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七二年六月十六日）
与周总理一席谈
我们在延安过了几天之后，在六月一个酷暑的下午，当我们飞抵西安时，得到北京来的信息，外交部要我们立即赶回北京。由于这是一件那么重要的事情，所以我们便马上动身，同时由于中国飞机班次并不是完全能够靠得住的——取消班次，拖上一天、二天或更多天，那是常有的了——因此北京要求我们在西安坐上夜车，以便确保在第二天的晚上到达北京。
我们为什么要打断对中国西北的访问，其理由没有得到解释。不过，我想我是知道理由的。事实上，这是我等得有点不耐烦的信息。我确实地认为，它是意味着我们将会见周恩来总理。我从其他美国人的经验获知这种会见经常是这样发生的。当你已到达了边境，有时候恰好你将离开中国时，便被召回北京会见周总理。
从西安坐火车回北京，经过了陕西省的长途灰尘和沙漠地带，然后进入较少褐色沙石的山西省，最后通过了绿色田野的河北省。——我和我们愉快的旅伴姚卫（音译）聊起有关周总理的事以及他在中国及世界所起的卓越作用。长期以来，我认为他是这个时代最英明的政治家。三十多年来，他吸引世界的注意，另外十年，他是站在中国事务的中心。我了解周总理过去的情况——早年，他就参加革命运动。他曾在法国学习，他和毛泽东有着长期和密切的关系，这种关系是在一九二七年恐怖时期和蒋介石血腥屠杀上海工人以及杀害随时抓到的共产党人中逐步发展起来的。在那个时候，正如所有领导中国共产党运动的人一样，周也是一名军人，他是游击队运动的领袖，成为中国所产生出来的一个倔强的内战战略家和老练的战术家。一九二四年，他从法国回国，就在著名的黄埔军校讲授战术课程。当时他是二十七岁，他的一生和中国革命已经那么紧密地连结在一起，以致再也无法分开了。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凡在中国工作的美国人，几乎都是认识周恩来的。在那个时候的大部分时间中，周在这个国民党首都重庆担任共产党首席联络官。每一个美国外交官和记者都认识他，当然有些人更早就认识他了，但人数并不多，只有少数几个人如埃德加·斯诺。斯诺是通过延安和保安的分界线进入共产党根据地的。在延安时代以前，主要是指在孙逸仙博士和列宁赞同下国共合作的一九二四——一九二七年时代，认识他的人就更少了。在这些人中只有几个人还活着。我只认识其中一个美国人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她在晚年时终于决定再回到北京，一九七○年逝世于北京，时年八十四岁。我会认识（虽然只是偶然认识的）那个时代的另一个人物，那就是著名俄国革命家米海尔·鲍罗廷，列宁派他到广东协助孙博士，他一直住到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败时为止。当时他带着一小批包括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在内的随从人员逃亡。
就是安娜·路易斯·斯特朗或者鲍罗廷对周恩来早期革命年代的情况也了解不多。在那个时候，鲍罗廷很少和周接触（与毛泽东的接触那就更少了。此外，毛泽东很不喜欢鲍罗廷），而斯特朗女士的印象主要是来自以后的会见，此外，她对人物的兴趣焦点几乎完全是毛泽东。
不管鲍罗廷、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和革命初期在中国待过的其他人的看法如何，我对周恩来的看法，很早以来只能说是一种传奇性的概念。他在早期或延安时代，我是熟悉他的相貌，在那个时候，他身材瘦削，黑黑的头发，像是一个贵族式的年轻革命家，颊骨突出和一双神秘的眼光，好像他知道许许多多你所不知道的事情，而且不惜让你知道这一点——当然，他并无意泄露他的秘密。战时在重庆的外交官，不仅是美国人，就是连饱经世故和厌世主义者的人物如阿奇博尔德·克拉克·克尔爵士（后来成为英弗查普尔爵士），都满怀热情地谈到周的技巧、学识和吸引力。在中国的旧记者都以自豪的心情回忆他们和周的谈话，使我感到妒忌，因为我只有和周一面之缘（就是在我前文所说的苏联招待会）。当时他在招待会中有很出色的表演，我没有机会和他进行个人接触，只是在许多人的欢迎行列中和他握过手而已。
尽管这样，我还是单方面地写了不少信给周总理。从一九四九年共产党政府在北京宣布成立的时候起，许多年来我就每隔一段时间便给他写信。从那时起，我写给周的书面、电报或者通过访问北京的客人带去口信，平均每三个月一次。我说不出到底有多少次了。其中大部分信件和信息都谈到我想访问中国的计划。有时候，我打电报给他，要求他就一些紧急的问题陈述中国的政策。我从来没有接到周的复信。有时候，虽然有朋友从北京归来带给我口信说，周总理知道我的兴趣，在适当时候，我可能如愿以偿。
当火车平稳、舒适而且缓慢地从西安驶向太原，通过榆次、正定和保定驶向北京的时候，这些思想便浮现在我的脑海里。我和姚卫缅怀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往事，我告诉他说，她去世两年或一年前，我曾写信给纽约的出版商，要求给她寄去一种她无法在北京找到的发网，而这个出版商给她寄去了终生用不完的发网，我说大概是十二打吧。姚卫告诉我关于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医生规定她每天只能吃一块朱古力，不准超过这个规定，当她的秘书生病时，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却找到收藏朱古力的盒子，然后把一个月的供应全部吃光。
回到北京后，外交部不愿说明召回我们的理由，只说这是相当重要的事。我认为这就是我们将要和周总理会见的确证。第二天，我们得到严格的指示，要求我们留在旅馆房间里，或者外出时，不要走得太远，而且一定要留张字条说明到那里去找我们回来，经过第二天的等待后，我们在下午五时得到了消息，要求我们在六时三十分参加总理的宴会。这时候，我获知宴会的其他参加者（美国方面）将有费正清教授及其夫人威尔玛；哈佛法学院杰利·科恩教授，美国科学家联合会的杰里米·斯通及其夫人；以及我们的朋友《圣路易快报》的理查德·杜曼及其夫人海伦。杜曼夫妇是从东北召回的。科恩和斯通已经在广东快要离开中国时得到消息才赶回北京的。我知道这种情况和过去是一脉的。事情很明显，总理的时间是那么宝贵，以至于很难安排一个计划和确定它能否执行，除非到了最后时刻才能确定。
六时十五分，外交部新闻司的一个能说一口流利英语的外国记者管理处处长马友清（音译）来带领我们，我们驱车前往故宫大门对面天安门广场的雄伟建筑物人民大会室。这是中国举行所有国宴的地点，在这个大会堂中，有以中国二十个省份（包括台湾省）命名的二十个大厅，周恩来总理几乎每个晚上都在其中某个大厅或另一个大厅接见一批像我们这样的美国人，主持外交宴会，或者，设宴款待基辛格，去年就有数次举行过这种宴会。我们在大门口广场等了一会儿，所有的客人都到齐了，然后按照礼仪形式，由费正清带头走进大门，周总理已在大门口欢迎我们，他穿着一套大家所熟悉的而裁剪适中的灰色中山装，胸前挂着一个搪瓷做的栗色的毛主席小像章，上面写着“为人民服务”的口号。他的面孔比我想像的还黑，他的黝黑的眉毛使他有点像是歌剧“浮士德”中的魔鬼的样子。他使劲地握住我的手，握到使我感到他不大想放手一样，他好几次说他很高兴地看到我终于来到中国了，并对我等得这么久表示歉意，因为他早已知道我很久很久以前就想到中国访问了。拉德克利夫女校友唐闻生站在旁边，她曾经替周总理和尼克松总统当过翻译员，她的面孔就为众人所熟悉，她的翻译是那么的熟练和敏捷，使我几乎不感觉到双方是在说着两种不同的语言。
在会客室里还有中国的客人：外交部的两个副部长乔冠华（他代表中国出席北京参加的第一次和第二次联合国大会）和章文晋；前驻丹麦大使柯柏年和文化交流中的一个重要人物周培源（北京大学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及其夫人彭华（音译，现任外交部新闻司副司长）〔2〕，还有一些较次要的官员。
照相时大家有点忙乱。周总理说：“我们怎样照相呢——分别照呢或者集体照呢？”于是大家决定照个集体相，所以我们站上了一个闪闪发光的镍做的三层站台，背后是一幅立体的中国山水画，然后摄影师开始照相了。周站在第一排，费正清夫妇站在两旁。周的面容看来健康但生有老年斑，他显然充满活力和朝气蓬勃。他看来跟我于一九五四年在莫斯科斯皮里多诺夫大厦最后一次看到的周总理并没有多大的不同。当我们在周总理带领下走进宽广的会客厅时，我发现他是穿着一双棕色的皮凉鞋。他以轻快的步伐走着，他的脚稍为有力地向前跨去。我想这就是他在长征时已经养成习惯的一种步伐。我猜想，即使是现在，他还是能够精神饱满地和不知疲倦地在羊肠小道上从早走到晚的。
这个会客厅实在太大了，很难进行舒适的谈话。周坐在中央，我们坐在怪舒服的柳条制成的扶手椅子，半圆形地围绕着他，但我觉得这种椅子太窄了，使我用来记录的手臂无法安放。我使用一本刚从西安买来的笔记本，它还附有一个压扁和起皱纹的深红色塑料封皮，使我的记录工作倍增困难。我们这一圈坐着十六个人，费正清和唐闻生坐在周的两旁，我们坐在一条巨大的灰褐色的中国式地毡的周围；窗帘是深栗色的天鹅绒，大厅内的木制品都是用轻桦木制成的，壁上都用浅黄色的丝绸遮盖着。
费正清用回忆的语气开始了谈话，他回忆他们最后的一次会面是在一九四六年和现在中国高级军事官员叶剑英的宴会上。当时中国客人唱军歌而周总理用筷子在桌上按拍子。费正清则唱着中国内战的歌曲。这些回忆使周总理轻声地笑了起来。“我没有记得那么清楚”。他说：“我想我不会唱得太多吧！”
现在有点闲聊了。我提醒总理说有一次我在斯皮里多诺夫大厦见过他，当时他告诉苏联人说现在是他们学讲中国话的时候了。周哈哈大笑。“你写了许多有关苏联的报道。”他说：“结果你不能再去苏联了。”
事情不完全是这样，不过，近年来我想获得苏联的签证已经碰到越来越多的困难了。
周请客人抽烟，所有美国人都谢绝，而几乎所有中国人都接受了。这种鲜明对照使周感到特别有趣。他说他曾听说美国人在香烟包上印了一行字，警告说抽烟对生命有害处。他怀疑这是真实的事。许多中国领袖的烟瘾很大，但都活了很大的岁数。（他可能是指他自己和毛泽东是属于这类人，但他并未说出。）邱吉尔的孙子最近曾经访问中国，他曾对周陈述蒙哥马利元帅试图说服邱吉尔戒烟和戒酒，而邱吉尔回答说：“瞧！我比你大十岁，我活到这么高龄，既抽烟又喝酒，我看不出有什么理由要戒掉它。”
周总理建议说，美国和中国科学家或许可以进行一项联合科学调查，看看抽烟和癌症是否有关系。杰里米·斯通立即表示美国科学家协会将提供合作，而周询问美国科学家是否把实践和科学结合起来，“正如毛主席所做的那样”。斯通说他们是这样做的，不过在中国，理论和实践结合得更好。“你们做的比我们好得多。”斯通说。
周强烈反对这种说法。“真的吗？”他说，“你真的这样想吗？我是不大相信的。”他又说，当然，要找到一个像毛泽东这样能够把马列主义的理论和实际的中国革命经验结合起来的人物是不大容易的。
“的确是很难找到的。”他有点忧愁地沉思着，摇摇头表示它的重要性。“要找到一个像毛泽东这样的领袖是不大容易的。像他那样的人并不多，我们都是他的学生，但我们无法做得像他那么好。”
几个星期之后，我读到了某个参加晚会的人所写的一篇文章，他在文章中推测毛可能得了癌症，真使我吃惊。他把一再出现的有关毛的健康的谣言和周有关抽烟、癌症和关于毛的谈话拼凑在一起而得出这种推测。我坦白承认我是不能接受这种推测的。我从周的谈话中看不出毛和癌症有什么联系之处——实际上，它恰恰是相反的。
会谈继续以漫谈的方式进行，周对杰利·科恩的太太无法出席（她曾到中国但又赶回日本照顾孩子）表示遗憾，但他指出有家庭就会有问题的。美国长岛石溪国立纽约大学物理学家杨振宁教授就在那一天到达上海，这是他第二次访问中国，前年他曾到过中国。他无法带他的妻子——一个著名国民党将军（即杜聿明——译注）的女儿——一起回国，因为他们家中有小孩，无法找人来照顾他们。周的一些同事说，那末，为什么他们不会把房子锁起来而整家回来呢胆周曾说这是不切合实际的。
最后，杜曼成功地把谈话课题转向政治问题，询问周总理就如何结束支那战争〔3〕问题对基辛格有没有任何新的忠告。周说他将引用杜曼的话送给基辛格，即北越并没有进行侵略，而是美国进行侵略。后来逐步发现了总理得到不正确的消息，这句话实际上不是杜曼说的而是瑞典外交部长说的。于是周向杜曼道歉并向我征求对战争的意见。我说这场战争一开始就是一个错误，如果美国想结束它，随时都可以结束的。我说我感到许多美国人都和我同感的。
周现在正忙于谈论越南问题。事实很清楚，这就是他要谈的课题。我有个感觉，认为周的脑子中正在迅速考虑他将提给基辛格的论点。我不认为基辛格将有好日子过。
周的思想又转到朝鲜战争，他回忆有一些美国将军认识到这是一场在错误地点，错误的时间进行的错误战争。艾森豪威尔保证亲自结束这场战争，的确，他去了朝鲜并以“非常坦率的态度”结束了这场战争。但周对越南问题看不出任何类似的现象。
杰利·科恩说：他认为麦戈文参议员如果中选总统，他将结束战争。
“这样看来你是支持麦戈文参议员竞选了。”周大笑地说：“你认为他的确将结束战争吗？”
科恩回忆起一年以前的事，当时美国科学家阿瑟·高尔斯顿和周谈论美国总统竞选问题时不曾提到麦戈文的名字。于是周询问高尔斯顿有关麦戈文的一些问题。科恩说，这就表明了周比我们更了解美国的政治。
周有点恼火了。他说他不认为自己对美国政治有着更好的了解。我发现每次提询的问题，如果含有对中国或周本人的恭维时，周就有些恼火。在我的有关周和美国人一些其他谈话的速记中，我曾发现周也有类似尖锐的反应。他和美国关心亚洲问题学者协会一批代表谈话时，这些代表力图赞扬中国取得了周认为实际上并没有取得的成就时，周几乎发火了。
就麦戈文而论，我认为周显示出有些怀疑的态度。周想知道麦戈文是否会支持没有阮文绍的西贡民族联合政府。我指出麦戈文发表一项无条件的声明说，如果他中选，他将去河内，结束战争和带回战俘。
这些话使周感到高兴，但周真正想知道的却是与总统候选人对立的美国将军们是否像他们在朝鲜战争中那样表明他们的意见。费正清说，他们很不坦率，可能他们缺战斗经验。
“不过，”费正清又说：“谢天谢地，我们已经没有麦克阿瑟了。”
“然而，”周插口说：“麦克阿瑟临死前曾说，美国不应该在亚洲大陆再打另一次战争。看来他在死亡之前或许已经认识到真理了。”
美国将军们的作用继续使周感到不安。他询问泰勒将军的情况。士兵们之中既然有那么强烈的反战情绪，必然会在军官之中反映出来。他认为空军或许赞同战争，但陆军却有不同的情绪。
关于美国防务拨款问题，美国人之中是有一些议论的，周指出尼克松总统在越南的轰炸攻势，已经使年底以前的开支增加三十亿，也可能增加五十亿美元。
杰里米·斯通指出麦戈文防务预算案将削减三分之一。周再度表示怀疑，“你认为他会那样做吗？”周问道。
我说，美国军队的声誉和越南战争有密切关系。如果我们庞大的战争机器不能打败一个贫穷、落后的国家，那末，我们怎能打败世界上其他地方的其他国家呢？我认为这就是战争拖延的重要因素了。
周表示同意。但他又回到他的基本问题——美国将军们为什么不能像他们反对朝鲜战争那样站出来反对越南战争呢？他回顾越南战争的历史——首先是派出美国顾问团，然后推翻保大政府，建立吴庭艳政权，消灭吴庭艳，强化战争，入侵柬埔寨，第九号公路的战斗，于是把这个印度支那逐步地拖进战争。周说，印度支那人民所要的只不过是独立。
周说：“这就是动乱的根源。”印度支那从来没有被征服过——法国的一百年统治，中国封建王朝数百年的统治，都不曾征服过印度支那。奠边府战役之后，孟迪斯·法朗斯终于使法国退出印度支那。孟迪斯表现出他的勇气。接着是一九五四年的日内瓦会议，中国人受骗了，周本人受骗了。根据协议，只有一条以十七度线为界的临时分界线。它不是一条国家的边界线，而且也无意制造这一条边界线。它和两个德国的情况是不一样的，甚至也和北朝鲜及南朝鲜的情况不一样。十七度线应该是一条临时的分界线，并规定南北双方经过一年时间的协商，然后在国际监督下，在两年内进行选举。
“这些选举本应在当时举行的，”周说：“几乎所有外国朋友都知道胡志明总统必然取得胜利。”
周转向我，回想我曾经到过河内，并询问我是否同意胡志明将是胜利者的看法。我同意了，并说，甚至杜勒斯也一样承认过。杜曼指出在艾森豪威尔总统的回忆录中也表示同样的看法。
周总理听了很高兴，他曾经听到北越总理范文同说过，艾登在回忆录中也说过类似的话。周说，杜勒斯在日内瓦协议签署之前就已经计划违反它了。这就是美国采取对协议不签字的预防措施的原因。
我说，这件事在“五角大厦文件”中披露得很清楚。周表示同意。
“因此，”周悲伤地说：“你不能说我们知道如何处理外交事务。当时我们大大受骗。那是我参加的一项国际会议的第一次经验，我们受骗了。我也同样告诉范文同总理，我说我们两个人都受骗了。”周恩来越谈情绪越激动。他说，当分界线划分之后，他劝胡志明下令其支持者从南方撤走，这使他感到痛心，他又谈到南北双方之间的家庭分裂如今已经持续快近二十年了。越南人民遭受那么多的痛苦经历之后，人们怎能不表同情呢？周提到了美国机师（战俘）飞越那么远的距离到北越投掷炸弹而被击落一事。有人说人们应该对这些战俘表示同情，但如何对待被轰炸而牺牲的越南人民呢？他是同情越南人民的；同样也同情美国人民，他们反战的情绪很强烈。他甚至听说有些军官在美国国会大厦的台阶上抛弃勋章以及军队内部的反战活动——这是朝鲜战争中不曾出现的情况。如是，中国人民不仅同情越南人民，但同时尊重美国人民，这就是毛主席为什么说过他寄希望于美国人民的理由。
但他的良知感触最深的是他在日内瓦会议所扮演的角色-就是这次谈判使他那么恼火，一九五四年我在莫斯科首次看到他的时候，他就是那么恼火。
“我就是在协议书上签字的代表，”他说：“如果我们会被原谅的话，那只是由于我们缺乏经验。”
他说，现在中国有更多经验了，它的代表在联合国就不会犯同样的错误。在这个时候，周总理突然停住不说了。他的身体很明显地颤动着，他的声音激动得发抖。他说，我们必须结束谈话了。他尽力控制自己，否则就会太激动了。有人说他如果再说下去就会变成讲课了。“不！”周总理幽默地说：“我将会变成演说了。”
我们站了起来，周挽着费正清夫人的手臂，带领我们走到举行晚宴的安徽厅。在一个小时的谈话中，他实际上没有回答杜曼的问题，但他很清楚地表达了他对越南问题的看法。
在宴会桌上的谈话是轻松的，这可能是由于这餐饭充分表现出中国菜的成就。首先，端上来的是冷盘，其中有小鸡片，番茄，虾子，皮蛋，熟蛋，黄瓜片和小鱼片。接着是青菜汤，这种青菜是来自杭州西湖，只有这个地方才有这种青菜。然后是以三种精美食物配料即鸡、海参和一种我没记录下来的配料炒成的三宝饭，再下来是嫩炸鸡和炸鸭、鲜蘑菇炒菜豆、烘鲥鱼（极像赫德逊河的鲥鱼），这种鲥鱼只有长江才有；杏仁浓豆汤、糯米糕、肉馅饼、面包和牛油、便饭一碗、一块西瓜。宴会上有三种酒——果子酒、白兰地酒和茅台酒；茅台酒是共产党人于长征途中在贵州省所发现的一种一百五十度的特别的米酒。
一群静默的但效率高的男女服务员给我们上菜，圆桌的中间装饰着轻软的鲜花。周恩来的背后有一幅安徽省的山水壁画。
周总理开始谈论联合国的事情，中国并没有预料会在一九七一年加入联合国。他们估计还要再等一年。但他忽视了一件事。周回忆了一九三○年蒋介石与共产党秘密接触的情况。蒋介石命令其部下将军跟共产党作战，而他却和共产党谈判。这件事跟现在的情况不会完全一样，但有关联合国的事却有许多类似之处。联合国代表们获知基辛格博士于七月间到中国，后来十月间又到中国时，他们就开始说话了——那么，既然你美国人能够和中国接触，我们也可以和中国接触。
周说，一九七一年，他不曾看到进入联合国的可能性，但有些年轻人却看到了这种可能性。他刚刚和基辛格告别，当基辛格的飞机起飞时，消息就传来了，中国被接纳进入联合国了。年轻人非常高兴，因为他们预测了这个结果，而‘我们这些老一辈的人却处于相当被动的地位”
周说，中国进入联合国表面上是一种偶然的现象，实际上，所有事物都有必然的原因，它们表面上看来好像只是偶然现象而已。费正清回想当时所听到的消息说：美国乒乓球队站着等待出租汽车。当他们正在等待时，中国人走了上来说：“到北京去吧！”
周说，这只是一个时机问题，邀请美国乒乓球队到中国是毛主席作出的决定。许多球队——阿尔及利亚，英国及其他国家——提出到中国的申请。这些都是正式的申请，美国人只是非正式地提出要求。当他们正在决定怎么办的时候，毛主席问道：“为什么不让美国人来呢？”于是美国人得到了邀请，但他和他的同事无法想像这种事，也无法预测它的结果。幸而他们和日本有直接的通讯联络，因此电话一打，美国人就得到了邀请，许多人——包括国务院和外交部——都感到吃惊。
科恩回忆说，他和费正清及一些同事曾在十一月底给尼克松总统和基辛格送去一份建议书，建议他们派人到中国试探改善关系的可能性。费正清补充说，他们确信绝大多数的美国人希望结束对中国的僵局。
周说，费正清和科恩显然感触到夭国人民的情绪，但对士夭国政府来说，由于双方的敌视，因此要执行这种政策就需要经过一段痛苦的历程。这不仅是美国敌视中国，由于美国支持台湾，所以中国也对美国采取敌视态度。
周建议为中美人民的友谊，以及为科学家、教育家和文化团体的交流而干杯。他停了一下，对杜曼和我作了意味深长的一瞥之后，又补充说，为了新闻记者的交流而干杯。他以猫一样的步伐绕着宴会桌走着，提起酒杯和每一个出席者碰杯，然后他说：“让我们脱掉外衣吧，这里越来越暖和，让我们比较随便吧！”
费正清感谢总理给他及其夫人得到难得的机会去体验中国人的生活以及和一些老朋友恢复接触。斯通感谢总理允许他的科学代表团前来中国，这是美国在二十五年来第一个科学代表团访问中国。谈话接着转向交流问题——特别是学者和科学交流问题。费正清渴望总理批准语言学生和教师的交流，指出这是双方极其需要的，而总理却有点保留。他说，他担心中国学生到哈佛大学时，可能跟国民党学生对抗。他看来有点烦扰，这不仅有可能发生意外，而且也会产生台湾和北京被置于同等地位的复杂问题。斯通建议说，只要设立一间特殊的学院，专供中国学生在美国学习英语，那末，这个问题就能够解决。中国学生可以进入没有台湾学生攻读的学院学习，如是，这个问题就不会产生。周并不认为这样做是个好办法。对他来说，这有点像“骑马观花”一样。然而，他说，他不反对台湾学生在美国学习，总之，他们通常喜欢来大陆的。斯通解释说，他并不是指中国人应该从一个学校转向另一个学校，他不过是建议说：剥掉猫皮是有许多办法的。这句比喻性的语言使整个宴会沉静了足足五分钟，而唐闻生，所有能说英语的中国人和能说华语的美国人都力图想用恰切的国语来表达“剥掉猫皮”的真正意思。
我转移了话题，建议为记者交流，为赞扬埃德加·斯诺在美中谅解中所起的作用而干杯。周马上积极响应。新闻交流进行得很顺利，周询问杜曼有关圣·路易斯快报的情况，他听说这是一家中西部的报纸。杜曼说他的报纸是一家自由的报纸，是在美国中心地带密西西比河两岸地区发行的。杜曼又说，一九五四年，也就是奠边府战役的时候，快报发表了一幅漫画，画面上画有一个大沼泽，一名美国大兵走进去，漫画的标题写道：“一场应该脱身的战争。”
周非常高兴，“这的确有点意思！”他说：“谢谢你给我这个知识。”他说发表这幅漫画，的确有些远见。杜勒斯当时是全力以赴。他的边缘政策实际上是在朝鲜开始，但它早已破产了。周沉思了一下，人们不可能预见事物的。例如，西哈努克于两年前能够预知他会在北京吗？周说：“我是不能够预见这件事的。”他询问杜曼和我有关柬埔寨政变的内情。到底是中央情报局干的或者别有内幕。我想我们对这种情况是不便多谈的。于是用询问我们是否读过内维尔·麦克斯韦尔所写的《印度对华战争》这本书吗？这是一本很好的书。麦克斯韦尔只有使用印度的文件，他没有使用中国的材料，但他却表明了印度而不是中国是中印冲突的挑战者。
我提出有关周对预见的看法——问他能否预见中国和苏联的分裂？周说，是的，他们曾经费力地想像这个问题，但不能设想在什么情况下会发生分裂。周说，他了解我曾经到过蒙古。我告诉他有关一九五九年的招待会，当时中国人和苏联人站在大厅的两旁，有位苏联将军却要我和“我们”站在一起反对“他们”。
这些话使周感到兴趣。他哈哈大笑地说：“是的，你还是一个老实的朋友。”周又说，他们不能邀请我作为《纽约时报》第一个访问中国的记者的一个理由是它会牵涉到邀请一个“重要的反苏英雄”。他们不愿意在这个小问题上引起和苏联关系更加错综复杂化，反之，他们邀请了“我们的老朋友切斯特·朗宁的女婿”。朗宁是加拿大前驻中国大使，出生在中国一个传教士家庭。他的女婿西摩·托平是助理总编辑，我在《纽约时报》的同事。
谈话稍为停顿了一下，周看看手表。“我喜欢像这样的漫谈。”周说：“这是一种惯例，一旦你成为一名官员时，那末每件事都会变得很紧张。”我们已经谈了四个小时，晚会快将结束，但大家还有几句话要说。科恩表示希望越南战争将很快地结束。周拍着桌子说：“这就是西方人表示同意的方式。’科恩说，他希望外交关系将会建立，不久之后，总理和在座所有其他人都会到美国来。
周的声音有点伤感。他不能赞同科恩的最后观点。周相信在座的所有其他人将会去美国，但他年纪已经很大了，他不会有这个希望的。交谈了几句之后，周又看看手表，又说这是一次很好的会见，现在或许已经到了结束的时候了。周站起来，像猫一样地伸伸腰，看来有点疲倦了。他潇洒地绕着桌子和客人握手。他和杜曼握手，告诉杜曼对基辛格是可以使用快报那幅漫画的故事。
“但你从来没有回答我的问题。”杜曼说。周巧妙地笑了，然后对我伸出手来，再度就不能早点邀请我到中国来以及必须和他的美国客人混在一起表示歉意。他本来希望能够单独会见我们，但没有时间，但将来还有机会的。我们走下大厅，每个人互相拍照。我们站在会客厅一会儿，大家都不愿意晚会就此结束。周总理热情地向费正清夫妇告别，他们是周总理真正熟悉的美国客人。“明年再见！”周说，然后我们走出了大门。现在已是夜晚了，炎热的白天过去了，现在有点凉意，风从华北大平原吹来，开始赡赡地把沙尘吹进北京城，我们和马友清坐上了车，十时三十分回到前门大旅馆，会见约达四个小时。
当我们踏上旅馆的宽大台阶时，我想周总理现在做些什么呢？肯定地说，他的一天还没有结束，他肯定又回到办公室，再度处理有关管理这个庞大国家的没完没了的事务。有些人不能理解总理怎么能够晚复一晚地进行这种谈话呢？但我想我是理解的，这是一种休息。在短短几个小时中，他能够如愿地谈了很多话，而且这些话都不是无聊的闲谈。他早已准确地知道参加晚宴的每个客人，他知道他们是干什么的以及他们的专长。他凭着这些知识为自己的利益服务。他促使我们每一个人谈出对美国政治、总统竞选和战争的看法，他逗出杜曼和我说出我们特别专长的领域。他收集了一些有用的情报和轶事以便用来跟基辛格周旋。他曾经预演一般地陈述他自己对越南问题的想法并使这些想法越加完善。正如周说，这不是一个紧张的晚会，它是一个休息的机会。他是一个老练及文雅的主人，他使每个客人感到他的存在，因为他能起一种特别的作用和作出特别的贡献。他对女宾表现出文雅和迷人的风度，对于男宾却表现出智慧和现实主义的态度。
总之，不可否认的是晚会还有怀旧的情调——也就是怀念过去的年代，延安和重庆的年代。那个时候，每天晚上都用来进行像晚上这样的谈话，或许气氛更加生动一些，其中还间插着费正清所回忆的唱唱歌曲，但周几乎忘记了。总之，他有着对美国人或美国事物的一种特别爱好。在周恩来的一生中都有这种显明的表现。的确，他不是在美国而是在法国受教育，但他对美国人的兴趣和爱好早在共产党人掌权之前已经年深月久了。但他长期以来都没表现出来——在华盛顿和北京官方交恶的二十年中都没表现出来，即使是这样，周总理当时对少数冲破障碍进入中国访问的美国人也经常表现出一种特别的好感。
我的确不大相信周会放弃前来美国的希望。当然，这不是他的年纪已经很大的问题，目前他充满活力，好像年轻了二十岁。事实上，我深信机会成熟时——可能不必等待建立外交关系之后——他会来美国的，我想有一件事而且只有这件事会阻止周总理前来美国，这就是他所肩负的重大责任和重担；当毛主席逝世后，这种责任和重担不可避免地会更重起来。
（原载《世界伟人周恩来：各国人士的记述和回忆》第89—103页，香港科博出版社1976年3月版）
【注释】
〔1〕哈里森·索尔兹伯里是美国著名记者和作家。他写的《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在中国出版后轰动一时。从1972年起他多次访华，同周恩来、邓小平等中国领导人都有交往，他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出版的著作《天下风云一报人》中有相关记载。——编者注
〔2〕此处作者有误，彭华不是周培源的夫人。周培源的夫人王蒂澂退休前一直在清华大学附属中学任教。——编者注
〔3〕指美国侵略印度支那的战争。——编者注
2007/09/10
附录：同美国《纽约时报》联合主编哈里森·索尔兹伯里等人的谈话〔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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