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七○年八月十八日）
在第一次国共内战时期，及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部分时间里，我曾在中国生活和工作过。〔1〕一九六○年，我终于能重返中国，1964年至1965年，我又来过，这次来在一九七○年。我的当演员的妻子洛伊丝·惠勒，以前从未到过中国，尽管中国方面给了她与我一道前往的入境签证，然而起先几次美国国务院拒不批准她去中国旅行的申请，不发护照，认为这样做“不符合国家利益”。这一次，她不等华盛顿准许就来了。
我本人一九六○年和一九六五年的两次“批准”只是在我的著作出版人向华盛顿的高级官员施加压力以后才获得。我后来的访华报告也受到这些高级官员的忽视。过去十年我的报告中的那些有用的信息未能渗透到高层决策部门中去——“有可能与中国开始新关系。”约翰·肯尼迪一九六三年在他的就职演说中如是说，但他很快遗忘了；代替这句话的是，在他的总统任期内使我们陷入越南的丛林之中——这些情况我已在别的地方谈过了。〔2〕
现在洛伊丝就在我身边，她是进入人民共和国的极少数几名美国妇女之一，她以一双机灵的敏慧的棕色眼睛来弥补我眼力的不足。我们于八月初抵达北京，正值北京人称之为“秋老虎热”的时候。不过，由于现在绿树成荫，附近地区又造了林，使炎热气候得到了调节。
自文化革命初期以来，几乎没有任何外国人，即使是一向居住在北京的外国同情者获准到北京郊外去旅行。〔3〕素来供人游览的名胜古迹——长城、明陵、西山甚至富丽堂皇的故宫博物院已经不向参观者开放了。当我和洛伊丝开始重游这些旧地时，在京的外交官和外国居民感到鼓舞，期待“最糟糕的时期”的结束——他们是对的。
我们在两所我很熟悉的大学度过了整整一星期——燕京，我曾在那里讲过课，还有附近的清华，一所著名的工科学校，在那里我们听到了在文化斗争和大学大变动岁月的第一手情况介绍，还有红卫兵的故事及结局的介绍。我们参观了现代化的医院、农村的医院、一个机车厂、一个钢铁厂、并且听说了有关文化革命方方面面的情况。我们乘飞机到了西北地区的陕西省，并从省会西安到达延安，这著名的游击战争时期的首府。然后西行至保安（志丹）——我们是自一九四五年以来第一批去那里的外国人——深入到一九三六年我初次会见毛泽东的山区，那时他是一个遭通缉的“赤匪”。〔4〕我们参观了一个由军队管理的国营农场和一所政治改造学校，在那里，一名前西安市委书记让我们看了由他负责管理的猪栏。回到西安和北京以后，我们到剧院看了好几场戏，在多次享受美味时，同老朋友们阔谈；之后到长城外的东北，在那里参观了更多的工厂以及由军队针灸医生管理的聋哑学校和规模巨大的鞍山钢铁联合企业；然后再南下广州参观商品交易会。接着又去东部沿海地区和产茶叶的浙江，转而到上海和长江下游地区，那儿有更多的公社和友好的人民。
总计一下，在我二月份离开中国之前的六个月中，我访问了十一个公社，这样，过去十年中热情接待过我的公社总数达三十三个——它们遍布全国各地。现在，每个地方的土地都是一片碧绿，也更加平整了；梯田层层，绿树成荫，已接近毛在多年前许下的花园国家的宏愿了。每到一地，我们都招引着一群群的人，他们为多年来第一次见到西方人而感到惊讶。当然，这是发生在离乒乓外交还有几个月以前的事。
而乒乓球场是我回中国后第一次受到周恩来总理欢迎的地方。
那是在一九七○年八月十八日，我们被请去观看北朝鲜和中国乒乓球队的比赛，但由于事前已约好要出席一个宴会，所以就辞谢了。我正在吃着烤鸭的时候，我的朋友姚伟（过去我曾与他一起多次历险〔5〕）打来电话，简单地说了句“准备走一趟”。这意味着有位重要人物要出现：猜想有可能是总理，果然如此。我们在乒乓球体育馆一座拥有一万八千个座位的漂亮的新建筑一见到了他。他与八十高龄的（共和国）副主席董必武、西哈努克亲王及其可爱的夫人、总参谋长黄永胜、副总理李先念及许多其他知名人士坐在一起观看比赛。
我们到后不久，周总理离开了他的座位，很快地我被召到下面的一间会客室，他正在那里等候我。七十二岁的周总理还是同过去一样机敏，他的头发已稍呈银白色，他身穿夏式短衫和灰色裤子，脚穿凉鞋，配以白色短袜。周亲切地向我问好，谈到了我的旅行计划，不久话题便转入政治。（工作人员不断地把场上的比分记录送给他，以便他在球赛结束时好出场。当比赛达到高潮时，中国领导人和他们的客人走进场地，同队员们握手致贺，并一起照了相。）
总理询问了许多有关美国的问题，这使我猜疑他是否认为我国国内经济和政治问题目前已到关键的时刻，以致“排除了美国在亚洲采取新的重大军事行动的主动权”。他把这个问题交给我并要我自己答复，但他提醒我，在中国北方有着第二个威胁——百万苏军压境。
“倘若中国寻求和解，”我问道，“同俄国谈判的可能性大呢，还是同美国谈判的可能性大？”
“我也一直在向自己问这个问题。”他答道。
这时，乒乓球赛比分显示比赛快要结束了。总理于是说，这个问题下次会面时再谈吧。我们喝完咖啡，便出去同胜者和负者握手。
十月一日我同总理会面的时间很短，当时他说，美国人已提议恢复中美谈判，但中国对此不感兴趣。十月下旬，我留交了若干问题给他。十一月五日，当我返回北京后，他给我四个小时时间以进行广泛的交谈，交谈地点是在令人印象颇深的人民大会堂福建厅。同往常一样，总理有很多的重要事情要讲，但最引人注意的谈话是关于中美在北京举行会谈的可能性。
至于中国的条件，仍然首先是要求美国撤出它在台湾福摩萨〔6〕的军队和舰只。在一九六○年，毛主席只同意我从我们的谈话中直接引述几句话，这些话中有：“我们希望维持世界和平。我们不要战争。我们认为，不应该把战争作为解决国与国之间的纠纷的手段。但是，不仅中国而且美国也有责任维持和平。”他补充说：“台湾是中国的事情。我们坚持这一点。”
如今，周重复着一九六○和一九六五年他也对我讲过的话：“台湾是中国的内政”（它必须由中国人自己来解决）。“美国武装入侵那里是另一个问题，一个国际问题，我们准备就这个问题进行谈判”，周说。
至此，周又讲了一些情况。他追述尼克松总统在一九六九年就职时，曾宣称他愿意缓和紧张局势，要跟中国谈判。此外，尼克松曾传话北京说，如果华沙不是一个合适的地点，谈判可以在中国举行。北京回答说，这很好。尼克松可以亲自来，或可以派一位使者来讨论台湾问题。
然而，尼克松没有答复。随之而来的是一九七○年三月对柬埔寨的入侵。中国人便得出结论，尼克松言而无信。
“谈判的门还开着吗？”我问道。
“门是开着的，但是要看美国是否认真对待台湾问题而定。”他补充说，其他一切问题，都是北京和华盛顿之间的“枝节问题”。
这一段正式谈话至此结束。从其他一些评论中，使我明显地感觉到，中国人把尼克松的“和平倡议”视为一种花招。他们密切注视着的不仅是尼克松在东南亚的策略，而且还有他操纵日本军事力量的建立以便接替美国在推进中的东亚“防御阵地”，以及精心策划为了有可能与俄国进行交易而损害中国的招数。
总理谈得随便，常常弄不清楚会谈到哪里结束，那些当时不便公开的谈话又从何开始。我把根据自己的笔记写成的一份很长的电讯稿提请校正。一周后校正稿返回了，正式译文删去了上面那些加有着重点的话。就在那个星期，叶海亚·汗总统从巴基斯坦抵达中国。正如现在众所周知的，他带来了尼克松总统的一封私人信件，信中正式提出他访问北京的问题，并授权一位使者（亨利·基辛格先生）先期“讨论台湾问题”。
足足过了几个星期，我从毛主席那里获悉，尼克松的使者将启程前来。
我问自己，为什么要让我得知这类消息呢？我想起了我在一九三六年秘密地进入和离开中国的西北部的红色根据地期间，获得了这样的消息，即蒋介石的副总司令张学良已同红军达成秘密协议，决定同他们合作以迫使他的上司结束内战，结成抗日统一战线。想到这里，我为什么竟能得到这样的消息总也是大有道理的。
（原载埃德加·斯诺著《漫长的革命：紫禁城上话中国》第7—13页，新疆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
【注释】
〔1〕当记者。见《走向起点的旅行》（纽约兰多姆出版社，1957年；文塔奇书店，1972年）。——作者注
〔2〕见《今日红色中国：大河彼岸》（纽约兰卢姆出版社，1962；文塔奇书店，1971）。——作者注
〔3〕我在中国的最老的外国朋友新西兰人路易·艾黎是个例外，在中国历史上他可能是旅行最广的人。不久他将写出一本有关他在文化革命期间旅行情况的书。——作者注
〔4〕见《西行漫记》（纽约兰多姆出版社，1937年；纽约格罗夫出版社，l968年，1971年修订版）。——作者注
〔5〕见《今日红色中国》。——作者注
〔6〕被日本在1895年战争中夺去的中国领土，1943年开罗会议和1945年波茨坦会议都规定应归还中国。1949年当蒋介石从大陆的革命中逃到台湾后，这个省就变成了他的避难所。1950年，杜鲁门在台湾周围实行海上封锁，这样就插手阻碍中国的统一。1955年，艾森豪威尔与蒋结成同盟，正式承认美国这个事实上的保护国——美国承认蒋的国民党政府对整个中国拥有所谓主权，给予经济援助，保留蒋在联合国席位直至1971年，并将人民共和国拒之联合国门外。——作者注
2007/09/10
附录：埃德加·斯诺著：周总理的一个暗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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