代表出门被捕的消息,遂不约而合由商会齐奔警察厅。到了警厅前,门口已经布满了保安队、捕盗营、消防队。众人走到石碑前立定,向警察说:“我们的代表是被捕了来吗?”警察回称:“没有。”众人不信,要求到里边见代表;警察拦阻不让,众人总要求请见。两边交涉许久,忽然从门里边出来一个警察,呼了一声:“架。”手中拿着一个藤子棍儿,向着众人乱打。站在前边的李燕豪(北洋法政学校学生),被门前警察用枪托痛打;又有几个人扭住他的脖子,推倒他的身子,连踢带打起来。陈宝骢(大营门中学毕业生)、于骏望、郭绪荣、李培良(商业学校学生)等,也同时被警察手啊,脚啊,棍啊,枪啊,鞭啊,不分皂白,向身上打来。师士范(南开中学校学生)见着这种情形,就上前解劝。忽然捕盗的兵,不容分说,伸手拉了他的衣领,夺去自来水笔,将他拉进大门。进大门后,两旁出来很多的警察,一齐动手殴打,也有用手脚的,也有用枪托藤鞭的,当被打倒在地。李燕豪见着这种情形,便奋不顾身,直望内冲。陈宝骢、于骏望、郭绪荣、李培良四人,也被他们连打带拖,拥了进去。其余的也要跟着,但是警察打是打了,却不让他们再多一个进去。众人闯了几次无效,遂回到学生会联合会去报告。被拖进警厅的六个人,从门口一直被打到花园(警厅内的)有的脸被打伤了;有的身上腰部被打伤了;有的全身被摔肿了。六个人痛苦流涕地向警察演说,他们全都不听;而消防队反任意的殴打,其中以陈宝骢受的伤最重。不一会,有一个副官姓焦的去呼喝众人别打,众人方才停手;又隔十数分钟,由警察拥着六个人押入男待质所。这个时候南开学生祁士良往河东办事,正走到警厅门前,警察拦住去路,不让他走。他同他们理论,他们便用同样手段,将他饱打一顿,然后拖入花园,过一时也送入待质所。

  当前六个人在花园被殴打时,同时还有一个不知姓名的公民,约有四十多岁,也被保安警察、消防队拖进去痛打,打的浑身是伤;等到他们归入待质所后,就不见这个人了。

  (三)各团体代表被捕

  由警厅退回学生会联合会的二十余人,因为当时会中没有多人,遂决定分为两组:一组往各校报告情形;一组往省长公署请求惩办杨以德,释放被捕诸人。往各校的一组,不是本文题内的事,我们可以不必说他。往省公署的走至金汤桥,见着许多保安警察站在那里,到了省公署门口,众人请见省长。回事的人说:“里边已有代表接见了,诸位可以候一会儿。”众人听着这话,才知方才代表被捕的消息是不确了。

  各团体代表自商会出来后,便向省公署去,途中遇见各界联合会出席代表孟震侯,也一同加入。到了省公署,当由邢副官长接洽。据他说:“省长不在署中,诸君有事可由鄙人代达。”当由夏琴西、张品题先后发言,质问日人既打学生,杨以德何以不代学生请当局向日人严重交涉,反让警察殴辱学生,是何理由?刑副官听说,亦略示不平,许省长回署后必然报告。代表等遂辞别出来,走至东辕门,便遇见请见省长的一组学生,嚷着向他们报告警厅门口被殴,同李、师等六人被捕情形。众人听说非常气愤,返身要再见邢副官长。门上回事的人说:“邢副官长已由后门出去了。”众人只得回商会再作计较。不想方出辕门,保安队已到,当有人高呼马千里、时子周诸人的名字,众人全都奋身受捕;学生那一组内也有硬行加入的。并且还有一个在钱铺学生意十七岁的商人赵仲禹,因认识李散人,想上前同他说话,也一同被捕。两人架一人直奔警察厅去。半路上有马队、捕盗营接着保护:禁止交通,挥打闲人,声势很盛。到警厅便架入花园,各人分坐栏杆上,相隔很远,不准说话。总计共被捕的各团代表有马千里、孟震侯、时子周、夏琴西、李散人、尚墨卿、马骏(张品题没有被捕),学生有李权(法政学生)、吴世昌(官立中学学生)、吴凤岐(甲种商业学校学生)、陶尚钊(南开学生十五岁),商人有赵仲禹。

  (四)被捕后的安置

  从省公署门口捕来的十二人,在花园等了一会,就有人来乱向各人问了姓名,开了一个单子去。当问各人姓名的时候,有一个警察问尚墨卿的姓名,尚墨卿答他一个“尚”字;警察再问他,他便气忿忿地说了一句“上车”;于是以后警厅里头的人,都叫他为“尚车子”了。名单开去后,隔了半点多钟,有人嚷马骏、夏琴西的名字,他们两人便跟着嚷的人去,到侦探楼上,一个人一室,两间房子是紧靠着的。马、夏去后,便又有人领着时子周、马千里,分入保安队二队三棚,同六队头棚。接着又有人将孟震侯领入保安队三队三棚。每人全有两个警察看守,惟独马、夏两人由侦探看守。他们五个人走后,花园内还剩下七个人,在那冷飕飕的北风里坐着。直到太阳西下,由大家的要求,才将他们拥入花园会议厅暂坐。到了晚上八点多钟,又将他们移入男待质所北室,隔室就是先进去的七个学生(内有祁士良)。先进去的七个人自从下午进待质所,就有传事吏警察屡次去问姓名、籍贯同在学生会的职务。等到后来的人进去,隔室相问,才知两次被捕的情形同人数。九点多钟各人得着警察送去的一张大饼、一包菜,有的吃的,有的退回的。已经得着住处的五个人吃得稍为好一点,因为得着允许,可以开条子到小饭馆中去要。吃饭的事情过去,便有人将李燕豪、师士范拥出,押入十一二队:李燕豪入十一队五棚;师士范入一间小楼上。队中的值日巡长,将他们身上物品搜查一遍,然后让他们坐在一个床上。一方面待质所里的十二人,由警察陪着他们到司法预审所。王墨林——各界联合会的书记——这时候也被警察从各界联合会门口——草场庵——捕获进去。稍停一停,警察又将他们十三人分为两起:陈宝骢、郭绪荣、于骏望、李培良、祁士良、王墨林六个人,改入违警裁判所;其余的七个人仍在原处。夜深了,各人都要打盹,警察遂送去几床被,铺在地上,大家躺在上边,互相偎靠,和衣而眠。至于已经有住处的七个人,除了马、夏两人在侦探楼上,是用的侦探队的铺盖外,其余都是盖了一两件警察的皮外氅,睡在一张铺板上。冬夜风紧,真是冷的很。

  二十五日早晨,在司法预审所违警裁判所的十三人,由传事吏警察复领回男待质所。午饭时让大家开条要饭;饭后陆续分归各队各棚:李散人、吴凤岐、李权、陶尚钊四人,分入十一二队库房,库房不过一丈见方,两个独睡的床,一张破桌子,两个人睡在一个床上,不能伸腿;尚墨卿、赵仲禹二人,分入六队二三棚;吴世昌、祁士良二人,分入头队四五棚;陈宝骢、郭绪荣、于骏望、李培良四人,分入三队头棚;王墨林分入传事吏的屋子住。每人有一两个警察跟随,除了大小便外,不准出门,亦不准同警察说话。

  到第三天(二十六日),每人每日改发铜元四十四枚,饭食由自己开条叫买;但须经各队队长、副官、或是值日巡长许可。同日又给各人送了些牙粉、牙刷、毛巾、胰皂。因为李散人、吴凤岐、李权、陶尚钊四个人住的库房太小,遂又将李权、陶尚钊两个人改归六队四五棚。

  (五)学生陆续的被捕

  二十五日,学生会联合会会所,同各界联合会会所,虽被封闭,但是大家奋斗的精神,反更加高,所以二十六日学生调查员仍然出发;同时并有多数学生在街中散布传单,宣明外交的危急,直接交涉的危险,同本月十九日的日本通牒应该立刻驳回的理由。警厅一方面自二十四日拘捕各团体代表后,凡各团体的机关,各学校同他们所注意的人物,都已密探四布,紧紧跟随。调查员出发不多时,警厅便已得信,在针市街一带调查劣货的凌钟、李恭允、杨云峰三人遂被捕获,而散传单的陈春华亦被拘去。四人至警厅后,先在待质所,随后杨以德亲自审问,历叙学生不应调查、散传单的理由,并让四人取保。四人回说:“无保可取。”两方言语乃起冲突。杨以德大怒,命将四人押入拘留所,四人遂奋身进去。在里边押了五天,同犯罪的人,都在一处。人多屋小,气味非常恶劣,没有铺盖、桌椅,大家都坐卧在地上。饭食每天发铜元十一枚,还得扣水钱一枚。五天后才将四人提出,凌钟、杨云峰归入十一二队楼上看管;陈春华、李恭允归入四队三棚看管,一切对待,遂与其余的人一样。在这个时候,各人都已发给棉褥一件,棉被一床。二月二日早晨,又发给各人卫生衣裤一身、袜子一双。同日李恭允被家中取保出厅。三日陈春华、杨云峰亦被家中取保领出,惟有凌钟一人没走,因为杨以德给他哥哥凌冰——天津南开大学教务主任——去信,教他保出,凌冰回信说:“吾弟若有罪,就依法惩办,若无罪,就放他,吾没有具保的必要。”遂把凌钟改拘于师士范室同住。

  (六)“九一念九”〔2〕运动的代表被捕

  二十六日调查劣货同散传单的学生被捕后,二十七日各团体为外交事件,在南开操场聚集游行。当出发时,有几个学校学生结队离校后,曾被附近警署拘去领队的人讯问,问毕,由电话中请示警厅,依旧放出。那一天游行,总算没受多大干涉。

  念九日下午两点钟,各学校学生整队齐集东马路讲演;并散布传单,声明要往省长公署请愿。要求的条件是:请省长代电中央驳回日本通牒,拒绝直接交涉,催办福建交涉,取消中日军事协约;并请省长恢复天津原状,释放代表,不干涉人民集会、结社、言论、出版自由。演讲半点钟后,群往省公署,推举男女代表周恩来(南开大学学生)、于兰渚(官立中学学生)、张若名(女师范学生)、郭隆真(女师范毕业生)四人求见省长。卫队见人多,将门关闭,门里边并有多人把守,外边有公署副官传达。代表将来意说明后,副官由旁门进去传报。半点钟后出来说:“省长本有病,大家既来到这里,省长可以带病见代表,但是全体学生须退出辕门外。”代表说:“辕门内外没有什么分别,请让我们立刻进去。”副官说:“我再进去回回。”说完又由旁门进去,等了半点多钟,出来说:“代表是可以见的;但是大家还得退出辕门。”意思是恐怕门一开,全体学生要随着进去。代表便说:“你们既怕开门,我们四个人可以由门坎空儿钻进去!”副官也没有说话,四个人便俯身钻进去。进去后,当有杨以德儿子杨福培——在省公署当副官——穿着便衣,举起手来便向女代表打去。郭隆真脸上被打数下,张若名被他一推,险些跌倒在地。等到他们方一留神看他,他已经一溜烟跑了进去。门内卫队见代表已经进来,便将四个人陪往两厢兵棚外室坐着。里边的副官又让周恩来登在梯上,从门框上伸头出去,告诉众人在外边等候,省长一会儿可以见着。四个人在兵棚内又坐了半点多钟,连催多次,副官总是迟延着说一会儿就见。四个人急的了不得,又由周恩来要求再往梯子上去看大家,登上梯子后,只见外边辕门内外已经布满了卫队,将学生夹在中央。周恩来说完还没有见着省长后,便下来质问副官为什么无故派兵围住学生。副官不理,并命卫队仍将周恩来拥往兵棚外室。这时候外边大呼,嚷声大作。里边人也分不出是哭是叫,遂演出“九一念九”运动。省公署门前的惨剧,详情另有专记,不是本篇所应叙的。又隔了半点多钟,省公署门开,卫队同杨福培也都从门中出去,代表等仍然是屡屡要求接见。停一会儿,忽然有一个人在二门口嚷道:“你们将我们的人都打死了,还想见省长吗?”说话的时候,便有保安警察数十人从大门进来,将代表捕走。两人架一人,途中站岗警察早将走路的人赶在两旁,阻住交通,街道肃静,观者如堵,四个人沿路大呼:“民国万岁”、“同胞万岁”、“学生万岁”。鼓掌声从人丛中零零落落的应着。有些人跟在后边的,便遭警察的枪托毒打。先由西河沿架至警厅门前,后复折入磨盘街,出东马路入营务处,游行了一趟。到营务处后,将张若名、郭隆真押入一间空室——营长住的正房的一边——派两个女仆伺候;周恩来、于兰渚押入正房旁边的兵棚里,由捕盗营的兵看管。安置后,由四人具名给营务处处长一个条儿,内容是:“今日之事,无论如何,一切举动,概由代表负责。此致营务处处长鉴。天津中等以上学校学生联合会代表周恩来、于兰渚、张砚庄(即若名)、郭隆真同具。民国九年一月念九日。”

  晚上由棚中伙夫往牛肉馆要去饭菜,给四人分吃。睡觉的时候,由棚中兵丁借被褥给男代表盖。第二天起来,一切零用物件,由他们自己拿钱令伙夫购买,但须得营长过目允许。周恩来、于兰渚两人,每日在兵棚内做稿子,闷时便向兵士们闲谈;每天吃饭,全是令棚中伙夫代要。至于张若名、郭隆真两人的生活,有张若名的一段日记,现在把它节录在下边。

  (七)张若名的营务处一段日记〔3〕

  二十九薄暮的时候,被保安队捕送到营务处,押到一间空房子里,里面有一个空床铺,两个凳子,一张桌子。一个营长所谓白大人的,领着一个老妇人进来说:“先请这位老太太给您做伴吧!晚上还来一位呢!”隔一会儿,由周、于两位那边,拿过一个担负责任给营务处处长的条儿,我同隆真也都签了名。到晚上,果然又来一位姓马的少年妇人,进门便说:“这是罪人判罪的官府,我实在害怕呀!”以前我们的精神,没在营务处内,更没在这间房子里,只想外边的同学们还是被打散的呢?还是自由走的呢?倘若被打,又是什么景象呢?坐在那里呆想。忽然经这位少年妇人很可笑的话一提,才把我们的精神回转到房里来,上下左右一看,才知是一间很破的房子,地上的土也有一钱多厚,这种景象虽然不好,但是我们能尝到这监狱的滋味,(隆真却已是第三次了!)精神很是快乐的。夜间给我们两人三件军人短皮袄,我们说:“没被怎样睡觉呢?”过了一点多钟,所谓白大人的给了一床被褥,我们也就将就睡下了。

  三十早晨起来,看看自己身上有好些白毛,隆真笑说:“我们弄了一身军衣的毛,也算当了兵,入了伍了。”梳头洗脸的东西都没有,我们只好先不梳头,仅仅用抹布样子的手巾洗一洗脸。十点多钟同学李福景的伯父李雁题先生——营务处做事——进来看我们,我们也顾不得蓬头散发,同他谈了几句话。问他昨天省公署门前学生怎样走的?李先生说:“免不得是自己解散的,但是拥挤的很烈害!”说完了又往旁边的屋里去看周、于两人(他的儿子李福景是周恩来的南开同学)。李先生的话说的很含蓄,当然可以想到学生是被强迫解散的;并且想象当时情形,从在省公署里边听见外边那种呼声上证明,一定是一场惨剧了。想到这里,真令人焦急,想着外边受伤的人,也不知是怎样的多呢!我们想今天该过堂了,但是等候一天,也无消息。饭后同伴的妇人从家里拿一个四寸长的半截梳子,我们才得梳了头。晚间我们又要求了一床被,虽然不干净,还可以御寒。“营务处本来是抢掠盗贼的拘禁所,何曾有学生爱国被拘的优待费呢?”这是白大人对我们说的话。我们听着这话,也就得原谅他一切不完备了。

  连冻两天,三十一日早晨房里生了一个煤球炉子,但是还不能解冷。年老的那个妇人夜间没有被盖冻病了,我们怕蹈他的覆辙,请白大人派人到刘清扬家里取了几件衣裳,身体的温度才觉得适宜了。

  二月一日:昨夜十二点钟的时候,忽然被一阵极凶猛极悲惨的声音惊醒,昏昏中只听得:“呀!咳呀!我娘呀!我的娘呀!大老爷饶了吧!我没有作呀!我身上没刀子!你还不信吗!我娘呀!”我凝神听了半晌,问隆真道:“为什么打贼打的这样惨哪!”隆真道:“我在北京被拘的时候,听着打贼的也是这样惨!”抬起头来看看那年少的妇人,坐在那里落泪。我问她为什么,她说:“我一则不忍听这种声音;二则我的死鬼——指她死的丈夫说——以前也是个做捕盗的,现在听着这种声音,更加难受!”到了早晨,她就要求白大人回家去了。接着又换一位姓史的中年妇人来。我们想来营务处已经三天,也不见审问,即请白大人来,要求他转达上级官,按我们所犯的罪开审。下午我的伯父来,谈了一会,他的意思要写信告诉我的父母,但是我不愿让我母亲知道这事,就用话婉转地拦过去了。

  二日:我们没有事就同两位妇人闲谈,有段事可记下来,看看贫人的生活状况。姓史的中年妇人,她娘家的财产很可以糊口,姑家很贫,每天卖点杂货供给日常生活。遇着阴雨的天气,不能卖东西,就要受饿。但是她无论怎样困难,决不求娘家帮助;姑嫜因此不喜欢她,不叫她在家住。她的丈夫早就死了,于是她寄居在舅姑家,贩卖杂货。去年夏天阴雨四五天,房子也塌了,平地水深五六寸,两三天没有饭吃。有人劝她回娘家去。她说:“我哥哥厌烦我,我决不为人所厌;倘若饿死在这里,亦是我甘心情愿的。”我们听着她所叙说的事情,便想到贫人的生计,贫人的志趣,都是中上社会所梦想不到的。下午我们又写了一个条子要求过堂审问,限二十四小时答复。白大人又来说:“两位先生是明白人,还不懂官厅的事吗?倘若把你们抬上天去也好办,倘若把你们按到地下去也好办,就是不高不低的最难办。这件事也得办,那方面也得顾得住!先生们忍耐点吧!三天后再答复吧!”我们说:“也可以的,但是我们要看书报。”他说:“报是办不到的,书可以做到。您二位看我的面子委屈点吧!多喝茶,多吃饭,多忍耐吧!”到晚上果然给了《列国》、《三国演义》各一部,总算是“面子”

  六日:今天应该得着白大人回话了。等到十二点的时候,白大人进来说:“请你二位到警厅去,随后男代表再去。”我们本想一同去,恐怕他们有什么作用,后来想也没有什么要紧,便先坐着马车走了。在车上想以为到警厅便要审问,那知进来后,警察便引我们到花园内一间屋子里。里边铺了两个床,放了两张桌子,几把椅子,像方收拾出来的。我们坐了十几分钟,见没有消息,便向看守我们的警察说,要见厅长质问。一会儿杨以德果然来了。他说:“我是戒严总司令。”我们说:“你的职务我们不过问;但是拘我们在此地是根据什么理由?”杨说:“你们写一个条子,我可以代达。”他走后,我们就照办了。一会儿伴我们的那两个妇人全都来了,我们知道又要在这里软禁了。晚上送新做薄棉的被褥各两床来。今天的晚饭,是我们自己拿钱叫人去到门口牛肉馆买来的。一切的茶水全由子房里人照管。房里边有个洋炉子,比在营务处暖多了。

  (八)杨以德往各室谈话同外边来人探视

  (第一批被拘后至九年二月十二日)

  六日早晨,女代表从营务处移到警厅后,接着周、于两人也坐着马车来了。当他们没来的时候,接他们的人是说警察厅司法科长传他们去谈话。等到了警厅后,传事吏的警察,让他们各归兵棚。他们两人不允,说必须面见科长。两方互相争执,这时候警务处长杨以德到了,便说:“我是警务处长,你们有什么意见只管写出来。”周恩来回说:“很好!我们正不明拘禁我们是什么理由呢?”说着,大家便拥周恩来入四队三棚,于兰渚入头队头棚。杨以德也跟着去了,先往花园见女代表,说完了话,便往四队三棚见周恩来(四队三棚正在花园旁侧后边),说了些他知爱国,学生爱国的法子太不对了,学生是为人利用,过几天见着马骏,就知道他已经明白过来了。这件事完全是上边的意思,他决没有一点主张。又加上些他不报私仇,“日久见人心”的话。周恩来回答他说:“我们学生做事纯本天良,丝毫没有一点恩怨在里边。譬如,这次省公署请愿,就是绝好的例。”杨以德听着这话,也没有话说了,要走了出去。临行告诉警察说,把新做的被褥取来。又向周恩来说:“你有话尽管写出来,拿给我看。”因此周恩来一进去,便得着做稿子写字的自由了。下午他便写了一张质问拘捕的理由书给杨以德。于兰渚那里,杨以德没去,也照样送去新做的铺盖一套。他当天也写了一张质问书。

  在他们四个没进去之先,杨以德对大家的待遇便已一天改变一天了。先是一月二十六日午后,英文《泰晤士报》主笔潘纳尔、汉文《泰晤士报》总理熊少豪,到厅去探视孟震侯(他本是汉文《泰晤士报》经理)。丁振芝命人请孟震侯到他的屋中,告诉孟震侯见熊时,不准随便谈话。又说:“这件事闹的太大,牵入政治问题,谢迈度因着这个,要推翻省议会议长。”说话时熊少豪进去,潘纳尔在客室里没让见。孟、熊两人谈了一会儿话。丁插话道:“本厅已备有四五千人的拘留地方。”熊回道:“如将四马路用兵包围,岂不是一个绝大的拘留所吗?”丁听着遂没有话说,又谈了几句别的,熊少豪便走了,孟震侯仍回原室。这是各人被拘后头一次接见外人。有一天杨以德到孟震侯住的地方声言:“你们进来后悔了吗?在我当初劝你们,你们不听我言,才弄到这步田地。我现在已经叫人与你家里送信了。我向不念私仇,并且我一定要维持大家;不过此事关系很大,省长以下还有镇守使,也是关系军务的。”

  有一次天气很冷,风很大,杨以德带领着许多差官,到各屋去谈话。到了马千里的住处,开口便道:“你不冷吗?你这是何必呢?我打早就传过信息去,不教你们这样办,你们不听。我跟张伯苓有二十多年的交情,我们是又亲又友,你的老太父亦是做官的,你亦在过任上,我们都是官界中人,你是何苦呢?”又说了些别的便走了。

  到了时子周那里,开口也是问:“你不冷吗?”随后又说些他以先通知大家,不要这样做的话,并且说丁子良——时子周的外舅——与他也很好。还问道:“上次给你们送的治安警察法看了么!”时回道:“看了个大概,但是这次事是为外交的,不能拿治安警察法来绳。”他听说外交的事,便将他如何办理老西开外交,收复法奥租界的事说了一遍。

  上师士范住的那个楼上,问师士范的年龄、籍贯、学校。师回答他后,他听他是南开学生,便道:“南开学校还有我捐的一块地呢!我对于教育,向来热心的,成美学校我捐过款,各区的贫民半日学校,都是我创办的。”又问师士范冷不冷。师说要到学校里取衣服,他也允了。

  下楼后,走到李燕豪的住屋,也问了他的籍贯、学校。李燕豪答了几句。他便道:“我们都是天津人,这是何苦呢?你又是法政的学生,我一年学一条,十几年的工夫我还懂得些法律。你明白法律,怎么也这样做呢?”李答道:“我们到这里来,总是犯了法了,请处长依法办吧!”杨说:“我也做不了主,这是上边的意思。”说完了又到李散人、吴凤岐屋里,也先问了姓名、籍贯,说了些“大家何苦呢”的话。李散人向杨道:“处长来看顾我们,我们是很感谢的。但是我对处长也有几句忠告:人生在世界上,生活总是很重要的问题。要保护生活,就是衣食住完全没缺。处长家中有几百万的家财,衣食住亦就足够用的了。得退且退,岂不好吗?”杨以德听着便嚷道:“我的家财是每年薪水积存的,你敢乱说吗?”旁边跟着的差官,也都随着威吓。杨又叫人将李燕豪请到那屋里,向他道:“你是学过法律的,你应该同他说说。”李燕豪便劝了李散人几句,杨才走了。走后,十一二队(保安队)聂队长便进来向李散人嚷道:“我哪一处慢待你啦!你便叫我吃不着饭啦!”李散人便问他为什么说这样话。他答道:“你方才见处长说那样话,教我怎样担当啊!”

  一方面夏琴西、马骏在侦探队楼上住着,比较别处好点。进去没两天,马骏便找侦探长丁振芝,问他为什么拘留他们好几天不过问。丁振芝回的是省长的意思。并且说:“我们不愿意,也是没有法子!”接着他又曹四长、曹四短,骂了一顿走了。过了几天,丁振芝至夏琴西住的屋里谈话,把马骏也叫过去。丁告诉他们说:“省公署门口又闹出‘打架’的事了(批‘九一念九’的惨剧),两方相持不下,何日是了?所以请你们两位谈谈,想个台阶就了啦。”马骏当就要求三个条件:一须先恢复各团体的原状;二准他邀请外面的人来谈话;三准他随时同被拘的人谈话。并说这三个条件允许后,方可议别的。丁回答道:“恢复原状,我负完全责任。”同时并让马骏用电话找外面的人。第二天贾金熔、董绍昌(南开学校学生)去了,同马骏说了些外边情形;随后他们两人又到别的棚里看被拘的人,慰问慰问。

  从此后丁振芝就常常到夏、马那里谈话,每次谈的时候,必要说些学生受了冯国璋的利用,“二百万的运动费”,时、马(千里)、孟、夏全得钱的话。这是天津“双十运动”后,杨以德对于各界联合会散布的流言。

  有一天丁振芝又向马骏道:“冯国璋要利用学生,推翻政府。他们的机关部在河北交涉署的对门,内中干事姓梁的,已经拘来了,他们的公文书信我全都呈上去了。”马骏回他,学生绝对不会有这些事情。第二天,丁便拿些公文书信、委任状、同信封的相片给他看。委任状上的人,马骏一个也不认识。上边全盖有“华甫”的图章,公文上有“中华全国政府”的印。丁又说:“这里有时、马、孟、夏,同卞月庭、边洁卿、孙仲英、张伯龙,北京有林长民诸人。”马骏听着这话,没有回答。过几天丁振芝便让陶尚钊到侦探队玩耍,警察跟着有时也可以在那里吃饭。

  杨以德有一天带着许多人到侦探队,同马骏说了些他如何爱国的话。隔几天杨以德又去同夏琴西、马骏两人谈话,足足谈了两点多钟,大概的话是说卞月庭、孙仲英、边洁卿如何不对,他对于卞、边、孙三人如何厚待他们,他们如何知恩不报。他提倡国货,开办“中国洋行”。五次政变,他如何维持治安。很多省的警务处处长、署长全是他的学生,他的属员,他所提拔的。刘孟杨、王伯辰以先如何反对他,后来如何改变宗旨,他如何帮助他们等等的话。说完这些话后,又抬举夏、马二人一番才走。

  过了三四天,他又带了两个差官到侦探队。上次他同夏、马说话的时候,夏琴西没有怎样回答他话,并且谈到夏琴西宣布他罪状登在报上的事,两方面都不痛快。所以这次单找马骏谈话,谈话中不免先又说了卞、边、孙诸人一顿。随后便谈到宋则久,说他如何欺骗他。又指证马、孟实在受贿。他说:“不然,马千里的太太手上为什么带金镯子!孟震侯为什么要纳妾?”(却不知从何证明)又谈了谈“杨派”,并说:“现在不轻易提拔人了,非得同我戴一副眼镜不可;你们被拘的人性情不一,非跟我戴一副眼镜的不愿同他谈话。”末了又谈了些他爱国,提倡国货的话。

  在这些天中,各人的状况也很有些可记的,简单把他写在下边:

  二月三日,各人的饭费从四十四枚铜元,改作六十六枚。

  十二日起,每人每天发给杂样一包(花生、瓜子等物)。

  十四日,马骏的父亲特地从吉林宁安县到天津看他。先见的杨以德,谈的很高兴。看完了马骏后,又同着马骏,到被拘的各人屋里慰问一番。陪着他去的有南开学生贾金熔。

  从这次后,各人的家里人都可到厅里探视了。学生联合会里,也常有人去慰问;并且还给各人送些钱同吃的东西进去。夏琴西的朋友去访,虽未得见,但是英租界总巡捕长周琴舫(也是他的朋友)穿着制服去,却见着了。

  师士范因为被捕的时候,身上的东西被保安警察抢去,他便向视察员王某(杨以德派他巡视被拘的人,有什么事情,可以代为传报)请求他查问。王某推说人多不能寻觅。

  祁士良,曾有一次杨以德令视察员王某问他为什么被捕。祁士良回答他:因为往河东去办事,经过警厅门口,警察不让他过去,他同他们理论,便被连打带踢捕获进去。王某又问他在什么学校念书,现在几年级,念些什么书。祁告诉他在南开学校一年级。那一天王某连去三次问他,过后也没有人再问了。

  李散人在那时得了一次病,满口生疮,吃东西很难,又兼喉病,要买六神丸吃。聂队长——保安十一二队——不允,说厅中有医官,李就让他请医官去。等了六七天后,医官才去略看一看,也叫买六神丸给他吃。过了半个多月,病才好了。有一天王视察员特地邀他到十二队副官室里谈话,问他有没有秘密的话,可以对他说一说。李散人回他道:“我的秘密,就是争回青岛。”王某也就不再问了。

  陈宝骢、于骏望、郭绪荣、李培良四个人都住在三队头棚。那间屋子非常恶劣,门上没有玻璃挡住,呼呼地进风;屋里又没有炉子,所以温度非常的低。陈宝骢本来就受伤很重,加着住在那屋子里,便不时有病,有时还吐几口血。有一天他们四个人向王视察员要求给他们找一个桌子,好吃饭写字。王说:“没有桌子,你们不会伏在床上吃吗?”陈宝骢回道:“你吃饭是伏在床上的吗?”王说:“谁让你犯罪呢?”陈嚷道:“我犯什么罪啊!”王不许他嚷,两方便冲突起来。以后王便不往他们四个人屋里去了。过几天,这个巡视大家的责任改由赵视察长——全省警务处的——担任了。

  于兰渚有一天写了一篇很长的请求买书文,里面有几句道:“虽日给饮食以养之,实不啻操刀斧以杀之也。囚置斗室,阅只字而无书,写只字而无笔,养成废人,以为社会之贼,何若杀之为愈耶?”写完后,看守他的警察要替他交给上边,于要面交视察员。警察以为他写的这篇文儿,是打算给外传递的,于是就同他戒严起来。看守的警察也添了一个。他每一拿笔,就“虎视眈眈”地站在旁边看着。有一次他开一个单子给小孩子(棚中的小使)去到饭馆中要饭菜,也被他们扣留住,弄的于兰渚挨了半天饿。又过些日子才自由一点,可以开条子去买书了,于便写了些新出版的杂志——《新青年》、《新潮、《解放与改造》、《觉悟》——给司法科。队中值班巡长回来说:“司法科长不知这些书有什么作用,不准买!”末后允买了一本《新教育》。

  张若名、郭隆真住在花园内,屋外边有两个警察看守。伴着他们的两个妇人,那个年老的,不到几天就因为病走了。中年姓史的妇人,自从到警厅后,总不让伊回家去一次。二月十七日,阴历年快到了,伊要求厅中准假一日,回家去清理一年的帐务,司法科不允。又请求将伊的儿子叫到厅里,当面嘱咐他一切的事情,又不允。并且说伊要打算出去,除非不干了才行。郭、张两个听着这话,便请赵视察长去谈话,质问他司法科为什么这样虐待“无辜”的人?结果厅中允许将伊的儿子叫进去同伊谈话。

  周恩来有一次在厕所见着陶尚钊(被拘的人,大家见面的机会,就只是这个地方),知道他可以到马骏那里去,他回去便写了个条子给杨以德,说陶尚钊是他的亲戚(老侄),他要求同他见面。条子递去后,王视察员便去说道:“处长说你要明白是被人利用,不但可以见陶尚钊,还可以见马骏!”周回他道:“有人要利用学生不利用学生,我不知道;但是学生本身总觉问心无他,不过社会上有些人随便诬蔑的话,我倒听见些。”王便说:“你可以写下来给我拿去与处长看,免得我传话不清。”周说:“也可以。”便提起笔来写了些学生做事纯本天良,没有什么成见在心;有人传说学生演说曾有人给钱的事,完全是谣传;至于国庆风潮(双十运动)完全是妨碍学生进行,摧残学生集合,所以才持反对态度。至于别的人有什么作用,什么某巨公运动的事,学生完全不知。等到省公署一役“九一念九”运动,学生更问心无他;那知因为地位问题,盘根错节,学生等遂为瓮中物矣。王将条儿拿去后,也没见别的消息。

  各人的看报是绝对不许的。看书有几处可以开条去买,但须经司法科长允许。有几处不能买,只许向别人借,各人所受看守警察的待遇也各自不同,不过这件事有的关系双方的性情,有的关系所处的队中长官,毋须乎深论的。

  (九)杨晓林被捕同司法科的谈话

  (九·二·八至九·二·二○)

  这次被捕的人中惟有四个商界的人(夏琴西、李散人、尚墨卿、赵仲禹)在内,但并不是抵制劣货极要紧的人物。二月八日那一天,商界调查主任出席各界联合会评议部代表杨晓林家中,忽有北二区警察署员同便衣警察多人,入内搜查信件,同时并请杨晓林往署中谈话。杨便随去,在署中坐了一会,便有警察将他护送往警察厅。到厅后住在大楼上,有两个警察看守。头次丁振芝、赵凤九——视察长——两人前往谈话,所谈的多关系学生会、联合会,同各界联合会的事。并说商会机关做事不对,不应反对官厅。过几天赵视察长又单独找他谈话,说他嫌疑过多,应照实话说,不可设词虚言。杨回答说:“这话我不懂。”赵便走了。

  二月十六日司法科传郭隆真至违警裁判所,由科长高登甲同某科员讯问,问的话很多,郭隆真回答也极多。大概是关于省长公署请愿、调查日货、学生会联合会、各界联合会的事。在讯问的意思,是要从伊口中得些漏缝,但是伊每次回答后,高便无法再问了。问了一点多钟,郭又反问无故拘捕大家的理由,说了许久,高也没有回答,只命伊回去休息。接着又提于兰渚、张若名,两人同时到了,高登甲命张若名回去不问了。于兰渚进去,高问他道:“你们到省公署何事?”于回道:“我们外交要失败,正在‘一发千钧’的时候,所以请愿省长,让他代打电报给北京政府。”后来又问些别的话,多关系学生的,于也没大回答他。于转过来问他为什么拘留大家。他说:“这个我也没法,都是省长的意思,我们小机关,不得不服从的。”于问他道:“你们既无权处理,何以滥行职权,拘捕我们,独不顾及中华民国国家的人格吗?”高道:“你也不必多谈了,我们谁把谁问短了,也不露脸。”于笑道:“这也没有露脸的关系。”高便说:“你去休息休息吧!我还要同别位谈话吧。”说完了,于便回去,当天也没再问别人了。

  第二天高登甲又在他的办公室里请杨晓林去谈话。所问的都是些网罗别人罪状的话,杨晓林含含糊糊答了一点。接着又叫周恩来去到一个司法科员的住室里,先由一个科员问他,后来高登甲也去问他,问的话都同郭、于两人差不多,并且还问南开评议员出席学生会联合会的是谁?学生会联合会经济委员会的职员的人名,学生会联合会、各界联合会是何人主使组织的?万德成事件,魁发成的事件,“双十节”的事件,韩致祥、巴文俊为什么往广东去?周恩来也有答的,也有没答的。他们又问周恩来,学生联合会报是何人主笔?周说:“联合会报没有主笔,有三四个审查员,是合议制,不过往警察厅来立案的时候,是我出名,所以你们要问联合会报的事,我可负完全责任。这个可指旧日刊说。现今出的周刊,是学生会改组后新学生会出版委员会周刊股出版的,我是周刊股股长,却不是审查员了。”高登甲又问道:“学生会的款项从何处来的?”周回道:“是各界赞助学生会的人亲往会中捐助的,也有学生演剧募捐的。”高问现在的款项归什么人保管?周答道:“归经济委员会。”高问经济委员长何人?周说道:“这个我不能说,说了你们又要麻烦他们去了。你们要问学生会联合会经费状况,我同马骏就可答你。”高又问:“捐款的是些什么人?捐大宗款的是谁?听说林长民也捐过你们的款吧!”周回道:“你们现在无权调查我们学生会经济内容,我也无须回答你;但是林长民并没捐过我们学生会的款,你们提他是什么意思?”高往下也不问了,便命警察仍领周恩来回去休息。

  (十)旧历“除夕”、“元旦”的会餐同杨以德的演说

  二月十九日是旧历“除夕”,杨以德命门口回教馆预备五桌席,在午饭的时候让被拘的二十六人同到花园内会议厅会餐。被拘的人消息隔断了二十多天,这次得着团聚,互相说了很多话,很快乐的。吃完饭后,杨以德便去演说。赵视察长同各科科长、保安队的队长、副官、巡长全部跟去。他那段演说非常之长,约摸说了三点多钟,大概的是:

  “我向不报私仇的,诸位到这里来,完全是上边的意思。不但天津如此,全国都已这样了。这决不是假话,我一会儿给诸位看凭据。

  “诸位先生们!我告诉诸位吧!诸位的后援全都完了。诸位先生们,不要再希望北京呢!上海呢!南京呢!大总统命令都已下了。这次不是我们天津一处,也不是我姓杨的欺骗诸位,我是向不报私仇的。

  “诸位先生们!诸位不要以为每天我从四十四个铜子的饭费长到六十六个,给诸位做被,送卫生衣,每天送杂样,我是怕诸位先生!外面事情越平静,我是待诸位越要好的!我决不投井下石!我的警察厅也没有优待诸位的经费!将来这笔费还不知怎样出呢!我若知诸位来,我还给诸位盖洋楼呢!

  “现在事情快平静了,又赶着旧历年下,人人都要过年;诸位不能回家过,我教他们预备五桌席,请诸位在一块吃。我也同诸位谈谈,谁教诸位犯着这个事呢?

  “我同诸位先生没有私仇。诸位先生们也有做事的,年底下短不了用什么,诸位尽管说!我不能动公款,我自己还可借给诸位!将来出去还我也罢,不还我也不要紧。朋友总有个帮助的时候,那教诸位长处在这个地方呢!我知道诸位的难处,这两天我告诉他们几位——手指着时、马、孟、夏、杨等人——的家里人来见他们。人家家中,那里没有些帐目得结呢?马老太爷——马骏的父亲——说的好:‘你是管法的人,这不怪你啊!’人家说话够多明白!他老爷子从老远来,那么大年纪,我看他的气色说话,我说:‘你得发财!’他老爷子说这话,我真痛快!这个朋友我算交着了。’

  “诸位先生们这种样子办不行了!魁发成那件事情,要不办,天津就成了福建了。我们中国的事情,我不能让外国人来办。那天日本兵已经上来了,交涉使黄荣良给我打几次电话,说日本领事到了,等我去商量呢!我回他没有工夫,我自有办法。等到我办完了,日本人也没有话了。我管我自家人,外国人来管不行。诸位老爷子们!爱国要摆在心上,不要总在嘴里说,抵制日货,买西洋货,不是一样子是外国货吗?大家都说美国好,美国就能帮助我们强国吗?那些传教的教士准全好吗?我们要抵制外国货买中国货。我爱国,我冬天连大氅也不穿,浑身上下全是中国货。像我这种帽子——手里拿起他的瓜皮小帽——是南京缎做的,我这才是提倡国货呢!

  “爱国!我知道保国权,保国土。国土我不能给人寸尺;国权我也不能丧失。我办外交不含糊啊!老西开的事,我派一营兵在桥那边扎住,三年多,法国人不敢过来一步。等我闺女死了,我丁忧,法国人才把老西开占了,兵也打散了。我那时守制在家,不能管啊!收管德奥租界,我并没有接着中央电报,我知道得收了,我就派我的警察排着队伍,居然从外国租界走过,将租界收了,改了特别第一二区。那里的警察,我全是挑选去的:新军装、新皮靴,站在那里也挺着胸脯不含糊。别处的警察穿布靴子,没有皮外氅,我的警察费比以前减了几万,我还给他们有皮外氅,有皮靴子;外国租界不许中国兵走,我也教我的警察抗〈扛〉着枪过去了。

  “我们中国弱,但是我们在他们面前也不能失了威风;我见他们的时候,也是挺着胸脯,他们也得叫我‘尖纽杨’。讲理的时候,我也说个好听的;不讲理的时候,我要说‘不行!’‘这个不行!’他们知道我难斗,都道‘尖纽杨难斗,不要找他去。’

  “我保我国土,从前奥国租界要私挪界牌,我带领着兵到那里演说,我说:‘谁敢挪?要是有人挪了,我把他活埋!’后来他们也不敢了!

  “我若是一动,天津就出事情。老西开的事情,我丁忧。民国元年我从巡警道的任上改调口北道,还没离任,就闹正月十四日的兵变。去年我免职,闭门思过,就闹出各国砸铜人(旧德国租界的铜人像)的事。

  “我对那国人也不偏向。汉纳根——德人——事情,国务院给我打电报说看事办。我知道怎么办啊?等到外国人质问起来,都推到我身上了。我到北京见钱总理,钱总理说:‘怎么我的命令,不能出都门一步呢?’我说:‘总理教我做的事情,我没有不办啊!’钱总理道:‘汉纳根的事情……’我说:‘总理没有让我把他拘禁起来啊!’

  “诸位弟兄们!总是一百八十个不含糊。你们知道人们利用你们么?‘几百万’人家都告了!我的亲戚——指卞月庭——打电话问我,要是有他,他自己来。我说:‘现在还没到你那里,我们是亲戚,要有你,我告诉你,我不能叫你下不去,让警察请你去。’从前我告诉他多少次,这样可不行的。他说:‘我跟学生敷衍,不是真的!’敷衍可把诸位送进来了么?诸位进来了,不含糊,别的人可在旁边看着了。这顽意可是敷衍的吗?烧的——指日货——都是东西啊!我这里全有案件啊!人家都告了!(说着话便回头叫人取案件去)

  “诸位老爷子们!人家鼓动你们演说了,出发了,到省公署了。现在人家可不管了,亮台了,租界的大洋楼住着,大宗款拿着!

  “他们爱国?他们勾引外国人来干预内政!什么拒毒会了,没日没夜地到人家内室里搜查,还有法律吗?现在干事也跑了,会也散了,这种事那能够得长呢!青岛交涉,我简直告诉诸位吧,快直接交涉了。诸位先生们!你们总说直接交涉不好,要不直接交涉,谁还我们青岛啊?上一次大仓喜八郎来到天津,黎总统请他吃饭,也有我。谈起中日亲善,我说:‘你们贵国总说亲善,但是总没有实在凭据给我们。你老人家已经七八十岁了,你回国也鼓吹鼓吹还我们青岛,你也算做一件好事了。我们也信中日真是亲善了。’他老人家说:‘我们国里也是党派不齐,有的人赞成将青岛归还中国的,有的人不赞成的。我回去一定要鼓吹归还中国的。’敢是日本人也是有赞成,有不赞成的。大仓是他们的国内大资本家,很有势力,这回他们要归还青岛,他总有关系的。诸位要知道这种地方,我不能含糊的。我们得着机会,鼓动他们国里人才算本事。天天演讲游行,给中国人看,有什么用处?

  “大仓是一个造船的出身,人家现在有几千万家产,在他们国内很有势力。人家国强不一定做官的才有势力,办实业好了,也一样可以说话。我们是民国,更要这样子了!诸位兄弟们!整天的在外边演讲,调查日货,有什么用处?这下子诸位耽误了,人家全念书了。升官发财的道儿,不能按着你们那样走。诸位先生们都比我强,要按我的道儿走,比我要阔的多了。将来诸位要做了总统、总理、那一省督军、省长,办了什么大工场,发了大财,诸位就知道杨某人的话不错了。到那时诸位还认得我吗?

  “诸位先生们将来出去,不要再一百八十个不含糊;要再进来,再住几年,诸位都要老了。人家念书毕业,从外国回来了,办实业,做大官,到那时诸位后悔可晚了。诸位先生们!将来出去好好念书,学科学,升官,发财,尽是你们的份儿呢!

  “从前的话,教书的要误人家子弟,下十八层地狱。做官的要误人家子弟,得下三十六层地狱。我要是成心坑大家,我是禽兽。这件事我是做不了主的,上边的意思怎样,我才敢怎样;我要是做得了主,我也不把诸位请进来了。

  “我提倡教育,南开学校有一块地,是我给弄来的。成美学校,我是校董。年底下我到那里参观,看他们学生没有钱做操衣,我捐一千块钱置办。但是我现在要给,人要说我怕学生了,等事情平平再给。我办的平民学校,那一区没有啊?天津几千个穷孩子,全受教育了,办事要办真个的!

  “现在人家都说办实业好,我也买很多的股票啊!有人找我入股办工场,我总得入几千块钱。我的亲戚朋友的儿子,我总劝他们去学实业,只要有本事,要办个工场,我总可以帮助他招股的。临记烟草公司是我办的,办事的人把他办坏了,机器还有呢!我常说:‘谁要再办,我可以捐给他的。’北京的临记洋行,也是我办的,人家办外国洋行,我们办‘中国洋行’!

  “我花钱花多了!每月里亲戚、朋友找到我门上,我总得接济几个。年底下我那年不预备些钱,三十二十的帮助。我生性就是这样么!我有一个朋友,他教我给他孩子找事。我问他多大了?他说十七八岁。我说:‘做事干么?’我每月接济他的学费,还给他家里的家用,这不是成全人家的孩子吗?这样的钱,我花多了。曹嘉祥——前清巡警总办——是我的恩人,他离任时,亏空了十几万,我卖房子给他弥补。我现在的房契还在别人手里押住呢!他家里,我现在是常常帮助的。

  “我提拔人多了!从前反对我的人,后来改变过来,我都给他们很阔的事。只要改变宗旨,我没有不提拔他的。不过也有忘恩负义的,没有落儿的时候,找上来,我给他行政科长——指边洁卿——做,现在有点势力,又要学生了……

  “我生来有‘爱将’的癖,只要在我手底下做过事,我没有不给他好事的。江苏、江西、上海、汉口各处的警察厅长、署长、科长、署员,哪一个不是我的学生属员啊?所以人家都称做‘杨派’。我反对学生吗?我要反对学生,我给南六省警察厅写封信,比总统命令还灵的多呢!

  “我直隶没杀过人。诸位先生们!你们不信打听打听去!五次政变,我天津没有受过损失。我天津也不许别人来扰。凡是要到我天津来闹事的,在客栈住着,我让侦探去转告诉他:‘你赶快请走!我这里不许有这种事发生。没有盘费钱,我这里拿。’有回汉口的拿去一二百;回上海的拿去一百多;这样分配的钱,我也不知花了多少。他们也真知我这人的性情,不含糊,拿了钱真走了。我请他们到我这里来说话,他们还不敢进来。我说:‘不要紧,只管来’,等见我后,都说‘敢是杨某人还不错呢!’我本来也不是三头六臂的,我能不通人情吗?你们诸位看我们天津爱闹事的人,都在别处住着,打电报咧,说大话咧!他们不到天津来,他们知道我的性情。我们温七哥——指温世霖——每次来到天津,总得用我几个。到了不离的时候,我就得告诉我们七哥了,‘七哥该走了。’他也就走了。

  “我这里也押过要紧的人啊!二次革命,八个国会议员,是押在我这里的,我常常同他们说话。人家也真明白,我也不含糊啊!不过我们政见不同吧!你们不信,打听打听他们,他们不能说我个坏字!‘杨某人那个人——竖起大母〈拇〉指来——人家是办的公事啊!’

  “诸位兄弟们!诸位年纪都比我小,我也可以称做兄弟了。年纪轻点,总是短不了负气,充不含糊的,大几岁总好多了。我二十几岁,像诸位这般大的时候,我哪有诸位明白啊!我也是充光棍好汉啊!我在唐山铁路做事的时候,外国人骂了中国人,我看着不平,同他说:‘你骂中国不行!’他不理我,就同他打起来了。这件事够多么浑。他骂中国人,我应该同他讲理,到公司里告他去呀!我同他打,要是惹起外交来,不是乱子吗?庚子的时候,我住在城里东南城角,我对外国人也不含糊啊!别人家一有了事了,都说‘让杨某去办。’我也是绅士了,我家里积存的米面,我都散出去给穷人吃,东南城角我保护的没有受抢,我天天领着人在街上巡逻。现在想想我多么傻呀!大家的事,你一人管么?我从前就那么好管事么!从前我家里也是士绅人家呀!我家房子被一把天火烧了,我拿人家借我们的字据,向人家要钱,人家欺负我年纪小,不给。我回家火儿了——天津土话发急的意思——把字据全烧了。我说:‘瞧我自己干的。’卞月庭是我的老表,他的家世,你们诸位总该知道了。我家‘做么的’?——天津土话不好的意思——我姥姥——外祖母——家能把我姨给他家,我娘给我家吗?

  “袁总统在北洋大臣任上时,天津出来一个抢案,这个人上北京开了几个大铺子。你们想这个案件怎么探哪?有人举荐我,我去见袁总统时,我那时头发长的很长,面上很瘦。人家都说:‘瞧这个神儿,还探案子?’袁总统问我要几天限?我说:‘三天。’没到三天,将人弄到了。袁总统问要什么事?我懂什么?我说:‘给我个同知吧!’袁总统就给我捐个同知。我爱骑马,一个月赚几十块钱够么用的?做官的也真不容易!我从小的时候,人家给我看相,说我的眉毛长得好,手上有横纹,要掌生杀之权,那时候谁信啊?我在前清也是巡警道,二品大员啦!袁总统明保、密保七次!我要想做大官,我现在督军都做上了。从巡警道改作警察厅长,官儿小了,薪水也减了,我不在乎啊!我为的是天津!在前清本地人做本地官,有几个啊!五次政变,我天津没杀过人啊!我有多大本事?我不过是从经验上得来的。诸位上学校,我上的是‘露天学校’!侦探学讲义,‘虎’——天津土话有碰同侥幸的意思——字号的,我一生吃‘虎’,也到了这个地位了。诸位要是好好干,将来都比我阔啊!外国什么侦探小说,都是瞎编的;我的侦探学,都是真的。这里边也有学问!一件事发生,我觉得那里可疑,让人去办,准可破获。这里头的神妙,诸位不知道,我吃这‘虎’字十几年了。诸位都是明白的,我一年学一条法律,我还懂得多少条呢!诸位那能不知道呢!李先生——指李燕豪——不是法政学生吗?

  “诸位先生们!将来出去,还是回到学校好好的念书,学科学,将来办实业啊!周先生——指周恩来——的家里人,不是在黑龙江做事吗?那里荒地有多少?学好了去开垦啊!那种事情够多么发财呀!

  “咱们非亲即友,譬如陶先生——指陶尚钊——他的老太爷,在前清是交涉使,又在外务部做过事。我们都认识!我要拿世交的地位,我也可说说他呀!不含糊,我佩服!但是你们要知道人家耍你们啦!……”

  他在这说话中间,又让人将北京徐世昌二月间对于学潮的命令二道,念给大家听。因为那个人声音不高,又由夏琴西上台代念了一遍。他演说完了后,二十六人也各回本室。

  第二天——即二十日〔4〕,旧历元旦——午后的时候,二十六人又到会议厅内会餐一次,杨以德却没去。在这两天内,被拘的人,在各人住的棚里,比较稍为自由些。同在一个院子住的,也可以在一处聚聚,过了这两天又不自由了。

  (十一)花园会议厅内二十一条的问答同杨以德的演说

  从阴历“除夕”、“元旦”两次会餐后,厅中对待各人渐渐宽松了许多。各人的家族、朋友也可以往厅中探视,没有什么阻碍了。

  被拘的人有家不在天津的,要求写信回家报告,受司法科检查后,居然也可以发出。但是外边给被拘的人来信,却被邮局检查员全数扣留。

  二月二十八、二十九、三月一日三天,司法科传集被拘二十六人分班在花园会议厅,笔答省公署交去二十一条问题——据司法科长说是省公署出的问题——问题的内容是:

  (一)学生联合会是何人提倡组织?各界联合会是何人提倡组织?国民大会是何人提倡组织?

  (二)《学生联合会报》何人总编辑?何人发行?在何处印刷?

  (三)各界联合会及旅行演说,屡次布告解散,何以仍然集会在街演说?

  (四)万德成罚款,何人主张,列席者何人?

  (五)学生会及各界联合会是何等机关?何以有处罚权?

  (六)“双十节”各样旗帜,何人所制?

  (七)国民大会焚烧日货,是何人主张?检去各商号货物,有无帐簿可查?损失财产,何人担负赔偿?

  (八)检查商家货物,屡奉省长禁止,何以抗违?

  (九)魁发成何人检查?何人捕获?羁押游行,何人主张?抑系各代表公共之议决?

  (十)魁发成料器一项,既经证明与日商合资,有合同取出,何人主张干涉?

  (十一)魁发成裴唐仙由厅要回,学生因何来厅?是何用意?何人主张?

  (十二)韩致祥赴粤何事?

  (十三)学生会、各界会、国民大会,款项何人经手?

  (十四)学生演说及十人团,何人组织?演说费由何项开支?

  (十五)电报费、茶餐费及往来本省各县南北各省各项用款,由何项开支?

  (十六)童子军系何人组织?各项传单用款、服装用款,由何项开支?

  (十七)各界联合会为期甚久,用款来源?

  (十八)《学生联合会报》经费来源?

  (十九)万德成罚款,存放外国银行,系何用意?

  (二十)数次代表赴京,以及慰送被拘代表衣物、食品,由何项开支?

  (二十一)天津联合会代表致吴佩孚电是否各代表共同议决?

  (以上各条文字中间有意义欠缺明了的地方,纯属原文,并非错误)

  笔答时间全系下午。头一天系马千里、孟震侯、时子周、李散人、尚墨卿、李权、凌钟、陶尚钊、吴凤岐、赵仲禹、吴世昌。第二天系师士范、李燕豪、陈宝骢、郭绪荣、于骏望、李培良、祁士良。第三天系郭隆真、张若名、于兰渚、周恩来、夏琴西、马骏、杨晓林、王墨林。马骏、夏琴西两人本已在第一天由司法科传往司法科办公室笔答,后因他们答的不合体裁,所以又在第三天让他们重写。笔答的内容,二十六人因为司法科不是正式审判他们,都随意填写,司法科也无可奈何。

  三月三日下午,杨以德分组召集被拘的人到花园会议厅,听他的演说。第一组是学生,但尚墨卿、赵仲禹两人也在内。第二组是其余的人,但李散人没得与会。他对学生的演说,起首是将宋则久——天津工业售品所总经理——痛骂一顿,并说他假借抵制日货名义,抬高国货价钱,前些年假借兴办工场名义,骗人入股。当时杨以德并取出宋则久的招股章程,同杨以德的入股收条,以后宋则久的公司倒闭通告。说完了宋则久,他又说到边洁卿——顺直省议会议长——怎样想把大清河卖给外人开港的事,并说那种样子才叫卖国呢!谈到十人团,说:“警厅是保护人民的,自从十人团出现后,宋则久——十人团总团长——居然也收起捐来了——指储金说——真是扰乱我地方么!不但商界工人,连班子里他也刮到了,这种存心还能问吗?”他又说:“二百万的款,人家分了!你们学生会穷到这样,连个钱锈也没有得嗅着啊!他们哥儿几个会议了,说今天该大队出发,于是他们向各处打电话,道:‘什么交涉发生,你们该出来讲演!’学生全都出来,街上站满了,交通也隔断了。闹出事来,他们站在旁边‘看哈哈’——天津土话,看热闹的意思——”以后他又将他们怎样爱国,怎样维持大家的话说了一遍。与上一次演说,全差不多。学生走后,他又招集第二组的人,所谈的话同给学生说的大致相同,就是没有提二百万的事。

  (十二)亲朋探视同各人来往的波折

  从二月二十日(阴历元旦)至三月七日,这十多天中被拘各人的亲戚、朋友、家族到厅中去探视的很勤,差不多每天总有几处接见。被拘的人渐渐可以从外边要进书去自修。至于书信的自由,都还没有——家信不算。里边的人向外边送东西,经过司法科的检查也可以送出厅。有一天女代表郭隆真的妹妹去见伊,郭、张两人将周恩来在阴历年会餐的时候,交给他们的他所做两篇稿子——《独身主义》同《我的忏悔》——让伊带去,预备登在《觉悟》杂志上。当时有在旁边监视谈话的三四队副官焦宝珍,说须得经过司法科长的检查。当下张、郭两人遂将两篇稿子交与焦副官;郭隆真的妹妹也随同他去。到了司法科,司法科长说稿子太长——约有四万多字——等看完后再去取,郭君遂没取走。第二次郭君又进去见伊的姐姐,张、郭两人方知稿子还没带出厅,便向司法科长交涉。司法科的回话是:“稿子现时不能拿出去,因为要是登在报上,恐怕外边人批评。说人还拘禁着,为什么稿子可以传出去呢?所以现在暂留在司法科,等到大家出去后再给你们。”张、郭两人愤怒的了不得,恐怕司法科骗去那两篇稿子,不想发还,连着同司法科长交涉多次,司法科也总没有将稿子发还。但是他们却切实声明,出厅后一定要发还的。等到三月一日笔答二十一条的时候,张若名、周恩来又当面同赵视察长交涉。赵视察长拍胸担保出厅的时候,必给他们(但是等到被拘的人移送检厅后,周恩来给赵视察长去信要稿子,他却没有回答)。这事算告一段落。

  三月七日厅中忽又严紧起来,各人除去家族外,其余的人一概不许接见;而其中也有家族去见不得的。在这种内外消息重新隔断,被拘的人又要重新度他们的烦闷生活的时候,住在十一二队同院的师士范、李燕豪、凌钟、吴凤岐、李散人、于兰渚六人,向司法科要求他们同时在院中散步,司法科允许了。过几天他们又给杨以德去一说帖,质问三件事,要求速行答复。

  (一)按约法非依法不能逮捕,吾等究犯何法?违何项警章规定?

  (二)望速公开审判!

  (三)处长曾说:“学校先生误人家子弟,当入十八层地狱;为官的要误人家子弟,当入三十六层地狱。”今拘吾等四十余日,学校已经开学,既不能往学校上课,是学生自误耶?先生误之耶?抑为官者误之耶?请自此后允许吾等彼此研究学问,俾免荒废学业。

  三条递去后,也没见回答。又隔了几天,六人见着赵视察长,请他答复他们所质问的三件事。赵视察长回称不是他职权内的事,让众人向司法科长去交涉。于是六个人连三接四的给高司法科长去函请答复他们质问的事,但是司法科长总没有个回报。

  在这个时候,拘在别队的人有时已经能够出外散步,到别人住的院中走走,但是不能到别屋中去。师、李等六个人,看着这个情形,遂对司法科长的不回答为默认,乃向各处来往,别处的人也随着彼此来往。有几个人每天到时子周的住室里学习功课:有的学英文的,有的学西洋史的,有的学经济学的。同时厅中也给预备了浴盆,让众人轮流沐浴。有时众人到花园里散步,遇在一起,互相谈话,比先前自然愉快的多了。没过几天,司法科长忽亲往各处划分界限,不许彼此来往,亦不许各人在所住的院中散步。这是司法科干涉各人来往的第一次,但是众人都没有理会。

  第二天——三月二十二日——尚墨卿因为警察拦阻他到别人住的院中去散步,他便要求见司法科长质问理由。司法科长得保安队队长、巡长的报告,遂将尚墨卿传往违警裁判所审问他,为什么不遵限制?尚墨卿回答说:“我们犯什么罪名?你不许我们自由来往!”司法科长说:“自由也得有个限制!”尚墨卿说:“自由要有限制,就失了自由了!”司法科长回说:“各人情形不同,所以不能让你们来往。”尚墨卿说:“你说情形不同,你现在就可宣布我们罪名。”司法科长答道:“这是省长的意思,我也不能宣布。”尚墨卿说:“你既不能宣布我们罪状,你就不能限制我们自由;要限制我们自由,你除非把我放在拘留所。”司法科长听说拍案道:“就把你押到拘留所去。”尚墨卿便回身望外走,直往拘留所去。保安队队长、副官、巡长又上前拦阻。这时候马骏、夏琴西正在时子周室中,听声出来劝住尚墨卿。众人齐拥他至时子周室中,由十一二队队长、副官、巡长声明司法科长阻止众人来往的意思。当由在时子周室中的几个人,反复辩驳,说限制来往的没有道理。队长们也没有话说。转向司法科长交涉,结果许各人自由来往,但大堂前众人不得停留,花园内遇有会议时,亦不得入内散步,众人也允许了。

  过了几天,师士范为以前他朋友接见的时候,他交给他带出往别处寄的两封信,被杨以德的检查员在邮局中检查出来。一天保安队聂队长去找他谈话,问那两封信是那一个警察私带出去的,并且问他给了他多少钱。师士范问他道:“中华民国约法人民有书信自由权,我寄信犯法吗?”聂队长说:“不犯法。”师说:“我写信既不犯法,替我寄信的人,亦不犯法了。况且替我寄信的人,并不是你们弟兄——指警察——呢。”聂又问:“到底是何人传的呢?”师说:“你今天同我是私人谈话,还是审判我呢?要是审判我,你没有这种职权!”聂说:“我同你是私人谈话,但是这两封信,处长既然知道,我就有责任在身。师先生你今天要不说出谁替你传的,我就当不了队长了,看守你的六个警察,也不得了。”师便告诉他,信是朋友带出的,并且向他要求不许疑心看守的六个警察。聂允许了。这件事算消灭了,警察们没有受什么影响。在这事以前,各队的警察常常因为看守被拘的人稍有疏忽的地方,或者偶尔谈上几句话,或者遇见嫌疑的事,被革、被打、被申斥、被改换的很多。被拘的人要是质问队长副官,他们便说是犯别的罪儿,不承认是与被拘的人有关系的。

  (十三)当衣事件同李权王墨林杨晓林的病状

  三月底师士范、李燕豪、李散人、于兰渚、吴凤岐、凌钟六人,因为当衣事件,同司法科发生很复杂的交涉。这事原因是由于他们六个人在厅中买各种书籍,经济不足,因而欲将衣服取出典当。司法科以此事有害警察名誉,不许。他们又连致函要求,说明典当衣服是自己主权,司法科不能过问。假若司法科怕碍及警察名誉,就让司法科替他们出法子购书。磋商再三,司法科答应书籍由科中代买。六个人得着司法科代买的回答,当时复给司法科一函。内容是:

  (一)按现在他们所居地位,不能向警厅借贷;

  (二)国家的公款,他们不愿使用。

  结果,仍是要求自己当衣。司法科见着这种情形,乃改为“代买书籍,阅毕交还”的办法。他们遂开了四五种书目,交司法科购置。但是迟了几天都没买到。他们认司法科有意戏弄,又去函质问。司法科答称书费太多,须禀明杨以德。当时六个人气极,决定仍当衣买书。队长回报司法科后,说司法科长已允许当衣裳了。四月一日午后,六人遂将应当衣裳包好,同时尚墨卿也取衣裳加入,交与队长派人去典。当时队长忽又拦阻不允,说司法科长又不准了。七人大怒,亲自携着包袱欲往司法科办公室,走到大堂旁边,被十一二队同六七队队长同警察多人拦阻住了。说:“司法科长已往省公署去了,今天一定不能回来,明天再说吧!”七人不允,争执有一点多钟。那天天气非常寒冷,他们穿的都很单薄,同拘的别人恐怕他们伤了身体,苦劝他们暂时回到屋中。一方面两个队长担保当晚司法科一定有个回答,七个人方允回室听信。

  同天的前一夜,李权因为囚居两月,一切举动不得自由,精神身体很受影响,忽然那夜精神紊乱,急病爆发。与他同居的陶尚钊,急忙转告别人。知道的都往看视,当夜从外间请去一个医生,给了几颗丸药吃,才稍回复了神经系统流通的原状。到了四月一日早晨,众人要求司法科须赶紧给他请西医诊治,并说他所住的兵棚太不合于卫生,要求给他迁居。当时司法科都允许了。下午便将他移至大堂旁书记住室内,与陈宝骢分住内外间。陈宝骢自阴历年后,便搬住那里,晚间陶尚钊也搬到时子周屋里去住。在那天晚上,司法科长请孟震侯去谈话。孟震侯说明众人的意思:(一)当衣事件完全是司法科屡次推托延迟所致;(二)各人互相探视的自由无论如何不能干涉;(三)警厅对待被拘的人有病,须特别注意,不能置诸不问。孟震侯并说王墨林患便血证〈症〉已经一个多月,厅中总没有替他请合适医生调治;杨晓林吐血请过几次医生,总没见请到;并且李权的病重,也是因为医生平常不能仔细诊察的缘故。司法科长回答的话是:“关于买书的事,科中可以代买,但是也不要太教科中为难;来往的事,可以商量;至于医生的诊视,以后可以由各人指定到外间去请,但是须彼此担保才行。李权的病很重,我已经同处长商议,大约有希望放他出去。”孟震侯将这番话回报众人,众人对于司法科长所答复的没有什么别的意见,就是恐怕第二天要生出别的“变卦”。当晚众人决定要是司法科再禁止各人来往,众人便给警厅最后通告:限三天内速开公审;否则三天后全体绝食自毙,表示他们不受非法拘捕,不屈人格的态度。这个决定第二天果然实现了。

  (十四)“四二”的奋斗

  四月二日早晨,司法科传杨以德的命令,让各队看守被拘众人的警察,严加看视,不许互相来往。众人消息,彼此既不相通,于是遂实行预定的计划。各人除赵仲禹外,致最后通告于警厅,大概的意思都是说民国约法新刑律,全载有人民身体自由,无故不得受逮捕拘禁的干涉。他们被拘七十多天,没受正式审判。这种非法对待,众人为尊重人权国法起见,限警厅三日内公审。要是做不到,三日后全体绝食,以存他们人格。各人通告书陆续递给司法科的时候,王墨林、李权全因病重,司法科让他们取保出厅,李、王两人回称没有。司法科遂将李权姑丈找去,让他将李权领出。王墨林则由司法科长传去劝导一番,便令出厅。一方面尚墨卿因不受警察的拦阻,仍往十一二队库房李散人、吴凤岐的住处谈话,五六个警察架他回室。同时警察口中有些闲话说出:什么“厅长还怕你们吗?都有玩儿票的啦——天津土话,意思是杀了你们,都有人预备偿命了——”。引得尚墨卿大怒,写了几个条儿,什么“杨梆子——杨以德的绰号,因其头似梆子故名——玩儿票啦!”什么“杨梆子快来吧!”什么“我们绝食啦!”缝在身上,立在他的住室门口,让走过的人注意。一方面师士范、李燕豪、凌钟、于兰渚、李散人、吴凤岐六个人,自尚墨卿走后,有人欲往门口散步,或往厕所,全都被警察干涉,不准出门。众人愤极,遂将绝食限制改于即日实行。这个消息传到的地方,如马骏、夏琴西、尚墨卿、吴世昌、祁士良、马千里都改在当日实行绝食。并且内中也有三日后绝食的。通告还没发出的,都改在即时绝食的通告了。那没有得着绝食通告的杨晓林、时子周、孟震侯、陶尚钊、陈宝骢、张若名、郭隆真、周恩来、郭绪荣、于骏望、李培良,仍然是实行三日后绝食的预定计划。

  当日午饭后,司法科因为尚墨卿挂条在身,将他押入拘留所。走过大堂时,被陈宝骢看见,陈宝骢以为众人都投拘留所了,遂也要奋身闯入。警察拦阻他,他终始不允,最后由传事吏报明司法科,许他进去。他与尚墨卿遂同入拘留所,警察将他们分入两个屋里拘留,进去后他方知尚墨卿是为的挂条子进去的。

  尚、陈两个人进入拘留所后,十一二队巡长警察告诉李燕豪、于兰渚两人,说赵视察长请他们说话。等到李、于两人走到大堂前面,他们又说司法科长让他们两人搬到陈宝骢屋里——李权病中住的——去住。他们两人见受巡长等诓骗,大怒,不肯进屋,非要求见赵视察长不可。巡长等苦央了多时,两人才勉强进屋。进屋后见陈宝骢不在外室,知是已往拘留所,他们又要求一同投入,但是看守他们的警察一共五人,“虎视眈眈”,总没得着空隙。这一天凡声明为当天绝食的人,本日的饭钱六十六枚铜元都退回没收;尚墨卿在拘留所,传事吏照例给他十一枚铜元,他也退回去了。

  (十五)“四二”奋斗的第二日

  “四二”奋斗第二天中午的时候,马骏、李燕豪、周恩来在厕所遇见,彼此方知前一天的各方面情形,遂决定回室奋勇通知各处,一齐投拘留所。周恩来回过大堂,敲马千里、时子周住室的窗户,马千里住室的窗户敲破了,嚷着让他们投入拘留所;回到花园后边,又嚷着告诉郭绪荣、于骏望、李培良,但是那时三四队的副官正在他们那里。返转身来经过花园门外,又嚷着通告张、郭两女代表,自己一直闯入男待质所,看守他的警察仅仅是一个人,所以始终没能拦住。这时候陶尚钊、于兰渚也都跟着闯入,时子周、李燕豪与警察挣扎多时,才能闯入。别的人都被警察拦住,没能出来。一会儿杨以德到了,头一句就嚷着说道:“我待你们不薄啊!”周恩来回道:“那是私人的感情,我们这是为大家的事!”杨以德说:“这可是你们自己闯进来的,你们既不知好歹,什么私人感情我也不讲了,你们进去吧!”说着就命传事吏司法警察开门,警察将拘留所的外门开了,五个人进去后,一大帮警察、巡长、队长、副官,拥护着杨以德也走进去。杨以德让传事吏的警察取来笔纸,教五个人自己把名字写下。写好了,杨以德问时子周道:“子周!这回可是你主使的了。”时子周回道:“这是没有的事,大家的事,谁主使谁?”周恩来也说道:“我们先进来,时先生随着我们来的,怎么是时先生的主使呢?”杨以德又道:“你方才不是同着他们学生在厕所里商量的么?我因为你们在厕所聚会,我连保安队的营号都不教他们吹了,怕的是你们有了聚集的时候。”周恩来道:“时先生今天连厕所都没去!”正在这个时候,尚墨卿、陈宝骢在拘留所里嚷起来了。杨以德又跑过去,说了几句,反转来向他们五个人道:“你们知道尚车子是为的什么事进来的吗?我好好的能够请他到这里来吗?他骂我,他写条子挂在身上骂我。从前学生在外边演说骂我,我装做不知道;后来到我门前来骂我,我也装聋不听;现在他在里边骂起我来。要是背地里骂我,我还可以容忍;他写着条子挂在身上,往各处挂幌子骂我,我还能容忍吗?我就是忍下去,这般跟我的人看见,我的威信何存哪?诸位们!街上骂人、打架的事,警察还可带到局子里惩办;难道他在我官厅里污辱官长,我就不告他吗?他的事不关系你们大家,我单个同他打官司。陈宝骢是他自己情愿闯入的,我决没请他来。诸位总是不含糊,‘我们得一致么!’诸位们!你们坏就坏在个‘一致’上头了。你们的事不是一事,你们总想我们得一齐出去,这事是做不到的。这里头很复杂啦!我能够成全大家的,不过诸位要给我时候才行。李权、王墨林不是出去了吗?只要我报得上去,没有不成全的,我就可想法子。诸位要知道我不是独当一面哪!……”众人抢着说道:“我们不是希望出去,我们是要求依法审判,最好是归法庭处理。”杨以德说:“归法厅〈庭〉的事我总不赞成,在我这里我总好替大家想法子。我对大家没有成见哪!我要是对大家有个人的成见,叫我‘男盗女娼!……”周恩来道:“我们也没有个人的成见哪!”杨以德又道:“我决不报私仇啊!师士范是调查主任吧!外边商人告学生的多了,我决没有怎么样他。过年的时候,我请大家到花园里吃饭,刮风的时候,我想到大家冷了,我让他们给大家预备衣裳。我没事的时候,我常常同诸位谈话。我也想公事是公事,我们私人都是非亲即友,彼此都有交情啊!外边来人看你们,无论什么人,差不多都可以见。人越来越多,不但认识的,连不认识的也都来看了。我每天专预备一个人招待,也来不及啊!没有法子,我只好限制非家属不准接见了。不但这样,外边来见你们的人,我以为他们看看你们可以放点心了,不想招待倒招待坏了。赵光宸他父亲同我是多少年的交情,我要是说他几句,他不能回口。他到我这里来,我告诉他外边不要乱登里边新闻,造谣言骗人。越登的多,这事越难了结。他出去反在各报说杨某人满嘴胡说。你们说这是那来的事呢?我是虐待诸位吗?我这何苦呢!好意反说恶意,所以这些日子,我也不敢到诸位那里去了……”说到这里,传事吏的巡长在旁边说道:“处长也说累了,诸位也回去吧!”众人道:“尚车子骂人固然不对……”杨以德忙道:“你们要知道骂人不对就行了。你们看看这拘留所什么人都有,犯什么罪的都有。待质所方才还押着几个抢犯,你们诸位不含糊跑进去,要是闹出错处怎么办?”众人道:“尚车子骂人是怎么情形,我们不知道。假若他真骂了,我们可以劝劝他,又何必把他押入拘留所呢?”杨以德道:“只要你们大家知道,我也有冤枉的时候就行了。子周!你是素来稳健的,我们可以谈谈……”时子周道:“可以,但尚车子须得让他出来,我们好劝他。”杨以德道:“那好办。”说着传事吏的警察同各队的队长、副官、巡长,便劝众人先回本室,并说一会儿可由时子周向杨以德交涉释放尚墨卿出来。众人见杨以德允将尚墨卿放出来,便都各回本室。在各屋里没能出来的人,也由这几个人去通知他们,告诉杨以德见面的结果,专看时子周见杨的消息如何。

  下午杨以德请时子周、孟震侯到前楼上去谈话。一见面杨以德道:“你们大家入厅以来,吾待大家不薄,何以尚车子这样无礼!?用嘴骂我还不解恨,还要写出来贴在身上。”说到这里,便回头叫仆人把尚墨卿写的条儿拿来。一会儿仆人便将尚墨卿写的杨梆子……玩儿票……的条子取到。当时、孟两人看着这条子上的话,不明是什么意思,也不便问他。杨问道:“骂人这事对不对?”孟回道:“骂人是不对,但是尚车子年轻可以宽容他。”杨忙道:“他在外边骂我几个月,我装听不见,骂到门上,我也装听不见,看不见,现在在厅里骂我,教我威信何存?我还干不干?我一定要把他送交审判厅,先办他骂人的罪。”时子周道:“尚车子骂人,我们不赞成,以后我们规劝他就是了。要是把他送交审判厅,难免不生出误会来,不又是麻烦吗?”杨道:“不行!这样骂人不行。”时子周道:“这样办吧!处长把他放出来,我规劝他,担保他以后不再骂人,如果再有骂人的事,处长可以把我送交审判厅,我也甘心情愿替他认罪。”杨道:“我所争的是是非,如果你们大家全知他错,那全好办,你可问问大家谁是谁非。”时道:“我今天请问处长的有三件事:第一件即是放出尚车子;第二件是让我们大家出来到院中散步,并且准大家到别人屋内去研究功课……”杨道:“这事好办,回头你可同赵视察长——这个时候他亦在座——到司法科长处商议。”时道:“第三件就是我们的事,要按法律解决。我们自入厅以来,处处蒙优待,我们很知情的。可是七十余天,我们未蒙提讯一次,未免心中焦躁。倘或少年人有不能忍耐之时,优待的好处,岂不是都湮没了吗?所以我们请求按法律解决,或者将我们送到法庭,或由本厅司法科依法审讯。”杨说:“本厅司法科不能问此案,送交法庭一节,又不是省长的意思。省长不送,确是好意。因为法庭是独立机关,恐倒难维持了。然而这一节你们亦可以同司法科长商议商议。”说完这话,时、孟两人遂回去通告众人,要求的事已经有了头绪,请绝食的暂且用饭,当晚众人遂都进食了。唯独尚墨卿在狱中仍没吃饭;陈宝骢则守他三天后绝食的通告,所以没有问题。

  (十六)“四二”奋斗的第三日

  第三天——四月四日,时子周、孟震侯两人往见司法科长,赵视察长同十二队聂队长均在座,反复研究众人要求的第三件事。结果头两件——放出尚墨卿,同彼此互相往来——均允准。惟第三件司法科长亦以不能主,须呈报省长定夺之词。商议完了,时、孟方欲走出,正逢学生会派去代表王玉轩、郭儒铎、鲍长义三人求见马骏。司法科长遂让时、孟两人接见。王、郭、鲍三人问众人绝食的事,时、孟遂将这三天的情形说给他们听,并告诉他们问题已经解决,要求法律解决的事,亦已报明省长,绝食的事,当然暂时停止,候省公署的消息再定。三人当时又交与时、孟两人七十五元,为的是备大家应用的。三人出厅后,时、孟回报众人,彼此的交通遂自由无阻了。

  同天的午饭时候,花园会议厅内,警厅有个会议,司法科长也出席。郭隆真、张若名因为屡次找司法科谈话,或质问他的条文,他总没有回答;这次当他退席出来的时候,郭隆真便从窗户里嚷着:“请司法科长站住,我们有句话说。”司法科长没有回答。郭、张两人走了出来请他说话,他同两人说了句:“你们女学生们,我同你们说什么话?”便走了。郭、张两人大怒,致函质问司法科长,何以这样蔑视女子人格?后经三四队副官请被拘的人前往劝说,司法科长不是不肯说话,是为法律问题不能解决,见众人没有话说。最后决定郭、张两人以后有什么交涉,不找司法科长,直接向赵视察长同杨以德说话。

  (十七)二十四个学生的代替自首同赵仲禹的释放

  五日下午,天津中等以上学校学生联合会男女代表谌志笃、黄辉、王玉轩、崔崇义、张裕、鲍长义、严永忠、何兆熊、魏春藩、胡诵涛、王贵言、王子光、贾玉峰、刘咏溪、方敦、严津祥、赵光宸、郑岩、王天麟、邓文淑、王棣华、王同华、卢瑜、吴瑞燕二十四人到警厅,要求替代被拘的二十四人出狱。先由杨以德接见,两方谈话,不无冲突。一会儿杨以德请了时、孟两人进去。这时候学生代表说道:“我们的代表在此押了七十多天,我们心里实在不安。现在我们来要求替代他们,请厅长把我们二十四人留下,把他们二十四人放出去。”杨以德说道:“我没有这个权力,请诸位暂且回去等一等,我一定请示省长。省长要是准了,我必请你们去。你们可以把姓名住址写下来,可得写真的,不要教我们没地方找去。”谌志笃回道:“我是谌志笃,找我一人,我们全来。我们要是害怕,何必来呢?”杨道:“你是谌志笃?好好!‘大名鼎鼎!’我一定禀明省长。我要不禀明省长,我是禽兽。”于是黄辉、赵光宸、郑岩诸人,陆续说明替代的意思。最后时子周遂插言道:“请诸位回去吧!不必说啦!别说诸位进不来,就是能进来,警察厅内不过又多添二十四个人,有什么用处呢?我想警察厅决不能因为你们诸位进来,就让我们出去。我们亦没有出去的道理。我们在里边无论受什么罪是为国,就是牺牲了生命亦值得;你们诸位进来是为我们,太不值得了。你们诸位何不把为我们的心移到为国上头呢?再说何必全进来呢?”又转向杨道:“最好让你们诸位进去看看,也就放心啦!”杨以德道:“可以。你们商议分班进去的法子吧!”说完这话,杨便离开那个屋子。当下保安队的队长、副官同众人商议分着两班进去看视。二十四人外还有同来的七八人,一共三十余人。头一班的人先进到花园内,被拘的人也都到那里,彼此见面,“熙熙攘攘”,内外的人都异常快乐。停一会儿头班出来,二班又进去,彼此又畅谈多时。天色快黑的时候,杨以德又往花园中,向众人演说一番。大概的意思不外乎在“拘留所”同在“花园会议厅”内所说的话,表白自己对待众人的厚意,同外间误会他的事情。演说完后,二班的人方才出了花园,同前边的人回往学生会。当天晚上陈宝骢、尚墨卿先后出了拘留所,仍回原室居住。赵仲禹被司法科传往传事吏处,讯问数句,便令出厅。

  (十八)被拘二十一人的移送检厅同陶尚钊凌钟的出厅

  七日早晨赵视察长同司法科长叫陶尚钊到前边楼上谈话。视察长同科长全都劝他出厅,陶尚钊执意不允;后来陶的叔祖到厅,强迫着他出厅。陶无奈,只得起身。临行时也没让他到后边去拿东西,出门上车,还是他叔祖将他抱上车的。

  同日下午南开大学有几个学生到警厅求见凌钟,警厅没允。他们便说:“我们是来保凌钟。”警厅听说,让他们第二天去。到了晚上八点多钟,各队的人通知被拘的人,说众人的第三件要求已经达到目的了。不多时厅中预备六辆汽车,将杨晓林、时子周、马千里、孟震侯、夏琴西、马骏、郭隆真、李散人、师士范、周恩来、陈宝骢、李燕豪、郭绪荣、于兰渚、尚墨卿、吴世昌、张若名、祁士良、吴凤岐、于骏望、李培良二十一人,送往河北地方检察厅。在警厅没有通知大家以先,杨以德曾往杨晓林屋中嚷道:“你吐血我怎样不知道啊?你拿外国报吓人啊!你哪里是有病,你简直搅我么!省长他也不对……”没说完就走了。当天晚上凌钟没有同二十一人送往检厅,第二天(八日)南开大学的几个学生又到警厅。杨以德见了他们,让他们保他以后不要再做这类事。大学的学生回说:“他是为了调查日货进来的,我们保他以后不再做调查日货的事。”杨以德允了,便让凌钟出去。凌钟不肯,要同二十一人同往检厅,经他的同学劝说半天,才随着众人出厅。

  九·六·五完成

  【注释】

  〔1〕本文是周恩来根据一九二○年一月二十九日为抗议北洋军阀政府逮捕抗日爱国学生代表等事被天津警察厅拘捕入狱,代表的回忆和个人的日记等,于五月开始编写,六月五日编完。从一九二○年十二月起,本文在天津《新民意报》上连载,后来由该报社刊印成单行本发行。本文据单行本刊印。

  〔2〕即民国九年一月二十九日。

  〔3〕此处原件漏了(七)的标题,此处编者据原件正文前目录补。

  〔4〕本文(十)第一句话说:“二月十九日是旧历除夕”,则二十日为旧历“元旦”。此处原版本为“三十日”,显系排印之误。

  2007/09/10

  第三章五四运动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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