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毛泽东和刘少奇之间的斗争变得激烈起来。刘少奇对巴基斯坦和缅甸进行了一次官方访问，他显然希望象周恩来那样从这类出访中获取一定的声望。
当毛泽东在广东附近休养时，周恩来在对外政策方面的自主权越来越大。在一些日共成员拜会毛泽东，希望说服他更多地与苏联合作时，出现了一种令人尴尬的情况。当时毛泽东大发雷霆，因为他的部下对他封锁消息，他是从日本人嘴里才得知中国人已经与这些日本来访者签署了一个联合公报。在公报里，周恩来保证中苏将进行合作，以援助被围困的越南。而且，苏联给越南军队的装备实际上正通过中国的铁路运往越南。毛泽东当着日本客人的面对他的手下进行责难，这时周恩来的处境似乎不太妙。可周恩来的力量就在于他是毛泽东的副手中唯一能够习惯性地避免对这类挫折作出反应的人。他不对毛泽东的全面权威发起挑战，更不加入他的反对派，而仅仅是平静地接受毛泽东的责难。
1966年5月，毛泽东发动了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周恩来在一次讲话中曾谈到文化革命的意义：
一场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社会主义文化革命正在我国兴起。这是一场意识形态领域里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激烈而长期的斗争。我们必须在所有的学术、教育、新闻、艺术、文学和其他文化领域里大力提倡无产阶级思想，批判资产阶级思想。对国家来说，也是一个关系到社会主义革命的发展问题。
5月份，文革这场戏只是在北京这个相对小的舞台上展开的。当时的北京市委由彭真所掌握。毛泽东的激进追随者们使用各种可能的手段来驱逐彭真和其他较低层的刘少奇的支持者，以便用左派来代替他们。这一活动主要是在北京大学校园内进行的。北京大学人所共知的汉字缩写为“北大”。校园里大字报铺天盖地，批判北京的形形色色的“右倾分子”。激进的青年人认为他们的行为和决定既非社会主义又不民主。既然报纸和电台在很大程度上都为那些“右倾分子”所控制，那么这些大字报就为年轻的激进分子提供了一个可供选择的传播媒介。别的学校的学生和企业里的年轻工人来到北大抄下这些大字报，然后回单位散发，因此这些“革革命者的命的革命者”的目标、战略以及他们的情绪很快就会传遍全城。
然后，红卫兵首次登上了舞台，在北京和别的一些城市里，他们围攻“右倾分子”、行政官员或企业负责人，把他们扫地出门并试图接管他们的机构。这样，“左派”取代了“右派”并向着一种更直接更彻底的社会主义航行而去。
1964年开始的社教运动此时仍在全国范围内继续进行。由共产党积极分子组成的工作队到农村去纠正一些坏苗头，尤其是纠正由于政策有利于富裕农民不利于贫困农民而造成的贫富差距拉大的问题。据说刘少奇对这次运动所持的态度惹火了毛。
6月下旬，周恩来出现在欧洲。在那里，他为中国正发生的事进行了辩解。他对罗马尼亚人说：“我们决心清除几千年来剥削阶级用来毒害人民的所有旧思想、旧文化以及旧的传统习惯，并用无产阶级的新思想和文化来取代它们。”但周恩来离开布加勒斯特时没有与罗马尼亚人签署联合公报，以表示他对东道国总理毛雷尔“不加掩饰的愤怒”，因为正如某些记者所描述的那样，毛雷尔想在中苏之间保持一种中立的政策。为欢送周恩来而举行的最后一次群众大会中断了两个小时，原因是两国总理发生了争吵。最后，周恩来取消了他的告别演说。
在阿尔巴尼亚这片更为友好的土地上，周恩来能够发表更为积极的讲话。他说中国人民正在运用毛泽东思想粉碎那些阴谋夺权的资产阶级代理人的阴谋。
周恩来回国后发现派到农村的“社教工作队”犯了一个错误，他们的工作方法过于简单，而不是以教育为主。毛主义者〔1〕以此为把柄对刘少奇展开了全面夺权行动。孙中山的遗孀宋庆龄抱怨说红卫兵毁坏了她父母的坟墓。因为他们认为那是属于“四旧”的东西。周恩来知道后进行了干预，他让人修复了坟墓并把墓碑重新树了起来。红卫兵又把矛头对准一个著名的掏粪工人〔2〕。当时他已被选为全国人大代表，显然是因为他曾受过刘少奇的庇护。周恩来质问红卫兵，“这就是文化大革命的目的吗？去攻击一个掏粪工人？”在他的干预下，这个工人从农村回到北京，并得到治疗和道歉。
这时周的很多时间是在与那些掀起了红卫兵运动的学校学生们一起度过的。
他在舞台上扮演这样的角色，鼓励学生们沿着正确的路线前进并要求他们要遵守纪律。他在北京设立了一个红卫兵联络中心，尽管此时已经明显无人能使所有这些年轻人按一个模式去思考和行动。有一天，他凌晨4点就去外语学院读大字报。他解释说：“毛主席要我进行调查，我是来向你们学习的。”他是否已考虑到他不久将为他的平静、尊严、甚至安全而与这些学生进行智力上的较量？当他在另一个学校吃午饭时，他象往常那样坚持要付钱并要求食堂开一张收据。8月份他至少接见了二十批清华大学的学生并亲自去了四趟清华大学。在左派红卫兵之间的武斗中，有三个学生被打死了，他曾试图从中进行调解，以平息此事。
有一次他冒着大雨参加清华大学批判大会。他既没打伞又没穿雨衣，只穿着他平常穿的灰制服，坐在一个临时搭起的平台的一把湿凳子上，任凭雨水打在身上，结果他身上完全湿透了。数千名淋湿了的学生齐声呼喊：“请总理打伞！请总理打伞！”
周恩来说：“你们不是送给我一个红卫兵袖套吗？既然你们在风雨中锻炼，那么让我也与你们一起锻炼吧。”
他在那里一直坐了三个小时才轮到他发言。群众显然都被他的行动所感动。最后，他领着大家一起高唱文革赞歌“大海航行靠舵手”。
但身为伟大舵手的毛泽东却担心不能在党的中央委员会得到多数人的支持，并保证以文化大革命为先导的激进政策的实施。当他的批评者妨碍他的计划实现时，他便象以往那样求助于军队。忠于他的国防部长林彪，从别的军区调部队开进北京以保证毛泽东的意愿而压倒刘少奇的追随者的反对。北京不再是“彭真的堡垒”了。毛泽东本人也在1966年8月加入大字报运动，写出题为《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发出了他特有的令人惊恐的无政府主义信息。这时，中央委员会在这些压力下，认可了这条新的路线。但这是在周恩来施展外交手腕进行谈判，制定了一系列重要而明确的对文化大革命的限制措施之后发生的。
这些限制措施就是在8月8日由一些领导人通过的所谓的“十六条”，它保证经济、政府部门，尤其是科学家将不受这一新运动的影响。这个妥协仅以微弱的多数得以在中央委员会上通过。林彪被指定为毛泽东的接班人，而毛泽东的前秘书陈伯达，当上了中央文革小组的头头。在这场斗争中，周恩来没有被清洗，他继续主持政府和行政部门的工作。
许多持观望态度的知识分子，在正常情况下是周恩来的支持者，此刻他们消除了对文化大革命的疑虑。韩素音写道：“显然，如果周恩来支持这场运动，那它就一定是正确的。”另一个评论家更精明地写道：“周恩来跟着毛泽东走，但又落后三步。”他心里一定非常清楚他在过去20年中费尽心血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政府机构仍面临着威胁。毛泽东认为政府机构已经腐化变质、故步自封，应该完全推倒重来。“十六条”能在多大程度上起作用仍是个未知数。周恩来这时采取他惯用的策略，尽可能地保护政府机构。
如果不了解中国这场不同寻常的运动的复杂性，那就无法理解此后三年里周恩来在文化大革命中命运的沉浮。在那些动荡的日子里的任何一个时刻，至少有两到三个极不相同的主要事件正在进行之中，它始于毛泽东对某些作家的攻击，然后是北京市市长受到攻击，最后是刘少奇本人。但我们在这里必须提到社教运动。由于参加社教运动的领导人认识不同，最后该运动在性质上发生了变化。上面所说的毛泽东与刘少奇在文革中的斗争就是在社教运动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同时从根本上看，权力的斗争、组合以及意识形态运动使得中国各地不同的单位企业、地区能够暂时发泄他们平时所抑制的挫折感和敌对情绪。文化大革命是一盘由混乱、讨伐、争权夺利所组成的大杂烩。因此，周恩来讲话的调子因时而异也是不足为奇的。
1966年8月18日黎明时刻，周恩来去天安门参加第一次红卫兵大集会。在这类集会中共有数达一千一百万〔3〕青年激进分子受到领导人的检阅。在这一首次检阅中，周恩来与毛泽东、林彪、江青一起，首先检阅了一百多万人的游行队伍。临近黄昏时，他乘的敞篷汽车，跟在毛泽东的车后面，检阅聚集在广场上的红卫兵。周恩来后来告诉别人：“我不得不使劲地维持秩序，把嗓子都喊哑啦。”五个星期后他的嗓子也没有完全恢复。
毛主席教导我们，搞革命要靠自己，要相信自己。我们要教育自己，解放自己，依靠自己去进行革命……我们要坚决反对那些高高在上，自以为什么都懂，脱离群众，瞎乱指挥的官僚主义者。
这些话听起来似乎表明周恩来倒是相信“十六条”将使文化大革命的目标局限在党内，而不扩展到政府机构方面，它将是一场和平的革命，国家的经济和技术活动将受到保护。但在毛泽东和他的副手们的鼓励下，红卫兵变得胆大起来了。他们开始以毛泽东的名义控制各个城市，而在这个过程中，中央委员会的一些正确的决定逐渐地被抛在一边。
周恩来对于红卫兵，没有实权，但他仍然负责向他们解释党的路线，不断提醒他们注意中央委员会制订的种种规定，例如，不能围攻或骚扰各个部机关，因为他们有工作要做。他告诉他们在写大字报时要谨慎一些，因为其中一些大字报把国家机密的详情弄得举世皆知；在出版一些非官方版本的毛主席语录时也应谨慎，因为这些出版物可能会篡改毛泽东思想；对阶级敌人的攻击应该是有限度的；他还试图阻止红卫兵扩大他们的攻击目标。
用枪去杀一个人并不困难，只要瞄准目标就能做到这一点。用拳头打伤一个人也不困难，只要你有蛮力就行……但用暴力手段进行斗争仅仅触及人的肉体，而只有通过说服教育才能触及人的灵魂。
周恩来反复强调，红卫兵应该正确地区分好人和坏人。例如，他们不应该批斗那些已改造好的、与政府合作的地主，而应该去揭露那些隐藏在城市里的地主。“必须搞清楚他们是否在进行现行反革命活动。如果能证明他们大致是老实的，我们也应给他们一个机会。”对右派分子也一样，如果他们“老老实实接受监督改造，那就没必要再惩罚他们”。
批判资产阶级，但不应该没收他们的财产；流氓应该受到惩罚，但一些支持政府的党外政治家不应受到冲击；不能去抄知名人士的家，另外，知名人士的纪念碑也不允许触犯。
那种认为当权者都是反动分子的想法是荒谬的，也是毫无价值的。在某种程度上对领导的信任感也是要有的。一个人是否革命并不是简单地由这个人的出身决定的。比如说，如果一个人被国民党封为革命者，那他就非常好辨认，但阶级出身不能作为判断一个人是否革命的唯一标准。周恩来认为“血统论”就是“宿命论”。他自己模糊的出身也成了这类讨论的话题。他认为红卫兵在招收新成员时对出身中产阶级的人不应该过于苛求。如果他们“起来反对他们出身的阶级并且表现良好的话”，那他们就可以加入红卫兵（尽管不能优先），“因为他们不能选择自己的出身。”
麻烦的是，当周恩来更多地谈及生产的重要性和一些对革命热情加以限制的不受欢迎的规定时，林彪之流却在以一种更为蛊惑人心的启示录式的形式鼓吹“炮轰党委”，打倒统治中国的“一小撮坏人”，扫除“牛鬼蛇神”等等。这正是那些赶到北京来的年轻激进分子们所渴望听到的话。周恩来的那种学校女教师式的说教被那些声音所淹没，但他仍然坚持讲解他的那一套。
在9月中旬的另一次百万红卫兵大集会上，他声称文化大革命正在产生一种象第三个五年计划伊始时实现经济上的突破所需要的革命动力。
同志们，同学们！为了促进工农业生产的正常进行，大学和中学的红卫兵和革命学生不要到工厂、企业、县以下的组织机构和人民公社去交流革命经验以及建立革命联络……工厂和农村不能象学校那样停下生产，利用假期来闹革命。……双抢季节已经到了，红卫兵应该组织起来到农村去参加劳动，支援秋收。
比起毛主义者在大街小巷每个角落吹起的号角声来，周恩来的声音显得非常不合时宜，而且也不那么中听。周恩来的这些观点使得一些最激进的学生和他们的庇护者——毛主义者中的一些二、三流角色密谋反对他。
这些人当中有一个组织是叫做“五·一六兵团”的组织。他们反对周恩来的活动在1966年的最后四个月里逐渐加剧，攻击他为“反革命两面派”。这些活动最初由科学院发起，但后来领导权转到了外语学院。一些高层人士如中央文革小组的成员王力、戚本禹也先后参加了这些活动。这两人都是狂热分子，显然他们都是毛主义者。毛泽东通过手下的林彪、江青和其他几个人对他们进行领导，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反对周恩来的行动是在毛泽东的鼓励下干的。他只不过是允许他们的激进主义得到一个发泄的机会，因为他也不能完全控制他的追随者，而且也不愿为此失去他们对文化大革命总方向的支持。
一个红卫兵后来承认：
上面要我们搜集所有那些大头头们的黑材料。指挥部给我们提供一部分文件，我们则出去找另外一些材料，诸如周恩来的讲话，会议记录，所作的报告之类的东西。我们仔细琢磨其中的每一个字，以发现我们想要的东西。对周恩来的每一次行动我们也不放过。1961年，周恩来在一次关于文学问题的讲话中说：“现在有一种不好的风气，就是民主作风不够……好多人不敢想，不敢说，不敢做……”这是不是资产阶级的个人自由主义呢？我们认为这就是资产阶级的自由主义。他还说过：“毛主席写的东西很多是几易其稿的。……伟大的政治家、艺术家对自己的作品的修改工作都是非常严肃的。”能否用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找出其中的错误呢？我们从他的讲话中抽出一些话，然后拼凑起来，得出这样的结论：周恩来必须打倒。
攻击周恩来的大字报出现在九月的北京街头，他在与红卫兵的一次长谈中提到了它们。这次谈话从9月25日晚上10点延续到第二天凌晨2点半，下面是他的话：
我今天坦率地和你们谈一谈，世界上还有哪个国家有这么自由？什么样的大字报你们都可以写。有些人甚至写了“炮打周恩来”的大字报。当然我已经知道这件事，但我并不在乎。……
有人贴出这么一张大字报……要求完全摧毁伊斯兰。世界上有许多伊斯兰国家，其中包括印度、巴基斯坦，它们的人口接近4亿。怎样才能完全摧毁他们呢？答案是：这是不可能的。……
大型集会……可能产生世界范围的影响。我们只好进行干预。上海把一万名资本家拖出去游街。中央知道了这件事，打电报给上海，表示反对，因为它牵涉的范围太广，可能影响到世界舆论。……资本家不应该被拖出去游街。因为我们国家已经很强大了。这类事情完全没有必要。……我们是要消灭阶级，但不是从肉体上消灭一个人。
周恩来批评这些青年人错误的阶级分析方法，并详细讲述了他自己的阶级出身。这在某种程度表明了他残存的负罪感：
我曾犯过路线错误，但仅此并不足以判断我是革命还是反革命。在南昌起义时（1927年）……我犯了错误，带部队去打城市而不是开到农村去，但这不是路线错误。……我在党的六届四中全会上也犯了错误，然而蒋介石还是要抓我。你能说我是不革命的吗？
这时他也谈到他的父亲——从阶级地位上看是一个小官僚，其他亲戚也是如此，“我没有孩子，只有两个侄子，一个侄子没有工作；另一个是解放军，这也解决不了他的工作问题。我虽然是总理，但对这些，也帮不上什么忙。”
他一再把话题扯回到经济问题上，“工农业和服务行业的人不能停下来不干活。不然我们吃什么？”
周恩来总理从未象今天这样繁忙。为了筹备国庆节的庆祝活动，一些年轻战士住进了中南海招待所。周恩来深夜到那里查房，替他们盖好被子。在北京饭店举行的一次没完没了的两派交锋的会议上，当双方正进行辩论时，周恩来坐在台阶上忙着吃一碗面条。当知道饭店的服务员在革命宣传鼓动下提出他们不再给客人擦皮鞋、应铃或上菜时，周恩来心平气和地作了解释。
由于那些有经验的高级行政与技术官员被狂热的红卫兵拉去批斗，进行人格侮辱、殴打甚至关押起来，政府部门逐渐瘫痪下来了。经过几个月白热化的革命之后，国务院的工作人员只剩下七分之一人仍在工作。周恩来最后伤心地说：“只有财政部长李先念被留下来帮我。”
对他来说，没有什么事是小事而不值得他费心。他带着一种显而易见的平静处理向他提出的所有要求。他尽其所能坚持处理政府的日常事务，尽管能帮助他的只是那些剩下来的空架子机构。他所处理的事从柴米油盐到人造卫星，从少数民族事务到接待外国客人，什么都有。中国的一些父母们向他抱怨说，他们的孩子被赶到了边远省份。他无例外地向他们所有的人保证要调查并解决他们抱怨的事。
他经常彻夜不眠，与学生、工人、政府官员、地方代表谈话，调解红卫兵敌对派别之间的冲突并促成他们的和解。他还命令保护具有历史意义的寺庙，防止它们被激进分子毁掉。在长途电话里他说服一个狂热分子不要毁灭花园城市杭州的历史遗产。当时住在中国的两个外国人精确地描述了周恩来的活动：
成百万的中国人相信他本人是这个巨大的国家里唯一能够解决他们的难题的人……无数的人指望他了解他们的个人困难，指望他回答他们那些诉苦的信件，或答应为他们的孩子——在华北游荡的红卫兵搞到被子。
当10月1日的国庆节到来时，周恩来仍然能够以一种不受限制的乐观语调讲话。他说文化大革命“灭掉了资产阶级的威风，清除了旧社会遗留下来的污泥浊水。”一股学习毛主席著作的热潮正在掀起。……全国七亿人民有了一个完全不同的精神面貌。但两天后，他又继续在有关文革的文件中批示，强调有关规定。
红卫兵不能进入有解放军守卫的机关，不能穿军装携带武器，因为你们不是正规军。……司法权属于法院……宣传机构、党报、新华社、广播电台不能为任何红卫兵组织所使用。
他还告诉红卫兵不要去西藏，这个禁令后来被江青轻而易举地取消了。
毛主义者现在决定要提高赌注，把文化大革命在中国社会全面铺开，否定了周恩来要求文革不去影响工人农民的恳求，8月份制定的“十六条”被抛在了一边。负责文革小组目前工作的毛泽东的前秘书陈伯达指责一些人认为文化大革命会妨碍生产，陈伯达宣称：“害怕群众就是害怕革命”，陈伯达所说的这些人显然包括周恩来在内。红卫兵报道了下面一段毛泽东和周恩来之间在10月24日的一次会议上的对话：
毛泽东说：“真正的右派分子只占总数的百分之一、百分之二、或百分之三。”
周恩来插进来说：“现在可比这要多了。”
毛泽东急躁地回答：“不管他们有多少，我们都将战胜他们。”
在讨论了政治事务之后，他们开始商量红卫兵的大串联问题。周恩来很重视这件事。
他说：“应该作些适当的准备。”说他是这个政权的管家，真是一点错也没有。
毛泽东有些恼火地问道：“有什么可准备的？在哪找不到碗饭吃？”
这就是两个互为补充的革命者之间的差异，他们当中有一个是带有普通人的那种冲动和即兴创作方面的天才；一个是沉迷于计划，象清教徒一样律己的人。
周恩来提出了一个聪明的建议，让红卫兵仿效长征，步行而不是乘火车进行他们的串联。这样既可以缓和铁路运输的紧张局面，同时又可以耗费年轻的激进分子的精力，使他们不至于造成太多的破坏。他在参加国民党的缔造者孙中山诞辰一百周年的纪念会上，发表了大胆的讲话。他痛斥上海的红卫兵闯进孙中山的遗孀的住宅。他说：“一些年轻人的所作所为简直不象话。”
但是他不得不再次被迫让步。不久林彪宣布红卫兵可以象他们批评党那样来批评政府。这就抽去了由8月份妥协而产生的“十六条”的最后一根支柱。周恩来在会上坐在一旁一言不发，脸气得通红。
这是文化大革命开始以来周恩来第一次被置于这样一种境地，他或是选择当一个殉道者，或是做一个跟不上步伐的合作者。类似的情况以后又屡次出现。很明显，这个运动已越过了此前毛泽东与其他人共同商定的界限，正是这个界限才使得这场运动不是那么不可接受。在周恩来看来，现在正在发生的事是错误的，是与社会主义的概念相对立的。它只会给社会主义脸上抹黑，而在中国人以及外国人的眼里，社会主义理想是他毕生为之而奋斗的东西。毛泽东的圈子里那些狂热分子，他们的思想深受过去中国封建时代的影响。当他们现在手中握有大权时，便任意痛斥无辜的男男女女，殴打、关押、折磨、杀害他们所讨厌的人。他们进行这些反公民的活动时毫不考虑法律程序，有时甚至把道德准则也抛在一边。
周恩来有两种选择，不过他的两种选择都受到极大的限制，因为他既缺少一群有组织的追随者，又未控制军队。他可以采取这样一种态度，要求毛泽东放弃这场运动或是使红卫兵就范，但这将使周恩来变得对毛泽东毫无用处，而且使他毫无疑义地被划到妨碍文化大革命的反对派阵营里。毛泽东的追随者里已经有人把周恩来划入反对派阵营，周恩来这么干的话将会被从他有影响的位置上赶下去，失去对政府的控制，很可能还会被红卫兵关押起来，送进监狱，受到虐待，甚至死亡也不是不可能的。
所有这一切可能会使周恩来在西方人中享有更高的声望，他将会作为一个理想主义的殉道者而结束他的一生。然而，这种不昧良心的戏剧性行为不是中国政治的传统。中国人比起欧洲人来更为现实，不那么以自我为中心。以周恩来那样的身份做出那样的姿态，这在长期习惯于专制统治的人民看来只能是无能为力或哗众取宠。
另一种可能是继续假装支持这场运动，同时努力控制它的越轨行为，减少其危害，医治它所造成的创伤。这就是周恩来选择的道路。
从那时起，作为一个官员，他耐心地坚持自己的立场，最后满意地看到事实表明他的观点是正确的。在这个过程中，大批在文革中遇到麻烦的无辜的人们以及有用的制度被挽救下来。周恩来付出的代价是不得不赞同毛主义者的纲领，并与取代被害者的那些凶手们一起在公开场合露面。为此，一些西方人从未原谅他。但是大多数中国人却牢记孔夫子的一句话“获罪于天，无所祷也。”大家都极其欣赏由于周恩来的老练，说到底，也由于其责任在肩和更为险峻的处境所产生的结果。
因为周恩来原来曾支持社教运动，因此激进派把他看作一个不可信任的机会主义者。在文革问题上，当形势变得严峻而关键的时候，他就会变成一个文革的背叛者。相形之下，开明派把他尊为这个政权所信奉的哲学中一切好的、具有建设性的东西的救星，而芸芸众生则会对他摇摆不定感到迷惑不解。
周恩来利用林彪的一次错误在毛泽东的头脑里播下了毛对林不信任的种子。
要想在毛泽东和他的妻子之间打入一个楔子则要困难得多。江青越来越公开坚持她在激进事业中的权威，使周恩来不可避免地要与她发生冲突。例如，在12月的某一天，一些江青的追随者要去逮捕彭真市长，对此周恩来宣称：“谁也不能开这样一个任意抓人的先例！”他把彭真秘密转移到一个安全的地方。但他做这类事情能否成功要取决于左派分子抓人的决心的大小。他也曾不得不违心地同意红卫兵讯问和折磨他的五个同僚，这五个人都是他领导下的高效率政府机构的中坚。周恩来曾坦率地对来访的日本人承认，在那种时候，个人将不得不根据大多数人的意见来决定自己的“进退”。文革结束后，邓小平评价说，周恩来有时被迫做一些违心的事，是为了减少文革所造成的损失。
周恩来一直没有遭到什么毁灭性的麻烦，因为毛泽东和江青都需要他。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当默默羞辱他的时候，他们也需要利用他那别人无法比拟的才能。但周恩来没能在最高层次为他的副总理、部长和副部长们寻得同样的庇护。这些人现在都忙于应付来自红卫兵方面的压力。其中一些人，比方说农业部长谭震林，不善于接受批评和进行自我批评。外交部长陈毅是另一个突出的例子。他在言行上极不慎重，极易被红卫兵抓住把柄。尽管他在工作上是周恩来的左膀右臂，周恩来竭尽全力去保护他，最终却无济于事。
这样，便开始了一个痛苦的过程。12月份的时候，他不得不让步，同意组织一个集会批判廖承志——旧学校出来的中国最优秀的外交官之一，并组织一次示威来反对他的另一个在体委工作的被保护人。那时经常出现这样的现象，如果某一天周恩来告诉工厂继续生产，并要求红卫兵不要干扰工厂的生产，第二天早晨他就会发现《人民日报》上白纸黑字写着：要象在城市所进行的事业一样，农村也要开展文化大革命，同时，工厂也要进行。
1967年，“五·一六兵团”反对周恩来的活动达到了高潮。1月6日，一个15米长的大横幅出现在天安门广场上，要求打倒周恩来。他的支持者们贴出大字报进行反击。一张大字报题为《炮打周恩来就是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另一张题目为《谁反对周恩来我们就砸烂谁的狗头》。可能是对周恩来的公开攻击引起了毛主义者领导人的担心，毛主义者的一个领导人开始出面干预此事。
但周恩来仍然被迫在这些年轻人面前为自己进行委婉的辩护：“我为党工作多年，取得了一些成绩，同时也犯了不少错误。我在晚年要努力保持我对党的一片忠心。这是我的肺腑之言。”
由于红卫兵要求批斗刘少奇、邓小平的呼声越来越高，周恩来的处境变得更为艰难了。有一次，他不顾这些要求，并坚持说：“你们可以批判刘、邓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但你们不应该要求把他们本人交给你们控制”。这时，台下响起一片诘难声。他的回答是：“我在这里代表党中央讲话，这些叫声吵得我无法讲下去。”他后来又接着说，陈毅和其他副总理一度偏离了毛主席的路线，但现在他们已经承认了错误，并在“紧跟毛主席”，在毛主席指导下进行工作，应该给他们一段时间来证明他们自己已经改正了错误。
然而，为刘少奇和邓小平说情则要困难得多，但他还是继续替他们讲话。当他把斗争目标限定为“刘邓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时，台下的一些红卫兵叫道：“打倒刘少奇！打倒邓小平！”
周恩来立即转过身去背对着听众。当口号变为“打倒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时，周恩来才转回身来面对听众。
他说：“你们刚才喊的口号是有区别的，我们应该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然而，另一个口号是有问题的……他们两个仍然是中央常委……你们当着我的面喊这样的口号使我很不好办。”
至于他自己的支持者的命运，周恩来也是心中有数的。周恩来设法把对农业部长谭震林的全面批判推迟到6月份，然而这个不幸的人不久之后还是从公众场合消失了。周恩来还用搪塞与拖延的手段，挽救了财政部长李先念和石油部长余秋里。这两个人在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毛泽东去世以后的政坛上扮演着重要角色。最值得一提的是陈毅的情况。为了保护他，周恩来先是拖时间，然后又暂时同意让陈毅接受批判，但最后又向上面求情以挽救他。他曾主持一个批判陈毅的群众大会，后来他还同意再开几个批判会，但必须由他来主持，必须事先提出具体而详细的批判内容，并且规定三个月以内只开这一个批判会。
他还指责红卫兵劫持他的铁道部长。他说：“我费尽办法来找他的下落，结果却找不到。你们这样做究竟有什么好处呢？”
1月12日，周恩来发出有关“恢复名誉”的指示，为那些被非法审讯或是被错误批判的领导人重新上台铺平道路。这在当时是很需要勇气的。
在新的一年到来的时候，还可以看到早些时候中央委员会作出的把文化大革命在中国社会全面展开的决定所带来的全面冲击。周恩来手下的政府官员现在要应付从工厂杀出来的革命造反派，而不是从学校里冲出来的红卫兵。这场革命的新的参加者有着与红卫兵完全不同的目标。例如，周恩来不得不花时间去起草和解释“关于工资问题的紧急指示”。他希望以此来满足造反派关于以计件工资制代替合同工资制和学徒制。实际上他不得不暂时回避这个问题而仅仅作些装门面的改动。幸运的是，这些新造反派都是工人，他们在工厂的有组织和艰苦工作的压力下已经学会了如何遵守纪律，因此很容易通过现存的组织渠道与他们打交道。周恩来针对他们提出了一条极其恰当的，几乎可以说是巧妙的口号，“夺权应该自下而上的进行，但是必须自上而下的根据毛主席的指示进行。”
然而如此大规模的社会动乱，不光使周恩来心烦意乱，同样也使得毛泽东感到心烦意乱。毛发现无政府状态似乎已渗入到社会的每个角落。有着顽固的地方主义思想的激进分子试图在上海创立一个巴黎公社式的政权，而别的城市更乱得一塌糊涂。为此，他决定停止所谓的“夺权”。这回自然又是军队应召而来去使所有这一切越轨行动停下来。
由于1月中旬发生了一起幸运的事件，使周恩来得以深入到新局势下的第一线。据说江青和陈伯达对人民解放军的一位主管政治工作的将军进行了批评，起因似乎是这位将军借口为了“某些安排”去见周总理而没有出席中央文革小组的一个会议。事情发生几个小时之后，周恩来在第二天凌晨召开了一个有900多名高级军官参加的会议。现在还不清楚他开会的目的究竟是为了澄清关于该事件的报告的错误还是为了替毛泽东的妻子和秘书的不慎重的言行作辩解。但毫无疑问他是在毛主义者和军方之间进行协调的关键人物，而且他也无可怀疑地借重了他的黄埔老关系，他过去的学生现在很多是遍及中国各省的军队指挥官，这种关系为他提供了一个特殊的条件。
这是军队公开介入文化大革命的一个信号。1月底，周恩来高兴地带着毛泽东的新指示出席了一个军队的会议，他在作简短的讲话时，意味着他有新的权力（尽管他还不是特别满意）。他说，党的老干部不能吃“老本”，要立“新功”，并且应该允许革命群众“先夺权”，然后再向国务院报告。（这是对周恩来的权力监督的老公式的一个颠倒）。周恩来在解释政策时比过去走得更远，但他却很清楚，他之所以能这样做是因为得到了毛泽东的同意，这使他更容易按照他自己的意愿去把握事物的细节以及对政策进行具体落实。不久他就开始行使他新获得的权力，给介入文革的部队下命令。比如说，命令部队的指挥官把部队带回军营。
林彪现在已经取代刘少奇成为毛泽东指定的接班人，革命派及大小官员的野心发展得如此之快，以至于现在难以把他们有条不紊地压下去。周恩来不得不同意一个政治新方案，要求革命造反派、军队、政府机构组成三方联合来掌权。这样就把军队干预这枚苦果巧妙地包上了一层年轻的革命派所设想的与当权者平起平坐的糖衣。
英国的中国问题专家罗德里克·麦法克尔在《新政治家》杂志中，对周恩来进行了一番描述，他写道：“周恩来象个绝妙的骑手试图骑在一匹脱缰之马的背上，并最终制服它。”另一个英国记者，《泰晤士报》的理查德·哈里斯，把周总理比为“一个裁判员，他吹着哨子到处平息事端。在中国各地的激进派与稳健派发生冲突时，他站出来制止冲突，以免耗费比赛时间。”
由于处于一种新的地位，周恩来显然变得活跃起来。在与毛泽东进行的一次关于夺权问题的谈话里（该谈话后来被红卫兵发表），他详细地阐述了自己关于对党的官员应分别不同情况，区别对待的主张，赢得了毛泽东的赞同。
毛认为，夺权后应采用不同的方法与当权派打交道，比如说在批判他们的同时，仍然让他们在监督下工作，也可以撤他们的职，但仍然让他们工作。
“这是一个好主意”。周恩来接着说：“撤他们的职，但仍然让他们继续工作，在工作中继续考验他们。这为他们改正错误提供了一个机会。如果革命造反派承担的工作量太大的话，他们将会变得被动，成为工作的奴隶。因此让一些当权派继续工作，但在工作的同时接受批判，这样更好些。”
“我们必须对这场革命的目标、它所带来的问题以及如何处理这些问题保持清醒的头脑。我们必须制定出具体的政策。现在虽然夺了权。但在一些单位内这场竞争可能会很激烈。
周恩来最后又温和地补充了一句他真正感兴趣的话：“此外，我们必须注意抓革命、促生产。”
到2月份，周恩来再次抱怨政府工作无法进行，因为如此众多的官员成了文革的牺牲品，以至于不得不让低级职员来干行政领导工作。他的睡眠时间进一步压缩，他经常连续工作三十小时，甚至更长的时间。他经常错过吃饭的时间，或者只吃一小碗粥和一些剁碎的蔬菜，这样他可以边吃饭边工作。他明显地消瘦下来。后来医生发现他患有心脏病，但没有任何人能阻止他工作，甚至邓颖超的亲自请求也不行。
因此，他身边的工作人员在2月30日开始对他进行“造反”，他们在他的门上贴了一张大字报，内容是：
周恩来同志：
我们要造你一点反，就是请求你改变现在的工作方式和生活习惯，以适应你的身体变化情况，从而你才能为党工作得长久一些，更多一些。这是我们从党和革命的最高的长远的利益出发。所以强烈地请求你接受我们的恳求。
当周恩来的夫人看了大字报后，她在“改变”两字下面划了一道红杠杠。两天后，经过与邓颖超商量，他的工作人员又写了一张“补充建议”，把它贴在门上的大字报旁边。他们在“补充建议”里要求他减少夜间工作，在做完一项工作以后，“不要接连工作”，对每日的工作安排，“应该留点余地，以便处理临时急事”；避免出席会议之后立即会见客人，以便能够“喘息”一下；缩短会见时间，以使人们在会见时说话简短一些。
第二天，为了表示对工作人员意见的重视，周恩来在大字报下面，工整地写上“诚恳接受，要看实践”八个字。他其实根本没打算去履行。
三个月以后，他的侄子和侄女来看他，责备他说：“你的行动达不到同志们的要求。”“你应该象他们所说的那样去做，否则你就不是‘造反派’的真正支持者。”但周恩来却避而不谈这个问题。
此外，他还试图尽可能地减少红卫兵引起的混乱对外交政策造成的影响。在就健康问题与他的工作人员交换意见的那几天里，他去外面出席一个盛大的群众集会，并发表了讲话。他在讲话中抗议苏联干扰中国驻苏大使馆的工作。红卫兵把在北京的苏联大使馆包围了两个多星期，以报复苏联的行为。两国间的外交关系的破裂迫在眉睫。周恩来主张节制，他表示不应有过火行动。当红卫兵不顾禁令，试图冲击苏联大使馆的院子时，他马上赶去用喇叭劝说他们不要这么干。两天以后，红卫兵解除了包围，一场严重的外交冲突才得以避免。几天后，周恩来在同造反派们谈到国防工业时说：“财政、外交、国防工业等部门的行政机关属于中央领导，不许在这些部门夺权。”
2月中旬，他主持召开了一个有党、政、军负责人和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参加的碰头会，讨论革命和生产问题。谭震林当时已经差不多忍无可忍了。他在会上谈到自己如何为在文革中碰到的事而伤心痛哭。他终于忍不住而大发脾气。他说：“你们的目的，就是整掉老干部，把老干部一个一个打掉。连参加革命四十多年的老革命也让你们弄得妻离子散。”说完，他抓起他的外套和公文包就向大门走去，一边走，一边说他再也不能忍受下去了。周恩来耐心地把他叫回来，但他发的这一通脾气，使得别的领导人也公开地对毛主义者的做法进行谴责。
在这次会上，当周恩来问毛泽东的前秘书陈伯达是否看过党的理论月刊《红旗》杂志上刊登的一篇文章的清样时（这篇文章号召全面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该文章发表后，为红卫兵的暴力活动开了绿灯），陈伯达回答说没有看过。
“那你为什么不让我看看？”周恩来厉声说：“这是一个极其重要的问题。”如果陈伯达没有时间看这篇文章，他应该把文章转给别的领导人看，这样就可以避免下面各单位任意解释政策。
对周恩来来说，加强集中制与“发动群众”是息息相关的，不应该强调一面而忽视另一面。1967年初，他在一次延续40天的马拉松式的辩论会上斥责红卫兵要对煤炭部长张霖之的死负责。他对他们说：“你们自己也不会容忍被下一代拖着在大街上走。”当周恩来看到这位部长被折磨致死的照片时，据说他似乎心凉了一半地惊呼：“这叫我怎么向党中央解释？这些同志都死得不明不白呀！”他还直率地说，在彭真市长的脖子上挂上写有他的罪状的牌子以此来嘲弄他是错误的。在谴责这种公开羞辱老干部的做法的时候，他是在含蓄地指责明显偏袒这种做法的林彪。
“五·一六兵团”继续用大字报攻击周恩来。但是3月中旬有人出来维护周恩来，把他称为毛泽东“最亲密的战友”。在一次会议上，周恩来再次支持毛泽东，保证了毛泽东的政策得以通过。他再一次（但这一次是当着陈伯达的面）对农民说，春耕比夺权或革命更重要。他又当着江青的面对红卫兵说，他们应该回学校去。
你们已经为文化大革命立了大功。不管别人怎么批评红卫兵的过火行为，也不能抹煞红卫兵的丰功伟绩。……我们希望你们在复课的同时开展整风运动……你们要自己教育自己。
4月份，周恩来试图调解敌对各派之间的冲突。他当时面临这样一种局面，即十几个省的敌对派别之间的谈判没能达成任何协议，而另外七个省的敌对派别之间的谈判还没有涉及任何实质性的问题。如果周恩来有野心的话，那么现在是他夺权的最好时机。被文革搞得心烦意乱的将军和政府官员中的大多数人将乐于聚集在他的周围，努力重建国家的政治机构。但周恩来天生不愿意追求显赫的地位。因此，他仍呆在他原来的位置上，公开地做一个吃力而不讨好的联络员，从而保证毛主义者、军队及未被扫地出门的政府官员之间的最低限度的合作。
攻击周恩来的大字报仍在继续出现。4月中旬召开的红卫兵代表大会发出了一个特别指示：“周恩来总理是毛主席亲密的战友，你们不应对他有任何怀疑。贴大字报攻击周总理将被视作反革命行为。”但是最坏的情况还在后头，周恩来这时面临着自文革开始以来一直没有遇到的危险。换句话说，他的生命安全掌握在毛泽东发动起来的年轻的激进分子手里。
【注释】
〔1〕作者使用“毛主义者”这个词说明他对中国政局和国情缺乏正确理解。为使读者了解西方作者的观点，仍照译——译者注。
〔2〕此处指的是全国著名劳动模范时传祥——译者注。
〔3〕原文如此——译者注。
2007/09/10
第二十章文革之初（1966—19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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