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周恩来来说，1967年的“五一”劳动节庆典没有什么可值得高兴的。他不得不出席毛泽东为一个年轻的中国外交官姚登山举行的招待会。姚登山刚被印尼政府驱逐回国，因为他在中国驻印尼大使馆领导了一次夺权行动，并在一篇感情色彩强烈的沙文主义宜言里抗议印尼政府歧视华侨。姚登山的行动是对周恩来制定的中国对外政策的公然挑战，在周恩来看来，在印尼进行的这类行动不仅是毫无用处，而且在寻求增进对印尼政府的影响力方面起着截然相反的作用。但姚登山现在与毛泽东和江青手挽手地站在一起，个头比他们还高，因回国以来受到的欢迎而洋洋得意。周恩来只能站在一旁勉强打起笑脸，中国人碰到极其令人窘迫的情况往往都是如此。那天晚上，在一次官方举行的游行中，人们看到他令人提心吊胆地靠着敞篷卡车栏杆，心不在焉地挥舞着一本毛主席语录，身边站着中央文革小组的成员江青、康生、陈伯达。
另一只大黄峰也开始围着周恩来的脑袋嗡嗡转，他就是广东的一个红卫兵头头。过去，周恩来曾不明智地赞扬过他，现在则把他称为“黑帮”（甚至毛主义者后来也指责他骄傲、凶暴、乱搞男女关系）。在一个有各省左派组织参加的会议上，这个头头指责周恩来指挥着一个非法司令部来阻挠文化大革命的进行。他声称：“由政府的头头来决定造反派是否应该夺一个部的权，这是错误的。周恩来应该象别的高级领导人一样，必须对‘红色资本家’犯下的罪行负责，而不要在如何处理他们的问题上对我们指手划脚。……我们要声讨并摧毁他的司令部。”
不久之后，外语学院的红卫兵乘卡车来到外交部，冲进档案室，抢走机密文件，希望从中找到不利于刘少奇、周恩来和陈毅的证据。在5月份，这样的行动至少有两次。“五·一六兵团”现在得到了被任命为外交部总务司副司长的姚登山的支持。
周恩来对所发生的这一切极为愤慨，他又对红卫兵说。
外交部由我直接负责，他们这么干是夺我的权。他们直接给驻外使馆发报，结果被退了回来，而姚登山到处作报告，蓄意制造麻烦。他有一次去外贸部作报告，其报告不仅观点错误而且还有煽动性，对此我当场批评了他。他提出“打倒刘、邓、陈。”作为一个司局级干部怎么能随便提出这样的口号呢？谁允许的？至于发电报给驻外使馆这件事，更是闻所未闻的。你们造反派做事总喜欢走极端。
在另一个场合他质问这些年轻的造反派：
中国是由毛主席领导还是由你们领导？党中央和我尽可能地与红卫兵见面，但你们正相反，凭着自己的主观愿望去达到自己的目的，而不与党商t。你们经常冲进政府机关，抓人并抢走许多党和国家的重要文件。这些未经思考的行动只能使敌人高兴，使敌人从中渔利。大t消息流到外国的报纸上，使英美帝国主义和苏修从中受益。
1967年夏天，毛泽东的追随者之一王力授意一些群众组织鼓动了很多人到政府领导人居住的中南海西门扎驻。表面上，他们的目的是要揪走刘少奇，但“五·一六兵团”的成员相信周恩来将出来对他们讲话。因此他们在中南海西门外支起帐笼，并告诉年轻的追随者：“他一定会和刘少奇一起出来，这样你们就可以把他揪走。”但周恩来既不交出刘少奇，自己也不冒险出来。红卫兵在外面闹了三个星期之后终于撤走了。一个特别固执的红卫兵领袖名叫蒯大富（他甚至不在乎毛主席对他的支持并因“文革”初的造反而声名远扬），他在1967年5月这个多事之秋，也转而反对周恩来。因为周总理曾经没批准他的某项要求，所以他发誓要在一年内进行报复。
“五·一六兵团”把周恩来称为“一个可恶的资产阶级绅士”，这遭到了外交部出版的小报的反击。甚至陈伯达这样一个标准的毛主义者，也不得不赶来救驾。他说：“周总理在国内外都受到高度尊敬，他是中国人民的代表，负责执行毛主席制定的政策。……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允许有任何人找周总理的麻烦。”
在这件“清白”外衣的掩护下，周恩来制定了一个极其秘密的计划来保护那些老干部。他们中的一部分遭到了红卫兵的折磨、毒打和羞辱。周恩来指示自己的警卫人员备一辆车以便随时出动，去抢救那些老千部。有一次他甚至动用一架直升飞机来抢救老干部。最后，有20名部长被他保护下来。这年夏天，有的老干部被红卫兵抓走，有的则被转移到一个安全的地方。这个地方甚至对江青也保密。当毛泽东从北京卫戍区司令员〔1〕口中得知这件事以后，他说：“总理做得好！你们卫戍区保护得好！”
这年夏天，周恩来用老、中、青三结合来取代他在春天建立的三方联合，原来的三方联合被证明是弊大于利，而此时已不必再借助它来掩饰军队对地方的干预。
1967年夏天，英国殖民地香港的地位问题显然也是周恩来关心的对象。在文革初期，周恩来就对香港的来访者表示，中国不希望这个能给中国带来大量外汇的英国殖民地的地位发生任何变化。但后来，激进的香港左派开始自行其事，就象性急的姚登山在印尼所作的哪样，他们在香港开展了周恩来所不希望挑起的斗争，而周又不能对这场斗争拨冷水，因为这只会证实姚登山和“五·一六兵团”关于他对欧洲殖民主义者卑躬屈膝的指控。因此，他对香港的革命事业发表了委婉的讲话。
香港和九龙从来就是中国的领土。我们的香港爱国同胞的一切正当权利，尤其是他们学习和宣传毛泽东思想的权利不容任何人侵犯”一在震撼世界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取得了巨大胜利的中国人民决不能容忍英国殖民主义者对自己的香港同胞进行的残酷迫害。香港的命运将由我们爱国的香港同胞和七亿中国人民来决定，而决不是由一小摄英国殖民主义者来决定。
这类言论引起了伦敦的《泰晤士报》的抱怨。“就他的言论而言已不再中听，周恩来先生咕浓着对毛主义者的教义表示赞同，而不再出面阻止北京的外交使团感到头痛的过火行为。”
“五·一六兵团”这时也加强了他们的攻势。他们在大字报里耸人听闻地写道：“向周X冰提十个问题，其一你究竟是哪个阶级的代言人？”周恩来对此进行了反击，他说：“关于‘五·一六兵团’这个反革命组织在这里我不想多谈。参加他们活动的只有那么一小摄人，这没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台湾的国民党当局也在火上浇油，造谣说周恩来在一家瑞士银行开有私人户头，因为“他现在感到不安全，所以为自己留了一条后路。竹
然而，这个“资产阶级代言人”的谈判技巧在调停地方纠纷时派上了用场。当时，位于中国中部的武汉市的共产党组织内部发生了孩人听闻的流血冲突。有两个老资格的毛主义者（其中一个是与周为敌的王力）被派去调停。但当地陈再道将军支持的群众组织逮捕了中央文革派去的王力。周恩来立即赶去解救以恢复中央的权威。
象以往一样，周恩来的策略是找出双方的理亏之处，迫使双方都作出使对方满意的让步。几天之后，陈再道将军到了北京。他被迫在一个长达九小时的由周恩来主持的中央委员会会议上为自己辩护。一个毛主义者打了陈将军一记耳光以博得江青的欢心，但周恩来厉声制止说，“我们又不是三岁的小孩子，怎么能这么做呢？“
从武汉回来后，周恩来竭尽全力去重新夺回对外交部的控制权。由于他前一段时间忙于国内事务，各省的调停工作也少不了他，这使得他的敌人接管了外交部。但他在8月份成功地，也几乎是强行地夺回了对外交部的控制权。自然，红卫兵也加强了他们对陈毅的骚扰活动。在一次批判会上，他们挂出一条“打倒陈毅”的标语，周恩来看见后拒绝进入会场，直到这条标语被取下来后他才进场。还有一次，当陈毅莫名其妙地受到围攻时，周恩来愤然退出会场，并派替卫人员保护陈毅离开会场。
但有那么几天，周恩来的外交政策遭到了灭顶之灾。好斗的中国青年激进分子对在北京的外国外交官和记者大打出手，令人又回忆起义和团的时代。最恶劣的事件是红卫兵在8月中旬火烧英国代办处并殴打代办处的部分英国官员。当周恩来得知这一情况之后立即赶往现场。他气得浑身发抖，命令红卫兵擞走。人们只见他发过几次脾气，而这是其中的一次。
6个月过后，他才觉得可以安全地去拜访英国代办约翰·丹’森，就该事件向英国道歉并保证赔偿损失。
中国南部（尤其是广东）激进的年轻人的行动也对周恩来的外交政策造成了损害，8月25日周恩来在北京对广东来的激进组织的代表说：
你们甚至比孩子还要无知。为了在你们中间搞武斗，你们抢劫作为外援运送给越南的军火。你们不仅抢手枪和步枪，还抢高射炮和导弹。这些行动不仅对我国的外援计划产生了不利影响，而且也极大地损害了我国的声誉。
接着，到了8月26日，千余名红卫兵群起围攻周恩来并把他困在办公室达两天之久。这标志着反周的活动达到了高潮。当时，据说毛泽东和林彪都不在北京，周恩来得不到援军。当时最急迫的问题是关于反对陈毅的运动，红卫兵再次坚持与周总理全面讨论这个问题。周恩来不吃、不睡、不休息地与一群接一群地轮番上场的红卫兵进行激烈的辩论，直至最后他们全部败下阵来。
这样，几小时后，他的心脏病发作就不足为奇了。（有一次，周恩来乘坐的飞机驾驶员发现周恩来的座位上放了一个氧气瓶，周恩来的护士解释说，周恩来总是随身带一个氧气瓶以备不时之需）。但他这次很快就恢复过来了。
周恩来这时仍不得不提防来自“五·一六兵团”的攻击。由王力支持的“五·一六兵团”，是一个极左组织。他们的目标是把周恩来赶下台，但周恩来的心脏病给毛泽东敲起了替钟。他站在周恩来一边反对王力，这对周恩来来说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他设法安排陈毅作了一次有些效衍性质的“检查”，使得陈毅得以摆脱红卫兵的控制。江青也不得不站在周恩来一边谙责“五·一六兵团”。
11月份，他在北京对一帮争吵不休的广东红卫兵讲话时说。“今天，我们应该有一点小民主。我们不应该再抓人了。”两个星期后，他在规劝一帮因争权夺利而辩论不休的铁路工人时说：
运输工作是一件大事。毛主席和林副主席都非常关心这件事。……有3600个车皮还闲置在那里。东北的煤和石油都无法外运。这对我国的生产和建设造成了极其严重的影响。
1968年1月，周恩来再次在公开场合大发脾气，原因是某些红卫兵妨碍了一些重要的军事装备的生产。在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和一些负责工业的部门，红卫兵抢劫枪支弹药，用于敌对派系之间的武斗。周恩来对这些情况非常痛心。他气冲冲地说，这是“把无数车该运到越南的弹药白白地浪费掉”，并极为罕见地大发脾气，叫道：“我实在是烦透了，烦透了。”
在这样一种时候发脾气是很正常的。3月份（临近他的七十岁生日），江青设法迫使周恩来最信任的跟随他几十年的誉卫员离开北京，否则就要对他进行审讯。周恩来在他离开之前请他吃了一顿饭，并紧握着他的手对他说：“注意保重身体，要经得住考脸，将来还有很多工作等着你去做。”但周恩来后来承认：“我以前很少哭过，因为我曾饱受战火的熏陶。但这次我却忍不住掉泪了。”
周恩来在保护他的朋友时不能走得太远。有一次近百名外交部的官员贴出一张保陈毅、反极左的大字很，周恩来批评他们说：“这张大字报在原则上是错误的，它是一种来自右的干扰。”同样，他在公开场合不得不对所谓的“翻案风”也表示反对。这次“翻案风”曾使得几个文革的受害者恢复了职务。如果平衡被打破，不管这种打破是来自哪个方向，这个政权脆弱的稳定性就会受到威胁。
有时，甚至周恩来自己的追随者也在无意中给他带来麻烦。4月份，广东各派红卫兵的一个联合组织（它们的联合是由周恩来促成的）在庆祝该组织成立一周年的大会上，为周恩来一年前的广东之行而向他致敬。他立即打电报去说，他只是根据毛主席的指示做了一点工作，会议上“一小部分人”借周年纪念来“突出我的名字”的做法是犯了“一个大错误……这是与文化大革命的精神相违背的，我坚决反对这种做法。”
周恩来不屑于突出个人的形象，他把这种事留给那些在政治上捞资本的大人物林彪和江青们去干。与此同时，他则顽强地为在全国范围内减少文革造成的混乱而努力工作。
但是，派仗仍在继续。倔强的红卫兵领袖蒯大富在5月份号召向敌对派别进行一次决定性攻击。他这么做的原因之一是以此作为“与周恩来算政治帐”的一个手段。
在下面的一份报告里记录了1968年7月25日周恩来在北京同广西红卫兵的一次有意义的会见。广西的红卫兵曾使连接广西与别的省以及与越南的铁路中断达两个月之久。他们还被怀疑进行了纵火以及其他各种不服从中央命令的行动，这使他们到北京去之前名声就已在北京传开了。
周恩来对他们说：“你们必须承认，尽管我们给你们打了那么多电话和电报，尽管你们二十天以前就接到了通知，你们还是中断了铁路交通，使火车不能通过柳州。你们是否真的把抢来的援越军火给私分了？“
一个红卫兵领袖承认他手下的铁路造反派抢了“4000多箱”，“我们请求原谅”，但他坚持说其余的军火是对立派“造反大军”抢的。
然后总理问，对立的两派是否能进行合作？另一派的一个发言人答道：“这件事可以办得到，但我们的安全没有保障。”
周恩来问头一个发言人：“你的黑后台是不是还在幕后指挥你？……你必须对我们讲实话。你能不能保证两边都不妨碍恢复交通？”
那个年轻人否认他曾阻碍交通，但一个官员插话说他们曾使用一个装置使火车越轨。
“对，有那么回事”，周恩来说，“要不是解放军在五十秒钟之前赶到，火车就会出事。”
那个年轻人解释说。“那是一个不懂事的学生干的。”“你说什么？，周恩来大声地说：“不懂事？这是一次反革命事件！“
周恩来接着转过去问“造反大军”的头头，“我问你，你们参加了抢劫援越军火，但你们是否能交回你们抢走的军火？你们抢了11800箱，这可不是个小数目。……你必须在一两天内交还所有的军火。你们很清楚火车上装的军火是运给越南的。……你知不知道抢去的军火是怎么分的？”
一个官员说他们抢军火是沙文主义行为，因为他们知道那是运给越南人——也就是运给外国人的I另一个官员说抢劫是经过周密组织的，因为整个行动花了不到一个小时。
周恩来追问道：“你们以为能编过我而不受惩罚？你们以为能靠撒谎蒙混过关？你们必须做两件事：第一，归还所有抢走的援越军火，第二，你们必须恢复铁路交通……保证运输杨通……”
周恩来接着说：“让我们说说桂林的问题。”当时桂林各对立派别的人都在场，他们中的一个头头赶忙主动表示他们保证他们的人将在当天下午三点钟以前撤出所占领的桂林市的一所监狱。
周恩来让他们打电话回去保证，当一派在撤离监狱时，另一派不得进行攻击。说到这，其中一派指出另一派抢了6000多支步枪。
周恩来表示：“两派的错误都不少，你们到了悬崖勒马的时候了。你们中的一些人犯了罪，现在给你们一个改正的机会。你们可以将功赎罪。。他又转过去对桂林铁路局造反派的一个人说：“是不是你的人抢走了45号机车？‘’
“只抢了一次”，那人回答说。
“哦，只抢了一次，但一次就够厉害的了！因为你们两派忙于搞武斗，不管业务，而那个火车司机是特意从齐齐哈尔调去帮忙的。你们却用机关枪威胁那个司机，抢走了机车。你们还砸烂客车车厢的门，硬开一个工具箱，拿走一把斧头。只是在我打长途电话给你们并且在一夜不睡觉的情况下你们才交还了抢去的东西。为什么你们犯了这么严重的错误还不作自我批评而宁愿去指责对方？“
周恩来不得不亲自处理诸如此类的具体事务，去抑制恶性的红卫兵派别冲突。由于红卫兵只顾追求自己的利益，不惜中断生产、运输和商业，使政府基本职能和外交工作被里于一个危险的境地。周恩来为保证政府基本职能和外交工作的正常运行进行了不懈的努力。
1968年8月，苏联人侵捷克斯洛伐克，再次引发了一场东欧危机。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内的一些人希望建立一个较为松动的政府，从苏联那里争取更多的自由。这些行动得到了中国领导人的支持，并且他们也觉得有必要强调一下苏联的好战性，以使处于文革动乱中的中国人民团结起来去保卫国家的安全。因此，周恩来立即发表声明，谴责苏联的入侵，把它称之为“苏修叛徒集团是赤裸裸推行法西斯强权政治的典型”。
也许正是由于想起了来自外部的威胁，周恩来才有勇气力求结束文化大革命。他在9月份对形势进行了一次全面的分析。他在一次群众大会上说上海无产阶级从党内走资派手中夺权以来的二十个月里，“我们终于粉碎了党内一小橄窃居高位的领导人复辟资本主义的阴谋。我们可以肯定地说，旧世界正在走向灭亡。”当时中国各省都在成立由各派革命分子组成的革命委员会，这个大会就是为了庆祝最后两个省的革命委员会成立而召开的。
从那时起直到去世，周恩来在公开场合露面时都穿着一件做工精细的毛式制服，上面别着一个不大的红色像章。像章上除了毛主席的像外，还有一句文革中特别流行的、也是他最喜欢的口号——“为人民服务”。
周恩来在文化大革命中扮演了许多种不同的角色，假如能对这一最为野心勃勃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加以正确的操纵，并使中国人将来所赖以生存的经济和科学不受冲击的话，他就会完全赞成这场使大批中共党员经受极为严酷的、触及灵魂的考验和改革。
但周恩来又是一个超级的保护者。他保护同志，保护机构，甚至保护文物财产，使之免受政治运动发展所带来的不必要的损害。他为他的同志提供庇护，但又不是不加区别，而是在自己的政治处境所能允许的范围内行事。他的替卫把他比作一棵保护了许多优秀干部的“参天大树”。如果不是周恩来运用他的影响力和政治技巧对文革的危害加以限制的话，那么，文革肯定会在历史上写下更为残酷、血腥的一页。
可悲的是，周恩来未能保护那些与他最亲近的人。1968年1o月，他的养女孙维世死于红卫兵的酷刑之下。她曾是一个倍受江青妒嫉的话剧导演。据说周恩来既无法为她说情又无法阻止此事，只是到了听到她的死讯后，才迅速派出一队医生去进行尸体解剖，但已经太晚了，——她的尸体已被火化，而所有与她的被害有关的人员也都溜掉了。
文化大革命中所发生的事是如此复杂，使人们几乎不可能对它作一个简单的分析。但是看清它的最好的方法是重新观察一下三个溶合在一起的、性质截然不同而又都刻有文革标记的现象。首先，我们看到的是一场为改变大部分党员和非党员头脑中的传统观念以及封建主义和非社会主义思想而进行的意识形态运动。这场运动的最终目标是使民主、社会主义和集体主义精神达到一个更高的水平，周恩来是这一愿望的拥护者。
后来。周恩来就是从这个意义出发，把文革解释为一个漫长过程的第一步，认为它“不可能一下子解决所有的问题”。几年后，他在与费利克斯·格林谈话时引述了毛的革命思想，并说道。“类似这样的革命应该一次又一次地进行，而且每一次都应达到一个更高的阶段，每一次都应比前一次更深入。”周恩来在这里并不是违心地讲话，而是以一个热心的社会主义者的身份讲这番话的。他在这里以他一贯的乐观主义态度假定下一次革命可以避免无政府主义和权力斗争。
从高级领导层看，这场文化大革命也可算作一场夺权的斗争。在斗争中，毛泽东依靠他与周恩来和代表军队的林彪建立的强大联盟，从刘少奇手中重新夺回了他的领导权。西方观察家一般都认为周恩来是一个温和派，但在这场特殊的斗争中，他与毛泽东站在一起。这可能是因为他更信任、尊敬毛泽东。周恩来与他亲密地共同工作了35年，而刘少奇与周恩来却不太熟悉。最后，还有一个低层次的文化大革命。这一革命发生在远离北京的地方。它打破正常的法律和秩序的限制，允许一些个人和派别进行报复活动和夺权行动。这场革命最初象是一次有益的周期性放血，但最后却演变成一场全国性的混乱，于是周恩来转而坚决反对它并在最后取得了成功。
周恩来后来对埃德加·斯诺也不得不承认：“由于工厂武斗、交通混乱、停工，使1967年和1968年的工业生产有所下降。”而降低中国人口增长的计划也由于红卫兵的随意行为而受挫。
文化大革命还造成了另一个损失——它拖垮了周恩来（如果换成一个普通的人，可能早就一命呜呼了）。周恩来再也没能恢复他往日的活力。在生命的最后七年，他本可以在国际舞台上大获成功，但他却过得相当平凡，主要忙于补救文革造成的损失。同时还要为自己在文革造成的政治地位变动中争得一席之地。
【注释】
〔1〕此处指的是傅崇碧，文革中他在周恩来的领导下，曾保护了大批老干部——译者注。
2007/09/10
第二十一章文革受困（1967—1968）
子午书屋（www.ziwushuwu.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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