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一四）领导治水，造福人民
“其功不在禹下”
一九四九年十一月，中央人民政府成立还不到两个月，周总理接见了以当时水利部部长傅作义、副部长李葆华为首的解放区水利联席会议的部分代表。总理说：“战争尚未结束，国家正在草创。”他用“大禹治水，三过其门而不入”的故事，勉励水利工作者要为人民除害造福。总理对水利工作者的期望，使大家看到党中央的重大决策：在草创国家的蓝图中，治水将是一项重要的内容。
这项决策不是偶然的。就在人民政府成立的前夕，一九四九年夏季，长江和淮河的堤防决口，江、浙、沪的海堤在台风袭击下几乎全线崩溃，千百万灾民嗷嗷待哺，全国的粮食供应十分紧张。作为中国革命胜利后第一届人民政府的总理，将如何解决中国人民的吃饭问题呢？
一九五○年八月二十四日，周恩来在中华全国自然科学工作者代表会议的讲话《建设与团结》中，全面答复了这个问题。他说：“在国家建设计划中，站在科学家的岗位上，我们开始做些什么呢？不可能百废俱兴，要先从几件基本工作入手。谈到基本工作，他着重谈了农业方面。他说：“首先是实行土改，解放生产力，然后求得发展。中国本不是缺粮的国家，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压迫和剥削，从根本上破坏了中国的农村经济。现在进行的土改，就是要使农民从旧的生产关系桎梏中解放出来。这项工作需要两年左右时间。配合土改，我们要着手做以下几件工作。第一，兴修水利。我们不能只求治标，一定要治本，要把几条主要河流，如淮河、汉水、黄河、长江等修治好。”总理最后鼓励科学家们：“从新民主主义开步走，为我们自己和我们的子孙打下万年根基，‘其功不在禹下’。大禹治水，为中华民族取得了福利，中国科学家的努力，一定会比大禹创造出更大的功绩。”
周总理的分析是有科学根据的。由于中国特定的自然条件和历史发展过程，中华民族的发展是与治水分不开的。至今，在我国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国土中，约有一百万平方公里的面积依靠江河湖海的堤防保护，经常处在水灾的威胁下，而这些正是我国人口最集中、工农业最发达、各大城市所在的地区。旱灾更是普遍威胁全部国土。因此，在我国历史上，治水往往成为能否安邦定国的重大课题，大禹治水的传说就是反映了中华民族长期以来的要求和愿望。
周总理在任的二十七年中，他亲自领导我国的水利事业，指挥我们治水。他的足迹，遍及我国的江河。每一个时期水利工作的方针任务，每一条大江大河的治理，都是总理亲自主持审定。在“文革”前，每年制定经济发展计划时，他都要另外安排时间，听取水利工作的汇报。他说：“水利计划很复杂，要专门研究。”即使在“文革”那样艰难的岁月，许多重大的水利水电工程，在总理的直接主持下，仍能及时做出正确决策。由于他的领导和支持，我们才有条件克服各种干扰挫折，避免一些重大失误。现在，我国的主要江河，已初步建成具备一定标准的防洪体系，灌溉面积从解放初的二亿多亩发展到七亿亩，水力发电从解放初的十六点三万千瓦发展到二千七百多万千瓦，机电排灌设备从解放初的九万多马力发展到八千多万马力。可以说，江河面貌和农业生产条件发生了根本改观。人民政府确实解决了百余年来历届中国政府所未能解决的中国人民的吃饭问题。
蓄泄之争
大地接受的降雨量是不均衡的，河流输送的径流量也是不均衡的，这在全世界都如此。在我国，由于受季候风的影响，水资源在时间和空间分布的不均衡更加显著。旱则赤地千里，河流干涸；涝则洪水泛滥，一片汪洋。因此，在中国历史上，治水就有蓄泄之争。传说中，鲧是主张堵水的，失败了；其子禹改用疏导，将水送入大海，成功了。
一九五○年淮河大水之后，毛泽东同志作了根治淮河的指示，这是新中国第一次对一条河流提出根治。如何达到根治？在周总理主持的治淮会议上，就发生了蓄泄之争。总理运用现代科学技术的观点，提出了“蓄泄兼筹，以达根治之目的”，作为治淮的方针。因为，单纯地蓄或单纯地排，都不能全面达到除害兴利的要求。蓄泄兼筹的方针，准确地表达了治水的自然辩证法，结束了治水的历史争论。对淮河适用，对其他河流也适用，这本来是很容易为大家所理解和接受的。
但是，一九五七年以后，在“左”的思想的弥漫下，淮河流域个别地方领导提出，为了除害兴利，应当把水统统拦蓄起来，并总结为“蓄、小、群”的“三主”方针（蓄水为主、小型为主、群众自办为主），甚至提到两条路线的高度，把根据蓄泄兼筹方针制定的治淮规划，戴上“排、大、国”（排水为主，大型为主、国家举办为主）的帽子。这种错误提法，被当作治水的唯一正确方针，在全国推行。从一九五八年到一九六○年执行的结果是，在淮北平原和冀鲁豫平原上，片面强调蓄水灌溉，不注意排水，甚至层层堵水，造成了严重的涝碱灾害和地区间的水利纠纷。到一九六二年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这个矛盾激烈地暴露了出来。这时，周总理责成我们一些有关负责人亲自去现场查勘，听取干部和群众的意见。回京向他汇报后，总理召集了有关的省委书记开会，纠正瞎指挥的错误。总理尖锐指出：“我问过医生，一个人几天不吃饭可以，但如果一天不排尿，就会中毒。土地也是这样，怎能只蓄不排呢！”接着，他把违反科学的“满天星”、“葡萄串”等等水利措施，都作了科学的澄清。在周总理的主持下，经过大量的艰苦工作，才逐步纠正了前一段时间的瞎指挥，使水利重新走上健康发展的道路。
在这个基础上，周总理又引导我们进一步调查研究，总结经验，克服思想上和工作中的片面性。我们在一九六五年八月提出了水利工作二十条讨论稿，向他汇报。当时的情况是：以蓄为主的片面性，已在实际工作中得到纠正。为了避免在治水方针的提法上引起混乱和争论不休，我们提出一个第三个五年计划期间水利的工作方针，建议为“大寨精神，小型为主，全面配套，加强管理”。这是为了纠正当时实际工作中重大型、轻小型，重骨干、轻配套，重兴建、轻管理，重工程、轻实效的“四重四轻”的偏向。总理肯定了这个方针，并在最后加上“水利工作要更好地为农业增产服务”。这个方针在一九六五年九月的全国水利会议上讨论通过后，受到广大干部群众的欢迎，大家简称为“大、小、全、管、好”的“三五”方针。大家以为，今后可以一心一意地向前进，再不纠缠于“三主”方针的争论了。
谁知在“文革”中，蓄泄之争又重被挑了起来。部分不明真相的群众认为我们是以“三五”方针抵抗“三主”方针。一部分好心但不了解过去历史经验的同志，要求我们恢复“三主”方针。总理指示当时水电部军管会的同志：“这个问题很复杂，不要展开辩论了。”以后，在一九七○年全国计划会议讨论的第四个五年计划文件中，周总理将“蓄、小、群”的三主方针，改提为“小型为主、配套为主、社队自办为主”。这个文件报经毛主席批准后，这场风波才算平息下去。
在治水工作中，周总理曾不止一次地引导我们，排除“左”的干扰。一九五八年浮夸风盛行时，有一个省的领导宣传已解决了全省的水土流失问题，周总理带领我们，坐直升机视察了一段路程，看到下边荒山秃岭依旧，他感慨地对我们说，看水土保持，要坐飞机看全貌，不能光看典型。在“大跃进”中，由于忽视质量，一座大水电站工地发生事故，总理针对当时一些地方的瞎指挥风，嘱咐我（即钱正英——编者注）说：“你是共产党员，应当做到又红又专，遇到这种情况，别人不敢讲话，你应当讲话。”一九五九年秋，在“反右倾、鼓干劲”的高潮中，我们也头脑发热，在十月召开的全国水利会议上，曾设想提出在三年内基本解决水旱灾害的口号。当我们拿着文件草稿向总理汇报时，总理哈哈大笑说：“三年内要基本解决水旱灾害？太积极了一点。”经周总理再三说服，我们修改了这个口号。
改建三门峡
黄河，是世界上含沙量最多的河流。它从中上游的黄土高原，每年挟带十几亿吨的泥沙，部分输送入海，部分在下游河床淤积，使黄河下游形成高出地面的悬河，全靠两岸的大堤约束洪水。在历史上，黄河经常决口改道，洪水泛滥所及，北至天津，南至淮阴，不但造成广大人民生命财产的损失，并且淤塞破坏了北岸海河、南岸淮河的水系，因而被称为“中国的忧患”。
为了控制黄河洪水、开发黄河水利，新中国成立后，聘请外国专家协助，在一九五四年编制了《黄河综合利用规划技术经济报告》，并建议三门峡水利枢纽为第一期工程。国务院据此在一九五五年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提出《关于根治黄河水害和开发黄河水利的综合规划报告》，经审议通过。由于我国当时缺乏修建大型水利工程的经验，三门峡委托外国设计。当时的规划思想是，黄河泥沙采取拦蓄为主的方针，首先以三门峡巨大的库容拦蓄，同时大力开展水土保持工作，设想能大量减少泥沙来源，从而维持干支流水库的寿命。根据这个规划，三门峡的设计蓄水位是海拔三百六十米，相应库容六百四十七亿立方米，水库的回水末端到达西安附近，关中平原需大量移民。
三门峡虽已于一九五六年开工，但是它的设计方案越来越引起疑虑，陕西省同志要求重新审议。一九五八年四月，周总理约请彭德怀和习仲勋同志，在三门峡工地重审设计。经过讨论，大家认为拦泥措施不可靠，对淤积的预计没有把握，移民任务太大。为了充分留有余地，周总理果断地决定把原方案改为：大坝按三百六十米设计，三百五十米施工，初期蓄水位降为三百三十五米，以限制回水末端的影响，并减少移民数量。
一九六○年，三门峡大坝建成蓄水。实践证明，修改原设计是完全必要的。泥沙淤积情况比原设计要坏得多，淤积部位迅速向上游延伸，形成“翘尾巴”。虽然已降低了蓄水位，但如任其发展，仍有可能威胁西安。这时，各方面议论纷纭，莫衷一是。有的全盘肯定，认为应按原规划继续在上游支流修拦泥库；有的全盘否定，认为只有废除三门峡枢纽甚至炸掉大坝才是出路；有的提出了各种改建方案。
一九六四年十二月，周总理亲自主持，在北京召开治黄座谈会，邀请持有各种意见的专家参加。总理每天与会，倾听大家的发言和辩论，并多次找王化云等主管同志，个别征求意见，酝酿研究对策。会上多数同志认为应将三门峡彻底改建，但又顾虑政治影响不好。周总理教育大家，要有彻底唯物主义的态度，有了错误就要彻底改正，这样才能真正解决问题。最后，总理批准了三门峡工程的第一期改建方案。这个方案对原设计作了根本修改，改原来的蓄水拦泥为滞洪排沙，即在大坝左侧增建排沙隧洞，汛期多沙时如无防洪需要，应完全打开闸门，排水排沙，冬季少沙时为了协助下游防凌（汛）可适当蓄水，并拆除原来的高水头水轮发电机，改为低水头发电。这个方案简称为“蓄清排浑”。一九六八年完成了第一期改建，效果显著。一九六九年起进行第二期改建，于一九七三年完成，基本上解决了三门峡库区泥沙淤积“翘尾巴”的问题。
周总理为了研究三门峡工程的有关问题，曾三次去现场调查研究。当我们被交相指责的时候，总理和我们一起承担困难，并鼓励我们：“历史是发展的。黄河在旧中国不能治理。我们要摸索规律，认识规律，掌握规律，不断地解决矛盾，总有一天可以把黄河治好。我们要有这个雄心壮志。”在治黄座谈会总结时，总理要我们送给与会同志每人一本《毛主席的四篇哲学著作》，希望大家学习运用毛泽东哲学思想，分析和解决治黄问题。确实，中国的泥沙专家们，通过反复试验研究，反复实践总结，大大提高了对泥沙冲淤规律的认识，并创造了一套在多泥沙河流上控制运用水沙的方法。一九八○年在北京召开的河流泥沙国际学术讨论会和一九八二年在巴西召开的世界大坝会上，我国学者的论文受到世界同行的重视。一九八三年，联合国科教文组织决定在北京与我国合办国际泥沙培训中心。我国的泥沙研究已走在世界前列。
一九七三年，周总理在重病中看到三门峡改建成功的报道，还曾要人打电话问我是否属实。今天，当黄河治理开始走出一条路子，当我们制定下一阶段的治黄规划时，敬爱的周总理，我们多么希望您能再听听我们的汇报啊！
华北抗旱
华北的洪水和干旱，一直挂在周总理的心上。
一九五○年，在治淮的同时，总理主持批准修建永定河上的官厅水库，以控制永定河的洪水，并作为首都工农业的水源。一九五八年，周总理高瞻远瞩，根据北京地区日益增长的用水需要，亲自视察后毅然决定修建潮白河上的密云水库。在他的直接关心和支持下，密云水库建得又快又好，仅用两年时间就建成蓄水，不但控制了潮白河的洪水，并且成为首都的主要水源。以后，又陆续在海河的支流漳河、滹沱河、大清河南支，修建了岳城、岗南、黄壁庄、王快、西大洋等控制性水库。一九六三年，海河流域大水后，周总理亲自主持审定了海河规划，决定在下游开辟排洪入海的新河。这些规划深得群众的拥护，在“文革”中都没有中断实施。现在，这些水利工程已初具规模。
在洪水威胁缓解后，干旱成为华北地区的突出问题，仅仅依靠水库拦蓄地表径流，还不足以满足华北的洪水问题。一九六六年二月，华北旱情严重，周总理亲自主持北方抗旱会议，指出：北方抗旱是长期的事情，要做长远打算。会后，总理召集国务院会议，提出由各有关领导分别任各省抗旱组长，要求持续不断地把抗旱工作抓下去，并以抗旱工作推动整个农业的发展，解决北方的粮食问题。他和大家商量：“富春同志，你任辽宁省组长；先念同志任河南省组长；山西的旱情最重，谭老板（震林）去怎样？秋里去陕西；（林）乎加是山东人，去山东吧；我自告奋勇，任北京和河北省两个组长（当时天津属河北省）。”会后，总理就研究了北京的抗旱。当年三月，邢台大地震后，总理率队亲自视察了河北的旱情和正在施工的岳城水库，对治理海河和河北抗旱作了认真的调查研究。可惜到五月以后“文革”开始，一切工作都停顿了。
一九六八年，当激烈动乱中刚出现一点可以工作的机会时，在周总理主持下，国务院全面部署了华北地区打机井的工作，并以此作为扭转南粮北调的一项重大战略措施。以后几年，不管政治形势多么动乱，由当时主持国务院日常工作的李先念、余秋里等同志具体安排，每年以三三十多万眼机井的速度持续建设。这是在华北平原上一项宏大的农田基本建设，国家在计划中给予资金补助，并提供设备材料，受到广大农民的热烈拥护。现在，华北大地上已有近二百万眼机电井，一亿多亩耕地提取地下水灌溉，大大改变了十年九旱的农业生产条件，加上化肥工业的发展，使粮食产量大幅度增长，扭转了中国历史上长期的南粮北调局面，并推动了农村机械化和电气化的发展。
治理长江
一九五八年二月末，周总理率领大批干部和中外专家，乘船从武汉到重庆，视察长江，历时一周。同行的领导干部有：国务院副总理李富春、李先念，湖北、湖南、四川三省的领导同志，以及国务院有关部委的领导同志。一路上看了荆江大堤、三峡坝址，听了沿江地方党政负责同志的汇报，还在船上进行了治理长江和有关三峡的讨论。三月五日船抵重庆，六日总理在重庆做了讨论总结，这就是为中共中央成都会议《关于三峡水利枢纽和长江流域规划的意见》所做的准备工作。
早在解放初期，长江荆江大堤的问题就提到中央人民政府的议事日程。荆江，是指长江出三峡后进入两湖（湖北、湖南）平原的河段。荆江大堤是指从湖北江陵县枣林岗到监利县全长一百八十多公里的长江北堤。在古代，长江出三峡后，洪水在北岸的云梦泽和南岸的洞庭湖，分流调蓄，然后进入下游。经过相当时期，长江洪水挟带的泥沙，使云梦泽和洞庭湖都淤出大片土地，人民就在这些土地上围堤筑垸，垦荒种植。到明代以来，北岸建成荆江大堤，云梦泽和长江完全隔断，逐渐变为江汉平原。洞庭湖虽然还保留调蓄作用，但由于淤积和围垦，容积也日益缩小。荆江大堤作为江汉平原的屏障，洪水威胁严重，形势十分险峻，清代曾多次溃口，造成严重灾害。一九五一年，在周总理主持下，决定在荆江大堤对岸修建荆江分洪工程，用公安县的一部分土地分蓄洪水。一九五四年长江发生大洪水，荆江分洪工程发挥了预期效益，荆江大堤得保安全。但在历史上，曾出现过比一九五四年更大的洪水，单靠荆江分洪工程还不能解决问题。
在长江两岸，受洪水威胁的土地共约九千万亩。一九五四年，除武汉市围堤、荆江大堤和其他少数围垸勉强保住外，全江受淹耕地四千七百多万亩，受灾人口一千八百多万，京广线一百天不能正常运行，是建国以来最大的水灾。因此，长江防洪和黄河防洪一样，都是关系国家大局的问题。
在黄河上可以修建三门峡水库控制洪水，在长江上也可考虑修建三峡水库控制洪水。民国初年，孙中山先生曾提出开发长江三峡水资源、改善长江航运的设想。抗战胜利前后，国民党政府在美国专家协助下，提出修建三峡工程的方案。毛主席非常重视这个问题，周总理正是带着这个问题视察长江的。视察后的基本结论是，肯定三峡工程在长江流域规划中的主体作用，但由于规模特大，涉及防洪、发电、航运和移民等各方面的问题，需要考虑各种因素和修建条件，慎重决定上马时机。为了尽快地开始治理长江，在那次视察中决定先修建汉江的丹江口水利枢纽。汉江是长江中游洪水为害最大的支流，而且直接威胁武汉。一九三五年汉江大水堤防溃决，死亡八万多人。丹江口水利枢纽可以基本控制汉江的洪水，并有发电、灌溉、航运之利。这个工程于一九五八年冬开工，克服很多困难，于一九六七年建成。一千九百七十四和一九八三年，汉江都发生大洪水，由于丹江口水库将汉江洪峰流量削减了百分之四十和百分之六十，免除了下游的洪灾。
一九五八年以来，周总理受中央委托，一直亲自领导长江流域规划和三峡的前期工作。一九七○年，在丹江口水库建成后，我们建议先上三峡下游较小规模的葛洲坝水利枢纽，以解决电力发展的需要。周总理主持研究后，同意这个建议，并认为葛洲坝工程可作三峡的实战准备。他把这个意见和当时存在的不同意见即先上三峡的意见同时报送毛主席，毛主席批准了先上葛洲坝的意见。但是，在当时那种动乱形势下，下边一听到毛主席批准，就自行放炮开工，根本没有报批设计，形成严重失控。我于一九七一年初从国外访问回来后，即受命去工地检查工作，发现设计方案还存在严重问题。周总理连续听了几次汇报，决定修改设计。但在边设计边施工的情况下，工作越来越被动，施工质量也发生严重事故。这种状况对于这样一个大型工程，实在是不能允许的，可是由于已经宣布开工，谁也不敢设想把工程停下来，真是骑虎难下，进退维谷。总理了解到这个情况后，在一九七二年十一月，抱病召集会议，听取我的汇报。从下午三时一直开到晚上九时，护士一次一次地给他送药，其他领导同志一遍又一遍地恳求他休息，但是问题没有议透，认识没有统一。最后，总理责成有关方面的九位同志，由当时不同意先上葛洲坝的同志主持，重新讨论葛洲坝应该上还是下，负责向中央提出报告。经我们九人充分讨论后，一致认为，葛洲坝工程的问题是没有按基建程序办事，勘测设计工作太粗，投资估计过低，施工准备不足；把上述因素充分考虑后，它的经济效益还是好的，也有把握可以建成，因此提议在做好设计的基础上继续建设。总理同意这个意见，果断地决定立即停工，重新设计，在批准设计后才能复工。总理指定上述九人组成葛洲坝工程技术委员会，以林一山同志为主任，负责制定设计方案和解决建设中的各项技术问题。
一九七四年九月，在谷牧同志支持下，审查了设计方案，经周总理批准，葛洲坝于一九七四年底重新开工，从此工程进展顺利。一九八一年初截流成功，六月第一期工程开始通航发电，第二期工程从去年起已有五台机组开始发电。从一九八四年起，葛洲坝的年发电量已居全国水电站的首位，有力地支持了华中地区的经济发展。
当周总理批准葛洲坝复工时，他已经进行了癌症的第一次手术。当葛洲坝截流成功之时，周总理已永远离开我们了。实践证明，总理关于葛洲坝停工整顿的决策是完全正确的，没有当时的停工，就不可能有以后的胜利。实践也将证明，周总理关于把葛洲坝工程作为三峡工程实战准备的决策是正确的。
（一一五）心忧荆江之险
心忧荆江之险酝酿分洪工程
长江流经湖北枝城至湖南岳阳附近的城陵矶这一段，被称为荆江。其中，又以湖北公安县藕池口为界，分为上荆江和下荆江。长江穿越峡谷奔腾而来，一到这里，由于地势平坦，河道弯曲，水流宣泄不畅，加之上游洪水又常与清江、沮漳河、洞庭湖及湘、资、沅、澧四水顶托，荆江汛期水位常高出堤内地面十多米。如果沿江大堤发生溃决，洪水便以高出地面十米以上的势头倾泄而下，不仅荆北广大地区尽成泽国，长江还有发生改道的危险，从而造成毁灭性的灾难。所以人们常说：“千里长江，险在荆江”。在一千八百六十、一千八百七十、一千八百九十六、一千九百三十一、一千九百三十五等年荆江曾数次发生大洪灾，给人民生命财产造成了重大损失。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由于荆江大堤一度出现险情，心忧人民的周恩来在抓治淮的同时，开始了对荆江治理的思考。
一九五○年十月，中南局代理书记邓子恢向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汇报了荆江分洪工程设计方案。毛、周、刘亲阅了工程设计书，并派人向长江水利委员会主任林一山询问了一些具体情况。
两个月后，周恩来主持召开了政务院第六十七次政务会议。水利部长傅作义作了《中央人民政府水利部关于水利工作一九五○年的总结和一九五一年的方针与任务》的报告。报告中指出，长江最近几年的治理，应以荆江防洪工程为重点，“荆江容量不能安全承泄川江最大洪水来量，应测勘研究分洪蓄洪方案，并推进准备工作”。会上，周恩来特别指出，长江的沙市工程，即荆江分洪工程，在必要时，就要用大力修治，否则，一旦决口，就会成为第二个淮河。
荆江分洪工程需要湖南、湖北协力合作，周恩来十分重视两湖的意见。一九五○年冬，他给邓子恢写了封信，谈到明朝一代名相张居正是湖北江陵人，主张荆江分洪，认为长江水多不能向北淹，往洞庭湖流问题不大，并指出不能搞本位主义。他要水利部党组书记兼副部长李葆华持他的亲笔信去武汉找邓子恢，请邓召集中南局会议征求意见，并向湖北张难先、湖南程潜等做说服工作。李葆华到武汉后，邓子恢很快就召集了中南局会议。会上，李葆华传达了周恩来在给邓的信中谈到的兴修荆江分洪工程，避免水淹武汉的意见。邓子恢根据周恩来的信，分别找程潜和张难先谈话，初步取得了两湖相近的看法。
召开各方会议调解两湖纠纷
长江上游来水在进入荆江河段后，每年均有相当一部分水量要经过南岸的松滋、太平、藕池、调弦四口分流入洞庭湖调蓄，与湖南的湘、资、沅、澧四水汇合后，复由城陵矶注入长江。因而形成了复杂的江湖关系，即一方面江水不能不通过洞庭湖调蓄，另一方面江水在入湖调蓄时所携带的大量泥沙必将导致洞庭湖的淤积和萎缩。近百年来湖区围垦又人为地缩小了洞庭湖的自然面积，减弱了洞庭湖的调蓄能力。长江水利委员会提出的荆江分洪工程方案，包括荆江大堤加固、进洪闸、节制阐、拦河土坝、围堤培修以及安全区等工程项目，分洪区位于荆江南岸，公安县虎渡河以东，安乡河以北。外围自太平口沿长江干堤至藕池口，折向西南抵虎东干堤，再沿虎东干堤至太平口，成一袋形，总面积九百二十一平方公里，有效库容五十四亿立方米。对上述方案，湖北持积极态度，湖南则有些顾虑。有人说，荆江分洪工程搞得不好，湖南出了力，就等于自己淹自己。一九五一年长江水利委员会在修堤费里积了点钱，把分洪区原先群众修的老堤戴了个帽帽，加了个埂埂。对此，有的地方负责人就向毛泽东写信，力陈长委会的做法损害了洞庭湖滨湖地区群众的利益。
在这种情况下，周恩来指示水利部安排两湖有关人员来京召开荆江分洪工程会议，以解决问题。
荆江分洪工程会议于一九五二年二月十七日至十九日，开了三天。会上，两湖对荆江分洪工程完成后既能保障荆江大堤的安全，也能减轻对洞庭湖的威胁，有了共识。但对长江发生特大洪水是否分洪，如果分洪，如何能免除对湖南的威胁，存在着争论。
二月二十日，周恩来亲自召集水利部部长傅作义，副部长李葆华、张含英，技术委员会主任须恺等以及两湖来京人员开了一个会。周恩来反复询明各种情况后，先表扬湖南方面的有关同志曾经写信给毛主席，关心滨湖群众利益。紧接着即说：“荆江分洪工程是毛主席批的，怎么到现在还没有开工？”并严肃批评：“毛主席批的工程，中南局、湖北省委、水利部、长委会都置之脑后，不负责任。”这里体现了周恩来深入细致的工作作风和不凡的领导艺术。如果当时对湖南采取简单粗暴的压服态度，显然只能激化两湖矛盾，无助于问题的解决。
二月二十三日夜，周恩来向毛泽东和中央写了关于荆江分洪工程会议情况的报告。他在报告中指出：“如遇洪水，进行无准备的分洪，必致危及洞庭沿湖居民，如肯定不分洪则在荆江大堤濒于溃决的威胁下，仍存在着不得已而分洪的可能和危险。这就是两省利害所在的焦点。”并说：“经反复研究并询明各种情况，得知中南对于这样大事于中央决定后只在政治报告会上做了一次传达，并未作任何切实的布置，亦未召集两省有关人员及负责同志开会商讨，便轻易地交给长江水利委员会去进行，同时两省负责同志对此事也未引起应有的注意，群众中除移民的部分外更不知道这件事”。周恩来还附上了由他主持起草的《政务院关于荆江分洪工程的决定》初稿，并说明“这一决定是我当场征求了各方有关同志并在会后又征求了养病中的袁任远的同意做出的，现送上请审阅，拟将此决定草案再电询子恢、先念、克诚等同志意见后再以正式文件下达”。
二月二十五日，毛泽东仔细审阅了周恩来的上述报告，并作了如下批示：“周总理：（一）同意你的意见及政务院决定；（二）请将你这封信抄寄邓子恢同志”。
于是，中南局根据周恩来关于荆江分洪工程会议情况报告的精神和毛泽东的批示，开始积极行动起来。
发布工程决定规定完工期限
一九五二年三月十五日，中南军政委员会作出了《关于荆江分洪工程的决定》。指出，根据中央指示，经有关部门负责人商讨，“一致同意荆江分洪的计划，认为这一计划的方针是照顾全局，兼顾了两省，对两湖人民都是有利的”。
三月二十一日，周恩来主持政务院第一百二十九次政务会议，通过了《政务院关于一九五二年水利工作的决定》。其中规定：“长江中游继续加强荆江大堤，以保证堤身的安全，并于汛前保证完成荆江分洪工程中围堤及进洪闸与节制闸。中下游其他地区仍应分段保证一九三一年或一九四九年的最高洪水位不生溃决”。周恩来还根据李葆华汇报的情况，对他原主持起草的《政务院关于荆江分洪工程的决定》进行了修改。
三月二十九日，周恩来写信给毛泽东并刘少奇、朱德、陈云：“送上一九五二年水利工作决定及荆江分洪工程的规定两个文件，请审阅批准，以便公布。关于荆江分洪工程，经李葆华与顾问布可夫去武汉开会后又亲往沙市分洪地区视察，他们均认为分洪工程如成对湖南滨湖地区毫无危险，且可减少水害。工程本身，关键在两个闸（节制闸与进洪闸），据布可夫设计，六月中可以完成，中南决定努力保证完成。我（即钱正英——编者注）经过与李葆华电话商酌并转商得邓子恢同志同意，同时又与傅作义面商，决定分洪工程规定修改如现稿，这样可以完全解除湖南方面的顾虑，因工程不完成决不分洪，完成后是否分洪，还要看洪水情况并经得政务院批准。至北岸分洪的根治办法及程颂云（程潜）所提意见，当继续研究”。这封信字里行间体现了周恩来对荆江分洪工程的积极慎重、认真负责的精神。反映出他在筹划过程中付出了大量心血。
《政务院关于荆江分洪工程的决定》是周恩来在与傅作义、李葆华、程潜、邓子恢等多次商量，反复斟酌，才最后定稿的。三月三十一日，《决定》正式公布。《决定》指出：“为保障两湖千百万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起见，在长江治本工程未完成以前，加固荆江大堤并在南岸开辟分洪区乃是当前急迫需要的措施”。《决定》对工程经费与人力安排、工程期限与质量要求、分洪的条件与审批手续、分洪区移民安置、北岸蓄洪区勘测、工程的领导与指挥等，一一作了具体规定，有力地保证了荆江分洪工程的全面开工与顺利进行。
政务院的《决定》中有四个字加了着重号，即“一九五二年汛前应保证完成两岸分洪区围堤及节制闸、进洪闸等工程”一句中的“保证完成”四字。这一规定体现了周恩来严谨的治水思想。第一，天时不可多得，两个汛期之间是完成分洪工程的最佳时机。一九五二年汛前完成工程，即使汛期荆江发生大洪水，既可使工程发挥防洪作用，又不至使工程半途而废，毁于洪水。第二，通过李葆华、布可夫的实地调查，证明汛前完成是有现实可能性的。这同那种脱离实际地下达高指标、高任务，结果欲速则不达的作法，有着根本的不同。第三，规定完工期限，使工程领导者和建设者能有一种紧迫感。荆江分洪主体工程完工后，周恩来在一百四十三次政务会议上说，对荆江分洪工程，我们决定了彻底搞，并限期一百天完工，结果七十五天就完工了。如果没有限期，就不会完成得这样快。
组建领导机构保证工程所需
周恩来具体抓水利建设，向来认为大型水利工程必须要有强有力的领导与指挥机构。对于荆江分洪工程的领导机构，周恩来主持制订的政务院《决定》提出了如下原则：“为胜利完成一九五二年荆江分洪各主要工程，应由中南军政委员会负责组成一强有力的荆江分洪委员会和分洪工程指挥机构，由长江水利委员会、湖南、湖北两省人民政府及参加工程的部队派人参加，并由中南军政委员会指派得力干部任正副主任。工程指挥机构的行政与技术人员由各有关单位调配”。
根据政务院的要求，中南军政委员会于四月初发布命令，成立荆江分洪工程委员会和荆江分洪工程指挥部。荆江分洪工程委员会以李先念为主任委员，唐天际、刘斐为副主任委员，郑绍文为秘书长。荆江分洪工程指挥部以唐天际为总指挥，李先念为总政委，王树声、林一山、许子威、田维扬为副总指挥，袁振、黄志勇为副总政委。实践证明，这个强有力的领导与指挥机构对保证荆江分洪工程按质提前完成起了关键性的作用。
为保证荆江分洪工程能按期完工，周恩来设法从全国组织和筹集人力、物力与财力，以满足工程所需。三月七日，周恩来在给邓子恢的电报中说：“抢修南岸蓄洪区堤及两个闸所需器材，除中南可自行解决者外，尚缺何项物资须由中央调拨，望即作出详细计划，径电中财委请拨。如人力及其他尚有困难，亦请电告”。三月三十一日，公布的政务院《决定》指出，必须保证荆江分洪工程按期完成，“至于人力、器材、运输及技术等方面，如中南力量不足时，得提出具体计划，速报请政务院予以解决”。工程进行中，周恩来询问林一山缺少什么建筑材料，并说：“如有困难不及时提出，我就无法负责了”。当时，长江内满载着工程器材的船只往来如梭，数十万吨的器材物资，从东北、上海、北京、天津、太原、汉口、南京等地，源源不断地运到荆江分洪工程工地。两湖组织了近二十万的民工、工人、技术人员参加施工。周恩来还征得毛泽东同意，抽调六个师，其中包括水利、铁道、建筑方面的四个工程师，六万余人，参加荆江分洪工程建设。全部工程由中央投资七千一百五十亿元（折合币制改革后的人民币七千一百五十万元），其中主体工程即第一期工程实用经费四千一百四十二亿元（折合币制改革后的人民币四千一百四十二万元）。在当时百废待举、抗美援朝战争正在进行、财政十分紧张的情况下，中央投入这么大的财力于荆江分洪工程是极不容易的。
四月五日，荆江分洪工程全面开工。五月二十四日，水利部长傅作义代表中央到荆江分洪工程工地慰问，授予绣有毛泽东、周恩来亲笔题词的两面锦旗。毛泽东的题词是：“为广大人民的利益，争取荆江分洪工程的胜利！”周恩来的题词是：“要使江湖都对人民有利。”毛泽东、周恩来的亲笔题词对荆江分洪工程全体建设者是一个巨大的鼓舞。六月二十日，荆江分洪主体工程全部完工，比规定的期限提前了二十五天。
寻求治本之策视察荆江大堤
一九五四年汛期，长江流域连续发生暴雨。七月下旬至八月上旬，长江上游洪峰接踵而来，而中下游江湖满盈未及宣泄，以致荆江发生了百年一遇的特大洪水。为了解除洪水对荆江大堤的威胁，经中央批准，先后三次运用荆江分洪工程，分泄了一万流量，使沙市水位下降近一米，保住了荆江大堤。这次大洪水若没有荆江分洪工程发挥蓄纳超额洪水的作用，其后果将不堪设想。荆江分洪减缓了武汉洪水的上涨速度。当毛泽东获悉武汉人民战胜长江特大洪水后，题词祝贺：“庆贺武汉人民战胜了一九五四年的洪水，还要准备战胜今后可能发生的同样严重的洪水”。
一九五四年长江大水，通过荆江分洪工程蓄纳超额洪水，虽然保住了荆江大堤、武汉市堤以及南京等城市的安全，但仍有耕地四千七百五十五万亩受淹，受灾人口达一千八百八十万人，死亡三万三千多人，并使京广铁路不能正常运行达百日之久。荆江分洪工程减轻了洪水为害的程度，但还不能根本改变“万里长江，险在荆江”的严峻局面。
长江大水时，周恩来正在参加日内瓦会议并进行紧张的国事访问。回国后，他一方面认真组织救济灾民和恢复灾区生产的工作；一方面寻求长江水患的治本之策，决定全面开展长江流域规划工作。周恩来指示长委会一定要从流域规划入手。他还亲自与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布尔加宁联系，要求派苏联专家来华帮助长江流域规划工作。一九五四年底，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在武汉至广水的专列上，专门听取了林一山关于长江三峡水利枢纽工程的汇报。
一九五五年十二月，周恩来在北京主持了治江战略要点问题讨论会。他明确指出，三峡是长江流域规划的主体，三峡水利枢纽工程有着“对上可以调蓄，对下可以补偿”的独特作用。显然，周恩来把三峡水利枢纽工程看成是长江治本的千年大计。
一九五八年二月二十八日上午，周恩来头戴一顶皮帽，身着黑灰色呢子大衣，冒着鹅毛大雪，视察荆江大堤。他在堤上认真听取了林一山等的情况介绍，仔细询问了荆江大堤的历史沿革和抗洪情况。离郝穴不远的祁家渊是荆江大堤最险要的堤段。那里有一座一百七十年前为防止河岸冲刷而修建的导流顶坝。周恩来在那里察看得十分仔细。他指着顶坝赞扬说：“这是公元一千七百八十年建筑的，它充分表现了我国劳动人民和古代水利专家的智慧。一百七十年前有改变水流方向的思想可不容易啦！”周恩来听取了林一山等人的看法，即修建三峡大坝，迎头拦蓄调节汛期上游来的洪水，从根本上防止洪水可能产生的大灾难。他指出，在三峡大坝没有修建之前，必须重视加高培厚堤防和分洪工程等治标工作；有了三峡大坝，也还要修堤防汛。下午，周恩来在沙市同荆州地委负责人座谈治理荆江和加固荆江大堤问题。
周恩来有生之年没有看到三峡大坝，但他继荆江分洪工程之后，又亲自抓了丹江口、葛洲坝两大工程，为兴建大坝做了实战准备。人们相信，按照周恩来铺垫的道路前进，经过几代人的努力，“万里长江，险在荆江”一定能从根本上得到解决。
（一一六）关注三峡工程
一九五七年十二月三日，周恩来为三峡工程题词：“为充分利用中国五亿四千万千瓦的水力资源和建设长江三峡水力枢纽的远大目标而奋斗”。
“对上可以调蓄，对下可以补偿”
周恩来说，长江是个不平凡的对手，可不能等闲视之啊！我们要从全国人民的利益出发，从长江的上、中、下游出发，以修建三峡大坝为主要工程，解决长江的防洪问题，使它永远造福人民。周恩来认为，“三峡有对上可以调蓄，对下可以补偿”的独特作用。虽然周恩来肯定三峡工程在长江流域规划中的主体作用，但由于它规模特大，涉及防洪、发电、航运、移民、生态环境等多方面问题，需要考虑各种因素和修建条件。因此，必须按照“积极准备，充分可靠”的方针，认真经过科学论证，慎重决定上马时机，为子孙后代负责，经得起历史的考验。
一九五八年二月党中央南宁会议上，毛泽东委托周恩来亲自抓长江流域规划和三峡工程建设问题。一九五八年二月末到三月上旬，周恩来率领大批干部和中外专家，乘船从武汉到重庆，考察长江，考察三峡，一路上看了长江防洪重点工程荆江大堤、三斗坪三峡坝址，听了沿江地方党政负责人的汇报，还在船上进行了治理长江和有关三峡工程的讨论，三月六日在重庆做了总结，并在中共中央召开的成都会议上作了关于三峡水利枢纽和长江流域规划的报告，会议同意周恩来的报告并于同年三月二十五日通过了《关于三峡水利枢纽和长江流域规划的意见》。党中央通过的这个文件指出：“从国家长远的经济发展和技术条件两个方面考虑，三峡水利枢纽是需要修建而且可能修建的，但是最后下决心确定修建及何时开始修建，要待各方面的准备工作基本完成之后，才能作出决定。估计三峡工程的整个勘测、设计和施工的时间约需十五年到二十年，现在应当采取积极准备和充分可靠的方针，进行各项有关的工作。”一九五九年，周恩来又领导制定了《长江流域综合利用规划要点报告》，该报告在基本摸清长江干流和主要支流的特点及其相互关系的基础上，初步确定综合治理开发长江的总体规划方案，推荐一批可作为近期建设的工程项目，以便根据轻重缓急逐步实施。《要点报告》对几十年来长江的治理开发起了重要的指导作用。
六十年代初，周恩来对三峡工程的准备先后提出了“雄心不变，加强科研”和“有利无弊”的方针。在“文革”十年中，更谈不上上三峡工程了，但是有关三峡的研究工作并未中断。
“水利工程是与水打交道的，一点也马虎不得”
周恩来深知修建三峡工程的重大意义和艰巨程度，一九五八年以后，他一直亲自领导长江流域规划和三峡的前期准备工作。为了尽快地综合治理长江，周恩来积极提议并得到中央批准，首先兴建丹江口水利枢纽，它是综合开发和根治汉江的关键工程，具有发电、灌溉、航运之利。这个工程于一九五八年冬开工，于一九六七年建成。一九七四年和一九八三年，汉江都发生大洪水，由于丹江口水库的作用，使下游免除了洪灾。
一九七○年，周恩来主持研究建造三峡下游的葛洲坝水利枢纽工程。葛洲坝工程是三峡工程的组成部分，位于三斗坪的三峡大坝拦蓄三百九十多亿立方米水量，在南津关下的葛洲坝建低坝，利用约十六亿立方米库容反调节三峡大坝下泄的水流，这样一大一小组成的姊妹枢纽，是综合开发长江三峡的好形式，是大河流域规划设计上的创新。
周恩来认为，葛洲坝工程可作为三峡工程的实战准备，可以起到练兵和积累兴建大型水利工程经验的作用，为将来进军三峡作准备。
周恩来说，葛洲坝工程是要“载入党史的工程”，说他对葛洲坝工程是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他要求参加葛洲坝工程的领导干部和工程技术人员都要抱着这种小心谨慎、对人民事业高度负责的态度。他说：“水利工程是与水打交道的，一点也马虎不得，马虎一点，马上出问题，这是关系到人民生命财产的问题。要精心校正，精心设计，精心施工，要保证工程质量，方案要非常可靠。”
“三峡大坝研究成功也是对当代科学的重大贡献”
在三峡建坝，对于坝址的选择一直存在不同的意见，一个是南津关，一个是三斗坪，还有其它方案。一九五八年二月末到三月初，周恩来带着这个问题亲临坝区视察，通过实地察看，直接掌握材料，并且亲自主持会议听取汇报，组织讨论，让大家充分发表意见。周恩来在南津关考察时用地质锤敲下岩洞中的岩石，拿在手中反复审视、仔细观察，他还探身到一个支洞之中观察岩石的裂隙和斑痕。经过仔细认真的观察，周恩来说，看来在石灰岩地区建坝，的确要认真解决岩溶的问题。后来，周恩来又到三斗坪坝区视察，他对照地质剖面图，逐段逐节审视岩芯情况。这里是坚硬致密的花岗岩，不同于南津关易于溶蚀的石灰岩，这真是大自然的造化，上帝的恩赐，竟在西陵峡中给我们安排了一段花岗岩河谷，这是三峡坝址得天独厚的优越条件。当周恩来听到专家和干部们汇报说“在这里的花岗岩上建高坝最好最理想”时，他为我国工程技术人员找到理想的坝址感到由衷地高兴，他高兴地拿起一截岩芯仔细审视着，并说这种岩石确实很好，并带走一截岩芯说要向毛主席汇报。同时，周恩来还向在场的地质人员仔细询问了花岗岩风化壳的厚度。
一九五八年八月三十一日，周恩来主持了北戴河长江三峡会议，会上，周恩来肯定了三斗坪坝区，这是三峡坝址选择上的重大突破。在肯定三斗坪坝址的同时，又提出：“在三峡工程的准备工作时期，对美人沱和南津关两个坝址的继续勘测和研究，对一切主要的技术问题和经济问题的探讨，都应当采用展开讨论、全面比较论证的方法，以求作出充分可靠的结论，某些重大的技术问题必须作试验研究。”以后，由中外人士多方面的反复论证，以至一九八六年以后由四百多名专家参加的历时两年多的三峡工程重新论证都表明，在三斗坪建高坝的地质条件是稳定的、可靠的、理想的。
在三峡大坝的选址过程中，周恩来曾两次提到萨凡奇。萨凡奇是美国著名大坝工程师、美国垦务局设计总工程师，一九四四年他曾到三峡考察，提出了在南津关建坝的建议并组织中外人士为兴建三峡工程做了初步的研究设计工作。一九五八年三月，周恩来视察三峡时曾对有关同志说：“萨凡奇做的三峡设计，你们有吗？萨凡奇虽然是美国人，但他是一位科学家，如果否定南津关坝区，也要有材料，三峡大坝是世界性问题，有了根据也可以说服萨凡奇。”一九五八年八月底，周恩来在北戴河会议上又说：“萨凡奇只搞了一个南津关坝区，可是他提出了问题，是有功的。为了否定南津关坝区也要多花一些力量，世界高坝应作些研究，科学家要摆问题，加以论证，三峡大坝研究成功也是对当代科学的巨大贡献。”这里，充分显示了周恩来这位伟大政治家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对待不同意见的科学态度。
“三峡工程是长江规划的主体”
三峡这个世界超一流大工程涉及很多部门和地区，涉及很多科学技术问题，涉及国际国内的环境条件，是项十分复杂的系统工程。必须以全面系统的观点来研究它，力求实现决策的民主化和科学化。早在一九五四年九月周恩来就提出，水利工作“今后必须积极从流域规划入手”。一九五六年“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简称“长办”）成立，具体承担流域规划工作。
在一九五八年中央成都会议期间，周恩来就提出：“长江流域规划工作的基本原则，应当是统一规划，全面发展，适当分工，分期进行。同时，需要正确地解决以下七种关系：远景与近景，干流与支流，上中下游，大中小型，防洪、发电、灌溉与航运，水电与火电，发电与用电（即有销路）；这七种关系必须相互结合，根据实际情况，分别轻重缓急和先后次序，进行具体安排。”这些意见深刻体现了周恩来在长江流域规划上的系统观念和辩证观点。
周恩来反复分析比较了两种规划思想以后，确认：“三峡工程是长江规划的主体”。但要防止在规划中集中一点，而不及其它或以主体代替一切的思想。
在长江流域规划中，周恩来还提出，要抓紧时机分期完成各项防洪工程，特别是荆江大堤的加固，中下游湖泊、洼地蓄洪排渍工程等，决不可放松。在防洪问题上，要防止等待三峡工程和有了三峡工程就万事大吉的思想。
为了便于沿江有关工业、农业、交通等基本建设的安排，并且尽可能减少四川地区的淹没损失，周恩来提出，三峡大坝正常高水位应当控制在吴淞基点以上二百米；同时，在规划设计中还应当研究一百九十米和一百九十五米两个高程，提出有关的资料和论证（新编的可行性研究报告的结论是：正常蓄水位一百七十五米，选定的坝顶高程一百八十米）。三十多年来，沿江的干部群众执行了周恩来的意见，库区两岸的大型建筑一律建在二百米海拔高度以上，以减少将来修建三峡水库的淹没损失。我们在万县市可以看到，下半城是陈旧的老街道，而将来不会被淹没的上半城建有许多高楼大厦，重要的学校、机关、工厂也在上半城。看到这些，人们无不赞叹人民的好总理周恩来的远见卓识。
周恩来鉴于黄河三门峡水库泥沙淤积的教训，提出了兴建三峡工程要深入研究长江的泥沙问题，也就是要解决水库的泥沙淤积问题，他还曾表示担心葛洲坝航道的泥沙问题。中国的泥沙专家们，经过反复试验研究，总结实践经验及多年来对长江泥沙实测资料的综合分析，大大提高了对泥沙冲淤规律的认识，创造了一套在多泥沙河流上控制运用水沙的方法，并且较好地解决了葛洲坝工程运行中的泥沙问题。目前，我国泥沙的研究已走在世界前列。
在三峡工程可行性论证过程中，周恩来十分重视试验研究，他批准了三峡实验坝——蒲圻枢纽，他鼓励科技人员要本着科学态度，勇于实践，向世界高坝领域进军。
（一一七）参加修建十三陵水库的义务劳动
在建国初期，周总理就提出了修建十三陵水库的设想。他说：“北京名胜古迹甚多，风景优美，但有山无水是美中不足。尤其十三陵这个名胜古迹，是外宾必游之处，有山无水是一遗憾。若能修个水库，有个大水面，就更加美了。”一九五四年夏，水利部副部长李葆华向北京市规划局有关人员传达了总理的指示。继而，着手进行地质、地形勘查，并于一九五五年七月增设东山口水文站。
一九五八年一月二十一日，十三陵水库破土动工。总理曾多次来到工地视察、劳动。三月二十九日，总理听取了工地指挥部及水利专家的汇报，提出了若干问题同大家一起磋商，如工程进度、质量到移民、伙食及工具革新等，无不挂在心上，并指示工地领导一定要处理好。施工期间，适逢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会议后的六月十五日至二十八日，在周总理的率领下国家机关、中共中央直属机关各部长、司局长五百四十多人，先后分两批到十三陵水库参加义务劳动。
总理每次到工地都带头劳动，不顾年逾花甲的身体，活跃在劳动队伍当中，有时排在行列中同大家一起传递石头，有时拉车，有时汗流浃背挑土、铲土，有时推车送石料，肩并肩的和群众一起劳动。他说，工地上的各样活儿他都要“学一学”。六月二十二日，他的手指头被石头砸破，流了血，别人劝他休息，但他仍然坚持劳动。在两批劳动开始时，总理都给大家作了亲切的讲话。他指出，在共同劳动中没有总理、部长、司局长等职务之分，在这里大家都是普通的劳动者。领导干部在一起集体参加劳动，共同生活，就是要创造出一种热爱劳动、上下间完全平等、大家互相协作和毫无隔阂的新风气。还说，在我们今天正紧张地建设社会主义社会的同时，我们就要为共产主义的伟大未来创造条件，使全社会所有的人都热爱劳动，都能做到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相结合，这正是建设共产主义的必备条件之一。我们一定要以身作则，努力创造出这种新风气，树立这种新风气。
总理和部长及所有的人，在第一天到达工地以后，就在集体宿舍中睡地铺，在一个食堂里吃大锅饭。下午三时，总理同大家一起迎着酷热的太阳，徒步八里去工地。下午六时许，大家都在工地上吃一些干粮和咸菜，共喝一桶汤。然后继续劳动，直到夜间十一时，才披星戴月地回到驻地。
工地的建设者们，听说总理和这么多的领导干部来参加劳动，给了他们很大的鼓舞，有时前来送绿豆汤，有时表演精彩的文艺节目，同领导同志联欢。二十二日，总理劳动一天后，虽然他已经很疲劳，可是他把个人的劳累置之度外，仍然在夜间十二时以后，到伙房去同炊事员亲切交谈，慰问他们，感谢他们的辛勤劳动。总理的平易近人，工作深入的作风，给水库建设者留下深刻的印象。
这支队伍在劳动中都表现了高度的自觉，劳动效率非常突出。工地指挥部原来给第一批劳动者的任务，是一星期备石料二百六十立方米，结果这支平均年龄在四十五岁以上的劳动队伍，在两天之内就基本完成了。经过他们的请求，指挥部又追加任务三百二十立方米，最后他们还是超额百分之四十八完成全部任务。
斗转星移，岁月如逝。周总理劳动过的十三陵水库，如今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原来光秃秃的蟒山、汉包山、豆角山等，已是苍松翠柏，郁郁浓荫；库岸垂柳吐丝，繁花似锦；坝下果园树木成行，生机盎然，给人以春华秋实之感；碧波荡漾的湖中，昌平八景之一——“天峰拔翠”的遗址，矗立一座高四十二点五米的九脊九柱九角三重檐的龙宫殿，游人络绎不绝；赫然立在公园内的纪念碑，镌刻着总理遒劲的题字“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四周被鲜花簇拥，见物生情，令人肃然起敬。十三陵水库建成后，坝基础渗漏严重，蓄水效益很低，遵照总理的指示，在一九七○年进行了基础防渗处理，基本解决水库渗漏问题。“为有源头活水来”，北京市政府批准了由白河堡水库补水方案，一九八六年全线通水，从此，十三陵水库有了第二水深，清流源源入库，基本保障了有一个大的水面。
（一一八）指导密云水库建设
一九五八年六月二十六日上午，刚刚在十三陵水库工地参加过劳动的周总理，不顾疲劳，乘吉普车向密云县疾驶，中途视察了即将竣工的怀柔水库工地。那天，天气酷热，烈日炎炎，总理一路走一路与汗流满面的民工们热情握手，亲切交谈。他对十三陵水库和怀柔水库的施工进度、工程质量，特别是对参加水库施工的各级干部、工程技术人员以及全体民工团结合作和高涨的劳动热情倍加赞赏。在连续一个多小时的现场视察之后，总理片刻不歇，又继续驱车来到密云县境内的潮河、白河河畔，亲自为密云水库勘选坝址。一路上，汽车颠簸，尘土飞扬。当车到达密云南碱厂村潮河河滩时，总理下车毫无倦意地大步向前走，全然不顾脚下滚烫的一步一陷的沙滩和凹凸不平的乱石堆，只专心一意地远望近观，察看地形。走到规划中的潮河坝址，他随便坐在河滩中的一根木头上，一边认真地看库区地形图纸，一边同大家一起研究方案。当他听取了水利专家们关于潮白河历史灾害情况和修建水库的规划设想的汇报后，又提出问题与大家共同磋商，经过仔细推敲，反复研究论证和优化对比，同意了潮河主坝与九松山副坝的规划坝址。他站起身来向清华大学张光斗教授询问国外建库情况和现有的先进工程技术，然后他挥了挥手坚定地对大家说：“我们一定要有敢于赶超国外先进技术水平的思想。他们有的，我们要有；他们没有的，我们也要有；我们今天没有的，明天就要有。”
勘察完了潮河，汽车立刻又向白河驶去。正当来到白河河畔的时候，天下起了大雨。总理认为下着雨河里水流清晰，察看坝址更为真切，坚持要冒雨去白河河滩。此时，河床上遍布的河卵石被雨淋后又滑又光，走在上面极易滑倒。经大家一再劝说，总理才答应先避避雨。利用避雨的机会，总理走访了一户农民，并一一询问了村民的生活、生产情况和白河发水时的受灾情况。
看完白河坝址，又驱车从原路返回密云。雨后的土路一片泥泞，汽车被陷在泥里，总理跳下车，踩着泥和大家一起推车。离开密云回北京时已是傍晚七点多钟。
周总理回北京后不久，在他亲自主持的国务院会议上，专门研究了修建密云水库的问题。会上决定把海河治理规划中拟定的在第三个五年计划后期（即六十年代中）开始动工修建密云水库的计划提前到一九五八年汛后开工。
在周总理的亲自关怀和具体安排下，这座坐落在京郊密云县城北山区，距北京一百公里，横跨潮白两河主河道，我国自行规划、设计、修建的华北地区最大水库，于一九五八年九月一日正式开工了。周总理还特别指定钱正英、阮泊生和赵凡三位同志分别代表水电部、河北省与北京市组成建库三人领导小组，又指派国务院副秘书长齐燕铭代表国务院协调中央和国家有关单位及各省、市、自治区，在人力物力上支援水库建设。
每当施工进入一个关键时期，总理总要亲赴现场做周密的调查研究，帮助我们解决重大问题，及时作出新的部署和安排。如果实在不能亲临现场，也要派人或电话询问建库进展情况，需要解决的问题等等。
当时提出的口号是“一年拦洪，两年建成”。拦洪是修建水库的重要阶段，对以土坝为主的密云水库更是一件不容易的事。从一九五八年九月到一九五九年六月，要使水库能够达到拦蓄潮白河汛期大洪水的程度，就必须完成各类土石方和混凝土等的开挖、搬运、填筑，工作量达二千多万立方米，二十多万民工要把相当一座山样的土石移到一、二十里外的另一处去，而时间却只有十个月，这的确是件艰巨的任务。但是，能不能按计划要求拦洪，能否确保大坝经受渡汛的考验，是关系到首都安全，水库下游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和生产安全的大事。一旦拦洪失败，不仅已建成的工程将被冲毁，而且垮坝瞬间形成的特大洪峰会将下游村镇席卷而光。周总理最担心的正是这十个月拦洪能否成功。在百忙中，他多次亲临工地，了解情况，组织和安排了抢工拦洪的重要事项。
一九五九年五月十九日，总理来到水库工地，首先到指挥部看了沙盘模型和各项进度图表，听取了工程技术人员的汇报。当他走到现场看到白河主坝的工作量几乎比潮河主坝大一倍之多，起步又比潮河迟的情况后，有点不放心了，想了想后说：“我给你们再调一万名解放军来支援白河，务必确保全面拦洪，你们看如何？”其实，对于白河主坝拦洪比潮河主坝更困难更紧张这一点，我们早就多次研究过，只是不好再向中央和省、市伸手要人，而总理却为我们考虑到了。
七月初，白河局部山区暴雨使小黑河洪流直下，冲毁了围堰，淹没了上游坝前施工场地，幸亏有一万名解放军及时支援，否则大汛之前，白河大坝是难以筑到四十八米高的拦洪高度的。
八月初，一场连续七天七夜的大暴雨使潮、白两河产生了建国以来最大的洪流，严重地威胁着水库大坝的安全，各种险情不时告急，二十多万水库建设者彻夜不眠与洪水搏斗，抢工拦洪进入了最后的决战阶段。此刻，周总理正在庐山参加中央重要会议，但他一直牵挂着水库拦洪的安危。他几乎每天都打电话询问情况，并一再叮嘱我们：“务必竭尽全力保护大坝安全。”我们按他的建议，采取了据开副坝的非常措施，度过了险期。当他得知上游洪峰被控制住，水库安然无恙时，他那一直悬挂不安的心才放了下来。
有一次在水库工地召开的座谈会上，总理举双手过头比喻道：“这座水库坐落在首都东北，居高临下，就如同放在首都人民头上的一盆水，一旦盆子倒了或漏了，撒出大量的水来，人民的衣服都要被打湿的。”这“湿”字的含义显而易见是指千百万人民生命财产将要受到的重大损失。大家都牢牢记住总理的叮嘱，与其修一个坏工程还不如不修的好，一定要认真地坚持按设计要求和操作规程施工。民工们在填筑坝体的土料中，哪怕是一块小木片，一个小草根也要主动捡出来。
在施工过程中，清华大学曾派出由教授、讲师和应届毕业生近百人组成的设计代表组常驻工地。周总理每次听取水库工程汇报时，都要征求设计组意见。他要求指挥部干部尊重和大胆使用这部分工程技术力量，充分发挥他们的作用，让他们在实践中提高。他特别要求设计负责人清华大学张光斗教授对设计上的重大质量问题一定要亲自鉴定或签署意见。
每当遇到工程上难以克服的困难时，周总理总会亲自过问并帮助攻克难关。水库建设中遇到的一个最严重的质量难关，这就是白河大坝坝底河床沉积了四、五十米厚的砂砾卵石层，在河床上修建土坝虽能阻挡河床以上的大水，却解决不了水从坝底河床的沙砾卵石中渗流的问题。这样久而久之，渗流的水量就会危及坝基，导致大坝坍塌崩溃。可当时我国还没有解决这么深厚透水层使之不漏的技术。总理特别关心这个问题，他让指挥部工程技术人员都想想办法。水电部北京勘测设计院总工程师冯寅同志提出，采用混凝土防渗墙的办法解决这一难题。总理听了汇报后，认为这是符合科学道理的好办法，称赞冯寅同志敢于创新的设计指导思想，并立即召集工程技术人员共同讨论。他指出：对新技术在尚未完全掌握时，要首先摸索、消化。还说“对于密云水库这样重大工程，应当特别慎重，必须一切通过试验，有把握再正式施工。”总理回北京三天之后，便亲自调来两台冲击钻机，供我们试验用。经过两个多月的反复试验，终于掌握了整个施工技术。试验成功后要正式施工了，到哪儿去找大批的钻机呢？总理很快委派齐燕铭同志从全国各地调来二百零六台钻机。大家都说，如果不把防渗墙尽快尽好地修成功就实在对不起总理了。现在水库已正常使用几十年了，最高蓄水位达到过一百五十三米高程，然而大坝下游地上地下，找不出丝毫漏水痕迹。难怪有人称誉密云水库是地上竖“铜墙”、地下插“铁壁”，这盆水是不会“湿”了首都人民的衣服的。
总理每次到工地，总是不忘询问民工们的生活和健康情况，一再指示要注意民工的劳逸结合。在一次民工支队干部会上，总理首先建议，为保证民工有充分的休息时间，要将两班制劳动改为三班制。他说：“民工两班作业，每天要劳动十二小时，休息时间太少。你们要考虑改成三班制，这样才能有劳有逸，有利安全生产，有益民工健康。”那天他还一再询问民工们的工资（生活补贴）发了没有，没发的赶快发到他们手里；冬去春来，民工们是否换上了单衣，没穿上单衣的要想办法尽快解决；要保证民工们的身体健康，生了病应该及时地给他们治疗。就连民工们多少天能看一次电影，鞋子破了有没有地方补，喜欢抽烟的人从哪里买烟等等细小事情都一一问到了。最后他说：“我建议除伙食费外，你们应考虑发给民工点零花钱，要把钱发到他们手里，任何人也不得借口克扣。”
一九五九年九月拦洪以后，周总理又一次来到水库工地。一下车，他先到工地现场看望，然后把参加施工的各民工支队负责人找到一起，说：“我这次来，是和大家商量事情的。现在水库能拦洪了，我们还要把农业搞上去，因此要撤一部分人回去。大家发表意见吧。”过了一会儿，见没人吭声，总理又说：“既然你们不发言，我就先说说我的想法。”总理提出让不受益县的民工先回去，受益县的民工后回去；河北的先回去，北京的后回去，密云县的民工最后回去。总理说完，还风趣地特别问了问身旁的密云县委书记：“这样行不行啊？”又问大家这么做是否合理。大家齐声回答“合理”。总理又提出，大家是不是要跟县委商量一下，和家里打个招呼？当大家说不用了，照总理的指示办就是了。总理连忙说：“不能叫指示，这是跟大家商量嘛。”最后他还建议，民工已经来了一年了，让准备留下的民工先回去休息十天，要撤走的民工再坚持一下，等休假的人回来再走。这样周到的安排，既保证了农业，又完成了水利工程；既照顾到局部利益、又照顾到全局的利益。在修建密云水库的两年里，周总理一直很注意兴修水利和农业生产的劳力安排问题。一再提醒我们不要贻误农业，搞水利本是为农业服务，一定要注意兼顾农业。
一九五九年五月周总理第二次来水库视察时，看到水库沙盘模型和图表上都没有移民的标记，说：“你们的模型图表中缺少了一样很重要的东西，那就是‘人’。修密云水库有五万多人需要迁移，你们对这五万人作了安排没有？你们这是见物不见人呀，是一条腿走路。”接着，总理又对在座的水库修建总指挥部副政委、密云县委书记阎振峰说：“你是县委书记，老乡的房子盖了多少？你要赶紧盖，不然老乡要对我们有意见的，也会影响他们的生产与生活的，以后我每月都要问你，你要是不盖好，我就月月催你。”一九六○年八月，总理又一次来水库，听说仍有一部分移民的房子还没有盖好，就有些不高兴，严肃批评说：“你们的确是见物不见人，你们不把移民的房子盖好，我再也不来了。你们什么时候把房子都盖好了，给我打个电话，我一定来看。”周总理就是如此地时刻不忘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
在周总理的亲自关怀和领导之下，密云水库的二十多万名建设者，意气风发，斗志昂扬，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实现了“一年拦洪、两年建成”的口号，终于建成可蓄水四十三亿多立方米、土石方工程量三千多万立方米的大水库。工期之短、工效之高、质量之好，堪称建国之后水利建设的楷模。
2007/09/10
二十二、心系祖国江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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