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二）反冒进与反“反冒进”
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毛泽东开始转向抓经济建设工作了。但是，他抓经济建设的思路沿袭了一九五五年下半年促进农村社会主义改造高潮的思路。一九五五年十二月五日，刘少奇在中央负责人座谈会上传达毛泽东的指示说：要利用目前的国际和平时期加快发展，提前完成社会主义工业化和社会主义改造，“一切工作都要反对保守主义”；按常规走路，是保守路线，“现在各方面的工作都落后于形势的发展，我们有不少同志正在走着这条保守的路线”。十二月二十七日，毛泽东在《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序言中还指出：右倾保守思想在许多方面作怪，中国工业化的规模和速度、科学、文化、教育、卫生等事业的规模和速度，已经不能完全按照原来所设想的那个样子去做了，都应当适当地扩大和加快。根据这个指导思想，经济建设的各个部门和行业，贯彻反对右倾保守精神，争先恐后地扩大建设规模，加快建设速度。
首先，毛泽东亲自抓农业发展速度来树立样板。这年十一月，他主持制定《农业十七条》。一九五六年一月，又将《农业十七条》扩展为“四十条”，形成《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规定农业发展的战略目标是：到一九六七年粮食产量达到一万亿斤，超出主管部门原来设想的指标近百分之八十；棉花产量一亿二千万担，超出原设想的一倍多。农业发展的高指标，带动工交、文教各部门相应地修改原订指标，并据此编制国民经济发展的远景规划，如钢要求再加六百万吨，达到二千四百万吨；煤再增五千万吨，达到三万三千万吨。不少部门还表示准备提前三年至五年完成原定一九六七年的指标。这种急躁冒进情绪使正在编制的一九五六年国民经济计划指标受到严重干扰。其最突出的表现是基本建设投资一再追加，最后由原定的一百一十二亿七千万增加到二百多亿元，即增加了一倍多；而全年的财政收入才只增长百分之九点二九。各个部门都急于扩大生产能力，大上基本建设项目。到一九五六年四月，形成各条战线齐头并进，各行业大干快上争“先进”的形势，造成资金供应紧张、建筑材料与机器设备严重不足，生产和基本建设秩序混乱、国民经济顿时出现全面紧张的局面。这个紧张局面具体表现在三项指标上：一是基建投资多用了二十多个亿元；二是由于职工人数猛增，工资福利多开支了十个亿元；三是由于支持新成立的高级社，农贷多发了几个亿元，最后导致一九五六年出现赤字十个亿元。现在看来，这些数字算不了什么，但在建国之初，财力单薄，难以承受，是“一五”计划以来从未有过的。
周恩来作为国务院总理，对于这样严峻的经济形势，显然不能坐视不管。他对于毛主席的加快建设速度，反对右倾保守的指示，最初也是赞同的，对于全国出现的“生产建设高潮”也欢欣鼓舞，没有感到是“急躁冒进”。只是到了一九五六年初召开国务院各部专业会议才感到，这样不断追加指标，扩大基本建设不行，即“基本建设一多，就乱了，各方面紧张”。于是，才和几位主管经济工作的副总理一起研究反冒进。当初，他根本没想到反对冒进就是反对毛主席的主张，只是认为这是属于纠正实际工作中的缺点的正常措施。也正因为没有思想顾虑，才有反冒进的鲜明态度和果敢决策。
下面是周恩来努力防止和反对冒进的时间表：
一月二十日，周恩来在中央知识分子会议上指出：不要搞那些不切实际的事情，要“使我们的计划成为切实可行的、实事求是的计划，而不是盲目冒进的计划”。
一月三十日，周恩来在全国二届政协二次会议的报告中已提出要防止两种倾向的问题。他说：“我们应该努力去做那些客观上经过努力可以做到的事情，不这样做，就要犯右倾保守的错误；我们也应该注意避免超越现实条件所许可的范围，不勉强去做那些客观上做不到的事情，否则就要犯盲目冒进的错误。”这虽然是毛泽东在《中国农村社会主义高潮》序言中的思想，但在这里是反其意而用之，将侧重点由反右倾保守改为反急躁冒进了。
二月六日，周恩来与李富春、李先念研究在国务院召开的计划会议和财政会议上压缩指标问题，指出：现在各部专业会议订的计划“都很大”，“有冒进急躁现象”，要“压一压”。
二月八日，周恩来在国务院第二十四次全体会议上指出：“现在有点急躁的苗头，这需要注意。社会主义积极性不可损害，但超过现实可能和没有根据的事，不要乱提，不要乱加快，否则就很危险。”“绝不要提出提早完成工业化的口号”，各部门订计划，不管是“远景计划”，还是今明两年的年度计划，都要实事求是”。“领导者的头脑发热了的，用冷水洗洗，可能会清醒些”。在这里，他实际上提出了一个很重要的指导原则，那就是“经济工作要实事求是”。
四月十日，周恩来主持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采取制止经济形势恶化的应急措施。他指出：“搞计划必须注意实事求是”，“搞生产要联系到平衡”，并指定有关负责同志抓平衡工作。会后，他到鞍钢和太钢等大企业进行实地调查，一方面鼓励下面想办法完成计划指标，另方面也了解到生产部门完成指标的困难，掌握了第一手资料。
五月十一日，周恩来根据十二个月全国的实际状况和他本人实际了解到的情况，在国务院第二十八次全体会议上提出：“反保守、右倾，从去年八月开始，已经反了八九个月，不能一直反下去。”中央在这个月开会，讨论一届人大三次会议的预算报告，明确决定我国经济发展要实行既反保守、又反冒进，坚持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的方针。他指导起草的预算报告贯彻了这个精神，指出“在反对保守主义的时候，必须同时反对急躁冒进”。
六月一日，周恩来召集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再次压缩一九五六年计划指标和编制一九五七年计划问题，指出二月会议压缩后，三月份下达的基建投资一百四十七亿元仍比去年增加百分之六十八，“增长这么大的数字不可能完成，因此要好好计算一下。”
六月四日，中央召开会议，讨论预算报告初稿，周恩来介绍了上半年经济工作中的问题，提出要继续压缩基建投资和紧缩开支。
六月五日，周恩来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讨论预算草案。会议提出“剃一次平头”，大家都减百分之五。投资总额由一百四十七亿减到一百四十亿。周恩来予以肯定，提出“这次人大会议要有两条战线的斗争，既反对保守，也反对冒进。”
六月十二日，周恩来在国务院第三十次全体会议上，针对有的同志提出开展既反保守又反冒进的方针与去年以来开展的反右倾保守思想的斗争不一致的说法，指出：反保守“也带来了一些不切实际的主观主义要求，带来了急躁冒进”；“去年十二月以后冒进就冒头了”，“现在的情况和去年不同了，已经不是预防而是需要反对冒进了！如果冒进继续下去，又会脱离实际，脱离群众，脱离今天的需要和可能。不能向群众泼冷水，但也不能把少数积极分子的要求当成群众的要求。”
在周恩来等领导人的努力下，全国人代会贯彻了既反右倾保守又反急躁冒进的方针。在预算报告中后来还加上了“急躁冒进的结果并不能帮助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而只能招致损失”这样比较尖锐的话。在《人民日报》六月十六日《读一九五六年国家预算》社论中还明确点出：预算报告“最值得注意的一点，是在反对保守主义的同时，提出了反对急躁冒进的口号，这是总结了过去半年中执行国民经济计划的经验得来的结论”。为了动员全党力量反冒进，刘少奇还指示中宣部写了《要反对保守主义，也要反对冒进情绪》一文，经过中央一些负责同志修改审定，以《人民日报》社论形式于六月二十日发表。这篇社论深入阐述了开展反对两种倾向斗争的重要意义，并且指出：“急躁冒进所以成为严重的问题，是因为它不但是存在在下面的干部中，而且首先存在在上面各系统的领导干部中，下面的急躁冒进的很多就是上面逼出来的。”这篇社论影响较大，是反冒进的重头戏之一。
经过人代会的广泛讨论和《人民日报》的大力宣传，反冒进开始引起全党和全国人民重视。从一九五五年底产生的那股很猛的盲目冒进势头被遏制住了。它使一九五六年的经济发展总的说来还算健康。
但是，周恩来的反冒进斗争到此并没有完结。这只是走了一半的路程。还有一些工作需要他继续坚持反冒进精神，即一是压缩“二五”计划指标，二是编制一九五七年国民经济计划。因此，在下半年，周恩来投入了更为巨大的精力。
七月三日到五日，周恩来连续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讨论计委报送的两个“二五”计划草案。本来，左一九五五年八月，他主持编制了一个“二五”计划草案，指标比较求实，但随着反右倾保守斗争的开展，这个草案被冲掉了。由计委重新编制的这两个草案，周恩来批评为“第一个方案冒进了”，第二个方案是“不可靠的”、“危险的”。他特别强调降低农业生产指标和钢铁生产指标，指出：农业指标“算高了”，其他一系列指标“都受到影响”，农业指标一旦达不到，必然危及整个国民经济计划。他也不赞成把钢产量当作衡量工业化水平的唯一尺度，主张压低钢产指标，钢少一些，煤炭生产指标和基层投资相应地都可少些。他强调，“现在要精打细算，搞一个比较可行的方案，作为向八大的建议”。
七月十七日，周恩来在国务院会议上再次指出，计划必须“建立在稳妥可靠的基础上。计算生产能力，除人力条件外，还必须考虑到物资等其他条件”。整个七月，他同计委负责人一起反复计算各项指标的可能性，指导计委编制新的计划方案。
八月三日到十六日，周恩来、陈云在北戴河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审议计委新编方案，对部分指标作了调整，并将草案说明中讲的“多、快、好、省”一语删了，致使尔后一年多没再提这个口号。因为这个口号提出后，人们往往着重多和快，忽视好和省，是造成盲目冒进的思想原因之一。这个口号在理论上作为对立统一的相互制约作用，在实践中没有发挥出来。为了继续贯彻反冒进精神，保证一九五六年计划顺利执行，以及使“二五”计划更好体现实事求是原则，周恩来等删掉这个口号认为是很自然的事情，并没有想到这冲撞了毛泽东的思路。
九月，中共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周恩来代表党中央作关于“二五”计划建议的报告，贯彻既反保守又反冒进的精神，强调了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的经济建设方针。周恩来主持制定的“二五”计划是一个既积极而又实事求是的计划。一九六○年六月十八日，毛泽东在《十年总结》中谈到高指标的教训时深有感慨地赞扬过：一九五六年周恩来同志的第二个五年计划大部分指标，替我们留下了三年的余地多么好啊！
十月二十日到十一月九日，周恩来连续三周主持召开了十次国务院常务会议，检查一九五六年计划执行情况，研究一九五七年计划控制数字。国家经委在七月编制的控制数字指标居高难压。周恩来认为，一九五七年全部国民经济协调发展的关键，则是把过高的投资额压下来。因此，他对这个计划很不满意，对秘书说：这样搞计划不行，仍然是冒进，我要准备在八届二中全会上讲一讲有关问题。在十月二十四日的国务院常务会议上，他针对一九五七年计划数字偏高的情况，强调指出：现在“主要应该批‘左’”。十一月九日，他继续指出：我们国家大，人口多，又落后，搞建设，要注意人民生活。目前这样的发展速度“已经是很了不起的了”，采取“退”的方针，“目的是保持平衡”，“这不发生‘左’倾右倾的问题”。
十一月十日，八届二中全会开幕。周恩来作了《关于一九五七年国民经济计划的报告》。他对经济工作中的问题作了比较透彻的说明，认为“一五”计划，成绩很大，但是错误不少”。这主要表现在“一九五三年小冒了一下，今年就大冒了一下”。他提出一九五六年后的经济工作应作小调整。适当放低一九五七年的速度，恢复某些失去平衡的比例关系。他指出，一九五七年计划的方针是，在继续前进的基础上，“保证重点，适当收缩”。二中全会接受了这个指导方针。陈云根据这个指导方针修订了一九五七年经济计划。在这个计划指导下，一九五七年的经济工作稳步发展，成为建国以来经济发展的最好年份之一。这也是周恩来等领导人一九五六年坚持反冒进的丰硕成果。
对于一九五六年的反冒进，毛泽东的思想有一个认识变化过程。一九五六年五月，刘少奇主持召开中央会议，确定既反保守又反冒进的方针时，毛泽东不在北京。《人民日报》的《要反对保守主义，也要反对急躁情绪》社论在发表前送交在外地视察的毛泽东审阅时，他批了三个字“不看了”。他对于周恩来、刘少奇等领导人确定的“既反保守，又反冒进”的方针有保留，但由于在中央领导层赞成的居多数，他不便公开反对。八月以后，忙于筹备八大。他主持修改审定八大的全部重要文件，并亲自动手反复修改了刘少奇的政治报告、周恩来的“二五”计划报告和邓小平的修改党章的报告。这些报告都贯彻了既反保守又反冒进的方针，他服从了政治局的大多数，服从了中央已定的决议，赞成这样写，并对这些报告作了较高的评价。周恩来的“二五”计划报告，关于粮食指标，有人有不同意见，主张到一九六二年达到五千二百亿斤。周恩来说，这在北戴河讨论计划时与陈云反复研究过以五千亿斤为宜，最后毛泽东赞同了周恩来的意见，定为五千亿斤。这说明，在八大期间，毛泽东与其他领导人的意见取得了一致，这是保证八大能够胜利召开的思想基础。当然，他对个别文件的提法公开表示了不赞成的意见，这主要是八大决议讲主要矛盾时提出“先进的生产关系与落后的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他认为这个提法不妥。后来在多次讲话中进行了批评。
毛泽东批评反冒进，追溯起来，始于一九五六年十一月的八届二中全会。他对周恩来、陈云在会上继续反冒进，不高兴。特别是周恩来在讲话中提出要修改八大建议数字和农业发展纲要的主要指标，这使他感到意外。周恩来说：过去设想的远景规划，发展速度是不是可以放慢一点？经过八大前后的研究，我们觉得可以放慢一点。“这两个文件经过我们研究以后，觉得可以修改。上不去，就不能勉强。否则，把别的都破坏了，钱也浪费了，最后还得退下来。凡是不合实际的都可以修改，这样就把我们的思想解脱了，不然自己圈住了自己”。还说：“冒”了的，就要收缩一下，使整个国民经济协调发展，不然就站不稳，就会影响我们的货币、物价、劳动工资等各方面。应该认识到，不要使中国也发生“波兹南”事件，几万人或者几十万人站在街上请愿，那问题就大了。周恩来的这些话讲得较重，在毛泽东听来很刺耳。
五天后，毛泽东发表讲话。他首先讲了一通“上马和下马”的辩证法，讲了“有进有退”的“波浪式前进”的道理。这不是无的放矢的哲学漫谈，实际上有为“冒进”、“上马”作哲学辩护与论证的味道。他也没有直接评论周恩来的观点，但谈到经济工作时，其侧重点显然与周恩来不同。他说：现在看不出第一个五年计划有什么大错，有什么根本性质的错误，即使犯一点错误也并不坏，错误也有两重性。接着，他提出“要保护干部和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不要在他们头上泼冷水”；要促进，不要促退，一促进就很快，“虽然毛病也不少，但是比那个促退会好”。他也不同意一九五六年国家预算中“稳妥可靠”的提法，建议改为“充分可靠”。看来，这似是讲一些具体问题，没有正面批评反冒进，但却间接地委婉地表达了自己的倾向性，与周恩来讲的不是一个“味”。实际上，他对这次会上反冒进很不满意。他后来批评说，这次全会是反冒进的“集中表现”。确系如此，周恩来等在中央委员会的范围内大讲反冒进，这是唯一的一次。
毛泽东直接评论反冒进，是在一九五七年一月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他在一月十八日的讲话中说：“前年反右倾，去年反‘冒进’，反‘冒进’的结果又出了个右倾。”农业部长泄了气，下面的负责干部也泄了气，“横直是不行了，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也不算数了。”不难看出，毛泽东的话语之中已经有些“刺”了。
毛泽东在党内直接批评反冒进，是在反右派扩大化之后的一九五七年十月的八届三中全会上。他在十月九日的讲话中提出搞建设的“两种方法”问题。他说：做事情，至少有两种方法：一种，达到目的比较慢一点、差一点；一种达到目的比较快一点、好一点。去年下半年刮起一股风，扫掉了几个东西。“一个是扫掉了多、快、好、省。不要多了，不要快了，至于好、省也附带扫掉了。”“一个多，一个快，人家不喜欢，有些同志叫‘冒’了。”“把这个口号扫掉了，我还想恢复。”又说：“还扫掉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这个‘四十条’去年以来不吃香了，现在又复辟了”；还扫掉了促进委员会，我在八届二中全会上就说过，共产党是促进委员会。“去年那股风扫掉的促进委员会，现在可不可以恢复？”“我们总的方针，总是要促进的。”这次会议对毛泽东关于反冒进的批评，没有展开讨论。但是这样的公开批评对随后召开的几次会议有重要影响。
八届三中全会结束后，各地区各部门迅速贯彻会议精神，《人民日报》连续发表社论宣传毛泽东在会上的讲话内容，批评右倾保守，批评一九五六年反冒进，号召掀起工农业生产的高潮。毛泽东当时一直在考虑如何使国民经济的发展来一个大的跃进。十月十三日，他在最高国务会议上传达八届三中全会精神，再次提出钢产量是否可以五年翻一番的问题。还说：要发动全体农民讨论农业发展纲要，“要鼓起一股劲来。去年下半年今年上半年松了劲，现在整风反右又把这个劲鼓起来了。”十一月十八日，毛泽东在莫斯科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上进一步提出了中国要在十五年赶上或超过英国的口号。从苏联回国之后，十二月八日，毛泽东同民主党派负责人和无党派民主人士谈话，说明以十五年或稍多一些时间，在钢铁和其他重要工业产品的产量方面赶上或超过英国，是可能的。并且批驳了被错划为右派分子的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的负责人陈铭枢批评他“好大喜功”的言论。毛泽东说，好大喜功要分类，有反革命的好大喜功，有革命的好大喜功；革命的还有合乎实际和不合乎实际的两种。合乎实际的功是可以好大的，否则帝国主义打不倒，蒋介石不能推翻！这以后，为了反保守、鼓干劲，毛泽东不断地把这个问题提出来讲。
周恩来一贯尊重毛泽东的意见。在战争年代如此，建国以后也是如此。周恩来、陈云等同志在一九五六年夏天提出反冒进时，毛泽东虽然有不同看法，但并没有明确表示不能反。这样，他们才得以按照既反右倾保守又反盲目冒进的精神布置工作。对于毛泽东在八届三中全会上对一九五六年反冒进的批评，周恩来也没有表示异议。在会议之后，他在同其他领导同志一起，仍然积极地宣传和贯彻全会的精神。毛泽东在莫斯科提出十五年赶上英国的口号后，党中央完全地接受了，并且由刘少奇在全国第八次工人代表大会的祝词中公开宣布。周恩来在一些会议上和同外宾的谈话中也宣传了这个口号。十二月八日，他在同民主党派负责人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的座谈会上还补充毛泽东的话说：我们要争取在十五年后，工业超过西方的英国，农业的粮食单位面积产量超过东方的日本。同一天，他在北京召开的全国十八个专业会议上作报告讲“建设远景”时，还对我国和英国、日本的情况，从各方面作了详细的比较，指出我国在十五年内，工业赶上英国，农业赶上日本是可能的。
尽管如此，周恩来与毛泽东的思想仍有距离。他当时还没有意识到一九五六年的反冒进是个严重的事件，毛泽东的批评过去了两个多月，周恩来和其他领导人都没有再论及一九五六年的反冒进问题。
毛泽东尖锐地批评反冒进，是在一九五八年春天连续召开的一系列会议上。这些批评使周恩来和其他领导人感到了这个问题的严重性质。
毛泽东一批反冒进是杭州会议。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从一九五七年十二月三十日起到一九五八年一月上旬，在北京开会讨论一九五八年度国民经济计划草案的报告和第二个五年计划的修改问题。毛泽东没有参加会议，十二月三十一日这天，乘车离开北京到了杭州，召集华东地区五省一市的书记们研究一九五八年的工作，以及一些工作方法和思想理论问题。一九五八年一月二日，周恩来陪同外宾飞抵杭州会见毛泽东后，在三日和四日两天向毛泽东汇报了北京政治局常委会讨论情况，并听取毛泽东讲述工作方法十七条。毛泽东十分欣赏当时各地掀起的生产高潮，并对前几年的经济工作表示了不满。他说：治淮，十二亿人民币搞了七年，才搞了十二亿土方。安徽花几千万，一个冬季可以搞十六亿土方，超过七年治淮的数量。甘肃一千多万人口，劲头很厉害，值得去学习。毛泽东讲完这些后，批评一九五六年的反冒进说：农村社会主义高潮一书的序言在全国发生了很大影响，各地报纸、大小刊物都登了（这个序言最早提出到一九六七年粮食和其他农作物产量要翻番，粮食要达到一万亿斤——引者注）。这样，我就成了“冒进的罪魁祸首”！在一九五六年，军队多了八十万人，工人学徒多招收了一百多万人，为什么要多加人？我不懂，我也不知道。话虽不多，但对一九五六年反冒进的恼火情绪已很明显了。周恩来返回北京后，在政治局常委扩大会上传达了毛泽东的讲话。
毛泽东二批反冒进是南宁会议。这是毛泽东召集的中南五省第一书记和其他各大区第一书记参加的部分省市委书记会议。参加人员名单是毛主席亲拟的。会议主要讨论一九五八年国民经济计划和财政预算。周恩来于十三日赶到时，会议已开了两天。毛泽东在十一日、十二日两天的讲话中，对国务院的工作和反冒进问题进行了空前尖锐的批评。这次批评是从工作方法问题谈起的。他说：政府向人代会的报告，我两年没有看了。有人说国务院只拿出成品，不让参加政治设计，我很同情。只给成品，不给材料不行。财经部门不向政治局通情报，没有共同语言，这一次的报告也不准备看了，工作方法希望改变一下子。
毛泽东批评反冒进说：一九五六年反冒进，一九五八年又要“冒进”，看是“冒进”好还是反“冒进”好？治淮河，六七年花了十二亿人民币，只搞了十二亿土方；安徽今年已经搞了八亿，再搞八亿土方，不过花几千万元。不要提“反冒进”这个名词，这是政治问题。一反就泄了气。六亿人一泄了气，不得了。“反冒进”，首先没有把指头认清楚，十个指头只有一个指头长了疮，多招了一些人，多用了一些钱。这些东西要反，当时不提反冒进，就不会搞成一股风，吹掉多快好省、四十条纲要和促进委员会。右派的进攻把一些同志抛到和右派差不多的边缘，只剩了五十米，慌起来了。政治局要研究为什么写反冒进的那篇社论。我批了不看二字，那是骂我的，所以我不看。那篇东西的格子没有划好，一个指头有病，九与一之比，不弄清这个比例关系，就是资产阶级的方法论，是攻其一点，不计其余。我准备在全国人代大会和中央全会上发言，一九五六年六月到十一月反冒进，二中全会搞了七条是妥协方案，解决得不彻底。有人向我反映四十条被吹掉了，似乎并不可惜，可惜的有多少？叹一口气的有多少？反冒进脱离了大多数部长和省委书记。五月间右派大鸣大放，使那些有右倾思想的人提高了觉悟，这也是右派的“功劳”。我们要分清楚成绩主要还是错误主要；是保护热情鼓励干劲、乘风破浪，还是泼冷水、泄气？要注意，最怕的是六亿人民没有劲，抬不起头来。看问题要从六亿人口出发，要分别主流、支流，本质、现象。毛泽东还将宋玉的《登徒子好色赋》印发给会议参加者，借以批评反冒进是采用的古人手法：“攻其一点，不及其余”。
周恩来到达南宁后，毛泽东继续批评反冒进。毛泽东将柯庆施的报告《乘风破浪，加速建设社会主义的新上海》举到周恩来面前说：恩来，你是总理。你看，这篇文章你写得出来写不出来？上海有中国工人阶级在，反映了工人阶级建设社会主义的热情，才能写出这篇东西来。毛泽东还严厉地说：你不是反冒进吗？我是反“反冒进”的。毛泽东这样空前激烈的批评，使会议气氛异常紧张。许多与会者莫名惊诧，不明白毛泽东为什么对周恩来发这样大的火？
周恩来听到毛泽东突如其来的声色俱厉的批评，自然深感问题的严重性。他连续几天约请与会的中央和地方领导同志谈话，征求意见，准备检讨。一月十九日上午，他飞抵广州会见泰国客人，下午四点返回南宁，晚上八时在会议上发言检讨反冒进的所谓“错误”。他说：反冒进是在一九五六年夏季到冬季这段时间带方针性动摇的错误。发生这样的错误，是由于不认识或者不完全认识生产关系改变后生产力将要有跃进的发展，因而在放手动员群众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过程中表现畏缩，常常只看见物不看见人，尤其是把许多个别现象夸大成为一般现象或者主要现象，这是一种右倾保守主义思想。在检讨中，周恩来还说：反冒进的后果是严重的，它损害了三个东西：一是促进委员会，一是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一是多快好省，使一九五七年的工农业生产受到了一些影响，基本建设也减少了一些项目。虽然，去年增产节约运动和整风运动对生产和基建有所增长，但是如果不经过这一曲折，生产总值和基建投资决不止现在这个数字；并且最重要的损失，还在于方针一偏，群众和干部的劲头就得不到支持，反而受到束缚，使我们搞社会主义建设的群众路线这一方针受到损害。这证明经济建设中有害的平衡论、绝对平衡论和后退的比例，都是以落后拖住先进求平衡，不是以群众中的先进经验突破暂时的平衡，带动落后再求平衡。因此，这个方针是与毛主席的促进方针相反的促退方针，不管你主观想法如何，事实上是违背毛主席的方针的。越是没有自觉到这是方针性的违背，就越严重越危险。周恩来在检讨中继续讲道：这一反冒进的错误，我要负主要责任。错误的思想根源是资产阶级思想在作怪。它表现在：思想上自以为是，经验主义；作风上好管事，形成揽权。这次犯错误的工作方法是事务主义。首先不会领导，只注意集体形式而缺少注意如何集中于中央，形成分散；只注意一般开会而缺少个人接触和请教。事多而乱，不会掌握中心。其次，脱离实际，脱离群众，脱离多数中委、省长和部长；与基层干部谈得少，下去得少，调查研究少。再次，不会学习，很少认真地读马列主义和主席的著作，更没有认真地读科学技术和文艺方面的书籍。周恩来最后表示：今后的努力方向，一改，照毛主席说的，认真地学，认真地做，并且经常反省；二帮，请周围同志批评和监督；三看，与同志们开展评比，经常进行检查，鼓起勇气，力争上游。
一九五六年主张反冒进的，还有其他许多领导人。但是，周恩来把反冒进的责任完全承担下来了。对毛泽东的不切实际的批评，周恩来没有解释，没有争辩。跟在延安整风时期一样，他相忍为党，顾全大局，严以责己，勿诿他人。这样，紧张的气氛才得到缓解。
南宁会议大批反冒进的结果，促使党内急于求成的“左”倾思想迅速发展起来。有些地区和部门刮起了“大跃进”之风。
毛泽东三批反冒进是成都会议。从一九五八年三月九日至二十六日，在四川成都召开了有西南、西北、东北地区各省市委书记参加的中央工作会议。毛泽东提出了关于形势与任务方面的二十三个问题，让会议讨论。
他在讲话中继续对反冒进问题进行了批评。他说：我觉得反“冒进”的同志在一九五六年十一月二中全会的报告有一种东西，敢说要说的话，迫不急待，非常之想讲，于是乎，说出了一篇话来。这一点我认为是好的，可喜的，虽然讲的是错误的。二中全会的报告，基本观点就是“成绩是有的，肯定是冒了”这两句，但是不敢说出来。毛泽东还批评说：一种是马克思主义的“冒进”，一种是非马克思主义的反冒进，南宁会议为“冒进”。究竟采取哪一种？我看应采取“冒进”。很多问题都可以这样提。搞社会主义有两条路线，是冷冷清清、慢慢吞吞好，还是轰轰烈烈、高高兴兴的好？我们做工作要轰轰烈烈，高高兴兴，不要寻寻觅觅，冷冷清清。我没有料到一九五六年国际方面会发生那样大的风浪，也没有料到一九五六年国内方面会发生打击群众积极性的反冒进事件。这两件事，都给右派猖狂进攻以相当的影响。反冒进是个方针性的错误问题，是南宁会议提出的新问题，今后还要准备发生预料不到的事情，还要注意反冒进。
周恩来在会议上报告了二月出访朝鲜的外交成果和这次开会前考察长江三峡的工作后，在三月二十五日作第三次发言时继续检讨反冒进的所谓“错误”。他的这次“检讨”主要是从总结教训的角度讲的。他说：主席说要尊重唯物论和辩证法，对本质问题、主流问题要看得到，抓得起。这样，才能解决好一定时期的一些关键性问题，也才能不断地纠正我们思想中的主观主义，尤其是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的错误。以反冒进的错误为例，在当时就是没有听取多方面的意见，没有接触群众的实际，而只局限在会议室和办公室中，更没有看清在所有制改变后解放了的生产力要求大发展的群众运动正在起来，我们反而只看见了死的物，没看见生气勃勃的人；务实而不务虚。我负主要责任提出的反冒进报告，就是对群众生产高潮这个主流泼了冷水，因而不是促进而是促退，不是多快好省而是少慢差费，四十条也就被打入冷宫。这就是问题的本质。周恩来还说反冒进的错误，主要不在于削掉多少亿的基建数字，少招多少学生，而在于将一个指头当作多数指头，没给群众生产高潮撑腰、想办法，反而对双轮双铧犁这样的机械化消极；对人口多，对分权给地方有顾虑；对工资福利太看重，于是对提出来的计划数字，就是重重限制，层层束缚。这显然不合乎发动群众、多快好省、鼓足干劲、力争上游的方针路线，而是一条脱离群众、少慢差费、大为松劲、甘拜下风的错误方针路线。更深一层说，也就是对社会主义革命最本质的东西解放生产力，社会主义建设的主流发动群众和发展生产看不到。
周恩来的这个检讨，虽然字斟句酌，努力跟上毛泽东的批评，但是并没有“过关”。
毛泽东四批反冒进是汉口会议。这是成都会议的继续，由听河南、安徽两省汇报，后来扩大为中南、华东十一省和上海、重庆两地参加的部分省市委书记会议。时间是四月一日至八日。在这个会上，毛泽东也批了反冒进，当然他的火气没有南宁会议、成都会议那么大了。他在四月六日的讲话中说：一九五六年下半年至一九五七年来了个反“冒进”，搞得人不舒服。这个挫折很有益处，教育了干部和人民。有此比较，是反面教育。反“冒进”受了损失，是个马鞍形，是两个高潮之间的一个低潮。一九五六年吹掉了三个东西，劲少了，这是普遍存在的。二中全会时国内外形势紧张，斯大林问题，波匈事件，我们不能开南宁会议。二中全会时，我是采取防御态度的。以后才逐步转过来，逐步恢复那三个被吹掉了的东西。四月七日，他还讲道：现在这么大的劲头，如果今年得不到丰收，我担心会不会再来一个反“冒进”。防止反“冒进”，领导上要有精神准备。在措施上、在方法上都要有准备。有了，就不怕观潮派。四月八日，他在一次插话批评“稳妥可靠”的提法说：所谓稳妥可靠，结果是既不稳妥，又不可靠。我们这样大的国家，稳、慢，就会出大祸。快一点，就会好一些。对稳妥派，有个办法，到了一定时候，就提出新的口号，使他无法稳。“冒进”是稳妥派反对跃进的口号，我们是用“跃进”和“冒进”对立起来，这样他们才不好反对。现在要考虑：下半年会不会再来个反“冒进”？如果有大灾害，会有人来反的。要有思想准备。如果来了，首先要硬着头皮听，然后分析，对的接受，不对的顶回去。
毛泽东五批反冒进是中共八大二次会议。这是在成都会议闭幕时决定召开的。八大二次会议是一九五八年五月五日至二十三日在北京举行的。会议的主要议程是：刘少奇代表中央委员会作工作报告，邓小平作关于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的莫斯科会议的报告，通过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第二次修正草案）。毛泽东在大会上发表了四次讲话，强调要破除迷信、解放思想、发扬敢想敢说敢干的创造精神，争取在十五年或者更短的时间内，在主要工业产品产量方面赶上和超过英国。大会正式通过了根据毛泽东的倡议而提出的“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及其基本点。并且，还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在中央委员会的工作报告中正式地改变了八大一次会议关于国内主要矛盾已经转变的正确分析，认为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仍然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社会主义道路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
八大二次会议继续贯彻了南宁会议、成都会议等反冒进的精神。毛泽东在讲话中一再批评反冒进说：反“冒进”这股风，是一九五六年六月那个时候开始的，十一月的二中全会没有能够挡住。这是一件坏事，现在转变为好事了，使我们有比较。在南宁会议、成都会议上，我们详细地谈了这个问题。在这次大会上，同志们有许多很好的发言。劳动人民内部的矛盾一般是九个指头一个指头的问题，不要忘记这个关系。一九五六年反“冒进”就是忘记了这一点，没有加以具体的分析，没有本质上看问题，要取得这个教训。毛泽东还指出：犯反冒进错误的同志，在大风浪中间有些动摇，但是几个月之后，他们看出了问题，现在又认清楚了。这些同志也是十个指头和一个指头的问题。我们要团结所有这些人，要保护这些干部。虽然有错误，但他们的工作是积极的，要坚决保护这些干部。这样，进一步明确了反“冒进”的人民内部矛盾性质。
党中央委员会的工作报告根据毛泽东的意见批评反冒进说：“在一九五六年的跃进中也曾出现了一些个别的缺点，主要是由于新职工招收得过多，某些人员的工资增加得不适当，一度造成市场供应情况的某些紧张。这些缺点，比之当时所取得的巨大成就，本来是很小的，经过全国人民在党的号召下进行了几个月的增产节约运动，问题就解决了。但是当时有一些同志不适当地夸大了这些缺点，对于当时所取得的伟大成绩却估计不足，因而认为一九五六年的跃进是一种‘冒进’。在反对所谓‘冒进’的这种气氛下面，多快好省的方针，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竟然受到了某些人的怀疑。其结果是损害了群众的积极性，影响了一九五七年生产战线上特别是农业战线上的进展。但是不久，党就纠正了这个错误。在去年九月党的三中全会上，重申了坚持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方针。接着党中央又重新公布了经过修正的农业发展纲要草案，毛泽东又提出了十五年在钢铁和其他主要工业产品产量方面赶上和超过英国的战斗口号。党中央的这些正确的指导，同整风运动和反右派斗争所造成的群众积极性相结合，才又在更大的规模上产生了目前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全面跃进。”这个工作报告还说：“一个马鞍形，两头高，中间低，一九五六年——一九五七年——一九五八年，在生产战线上所表现出来的高潮——低潮——更大的高潮，亦即跃进——保守——大跃进，不是大家都看得很清楚了吗？”“马鞍形教训了党，教训了群众。现在全国的广大群众对于生产的跃进充满信心，而且决心把社会主义建设的速度继续提高。”中央报告的以上论述，可以说是党的中央委员会对一九五六年反冒进问题所做的正式结论。
这样，在一九五六年反冒进事件上被视为负有主要责任的周恩来等，不得不在大会发言中再作检讨。
周恩来在五月十七日的大会上发言，专门检讨反冒进的所谓错误。为了做好这次检讨发言，周恩来用了十多天的时间数易其稿，前后修改了十五遍。其中有七天他闭门未出，停止了一切外事活动。周恩来的思想异常苦闷。据他当时的学习秘书范若愚说：周总理在反冒进这个问题上，内心有矛盾。八大二次会议的检讨，最初写不下去。总理找不到恰当的词句来表达他想说的话，有时甚至五六分钟说不出一句话来。
周恩来在检讨中首先表示拥护大会的各项报告和毛泽东的讲话，然后开始检讨说：“处在这个伟大的时代，只要是一个真正革命者，就不能不为这种共产主义的豪情壮举所激动，也就不能不衷心地承认党中央和毛主席的建设路线的正确，同时，也就会更加认识反‘冒进’错误的严重。我是这个错误的主要负责人，应该从这个错误中得到更多的教训。现在我谈谈自己的体会。”
周恩来着重分析了对反冒进错误的认识。他说：建设社会主义有两种方法，多快好省和少慢差费。这两种不同的方法也是两种不同的方针。犯了反“冒进”错误的人，就是按照后一种方法建设社会主义，这是同毛主席提出的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方针相违背的。在过去一段时间内，曾经减低了我国的建设速度，损害了干部和群众的生产和建设的积极性。“因此，它不是个别问题上的错误，而是在一段时间内关于社会主义建设规模和速度问题上方针性的错误。对于这一点，我在相当时间没有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就在这里。”
周恩来追述了发生反冒进“错误”的过程，把在一九五六年提出的一些正确意见都当作“错误”加以批判。他说：“反‘冒进’的错误，集中地反映在我对一九五六年的建设成绩和在跃进中出现的某些缺点和困难，做了错误的估计，把实际上不到一个指头的缺点夸大化，肯定一九五六年度计划‘冒’了，并且提出一九五七年适当收缩建设规模的意见。”“如果拿最近三年生产和建设的速度做一个比较，就会清楚地看到，反‘冒进’的错误挫伤了广大干部和群众的积极性，对我国一九五七年建设事业的影响还是不小的，这在许多同志的发言中也曾提到。……这个事实，正是说明了两种方法所造成的两种结果。”由于毛泽东自杭州会议以来，几乎有会必举“六·二○”社论中批评的双轮双铧犁为例来批评反冒进，对此，周恩来也检讨说：“一九五六年对于双轮双铧犁，未经切实调查便肯定南方水田不适用，这不仅是官僚主义地对待新事物，而且也打击了改良农具的新风气。”
周恩来继续检讨说：“反‘冒进’的错误是严重的，幸而由于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正确领导和及时纠正，还由于这种错误受到党内外干部和群众的抵制。同时也还由于资产阶级右派从反面教育了我们，因此，才使这个错误没有继续发展成为更严重的错误。一九五七年春天，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向党猖狂进攻的时候，他们利用反‘冒进’的错误，全面否定一九五六年的建设成就，把一九五六年跃进中的某些缺点夸大为‘全面冒进’，并且进一步否定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建设成就，在这个严重的阶级斗争面前，我开始觉醒，因而在一九五七年六月政府工作报告中，彻底抛弃了对一九五六年的建设‘冒进’的错误估计，坚决肯定了一九五六年的建设是跃进的发展。这是一个认识上的转折点。这是从敌对方面得到的教训。而更重要的教训，还是三中全会上毛主席关于重新恢复多快好省、农业四十条、‘促进派’的宣告，接着杭州会议、南宁会议和成都会议的整风。同时，我又接触了生产大跃进中的一些群众实际活动。这样才在整风和实践中真正认识到党的这条社会主义建设路线的无比光辉和无穷无尽的力量。”
周恩来进一步挖了犯“错误”的思想根源。他说：“反‘冒进’的错误不是偶然发生的。这个错误的思想根源是主观主义和形而上学。在多数问题上表现为经验主义，在某些问题上表现为教条主义，还有些问题上表现为两者的混合。思想方法上的这些错误，结果造成了建设工作中的右倾保守的错误。这样，就违背了毛主席一贯主张的社会主义建设的总路线、总方针。”
周恩来还检讨了政府在指导发展国民经济工作中采取的所谓机械的和静止的平衡方法。他说：“一九五六年社会主义建设跃进中曾经发生了一些个别的缺点，给我国经济生活带来了某些困难。这些一时的困难，本来是不必大惊小怪的，只要我们按照毛主席的思想，依靠党和群众，相信地方，放手发动群众，继续坚定不移地发展生产建设，这些暂时困难是完全可以克服的，生产也会得到更大的发展的。半年多来我国经济大跃进的事实，充分地证明了这一点。但是，当时我和担任政府工作的某些同志们却错误地认为，由于基本建设规模过大，速度太快，因而造成市场供应紧张，并且出现了许多不平衡的现象。当时为了稳定市场，保持平衡，就采取了机械的静止的平衡方法，企图以缩小建设规模、压缩消费的办法，只从分配方面去求平衡。这是‘削足适履’的办法求平衡，不但不能起促进生产的作用，反而妨碍了生产的发展。……害怕这种不平衡，实质上就是不敢促进事物的发展和前进。现在各地在生产大跃进中，用落后赶先进、先进更先进的办法向前发展，就是最有力地宣告了机械的静止平衡论的破产。”
周恩来还检讨了工作作风方面的问题。他说：“除了前面所说的认识上和方法上的错误以外，还应该特别指出，反‘冒进’的错误，是同政府工作中脱离党的领导的倾向分不开的，也是同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的工作作风分不开的。过去一个时期，政府工作特别是财经建设工作，重业务，轻政治，务‘实’不务‘虚’，政治空气淡薄，事务主义严重，抓小不抓大，主次分不清。有些重大的工作问题，没有及时地向中央请示报告，更没有经常地系统地向中央反映情况，即使请示了，报告了，也不是‘毛毛细雨’，而是‘倾盆大雨’，材料数字一大堆，使中央对于需要做出决定的问题，来不及进行仔细地分析研究。对于中央和毛主席的指示，缺乏认真地研究和讨论，领会不深不透，因而就不能正确地在政府工作中加以贯彻。在布置各项工作任务的时候，常常是通过政府各业务部门条条下达，没有充分依靠全党，依靠地方，没有贯彻执行各级党委统一领导的原则。”
在检讨中，周恩来最后表示要“向毛主席学习”，认真研究毛主席的著作和指示，“遵循毛主席不断革命的思想，善于预见形势的变化，及时地提出新的任务，引导人民不断前进。”
周恩来八千言的检讨，作为大会发言材料印发给了与会代表。
（一○三）制订十二年科学技术规划
一九五六年九月，中国共产党第八次代表大会召开，提出了党的任务是“有计划地发展国民经济，尽可能迅速地实现国家工业化，有系统、有步骤地进行国民经济的技术改造，使中国具有强大的现代化的工业，现代化的农业，现代化的交通运输和现代化的国防”。“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首次写入了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决议。和今天略有差别的是，“四化”中没有明确提出“科学技术现代化”，但提出了“党必须努力促进我国的科学、文化、技术的进步，为在这些方面赶上世界先进水平而奋斗。”
之后，举国上下掀起了“向科学技术进军”的学习运动。就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党中央决定，召集全国科学技术专家学者，制订国家十二年科学技术发展规划，力求赶上世界科学技术先进水平。全国各行各业自然科学技术工作者应邀会集北京西郊宾馆，共聚一堂，为我国制订科学技术规划而努力工作。规划工作在周恩来总理亲自过问下，由聂荣臻、黄敬、李强等同志直接领导；由范长江（前国家科委副主任）、安东（少将）同志主持日常工作，首先分析国际科技形势，进行科学技术对策讨论。
当时我国各方面都显得落后，我国要实现现代化，科学技术是个关键。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一些新兴的科学技术发展起来：火箭技术勃起，洲际弹道式导弹出现，正在发展人造卫星技术。电子计算机已经问世十年，日益显示它的作用。半导体技术和晶体管使各种电子设备小型化、轻量化、省能化。由于电子技术飞速发展，以雷达为核心的半自动化防空系统建成。出现了黑白电视机和磁带录音机。以电子技术为核心的射电天文望远镜出现，进一步取得宇宙的新信息。飞机喷气技术已从军用转入民用，喷气式客机出现，大大缩短了洲际旅行的时间。原子能由军事转入民用，原子能发电站建成，改变了能源的结构。由于大量开发廉价的石油，石油成为能源的主要来源。交通结构也在改变，汽车成为主要短途运输的工具。铁路的动力从蒸汽机车变为内燃机车和电气机车。自动化的数控机床使机件加工从刚性生产转为灵活性生产成为可能。大量塑料出现使材料的结构改观。大量人造纤维出现使服装原料结构改观。出现了各种抗菌素，使医疗改变了现状。出现了静电复印机，突破了过去铅字印刷技术，使信息传递和复制增加了一个新的手段。这一系列新兴科学技术的发展，有一个共同的特点：科学技术研究再已不是少数人的事，已经成为大规模的活动；科学与技术与生产结合更加紧密，转换为新生产力的周期越来越短。新兴技术的出现产生了一些新兴的产业。在这种国际科技大背景下，我国怎么办？
在探讨过程中，出现两种不同意见，一种认为，中国科学技术不发达，主要是基础科学太差，科学家太少，应该按照科学家的专长来开展工作；总之，是按学科和专长来制订发展规划。另一种意见是：中国科学技术差，更应该瞄准世界先进水平，补齐缺门，基础科学要重视，但技术科学对国民经济的发展更有直接的影响，应以此为重点。总之，要按照国家需要，逐步建立起与国民经济相适应的各种科学技术研究机构，重点加强与生产的衔接工作。两种意见反映到周恩来总理那里。总理意见：科学研究不能只为促进科学发展而发展，应该面向国民经济发展和国家现代化的总任务。
周总理的决断成为科学规划的指导方针。大家按国家需要，划分为若干门类，收集国际发展情况、国内现状，拟订十二年发展目标和分类课题，落实承担课题的单位和应该建立哪些科研机构、以及彼此如何协作，分别起草成为五十七个分科规划。这个十二年科学技术规划为我国科学技术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规划送上去，共五十七大本。周总理看了以后说，这么多不同的学科，总要有一个重点才行。没有重点就没有政策。于是大家重新讨论科技发展重点。讨论中出现重大分歧。一部分同志认为，国民经济发展的重点是重工业，而重工业的基础是钢铁，科学技术的发展应以此为重点。另一部分同志认为，要实现“八大”提出的现代化总方针，重点应放在发展现代科学技术上面，以此来带动传统科学技术和传统工业的改造；对我国来说是缺门的学科，也要及时建立，否则和先进国家的差距还要拉大。
两种思路两种对策，提请周总理决策。周恩来认为，现代科学新技术是衡量一个国家发达水平的标志，选定航天技术（当时叫做喷气技术）、核技术、半导体、计算机、电子学和自动化为重点。当时，这些学科除电子学、自动化外完全是一片空白，从头建立，谈何容易！参加的同志面有难色。周恩来亲自召集会议，从选定建设科研单位，抽调人员出国培训，到引进技术，拨给资金，以及近期任务的确定，他都一一落实。当毛主席在怀仁堂接见参加规划会议的科学技术专家时，周恩来和陈毅、黄敬同志特意到计算机和半导体技术学者专家中，和大家交谈并鼓励大家，不畏困难，勇往直前。大家对周总理这种细致深入的工作深为感动，更加勤奋努力进行工作。
一九五六年，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成立，成为国家科学技术政策和管理的领导机关，以后由黄敬同志领导。
党的“八大”开创的政治局面，周恩来的远见卓识、果断得力，使十二年科学技术规划取得惊人进展。科学院、电子工业部门联合筹建的研究所很快建成，一九五八年我国第一台电子管电子计算机研制成功；第一枚探空火箭上天；一九五九年我国研制成功半导体晶体二极管和三极管。以后，科学院和电子工业部门各自建立了不同的科学研究和产品研制研究所。一九六五年，我国研制成功第二代晶体管电子计算机。一九六八年研制成集成电路。在核工业部门的努力下，一九六四年我国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当时，有一个代表团访问西德，在汉堡期间，不少侨胞和华裔到代表团祝贺。有一位老侨胞说，过去他开的饭馆，由于警察看不起中国人，经常找他们的麻烦。这次原子弹爆炸后，警察见了他伸起大拇指，表示中国了不起，核技术超过了德国，以后也很少找他的麻烦了。祖国的强大，海外赤子最敏感。
在航天部门的努力下，一九七○年我国发射了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至此，可以说我国十二年科学技术规划提前完成。最使世界震惊的，正是周恩来总理英明决策所选定的那些新兴科学技术。直到今天，这些新兴技术还在左右世界的前程。
（一○四）从“大跃进”到调整
从一九五七年九月中共八届三中全会到一九五八年五月中共“八大”二次会议，连续不断地批反冒进，实际上已为“大跃进”的全面发动作了充分的思想、舆论准备。毛泽东亲自审阅批发的一九五七年十一月十三日《人民日报》社论，提出：“在生产战线上来一个大的跃进。”一九五八年一月一日，《人民日报》发表元旦社论《乘风破浪》，提出“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在十五年左右的时间内，在钢铁和其他主要工业产品产量方面赶上和超过英国。
周恩来在一般原则上和其他领导人一起表示支持毛泽东提出的争取十五年赶上和超过英国这一经济发展的战略构想，他的内心里觉得自己跟不上毛泽东。他有很强的组织性纪律性，尊重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的决定，维护党的领导的团结一致。另一方面，作为一个具有清醒头脑和丰富实践经验的共产党人，在对经济建设的指导上又要尽可能地使之健康发展。对一些过头的做法他有自己的想法看法，又不便于公开地在方向和方针上提出不同意见。在当时的地位和形势下，他唯一能够做到的，说是根据实际情况，把毛泽东和中央的决定加以变通，尽量减少实际损失，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根据自己的认识，试图使事情的发展更符合实际的可能。
周恩来编制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被“大跃进”搞乱了，“建议”提出的指标在实际工作中已经起不了约束的作用。一九五八年八月，中共中央召开北戴河会议，通过了建立人民公社和一九五八年钢产量比一九五七年翻一番的决议。这次会议对农业估计一九五八年粮食产量达到六千亿斤到七千亿斤，比一九五七年增产百分之六十至百分之九十，据此提出“农业战线的伟大胜利要求工业战线迅速地赶上去，而且也使得省一级党委有可能把注意的中心转移到工业方面来”。有人发愁粮食吃不完，要缩小耕地面积，实行田园化生产。这年有了许多“大办”，包括大办农业。有的地方粮食放“卫星”，报告说稻子亩产几万斤。周恩来亲自去看，看了一块挂牌亩产十万斤的高产稻田。田的上空，像灯光球场一样，电灯通明，说是为了加强光照，旁边用鼓风机通风。实际上，这是将几十亩田的稻子移在一亩田里，是弄虚作假。因为当时有外宾在场，周恩来没有当场提出批评，但是回来以后，他心情十分沉重。七月十八日，周恩来到上海市郊马桥镇看高产田，听说“夜战”“苦战”，一亩地种了十二万穴，他当即指示，要合理密植，要关心社员的生活，要让社员吃好休息好。同月，周恩来在广州召集一些县的负责人了解情况时，对他们说：粮食产量要避免虚假性，要保证社员的口粮，千万不要讲大话，损害群众的利益。在大刮“共产风”时，周恩来到河南去视察工作，批评省委主要负责人，要他谨慎。
一九五八年的钢产量，原计划是六百二十万吨。五月下旬，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提出把本年的钢产量增加到八百万至八百五十万吨。八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提出钢铁翻一番（从一九五七年的五百三十五万吨，达到一九五八年的一千零七十万吨）后，掀起了全民炼钢、大办钢铁高潮，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严重泛滥。河南省新乡市放出一天产生铁一百零二万吨的高产“卫星”。周恩来看到这个材料后，问身边搞过钢铁生产的秘书顾明这有无可能。顾明回答说：我们在鞍山钢铁厂，炼一吨生铁需要贫矿石三四吨，炼焦用煤要二三吨，加上石灰石、辅助材料等要十多吨。一百零二万吨生铁，需要一千多万吨的运输量，所以这不可能是真的。周恩来就要顾明到河南去看看。顾明去后，把土法炼出的所谓生铁带了回来，实际上，其中最好的也不过是含铁成分较多的海绵铁。大批农民上山炼铁，许多地方分不清什么是铁矿石，把比较重的黑石头块当成铁矿，也弄不清一吨是多少，把一担当作一吨。周恩来为了减少盲目性，想加以引导，亲自每星期主持召开一次钢铁会议，还调了一万三千多大学生去各地帮助分析化验。到了冬天，中共四川省委工业书记陈刚向周恩来请示汇报，说四川还有几百万人在山上，既无寒衣，又缺粮食，钢铁任务没有完成，怎么办？周恩来指示：立即下山。
大办钢铁，大伤了我国经济的元气。
“大跃进”是“以钢为纲”，当时冶金工业部的领导人是怎么看周恩来的呢？王鹤寿、吕东说：“纵观周总理在‘大跃进’前前后后的言行，在那股‘热浪’席卷全国的情况下，周总理的思想，从根本上说，是贯彻了一条实事求是的路线”。他们讲到一九五九年春在“大跃进”高潮中，冶金部开“鼓干劲”会，请周总理来作报告，周总理抓住当时“两条腿走路”这个口号，大讲两点论，大讲辩证法，说：不仅中央和地方、大中小、土洋等并举是两条腿走路，而且一系列问题上都要“两条腿走路”。搞“群众运动”，一定要和集中领导相结合，一定要强化生产指挥系统，讲发扬民主，不可没有必要的规章制度；讲“突出重点，保钢保铁”，不能忽视综合平衡；当“促进派”，要当冷静的促进派……他们说：“在‘大跃进’的热潮中，作这样的报告，真是用心良苦，寓意深长。”
周恩来的这种态度，不光是一九五九年春，一九五八年夏就有了；也不光是对冶金工业，而且几乎对所有当时发热的方面。
“大跃进”初始阶段的几个“大办”中，有一个大办工业。地方工业盲目发展，周恩来不可能从根本上来制止这些“大办”，但是在可能的范围内，他泼了冷水。一九五八年七月，周恩来故乡淮安县的副县长王汝祥到北京，想为办地方工业解决钢材问题，找到周恩来。周恩来关怀地询问了淮安的经济生活，但是向王汝祥建议：淮安县应该把主要力量放在农业上。地方工业除手工业和土法生产的以外，今年不宜搞得过多，而且设备和钢材都供应不及，倒不如集中力量先把铁木农具厂搞起来，然后再及其他。周恩来的这些思想，当时未能引起全党的重视，而在大办钢铁、大办工业的思想下，在财政下放的体制下，各地互相攀比，办起了许多无原料、挤占国营企业原料的社办、县办工业。
一九五八年七月，外贸部在上海召开外贸工作会议。这时，在“大跃进”的热潮影响下，都盲目追求高速度、高指标，外贸部领导中也有人这样。周恩来马上找外贸部负责同志谈话，强调外贸必须“实事求是，量力而行”，要“重合同，守信用”。
当时，文化工作中有的提出“人人作诗，人人画画，人人唱歌，人人跳舞”，要求文艺创作“放卫星”，“每县出一个梅兰芳，每县出一个郭沫若”。教育、体育、卫生等部门也有类似情况。周恩来就召集文化、教育、体育、卫生等部门的负责人陆定一、康生、张际春、周扬、杨秀峰、钱俊瑞、张子意、胡乔木、夏衍、陈克寒、林默涵、徐运北、荣高棠、吴冷西、姚溱等到西花厅开会，就文艺、教育、卫生、体育等方面在高速度发展中的一些偏差，进行商议。他鼓励大家消除顾虑，敢于讲真话。周恩来指出，要承认共产主义的热情，但“领导干部头脑要清醒”。他还说：我们每个人的讲话如果不妥当，“完全可以驳，不要树立迷信的权威”。他认为教育方面在教授中“拔白旗”是错误的，要马上停止；文艺不能简单地配合政策，反对“文艺放卫星”之类口号……“周恩来同志的一番话，起到了‘降温’的作用，使大家头脑清醒过来，及时纠正了‘左’的偏差。会议结束，大家走出西花厅时，天空已经发白了。”
这年夏天，他到戏剧学院实验剧场看了师生演出的一个话剧。因受当时的影响，话剧中宣传了共产主义就要到来。周恩来看后，严肃地指出：“五年后就实现了共产主义，那么容易啊？！你们不要这样宣传，这个戏太浪漫，脱离了实际。”
当年的财政部负责人戎子和说：“我从周总理在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前一段主持召开的几次财政问题座谈会时的言行看，他是不赞成‘大跃进’的那些做法的。”
郭洪涛是当时的国务院交通办公室负责人，一九五八年十一月去南方了解物资运输问题，回北京时飞机刚在西苑机场降落，周恩来就要他们去汇报。他们提出按照当时条件，要很大地增加运输量是困难的，难以适应各方面“大跃进”的要求。周恩来同意这个看法。郭洪涛说：“从这一次他听取我们汇报的情况可以看出，当时虽然正在批评右倾，但他仍然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这是需要极大的毅力，更需要无私无畏的党性，才能做到的。”
一九五八年十一月二日至十日，毛泽东在郑州召集有部分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大区负责人和部分省、市委书记参加的工作会议，这就是第一次郑州会议。这次会议是为了纠正公社化运动中出现的以浮夸风、“共产风”和瞎指挥为主要特征的前一段的“左”倾错误，提出社会主义时期不能消除商品生产，不能剥夺农民。接着，毛泽东又在十一月二十一日到二十七日在武昌召集有部分政治局委员和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参加的会议。毛泽东在二十三日讲了一次话，提出要“压缩空气”，办事要有充分的根据，钢产量计划指标要降低，各部门都要把根据不足的指标降下来，破除迷信不要把科学破除了。接着，中共八届六中全会在武昌召开。这次会议根据毛泽东的建议，提醒全党认真注意在战略上要藐视困难，在战术上要重视困难，既要有冲天干劲，又要有科学分析的原则，认真使经济计划建立在充分可靠的基础上，使国民经济各部门的发展互相保持适当的比例。
这以后，周恩来就比较好讲话了。一九五八年十二月二十七日，他在全国农业社会主义建设先进单位代表会议上讲话说：一九五八年这一年，经验有两点，一是高速度的发展必须建立在客观可能性的基础上，一是必须遵守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法则。
这时候，他已经在忧虑经过一九五八年的大浪费后，一九五九年人民如何生活了。十二月二十四日，周恩来到河北安国县和徐水县视察，看了制药厂、机械厂、农业红专大学和一些新居民点。当看到把不够中学程度的学生集中到一起学习，挂起大学的牌子，他心里很难过，感到这是把党的谦虚作风丢掉了，变成了浮夸。在回来的途中，他向陪同的中共河北省委领导人说：一定要实事求是，不要随便减少耕地，今年的吃饭不要钱的口号，“把共产主义庸俗化”了。他说，我对放开肚皮吃饭这个口号有怀疑，吃太多对人的胃没有好处，人身体每天需要的营养是有一定数量的，到明年青黄不接的时候，粮食可能出现紧张局面，要注意听老农的话：允许吃饱，但不能浪费粮食。
十二月二十五日，他看话剧《烈火红心》的演出。看后说：不能只用军事信心来对待工业，光凭信心，没有科学根据是不行的，我们军队打胜仗是有科学根据的。又说：光凭蛮干是不行的，干劲要有，但也得有科学根据。一九五九年五月三日，他在全国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中的艺术界人士的座谈会上讲：跃进总要有个限度，有一定的可能性，超过这个限度，就不可能了。
一九五九年从年初到七月庐山会议前，周恩来都努力在这方面作纠正工作。他认为：一九五八年全民办企业，每个公社办一点工业，一个县办很多工业，把材料占用了，大企业反而感到材料不够了。他同中共石家庄地委、河北省委负责人研究生产时说：去年由于对农业估产高了，在估高的基础上生产布局多了，造成了市场的紧张，现在要落实，抓工业产量，抓农业生产、商品性生产和市场。“搞生产必须注意算帐”。从省委起，都要把重点放在农业上。对于工业，他作了分析：由于原材料不足，有些工厂不得不时开时停，停工待料；有些建设工程，安了柱子没有房顶，建成了房子没有机器设备，或者有了主要设备没有次要设备，不能及时投入生产。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之一，是基本建设摊子摊得多了，工厂、企业的增加超过了原材料增长速度。他说：有些农村原材料过去是供应城市的，现在农村也搞基建、办工厂，一个公社办一点，一个县就是不少的点，他们自己把原材料用了，就没有城市原有企业可用的原材料了。技术落后的企业有原材料，技术先进的企业反而没有了。
在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前，周恩来坚持和宣传了上述的看法和主张。这种看法和主张，他在中共中央的会上也说。如一九五九年六月十一日，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讨论一九五九年的国民经济计划时，周恩来就批评了一九五八年的“大跃进”是“主观主义大发展”，“打破了客观规律”，目前农村中对农业的产量估计过高。
一九五九年七月二日起，周恩来出席中共中央在庐山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前期，根据毛泽东提出的十八个问题，对一九五八年以来的经验教训进行讨论和总结。周恩来在会上的发言中指出了“大跃进”的缺点和错误有以下几点：计划指标偏高，基建规模偏大；国民经济比例失调；权力下放过多；把战略口号当作了行动口号；工业上加工工业搞多了，原材料工业搞少了。他指出：只有这么多的米，只能做这么多的饭，九千万人上山，大炼钢铁，这是一股革命的热情，付的代价很大。他主张进行调整。
庐山会议前期，周恩来全力抓调整这件事。七月十日到十二日，他三次召开财政问题座谈会。他在会上讲，陈云同志强调财政、物资、现金三个平衡。目前急需抓综合平衡。七月十八日、二十一日，周恩来两次召集国务院各部的负责人开会，谈形势，摆问题，算细帐，讨论计划工作。他在会上又强调要抓财政、物资、现金的平衡，指出要略有节余。他认为一九五八年全冲乱了，单生铁就补了十五亿元。继续跃进过分紧张，要抓好综合平衡，不能这样过日子。七月二十三日，周恩来召集副总理们开会，指出当前生产中存在的几个问题：（一）“综合平衡没有搞好”，指标太高，超过了实际可能”，没有留余地，应当实事求是地加以落实。（二）“产品质量下降，需要解决。他指出要“当机立断”，下决心调整指标，“缩短战线”，准备“明年把农业搞上去”。
就在周恩来进行调整的过程中，彭德怀上庐山，七月十四日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信中陈述了他对一九五八年以来“大跃进”中的错误和经验教训的看法，指出了中肯的意见。十六日，毛泽东把这封信印发给了会议讨论。周恩来也看了这封信。
这时候，一位同意这封信内容的领导人，隐约地听到了不利于彭德怀的风声，他怀着不安的心情，在七月二十日左右的一个舞会上，询问周恩来：你认为彭总的信怎么样？
周恩来回答说：那没有什么吧！
在周恩来看来，彭德怀的信，是一种正常的情况。而且，他的思想是和彭德怀相通的。他曾经对身边的同志讲过：彭总的信反映了一些实际情况。
不料，七月二十三日，毛泽东在会上错误地批了彭德怀，认为这封信是“资产阶级的动摇性”，是“右倾性质”的问题。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会议转向了对彭德怀等“右倾机会主义”的批判。周恩来原来进行的平衡和调整工作，自然地也就中断了。接下来召开的中共八届八中全会，进一步开展了对所谓“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反党集团”的斗争，还发出了反对右倾思想的指示，并要求立即掀起“新的生产大高潮”，超额完成计划。
庐山会议之后，接着在全党开展了一场“反右倾”斗争。这期间，周恩来的心情非常沉重，很少发表意见。这次反右倾的结果，在政治上使党内从中央到基层的民主生活遭到了严重损害，在经济上使“左”倾错误更加发展，并延续更长时间。一九五八年到一九六○年这三年“大跃进”，实际上是我国经济建设史上的三年大冒进。它使我国国民经济的比例遭到严重破坏，给国民经济造成极大损失。再加上当时的自然灾害，一九六○年七月苏联撕毁合同，撤走专家，我国经济陷入了严重的困境。
三年“大跃进”，经济上基本建设规模过大，积累过高，效益下降，在计划经济的情况下，挤垮了农业，挤伤了轻工业，重工业自身到了一九六○年底也掉了下来。农业生产大步倒退，总产值一九五九年比一九五八年下降百分之十三点六，一九六○年农业总产值又比一九五九年下降了百分之十二点六。粮食产量据一九六一年核实，只有二千八百七十亿斤，比“大跃进”前的一九五七年的三千九百零一亿斤下降了百分之二十六点四，跌到了一九五一年的二千八百七十四亿斤的水平。
“大跃进”导致国民经济比例的重大失调，到一九六○年已经不能再维持下去了。人民生活愈来愈困难。粮食紧缺，副食品紧缺，生活日用品紧缺。这年七月，在中共中央召开的北戴河会议上，提出来要对国民经济进行整顿。一九六○年八月三十日到九月五日，国家计委党组四次向周恩来汇报一九六一年国民经济计划安排意见。国家计委原来提的意见是：“一九六一年是经过‘大跃进’后的一年，根据中央上海会议和北戴河会议的精神，国民经济应着重进行整顿、巩固和提高”；“编制明年计划的方针，应以整顿、巩固、提高为主”。周恩来听取汇报后，改成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不但补充了“充实”的内容，而且把“整顿”改为“调整”，使内容更加广泛，突出了扭转比例失调的含义，更切合当时经济形势的需要。这个“八字方针”，在一九六一年一月召开的中共八届九中全会上正式通过。
一九六一年九月，中共中央召开民主人士座谈会。周恩来在会上进一步提出：这三年的缺点错误最集中的表现是指标定高了，建设规模搞大了，调整首先是调整各种比例关系，当前调整的主要任务是：第一，决定退够，留有余地；第二，重点调整，打歼灭战；第三，全面安排，综合平衡。后来，他在一九六二年三月举行的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上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又进一步强调八字方针是“以调整为中心”，“是一个既从当前实际情况出发，又为长远打算的积极的方针”。“在我国前几年社会主义建设的大发展中，出现了许多不协调的现象。为了改变这种不协调的现象，为了巩固已有的成绩，为了给以后的国民经济的新的大发展创造条件，就必须用一个较长时间，即用几年的时间，通过综合平衡、全面安排，进行较大幅度的调整”。
“一九六一年开始的调整，主要是把被破坏了的比例关系，特别是工业和农业、消费和积累两大战略性的比例关系调整过来。”
要进行调整，这在当时，中共中央有些人思想上是有阻碍的。他们坚持“左”的设想。如一九六三年陈伯达为中共中央起草了一个关于工业的决定稿，就不提“调整”。周恩来批评说：“甚至连‘调整’都不敢说。不要讳疾忌医，因噎废食，我们在调整中做了很多的工作。”为了贯彻以调整为中心的八字方针，当年的周恩来，排除一切阻碍，坚决地把国民经济重新纳入正确发展的轨道。
在困难时期，为了安定团结，周恩来经常主动承担大办钢铁、“大跃进”的错误的责任，经常自己作检讨。他常说，国务院领导负有主要责任，并鼓励大家紧密团结，战胜困难。
有同志对他说：“总理，你不能把什么事都担在你的身上。”
周恩来说：“我是总理，中央、国务院决定的事，我都有责任。”
周恩来这样做是有道理的，因为在这样的紧要关头，再禁不住党内的不一致和互相责难，必须齐心协力，共挽危局。
周恩来这样做的另一层道理，是为了替下面干部承担责任，使他们好进行工作。如果上层把责任向下推，群众又向上追究责任，夹在中层的干部就很困难了。正如周恩来对一次七个部门专业工作会议的代表所说：“要说责任，还在我身上，你们是负次要的责任。”“工作中缺点错误的责任在中央、国务院，还有国务院的各部。你们回去，可以向下面传达这一点，减轻大家的负担。”
周恩来在这时期讲过几种关系问题，讲到“公”“私”关系时，他说：“先顾公，后顾私；先为公，后为私”，接着又说：“对共产党员，一般要求作到先公后私，有的时候，要求作到公而忘私。”周恩来正是这么做的，他承担责任，完全是出以公心，有利于克服困难，渡过危机。尽管“大跃进”之前，他受到了那么严厉的批评，现在他仍然站出来，毫无怨言，全心全意地把所有精力用在挽救经济，挽救国家上。
面对严重的困难，周恩来亲自挂帅，指定国家经委和有关各部领导人成立生产调度十人小组，每晚开调度会，会后向他汇报，第二天清晨传达指示。如动用国库解决短缺物资；组织增产节约；紧急调用车船抢运救济物资；甚至煤矿上因粮食供应不足，挤掉了下井工人的口粮问题，调度小组也采取特殊措施，加供粮食补助和每月的白酒。在周恩来领导下，为了渡过困难的岁月，这个小组作了许多工作。
困难时期，周恩来一方面是抓下一年的生产，而更紧迫的，是抓当时的粮食调配和口粮供应。这是燃眉之急。
那时候，粮食供应十分紧张，好几个省的农村饿死了人。农村中因为吃粮不够而浮肿病普遍，有的城市中也开始出现浮肿病。全国六亿人口，城市人口一亿二千万多，“大跃进”多了二千九百万人进城吃商品粮。国家需要有三百六十亿到四百亿斤的粮食库存，才能调配得开，保证正常供应，而一九六○年国家库存只有一百八十亿斤，除了供应城市外，农村还需返销上百亿斤粮。一些省、市天天向中央告急，如：北京、天津、上海、辽宁，从外面调进来的粮食不够销售的需要，粮库几乎挖空了。当时这些省市的库存粮食可供销售的时间，北京仅有七天，天津十天，辽宁八九天，上海粮库中几乎已经没有大米。试想：这些地方，特别是大城市中，人民天天要吃饭，如果一旦粮店没有粮食出售了，外边也没有粮食调进来供应，那会出现什么情景？
试想，如果几百万市民闹起来，党、政府还能不能站得住，国家会怎么样？
按国家主席刘少奇的说法，我们国家到了“非常时期”。
党中央、国务院在中央机关抽调一万干部下乡做工作，陈毅在人民大会堂对他们作动员报告，称他们是“赴国难”，现在已是“国难”当头。
确实，尽管人们照常工作，市面照常开业，骑自行车上下班的人流照常在长安街上川流不断，但是，一股潜藏的极大危险，笼罩在中国的上空，它如果一旦爆发，就会像轰雷，像闪电，震动整个的党和国家的基石。
党和政府处在存亡危急之秋。国家和人民到了极为困难的时期。
重担落在了周恩来的肩上。
周恩来吃不下饭，睡不好觉，每周要召开三四次会议专门讨论粮食问题。他的办公室的桌上放着写了许多数目字的纸张，上面写的都是粮食帐，这是他自己用毛笔或铅笔计算的。某城市的粮食能支持几天，哪个地方赶紧要调粮食去。每天晚上，粮食不落实，不睡觉。他要秘书制定了一张像“哈达”那样的粮食大表，上面记着各省、市的粮食数字。他对表上的数字记得非常清楚，根据实际需要和可能，亲自决定向各地调拨粮食，并且下决心进口粮食、精简二千万人下乡，这些都得到中共中央的同意并作出决定。
当时的粮食部部长陈国栋，一个星期要被找到周恩来的办公室好几次，主要是谈粮食问题。陈国栋说：“三年困难时期，总理直接抓粮食工作，为几亿人的吃饭问题，付出了很多心血。”“当时全国人口六亿左右，城市人口一亿二千几百万，‘大跃进’多了二千九百万人进城，粮食供应数量大量增加，国家掌握的粮食负担不起。许多地方纷纷告急，形势很紧张。”“他一般都是晚上找我们去，地点经常是在他的办公室。有时是晚上九十点钟或深夜十一二点钟去，谈到第二天凌晨三四点钟，有时是凌晨两三点钟才去。按过去规定，工作到半夜，就应有夜餐，三年困难时期取消了。但当我们工作到深夜时，邓大姐有时也端给我们一碗素挂面，那样照顾我们，是总理、邓大姐私人招待，公家并不开销。”
周恩来和邓颖超自己花钱待客，但由于每个人的粮食是定量供应的，还不免要向客人收粮票。例如，一九六二年四月二日，周恩来和邓颖超邀请前线话剧团负责人、编剧、导演和主要演员到家中作客，对他们创作的《霓虹灯下的哨兵》给予鼓励。吃饭中间，邓颖超说：“今天是我和恩来同志拿自己的薪金请客。现在粮食定量，很抱歉，还要请每人交三两粮票。”
那年月，中央经常召开的讨论粮食问题的会议，都是由周恩来出面的。所以李先念说过：管粮食、管吃饭的分三线。粮食部在第一线，由他们先同各省区协商，能够商妥的，就不上找了。第二线是李先念，粮食部商量不下去，就把李先念请出来。第三线是周恩来，李先念同他们商量不下去，最后就把周总理请出来。于是，周恩来就把粮食部领导人带上去拜访，一个省一个省地定。那时，调动五百万斤粮食，都要报告周恩来。
在进口粮食的问题上，周恩来也操碎了心。
困难时期，即便有时候出差到供应比较好的省份，周恩来也很注意。如一九六二年六月，周恩来、邓颖超到东北的吉林省视察。吉林是农业生产比较好的省份，在长春，当地出于对周恩来、邓颖超的热爱，知道北京供应紧张，早已作好准备。到后第二天早餐，吃得很丰盛。周恩来、邓颖超即刻提出了意见。邓颖超亲自用红铅笔写了一个菜单：“山珍海味、名贵食品禁吃，肉蛋和油炸食品少吃，多吃面食和粗杂粮。”油炸品少吃是因为当时全国食油也很紧张。这个菜单送到了食堂，一位老厨师看了十分感慨说：“我做了几十年的饭，所见到的都是要吃高级山珍海味的菜单，从没见过这样的菜单……”
周恩来直接抓粮食工作，是从一九五九年开始的，大约一直抓到“文化大革命”开始。一九六二年夏天周恩来给中央机关下乡调查人员讲话中，讲到我国当前政治、经济生活中迫切需要解决十个问题，第一是农业问题，第二是国家支援农业问题，第三仍是粮食问题。等到这年秋收后，十二月周恩来讲话，才说过去三年是粮食紧，现在粮食产量已逐步上升，但是，棉花又最紧了，成为农业上的关键问题。粮食产量逐年回升，到一九六五年已回升到三千八百九十一亿斤，城市供应就比较好了。为了解决六亿人民要吃饭这个大问题，周恩来在那几年确实是费尽心血。几年功夫粮食问题逐渐解决了。
中国六十年代初的经济调整时期，正是国际上风云激变的多事之秋。中苏两党、两国的关系急剧恶化，中印边境发生争端以致中方被迫自卫还击，美国疯狂扩大侵越战争，亚非拉民族独立运动风起云涌。为了反对国际上的霸权主义，支援新兴的民族独立国家，保障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和平环境，周恩来不得不经常忙于处理大量的紧迫的外交工作和国际问题。调整经济的任务十分繁重复杂，周恩来认为自己既然是政府总理，就责无旁贷。他在陈云、李先念等协助下，毅然地挑起了领导经济调整、亲自指挥调度的重担。一九六二年的“七千人会议”后，恢复了中央财经小组，由陈云担任组长。陈云提出了大幅度调整一系列原则。不久，陈云因病休养，仍由周恩来、李先念负责调整工作。周恩来向干部们阐述多难兴邦的道理，号召大家同心同德，团结一致，战胜困难，勤俭建国。一九六○年十月，他亲自主持起草中共中央《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十一月间又参与制定中共中央《关于彻底纠正“五风”问题的指示》。这两个文件的颁发执行，对于当时刹住农村工作中的“左”倾错误，调整人民公社内部的生产关系，稳定农民的生产情绪，起了很大的作用。在一九六二年一月讨论起草扩大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的书面报告时，周恩来对所有制问题提出，应该“把所有制的改变要根据生产力发展水平和农民觉悟程度来决定的意思写进去”。这个思想，是对于多年来农业上的“左”的错误的总结和批评。
八字方针的内容，完全是为着解决严重失调的比例关系的，主要是解决积累和消费的比例关系和农、轻、重的比例关系。对这个方针，从提出到贯彻执行始终存在着争论，中心是调整是否必要。周恩来坚持了这八字方针，措施坚决，国家的经济回升得比较快。到一九六三年冬讨论一九六四年计划时，又有人提出说调整任务已经完成了，又可以开始跃进了。周恩来认为还要调整，要一直调整到一九六五年。到一九六五年，我国粮食总产量接近一九五七年的水平，工农业总产值比一九五七年增长百分之五十九，积累和消费的比例关系基本上恢复正常，市场供应显著改善，物价稳定，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经济工作走上了轨道，可以健康迅速地向前发展了。
（一○五）一九五八年南宁会议上的一场激烈斗争
“经济工作要实事求是”，这是周恩来的重要思想。一九五六年春天，他指出：“请大家注意实事求是。”
周恩来看到，经过压缩的一九五六年计划（草案），仍然是冒进的。他由此推论，不但年度计划冒了，就是已经规定的一九五六年、一九五七年和第二、第三个五年期间建设速度的远景计划，也冒进了，他认为，只要摸清了情况，就要反冒进，“要敢于抗大流”。
四月十日，周恩来主持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采取制止经济形势恶化的措施。他力主“动员生产，约束基建”，“为平衡而奋斗”，把精力放到了反对急躁冒进上。
这期间，周恩来发生了一次同毛泽东面对面的争执。
四月下旬，毛主席在颐年堂政治局会议上提出追加一九五六年基建预算二十个亿，受到与会同志的反对。在会上，尤以周恩来同志发言最多，认为追加基建预算将会造成物资供应紧张，增加城市人口，更会带来一系列困难等等。毛主席最后仍坚持自己的意见。会后，周恩来又亲自去找毛主席，说我作为总理从良心上不能同意这个决定。这句话使毛主席非常生气。不久，毛主席就离开了北京。
当时，毛泽东提的是反对右倾保守。这口号周恩来起初也是赞成的，但是接触到实际工作，随着建设规模的不断扩大暴露出了很多问题。条条战线不断向他反映情况，提出了建设规模和我国实际能力的矛盾。
这时，陈云提出建设只能与国家财力相适应，周恩来支持陈云的主张，李先念也同意。
五月十一日，周恩来在国务院会议上提出：“反保守从去年八月开始，已经反了八九个月了，不能一直反下去了！”这个月，他同李富春、李先念交换意见，要再次解决订得过高的国家预算，并指导起草一九五五年国家决算和一九五六年国家预算报告稿。报告稿中提出：“在反对保守主义的时候，必须同时反对急躁冒进倾向。”这种倾向，“在过去几个月中，在许多部门和地区都已经发生。”
六月四日，刘少奇主持中央会议讨论这个报告稿。到会的有周恩来、朱德、陈云、李富春、李先念、薄一波、李维汉、胡乔木等。周恩来代表国务院介绍有关冒进情况和半年来经济建设所引起的种种矛盾和不平衡问题，提出继续削减开支，压缩基本建设经费的意见。会议决定制止急躁冒进，提出了既反保守又反冒进，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的经济建设方针。六月十日，刘少奇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确认了四日中央会议的决定。
一股来势很猛的盲目冒进势头，总算被遏制住了。
但是，毛泽东对这一年的发展速度不满意。
一九五七年九月，毛泽东在中共八届三中全会上，批评了一九五六年这个纠正冒进的方针，说反冒进扫掉了多、快、好、省，这是“右倾”，是“促退”，是向群众泼冷水，打击积极性。
一九五八年一月，他在南宁主持召开了有部分中共中央领导人和部分省、市委书记参加的会议。会上，他以反对分散主义为话题批评了国务院的工作后，又尖锐地批评了反冒进的“错误”，说反冒进使六亿人民泄了气，这是方针性错误。他说，右派的进攻，把一些同志抛到和右派差不多的边缘，只剩五十米远了。
南宁会议召开时，周恩来在北京正忙于接待也门共和国太子巴德尔。十三日，他赶到南宁参加会议。毛泽东发言猛烈抨击反冒进。十六日上午，毛泽东还在会上拿着柯庆施的《乘风破浪，加速建设社会主义的新上海》一文，说：恩来，你是总理，这篇文章你写不写得出来？！上海有一百万无产阶级，又是资产阶级集中的地方，工业总产值占全国一B五，历史最久，阶级斗争最尖锐，这样的地方才能产生这样的文章。
当时，毛泽东是有以柯庆施代替周恩来为总理的设想的。虽然没有正式提出来，但是以周恩来的敏锐，当然是感觉得到的。周恩来是从不计较个人的上下得失的。作为人民政府的总理，周恩来觉得应当向人民负责。总理是由主席提名经人民代表大会通过的，既然自己被认为是错误的，他可以不再当总理。但如果他直截了当地提出辞职，容易被误解为进一步顶抗，因此，在一九五八年六月九日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他委婉地提出说，请考虑自己继续担任国务院总理是否适当？出席会议的还有刘少奇、朱德、陈云、林彪、邓小平、彭真、彭德怀、贺龙、罗荣桓、陈毅、李先念、陈伯达、叶剑英、黄克诚。会议挽留周恩来继续担任总理。会后，邓小平拟了个会议记录，写道：会议认为周恩来“应该继续担任现任的工作，没有必要加以改变”。并把这个记录报送了毛泽东。这样，周恩来仍然担任国务院总理不变。
但是此后，周恩来遇事发表意见就比较少了。
（一○六）关于粮食问题的一百一十五次谈话
一九五八年在中国的大地上开展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在“左”倾思想的影响下，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严重泛滥。加上自然灾害的影响，致使我国国民经济从一九五九年到一九六一年处于困难时期，粮食生产大幅度下降，国家粮食库存急剧减少，粮食局势非常紧张。在这个极端困难的时期，周恩来总理统筹全国粮食的全局，果断决策，亲自抓每一起难度较大的省、市、自治区间的调拨，保证各方面的应急需要，从而使我们国家和人民比较顺利地渡过了困难。
一九五八年，粮食工作的一个突出矛盾是对粮食产量逐级虚报浮夸，估产过高，以致上下底数不清，情况不明。高估产，造成高征购。一九五八年在北戴河举行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正式公布的当年粮食产量将达到六千-七千亿斤，比上年增产百分之六十至百分之九十。到年底，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粮食预计产量又夸大到八千五百亿斤。全国平均每人粮食占有量一千三百斤左右，造成我国粮食已经过关的假象。一九五九年继续受浮夸风的影响，粮食产量各地上报到一万亿斤。当时周总理明确指出，产量没有那么多，有虚数。后来，落实的一九五九年粮食产量仅三千三百多亿斤，只有原估产的三分之一。在高估产的影响下，一九五九年至一九六一年，三年平均粮食征购占到产量的百分之三十五点三，其中一九五九年达到百分之三十九点七（正常年景一般占百分之二十多），超过了农民负担的能力，严重挫伤了农民生产粮食的积极性。
一九六○年秋，全国当年产粮数字暂时搞不清，有些放过“卫星”的人又不肯承认粮食少了，一时众说纷纭。粮食部预计全国粮食总产量只有二千八百多亿斤（年终实际数二千八百七十亿斤），缺粮的问题十分严重。粮食部党组经过慎重研究以后，如实报告周总理。他明确表示：农业生产的情况如何，可以各说各的，但全国粮食收支计划必须按粮食部门的数字安排。总理还把北方各省的负责人和一些县、社的基层干部，一并请到人民大会堂，召开紧急会议，认真倾听他们的意见，了解农村的实际情况。会上，周总理和中央其他领导同志研究后，提出了全党动员，发展生产，控制消费，低标准、瓜菜代，艰苦奋斗，渡过暂时困难的一系列具体措施。周总理还指示，每月要召开一次北方粮食厅局长会议，主管农业的中央负责同志要听取汇报，亲自部署，精心安排。会后，中共中央发出了全党动手，大办农业，大办粮食的指示。为了核实粮食产量，合理安排粮食的购、销、调指标，总理同意并支持了粮食部提出的对全国农村生产队的粮食实行过秤入仓的办法。通过对一九六○年产量的逐步核实，大家的头脑比较清醒了。一九六一年以后的估产就比较接近实际，并留有余地，这对合理安排粮食购销和调整政策起了重要作用。
在“大跃进”中刮“共产风”，农村人民公社办公共食堂，让农民在食堂吃大锅饭，加剧了农村粮食紧张的矛盾。一九六○年春天，总理办公室主任童小鹏同志回到福建长汀老家，看到当时说假话之风盛行，名义上是保证每人每月吃三十斤稻谷（折粮二十一斤），但实际上没有做到，大食堂都无米下锅，吃的多是煮青菜。童小鹏同志将了解的情况报告周总理，周总理很重视，指出：这是人命关天的大事。并让童写信给福建省委，引起了省委的重视。之后，周恩来和中央其他领导同志都先后亲自到农村调查，向党中央反映社员普遍不赞成办公共食堂，“供给制”害处很多。到一九六一年夏收后，全国各地根据广大群众的要求，普遍解散了农村公共食堂，口粮分配到户，社员都高兴地回家做饭吃。
一九五九年，国内粮食紧张情况已开始露头。这一年的春天，在国务院会议厅讨论当年外贸进出口计划时，正式开会之前，赵发生同志同外贸部副部长雷任民同志正在研究出口多少粮食合适，两人争论得比较热烈。总理一进门就问，你们在谈论什么？赵发生同志讲，外贸在表上列的出口粮食数，我们认为多了。总理当即表示，不用争了，定下来吧！为了偿还苏联债款，维护国家信誉，自己有点困难，另想办法克服。为了保持中国人民的志气，三年困难时期，周总理带领我们节衣缩食，如期还清了苏联的债款。
一九六○年底，粮食紧张情况加剧，估计到第二年春青黄不接时，粮食情况将更加严重，总理同国务院其他领导同志曾反复研究解决办法。陈云同志提议，挤出一部分外汇进口粮食。吃进口粮，这在当时可是个禁区！总揽全局的总理权衡利弊得失，毅然决定进口粮食。在总理亲自督促下，不到两个月，从澳大利亚进口的第一船粮食就到了天津港。一九六一年三月，中共中央召开的广州会议决定，增加粮食进口。一九六一年至一九六五年，每年进口粮食五百万吨左右。这占我国粮食产量比重虽然很小，但在国家的粮食调度上却起了重大作用：既可以减少产粮区的调出，又可以保证重灾区的粮食供应，避免了京、津、沪、辽粮食脱销的危险，还补充了部分国家库存。
一九六一年，总理出差到东北，看到东北粮食困难，提出向苏联交涉，从远东借二十万吨粮食，随后从进口粮中归还。这样做了，使东北粮食困境及时得到缓解。四川省原是粮食调出省，一九五八年大炼钢铁，上了五百万人，产量减少，又调出部分粮食，造成粮食紧张。总理了解这种情况后，立即指示：停止外调粮食，由省里内部自己调剂。一九六二年初，四川粮食告急，总理知道这个情况后，心里难过，他立即提出支援四川。总理把李先念、陈国栋和杨少桥同志找到他的办公室，要大家算算帐。经过计算，总理决定在当年二季度调给四川粮食二亿五千万斤，使他们顺利地渡过春荒。
为了安排好全国人民的吃饭问题，周总理呕心沥血，日夜操劳。从一九六○年六月到一九六二年九月，两年零四个月里，周总理就有关粮食问题的谈话达一百一十五次。总理十分关心粮食情况，及时阅看粮食报表，他亲自一张一张地审阅粮食计划表，精心计算粮食的安排。从总理办公室退给粮食部办公厅，现仍保存的三十二张报表中，总理的笔迹计有九百九十四处之多。例如在《一九六二年至一九六三年度粮食包产产量和征购的估算》这张表上，周总理用红蓝铅笔作标记一百四十五处，调整和修改数字四十处，在表格边上进行计算六处，批注数字七十处，批注文字七处，整个表格密密麻麻的留下了总理的手迹。这些报表，现已作为珍贵的历史文物，由有关部门妥为保存，它生动地记载了总理在困难时期，为了解决全国人民的吃饭问题，所付出的心血！
在三年暂时的经济困难时期，为了渡过粮食难关，安排好各地的粮食调拨，通常搞三道“防线”：先由粮食部长和地方协商；然后是主管财贸工作的中央书记、国务院副总理出面商谈；最后请国务院总理亲自定案。一九五九年以后，不仅年度粮食调拨计划由中共中央、国务院下达，季度调拨计划也由党中央安排下达；到了一九六○年，有好多月度调拨计划也都由党中央通知各级党委执行。对粮食调拨计划的执行情况，粮食部党组书记的陈国栋和先后主管调拨工作的杨少桥、赵发生同志，经常向党中央、国务院口头汇报，同时每旬（有时每五日）报送粮食调拨情况表。到了一九六一年，由中央安排调拨的粮食除了增加进口粮食外，又增加了一些列入中央开支的专项用粮，头绪繁多，原来的粮食报表已不适用。当时，周总理亲自设计了一张《中央粮食调拨计划表》，从这张表上，能够一目了然地反映出省间调拨和中央粮食收支情况。一直到现在，仍然使用这张表式安排中央粮食收支调拨计划，检查执行情况。
为了研究粮食问题，当时任粮食部党组书记的陈国栋同志一个礼拜要去总理那里好几次，一般都是晚上去，有时从晚上九十点钟或深夜十一二点钟，谈到第二天凌晨三四点钟，有时是凌晨二三点钟才去。当时向总理汇报工作，一般不准带助手，有时只能再去一位副部长。杨少桥同志曾经同陈国栋同志一起去向周总理汇报粮食情况，总理请杨少桥打算盘，他自己用笔算，算了一省又一省，算了一项又一项，库存多少？每月销售多少？夏粮下来能增加多少？可调出多少？粮食存放在哪里？运输方便与否，等等。我们的总理，实际上是粮食调度的总指挥。
为了保证城市人口口粮最低限度的供应，一九六○年中央决定，除井下、高温、高空和担负重体力劳动的职工外，城市人口每人减少一点粮食定量。对城市统销，除火车、轮船、飞机上的用粮仍免票供应外，城市的饮食行业、糕点和其他粮食制成品，采取凭粮票供应的办法。当时，北京只有少数高级饭馆高价销售和供应外国人用餐不收粮票。一九六一年，粮食形势更加困难，为了减少粮食销售，曾经设想对乘坐火车、轮船、飞机的旅客用粮，印制一种专用粮票，凭票供应，这可以节约粮食七千五百万斤。对于这个方案，周总理经反复考虑，认为国家虽然有困难，但不能增加旅客的麻烦。况且，火车、轮船、飞机上的外宾、华侨也较多，凭票供应，数量不大，影响不好。后经国务院会议决定，否定了这个方案。
总理十分关心工人和知识分子的生活状况。在粮食紧张情况稍有缓解时，他立即提出，要从煤矿工人开始，对高空、高温、井下、水下等重体力劳动者给予粮食补助，之后又提出对高级知识分子、十七级以上干部分别补助少量肉蛋和黄豆，以保证他们必要的营养和生活需要。
（一○七）电影工作要两条腿走路
现在我们能够看到的有文字记载的周恩来总理关于文化艺术工作两条腿走路的问题的谈话，是一九五九年五月三日在中南海紫光阁召集部分全国人大、政协委员和北京市部分文艺工作者谈的十个问题。
可是，使得总理最早对这些问题进行思考的，我（即陈荒煤——编者注）认为还是先从电影界引起的。在“大跃进”中，电影界出现的情况比较严重。一九五八年三月文化部召开电影跃进会，就在当时文化部提出“放卫星”的口号下打擂台，各制片厂纷纷提出跃进计划，增加数量。提出来“人人放卫星”、“部部工农兵，片片满堂红”，要两三个月完成一部故事片。有的厂产量成倍增长，摄制组每天用电话向厂里报告摄制进度。五月创作思想跃进会之后，又提出向国庆献礼片拍摄的任务，的确搞得十分紧张。
一九五九年四月二十三日上午，在全国人大、政协会议期间，周总理因患病住院进行治疗，要卧床二十四小时，他却利用这天上午的时间通知电影界来开会的几位同志去医院谈话，有陈鲤庭、沈浮、郑君里、赵丹、张瑞芳和我几位同志参加。
周总理说他一个时期以来，想到一些问题要找我们谈谈，说着从枕头底下掏出一张便条来。这时候，郑君里高兴地笑道：“我们真希望听听总理的指示哩。”
总理却不高兴了，说我不是叫你们听什么“领导指示”的，你们是我过去在重庆认识的老朋友了——荒煤倒是我回延安以后才认识的，今天是我找你们谈谈心的，要是讲什么“领导指示”，那我就不讲了。于是郑君里又像孩子般央求总理讲，总理这才讲了十二点意见。
这次讲话和后来五月三日在紫光阁讲的基本精神是一致的，但结合电影方面具体情况举例多一些，也有些不同的地方。
周总理开始讲到，他通过几次会议，发现我们工作中有一个问题，总是两条腿走不好。他认为两条腿走路这是个规律性的问题，而毛主席运用辩证方法来观察、处理问题是非常熟练的。
周总理指出：“不管做什么事，都要学会两条腿走路，都要设想一下对立面，否则就容易片面。尤其是艺术问题上，是精神产物，有一个指头的错误就容易引起意见。一张画有几笔画坏了就很突出。而作品有几分之一的败笔就会看不下去。……艺术创作是为大多数人看的，就更要照顾到广大群众。”
周总理还强调了对艺术上的要求，讲了几个方面应注意的情况：
一、“艺术创作万一失败了，也是成功之母”。艺术上不可能每一次都获得成功，不是人人都能写诗的。举例说，毛主席写了许多诗，发表的并不多；建安七君子的诗也没有留下许多。因此，艺术创作不能因为一次失败就丧失信心，这样作家就不可能有很多创作了。电影也不能次次成功。
二、对艺术创作的要求，要细致，不要粗暴，也不要求全。他认为有人有洁癖，不搞好不拿出来，实际这样反搞不好，还是要得到大家的帮助。
三、领导要与群众相结合。“不能说领导都对，而往往是群众的智慧超过领导。领导的本事是善于集中。想自己一鸣惊人是不行的。”这时他特别指出我写的《坚决拔掉银幕上的白旗》那篇错误的文章，“就是没有同大家商量，被袁文殊攻了一下”。他还说，电影厂领导可以开各级干部会议，有牢骚的也可以吸收，“多听意见就会集中大家的智慧。因为群众的特长，是从自己最熟悉的角度提出意见。领导要善于集中，并且学会集中，不能集中就不能领导。人云亦云也不行。”周总理指出，两条腿走路要有主导的方面，就是引导到正确的方向上来。从领导和群众关系来讲，领导是主导方面。对艺术创作要求细致又不要求全，细致是主导方面。导演也是如此，要有自己的风格，又要坚持下去，吸收、集中群众的意见，就会更加丰富起来。
周总理在谈到国庆献礼影片的时候，反复强调“既要鼓足干劲，又要心情舒畅，不能搞得过分紧张。过分紧张，就会疲劳，疲劳之后就会泄劲，要一张一弛”。明确指出，“艺术不能和工农业一样地要求多快好省，要量力而行，不能勉强。是粗制滥造好，还是精细一些好？……宁愿好的影片不惜工本，明知不好的可以不拍，宁可上了马下马”。他说：“你们（指上影）献礼影片的九部中有六部好的我就满意。来个九部，四部不好，我宁可要六部好的。好的中间当然也有上中下。这样胶片也可以集中使用，人力不够的情况也可以好些。人力、物力都要留有余地，要打百分之二十的余地。”他还具体指出，不可能设想，“演员要她哭就能哭，舍不得花胶片。做什么事情过头了就变成了荒谬。好看的人脂粉抹得太多了就反而不好看了。这个扣子一定要解决，否则精神就不能舒畅。”
总理还特别嘱咐我，今后四个月不要催厂里交任务了，厂里也不能天天打电话催摄制组。必要的条件要给以支持，但影片搞不出来也别着急。国庆献礼片，有的到年底交出来也行。总之国庆献礼的任务，既要力争完成，又要留有余地。
随后，周总理又在谈作风和工作方法时指出，在工作中既要理智又要热情，作为艺术家，这两方面要兼备。艺术家容易热情洋溢，但理智还是主导方面，领导要善于和群众商量，才能鼓舞大家的热情。既要敢想、敢说、敢做，又要有现实的科学根据，要加以科学的分析，敢想、敢说要和敢做连得起来。电影界的每件事也要做科学分析。
周总理还特别指出，“创作方面，要有独特的风格，也要兼容并包，但独特的风格是主导的方面。越剧近年来退步了，大概是别人批评它单调了，就把自己的风格抛弃了。话剧、电影都要有自己的特点和风格。陈鲤庭、沈浮、君里都应有自己的风格。石凌鹤把江西弋阳腔演唱的《昭君出塞》搞得非常成功。有人说原来高腔戏这样好，我就感到其中有话剧的色彩。到后台才看到是石凌鹤搞的这个戏。他从重庆排《棠棣之花》到现在排《昭君出塞》都很成功。既是兼容并包又保持了独特的风格。”周总理因此指出，“从剧种到每部影片都应有不同的风格”。让我们在工作与创作中一定要想到对立的统一，想想主导方面和对立的方面。
最后，总理还是提出，国庆献礼片一定不要贪多，要注意质量和艺术性。他指出，拍摄影片的主导方面是思想性，但也要讲究艺术性。写出来的影片是十年的总结，要符合时代的精神。前两年的影片有些粗糙，说话太多，艺术性不够。影片还是要注意色彩和动作。
此外，总理还对创作人员的政治与业务学习、劳动、保健等等问题提出了许多建议，这与后来五月三日关于文艺工作要两条腿走路的谈话的精神是一致的。
可是，周总理这次谈话，我向文化部党组汇报之后，并没有引起重视。我有一个印象，文化部党组当时的领导人有顾虑，怕这个讲话传下去，影响“大跃进”的情绪，也就没有向下传达。我也没有敢于坚持要向下传达。而上海的同志们回去之后，也未作广泛的传达，只让君里在二十多位主要创作人员中讲了一下就完了。这充分证明，即使是总理的讲话，而且是针对当时文艺工作中一些片面性、“左”的思想要予以纠正的正确意见，也仍然受到“左”的思想抵制，无法得到贯彻执行。何况不久又开始了反右倾运动。夏衍被列为文化部“重点帮助”对象，我也不断检查严重的右倾思想。
所以，周总理后来在一九六一年文艺工作座谈会和故事片创作会议上讲道：“我在一九五九年关于文艺工作两条腿走路方针的谈话，从今天水平来看，也不一定都是对的，里面也会有过头或不足的地方。使我难过的是，讲了以后得不到反应，打入‘冷宫’，这就叫人不免有点情绪了。”
在一九六二年二月十七日《对在京的话剧、歌剧、儿童剧作家的讲话》中，总理又一次明确提出，“一九五九年五月三日，我在紫光阁讲了一次话，谈了文艺工作两条腿走路的十个问题。今天讲话，情况与那次有点变化了。那次我的讲话，有些省市委就不肯传达。今天我看了上次讲话，内容基本上是正确的。”
由此可见，从一九五九年四月，总理首先对电影界提出两条腿走路的问题，到一九六一年六月在文艺工作座谈会和故事片创作会议的讲话，以至一九六二年这次讲话，都谈到了这个问题，可见这是他一贯的思想。为繁荣文艺事业，不断地纠正“左”的错误，他付出了巨大的努力。
一九六一年六月，中宣部在北京新侨饭店召开全国文艺工作座谈会，讨论研究贯彻中央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如何改进文艺工作领导等问题，并讨论《关于当前文学艺术工作的意见（草案）》（简称“文艺十条”）。
这时候，文化部也在新侨饭店召开了全国电影故事片创作会议，也是为了贯彻八字方针，总结“大跃进”三年来的经验，改进领导方法，并讨论“文艺十条”和《文化部关于加强电影艺术片创作和生产领导的意见（草案）》（简称“电影三十二条”）。
这次会议是建国以来电影故事片创作人员思想最活跃、议论极广泛、讨论最热烈、心情最舒畅，也是充分发扬民主的一次会议。说是对“大跃进”三年来的总结，实际上是对建国以来电影界在长期“左”的思想影响下一系列的错误进行了回顾与反思。尽管对反右派斗争的扩大化和反右倾运动，当时还不可能得到澄清，但就创作中涉及到的问题来看，一些根本性的问题已经暴露无遗。例如政治与文艺的关系问题，党如何加强和正确地领导精神生产的问题，如何正确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问题，关于题材风格多样化问题……直到艺术规律、人性论、正面人物的创造、反映矛盾、创作人员的生活、学习等许许多多实际问题。普遍反映了创作人员顾虑重重，精神紧张，一怕“右倾”，二怕“不听党的话”，加上领导作风的简单粗暴，以致在创作中束手束脚，唯恐犯错误的心情。因此，许多同志对一九五九年总理关于文艺工作两条腿走路方针的讲话没有向下传达，表示了极大的愤慨，甚至提出要追查责任。
周总理一九六一年的这个讲话，实际上是对一九五九年那个讲话的引申，而且根据当时的形势作了更全面、更深入的论述，更触及到了问题的实质。归根到底，是指导思想与领导作风问题，是要求各级党委和行政机关的领导人应改变“一言堂”的作风，尊重艺术规律，发扬艺术民主问题。
周总理这次在新侨会议讲得非常明确：“我们要造成民主风气，要改变文艺界的作风，首先改变干部的作风；改变干部的作风要改变领导干部的作风；改变领导干部的作风首先从我们几个人改起。我们常常同文艺界朋友接触，如果我们发表的意见不允许怀疑、商量，那还有什么研究、商讨呢？我们的讲话又不是党正式批准的。即使是党已经研究通过的东西，也允许提意见。中央工作会议正式通过的东西都允许讨论，允许提意见，加以修改，为什么我个人的意见就不能讨论修改呢？”
之后，在专门谈到领导问题时又反复强调，要改正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中心问题在于领导，在于教育，在于深入群众，总起来一句话，要实行调查研究。毛主席的工作方法论就是调查研究。”他强调“首先领导上要自我批评，要多负一些责任，问题总是同上面有关系的。希望你们回去也这样做。文艺团体的领导也要自我批评。这样就可以解除包袱，框框就只有大的，没有小的了，辫子就不会乱抓了，根子就不会乱挖了，帽子就不会乱戴了，棍子就不会乱打了。就可以使广大的文艺工作者心情舒畅，意气风发，使社会主义文艺更加繁荣。”
在遗产与创造这个问题上，总理虽然谈得并不多，但是他在当时已经提出一个方向性的意见：一方面要相信“古代总有一些好的东西值得继承”，另一方面，“也不能排外，闭关自守”，搞复古主义，“外国好的东西也要加以吸收，使它溶化在我们民族的文化里。……要使它们不知不觉地和我们民族的文化溶合在一起。这种溶合是化学的化合，不是物理的混合，不是把中国的东西和外国的东西‘焊接’在一起”。
周总理在新侨会议期间，不止一次亲自找我们去汇报会议的情况，指定我要把每期会议的简报当天送给他。他六月十六日晚间亲自到新侨饭店一间小客房里和许多电影艺术家们谈心，听说会议中对《达吉和她的父亲》有争议，为了展开讨论，我们在会议上把小说发给大家，总理就伸手向我问道：“能不能发给我一本？”后来把赵丹划了许多道道，还有批注意见的那本小说拿走了，说他想知道赵丹的看法。他看了小说之后，又把影片调去看了。
总理和我们一起听黄宗英讲书记挂帅搞创作的“经验”，三位书记和宗英讨论了一天，没有弄出一个提纲来。等到书记们有事都走了，宗英灵感一来，就一下子把提纲写出来了。总理听了和我们一起大笑。
在一次聚会中，总理听到上海电影界的同志反映了一些情况，突然问我：“荒煤，这是不是都是柯庆施的意见？”我稍微有些犹豫，总理就严厉地批评了我一句：“你这个老党员怎么也这样多顾虑？”
后来，我才知道，总理早就听说柯庆施宣布夏衍和我是“不受欢迎的人”了，希望我们少去上海插手电影工作。
也正因为柯庆施经常提出，“有些人就是听夏陈的，不听我们市委的”，所以有些人也不敢向我们反映情况，都只得向总理反映，总理也实际上比我们知道得多。后来张春桥在上海公开批评有些创作人员是所谓“通天干部”，实际上就是妄图制止向周总理直接反映情况。所以，周总理在这次讲话中反复强调领导不要搞“一言堂”，“民主作风必须从我们这些人做起”，“领导者要有自我批评精神，不是层层对下批评”，这些都是有所指的。
总理六月十九日在新侨会议讲话之后，二十五日又一次约请了各厂的一些编、导、演人员到西华厅他家里座谈，举行便宴。之后，又让总理办公室的许明同志打电话给文化部党组，建议会议不要开得太紧张，他愿意在七月一日党的生日和大家一起到西郊香山去休息一天。也就是这一天登山途中，赵丹像孩子般和总理发生“争论”，到底《达吉和她的父亲》是小说比电影好，还是电影比小说好。黄宗英同志在她一九七九年的一篇回忆总理的散文中作了生动的描写：“赵丹说：‘总理，您说电影比小说有所提高，可我看还是小说好。’总理说：‘影片的时代感比较强，场景选择得更广阔……’赵丹则说：‘那不过是电影这门综合艺术的表现手段比小说丰富罢了’。他们两个各抒所见，说个不停。最后赵丹语塞说：‘总理，我保留我的意见，觉得小说就是比电影好。’总理略停微步，偏过头来微笑地看着他，那神情、那目光、那姿势，人们都熟悉，我找不出文字来形容，总理声音洪亮地说：‘你完全可以保留你的意见，我也可以坚持我的意见，你赵丹是一家之言，我周恩来也是一家之言嘛！’总理哈哈大笑，赵丹也嘿嘿地跟着笑，我们当然也笑了，连林中的鸟儿、花丛中的蝶儿，天上的云彩都笑了，都笑了！”
而这个赵丹，就是前几天在新侨会议上发言，有过一段“眼泪汪汪”的“趣话”：“要是给我一块免斗牌，我就什么话都敢讲了！”
所以，后来有同志就和赵丹开玩笑，说赵丹经过总理批准，承认赵丹是“一家之言”，总算得到一块免斗牌了。
可是，谁想到，赵丹到了“文革”期间竟然成了“文艺黑线”上的一位“混世魔王”……
我还想起两件小事：一件是周总理到香山来的时候，又约请了三位来宾，许多同志感到意外，又感到高兴，因为看到了总理的细心，对凡是对电影工作有过贡献的同志，他也都记在心上。这三位客人就是王莹、舒绣之、孙维世。另一件是我能幸福地保存下来的周总理和全体创作人员合影留念的两张照片，没有一张照片能叫你很快发现总理在哪里的，他没有端坐在第一排，或站在前面显著的位置上，而是和许多创作家一样，站在后面，站在人群中，留下一个小小的头相。
（一○八）在一九五九年的庐山会议上
一九五八年十一月郑州会议以后，党中央和毛泽东虽然不断地注意纠正“大跃进”和公社化运动中的一些“左”的错误，但是却没有机会对一九五八年的经验教训进行系统总结。为了解决这些问题，抓好一九五九年下半年的各项工作，党中央决定在江西庐山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邀请各省市委书记参加。当时，国内外、党内外对国家形势有些议论。会前，毛泽东视察了河北、河南、湖南、湖北四省，认为一九五九年尽管有大春荒，副食品、日用品、工业品的供应较紧张，但形势正在好转。他对河南省委的同志说：整个形势，大家商量一下，究竟好不好？如果要亡国，就当作亡国的局面来办。现在又没有亡国，这个国家还是兴旺的。有那么几个小泥鳅掀了一点浪，就以为了不得了，我就不信这个道理。毛泽东主张继续提十五年或者较少一点时间在主要工业产品的产量上超过英国这个口号，还想把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的指标提高一点来推动农业。基于这样一些思想，毛泽东在上庐山的途中提出了关于形势、今年的任务、明年的任务等十九个问题作为庐山会议的讨论议题。
庐山会议前期，“气氛比较好，大家轻松愉快讨论问题，晚上开舞会或看戏，的确是‘神仙会’”。毛泽东在会议开始时就他所提出的十九个问题谈了一些意见。他说，一九五八年的基本问题是：（一）综合平衡；（二）群众路线；（三）统一领导；（四）注意质量。在这四方面的问题中，最基本的是综合平衡和群众路线。公社的教训就是没走群众路线，刮“共产风”，触怒了群众。工业方面的主要缺点是没有搞平衡，这是大跃进的重要教训之一。说是两条腿走路，几个并举，实际上并没有兼顾。毛泽东指出：在经济工作中，平衡是个根本问题。农业内部的农、林、牧、副、渔之间的平衡；工业内部的平衡；工业和农业之间的平衡。整个国民经济的比例关系，是在这些基础上的综合平衡。鉴于建国以来，特别是对一九五八年抓农业促工业、带动整个国民经济和农业不好引起国民经济全面紧张的深刻感受，毛泽东提出要改变重、轻、农的次序。他说：过去安排国民经济的次序是重、轻、农、商、交，现在强调把农业搞好，次序改为农、轻、重、交、商，农业第一。这样并不违反马克思主义，还是优先发展生产资料的原则。因为农业中也有生产资料的生产问题。这几年的经验是，给农业多少钢材，给轻工业多少钢材，以后剩多少，再搞基建，比较实际。因此，毛泽东肯定了陈云提出的先安排好市场再安排基本建设的方针，认为把衣、食、住、用、行五个字安排好，是关系到六亿五千万人民安定不安定的问题。毛泽东的这些意见对于后来调整我国的国民经济、指导社会主义建设起了重要作用。
毛泽东尽管对一九五八年的经验教训有了较为深刻的认识，但是并没有要从根本上改变当时“左”的指导思想的意识。他是在肯定“大跃进”和公社化运动的前提下来纠正那些暴露得较为突出的错误。他在六月二十九日和七月二日的讲话中，对一九五八年以来形势的估计是：有伟大成绩，有不少问题，前途是光明的，缺点只是一、二、三个指头的问题。过去一段时间的积极性带有一定的盲目性。这样看问题，就能鼓起积极性来。七月十日，他在庐山会议的组长会上继续指出：从局部来讲，从一个问题说，可能是十个指头、九个指头、七个指头或者三个指头、两个指头，但从全局来说，还是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的问题。从具体事实来说，确实有些得不偿失的事，但是从总的来说，不能说得不偿失。这一年经过了许多会议，我们总是把问题加以分析，加以解决，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党内有些同志不了解整个形势，要向他们讲清楚。毛泽东的这种看法代表了与会的大多数领导同志，包括中央各部和省市委的负责人的看法。这些同志认为：一九五八年的问题不是指导思想上的根本错误，只是实际工作中的具体错误。经过郑州会议以来的一系列会议，大跃进和公社化运动中发生的问题正在逐步解决。只要把一九五九年的指标降下来，把措施落实下来，可以把一九五九年下半年的工作做好，还可以争取一九六○年的大发展。当然，在这些同志中间，对于一九五八年的错误的估计和一九五九年形势好转的估计，在程度上也是有所不同的。
周恩来在庐山会议上属于与会的大多数同志的这种思想状况。他是在六月二十八日离开北京的。六月二十九日在武汉与从韶山归来的毛泽东汇合。七月一日，周恩来与毛泽东一起抵达庐山。邓小平因腿部骨折不能到会，陈云也请病假未到。这样，周恩来实际上负责操持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具体工作。周恩来认为，一九五八年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是两大新的革命，在取得伟大成绩时必然会带来某些问题。他说：这些问题主要有三条，第一是速度问题，工农业生产在某些地区和部门可能增长较快，但设想每年翻一番不可能；第二是平衡问题，旧的平衡突破了，新的平衡没有建立起来，国民经济的各部门之间失去了综合平衡；第三是质量问题，在大跃进的数量增长中，部分产量的质量下降了。周恩来认为，这些问题在北戴河会议以后逐步地暴露出来，党在逐步地认识和解决，这次庐山会议就是要对这些问题全面地认识。周恩来主张把问题都端出来，采取积极的态度。大家不要互相埋怨、互相责备，而要互相督促、互相勉励、互相帮助，只有这样，才能找出解决办法，把事情办好。
在庐山会议前期，周恩来就是本着这种精神开展工作一个一个地解决问题的。从七月十日到十二日，他接连三次召开财政问题座谈会。针对一九五九年上半年出现的财政赤字，他提出了七条解决措施：即（一）国家要算帐，做到财政收支心中有数；（二）去年权力下放多了，中央要收权；（三）资金要归口，专款专用；（四）堵口，限额以下的基建项目要下马；（五）导流，对停办项目的人员给以出路；（六）增加生产，活跃市场；（七）厉行节约，反对浪费。他认为，抓好了这几项，财政紧张的状况就能逐步好转。七月十八日和二十一日，周恩来两次召集国务院各部负责人开会，讨论计划工作，研究钢铁、煤、木材、运输和市场等方面的问题。七月二十三日，周恩来召集在庐山的副总理们开会，介绍一九五九年计划没有安排好的情况，指出：在六月十三日会议的大帐中，不平衡的情况非常严重。钢铁指标是满打满算，措施不落实。其他方面许多也不落实。如果不解决，糊里糊涂到年底，一九五九年的计划指标就完不成。七月二十六日，周恩来两次召集国务院各部部长和副部长的座谈会。二十八日，又召集国家计委、经委和基本建设委员会负责人会议，继续研究一九五九年的计划问题。在这些会议上，他强调了落实一九五九年计划的紧迫感。他说：在武昌会议、上海会议和六月十三日会议以后，我一直是不安的。我不安，不是对于总路线动摇，而是对一些同志懈懈沓沓、松松垮垮难以理解。八个月过去了，计划还不落实，真叫人着急。现在大家要同心同德，不埋怨，不泄气，不畏难，实干，苦干，巧干，努力做好下半年的工作。在庐山会议前期，周恩来把全部精力都倾注于调整一九五九年的计划工作上去了。当年参加会议的李锐谈及这一情况时写道：“当时总理日以继夜，集中精力调整当年计划，安排好基建摊子。”
从会议发展的实际情况来看，庐山会议前期主要是解决经济方面的问题。七月十四日，彭德怀写信给毛泽东，陈述自己对一九五八年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一些看法。这以后，会议逐渐转入以政治斗争为主了。彭德怀在信中首先肯定了一九五八年的各项成绩。在谈到缺点时，认为大办钢铁补贴二十余亿，浪费了一些资源和人力，损失较大，“有失有得”；经济工作比例失调“具有政治性”的意义。在分析产生一九五八年的缺点错误的原因时，认为在思想方法和工作作风方面存在“小资产阶级狂热性”，“把党长期以来所形成的群众路线和实事求是作风置诸脑后”，而要“纠正这些‘左’的现象，一般要比反掉右倾保守还要困难些”。彭德怀的这些意见，是针对会上缺乏客观冷静地总结经验教训的空气和一些人存在怕多谈缺点的顾虑而提出的。他在小组发言中也讲述了信中的一些观点。他担心会议匆忙结束，不能真正记取教训，因而决心写信给毛泽东对“大跃进”中的错误提出会上没有人得过的尖锐批评。
七月十六日，毛泽东批示印发彭德怀的信，还加了标题：《彭德怀同志的意见书》。七月二十三日上午，毛泽东在全体大会上发表了讲话。他说：现在党内外夹攻我们，要硬着头皮顶住。无非是讲得一塌糊涂，骂祖宗三代。我们这个庐山会议，上半个月顾虑甚多，现在展开了，有话讲出来了。一个共产党员，高级干部，那么多的顾虑，怕挨整，明哲保身，怎么行呢？祸从口出，我今天是要闯祸的。两部分人都不高兴我，一种是听不得坏话的，一种是有方向问题的。你们不赞成，可以驳我。说我是主席，不能驳，不对。事实上纷纷在驳，没有指名就是了。讲我小资产阶级狂热性，也是有一点，不然，为什么对有些东西如获至宝呢？我有两条罪状，一条叫一千零七十万吨钢，九千万人上阵，补贴四十亿，“得不偿失”；还有一个总路线，总路线是虚的，见之于行动的就是一个工业、一个农业，工业是大炼钢铁，农业是人民公社。你们也可以分一点责任，但是主要责任在我。我是始作俑者，推不掉。但是大炼钢铁、人民公社没有完全失败，也不能讲大部分失败，只是一部分失败，就是所谓多付了代价，多用点劳动力，多付点钱，刮了一次“共产风”，全国人民受了教育，清醒了。我劝党内这一部分同志，讲话的方向问题要注意，在紧急关头不要动摇。有些同志在历史上的大风大浪中就是不坚定的，现在又表现出资产阶级的动摇性、悲观性。他们不是右派，但是他们把自己抛到右派的边缘去了，不过还有三十公里，相当危险。
在七月二十三日的讲话中，毛泽东虽然没有点名批判彭德怀，但讲话的锋芒是针对彭德怀的，并且将一九五六年反冒进问题重新提了出来，联系起来加以批判。他说：我们有些同志想把国家搞好，忧心如焚，这是好的。这叫什么阶级？在南宁会议、成都会议、党代表会议讲过，一九五六年下半年一九五七年上半年的动摇不戴帽子，讲成思想方法问题。如果讲现在是小资产阶级狂热性，反过来讲，那时的反冒进就是资产阶级的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切切的泄气性、悲观性。我们不戴帽子，因为这些同志与右派不同，他们要搞社会主义，只是没有经验，一有风吹草动，就以为冒了，要反冒进。但是，那个时候反冒进的人，在这次风浪里头站住脚了，比如恩来同志，他就站住脚了。恩来算不算代表啊？他这次的劲头很大，是个乐观主义者，因为受过那次教训。至于陈云同志情况如何，我不知道，我看他也会站住脚的。现在是那时批评恩来同志、陈云同志的部分人，取他们的地位而代之。这些同志就是不讲冒了，不讲反冒进，但是味道就是反冒进。譬如讲“有失有得”，“得”放在后，“失”放在前，这都是斟酌了的。他们重复了一九五六年下半年、一九五七年上半年犯错误同志的道路。
毛泽东讲话以后，庐山会议的气氛和方向顿时来了一百八十度的转变，“神仙会”变成了批判会。从七月底开始，会议转入批判彭德怀、张闻天等同志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
周恩来对彭德怀的信的认识也有一个变化过程。彭德怀的信印发之初，周恩来曾认为“没有什么”。七月二十三日毛泽东讲话以后，随着会议气氛的变化，周恩来也逐渐地把彭德怀的信看成了政治问题。七月二十六日，周恩来在召集国务院部长、副部长座谈会上提出要明确政治方向，要求他们在小组会上表明立场，划清界限。他本人还从政治、经济和精神等方面细算小洋群的得失帐，来批判“得不偿失”论，论证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在政治上“完全正确”。他规劝彭德怀要认识“错误”，并以一九五六年反冒进的“错误”现身说法。他说：一九五六年计划过大是事实，我急于要回答，说是“冒”了，就犯了错误。这是方针性的错误，但是那个时候确实焦心如焚。跟我共事的人知道，我是把自己放在群众运动之中，不是站在局外；我是想解决问题的，所以才敢于跑到八届二中全会上讲那么一通。那时，总路线正在形成过程之中，那次动摇使总路线的确定受到了影响。这次看问题就比较全面了。他对彭德怀还说：今年你替代我了。因为你不是总理，所以你没有像我作那么一个大报告，你写一封信。有鉴于我，就说了句路线还基本正确，不写“冒进”，但是我那个时候说话也是这样说的。你指出的错误，可能不少都是对的，可是你站在局外，指手画脚，是旁观者态度，这就是个方向问题了。你还没有到反冒进的那个程度，但有那么一个趋势。你停止了，认识了，也没有什么了不起。我们应该吸取教训，站在局内，帮助解决和纠正新发现的缺点错误，这才是拥护总路线。他希望彭德怀尽快认识“错误”。
七月二十九日，毛泽东提出召开中央全会，主要议题，除修改一九五九年计划指标外，就是讨论路线问题。他说：究竟采取一条什么路线好，现在要回答这个问题，七月的政治局扩大会议算是中央全会的预备会议。
八月二日，党的八届八中全会在庐山开幕。出席会议的有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一百四十九人，列席十四人。毛泽东发表讲话说：初上庐山，七月上半月有点神仙会议的味道，闲谈一顿，没有什么着重，没有紧张局势。后头才了解，有些人觉得没有自由，就是认为松松垮垮不过瘾，不得要领。他们要求一种紧张局势，要攻击总路线，想破坏总路线。毛泽东指出：现在有一种分裂的倾向，已经有显著的迹象了。我们反了九个月“左”倾了，现在基本上不是这一方面的问题了，现在庐山会议不是反“左”的问题了，而是反右的问题了。因为右倾机会主义在向着党，向着党的领导机关猖狂进攻，向着人民事业，向着六亿人民的轰轰烈烈的社会主义事业进攻。毛泽东的讲话和会议印发的他的一系列批语，为八中全会错误地开展所谓“路线斗争”，揭露和批判彭德怀、张闻天、黄克诚、周小舟等同志的所谓“反党集团的分裂活动”定了基调。
八月三日到十日，全会连续举行小组会议批判彭德怀等同志的“错误”。全会的批判比七月政治局扩大会议时的批判进了一步。那时主要是批判彭德怀七月十四日的信及在小组会议上的发言，调子也比较温和。这时的小组会，就批判内容来说，除了继续进行上述的批判外，更多地引导到揭发和批判彭德怀等同志参加革命后在党内历次斗争中的缺点错误；就批判的调子来说，上了“路线斗争”、“反党活动”、“搞阴谋”、“搞分裂”的纲，把已经解决了的历史是非翻出来“老帐新帐一起算”；就批判的方式来说，已不是对不同意见的商量了，而是责令彭德怀等同志交代问题，既要交代历史上的问题，也要交代在庐山会议上他们彼此间的交往和谈话。这样，会议的气氛是异常紧张的。
八月十一日，毛泽东在全会上再次发表讲话，从所谓世界观上对彭德怀等同志进行批判。他说：他们的世界观同方法论不是马克思主义的，不是辩证唯物主义的，而是主观唯心主义的经验主义。比如彭德怀同志，我就感觉到他这三十几年，资产阶级立场没有变动过，他的世界观没有变动过。这些同志不是马克思主义者，而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他们是以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的资格参加共产党的，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他们是积极的，但是在方法上也常常搞错。实际上，他们是党内的同盟者，是马克思主义的同盟者，挂着共产主义的招牌。他们对于无产阶级革命没有精神准备，对于灭掉中国的剥削阶级以及小资产阶级是没有这样的决心的。这十年，对于他们是突如其来的。现在人民公社一来，就闹翻了。他们的看法跟资产阶级右派很接近。他们提出的问题尽是些鸡毛蒜皮的问题。他还指出：要估计到他们那些同志的两面性，要记起他们还有革命性的一面，同时还要批判他们的反动性。
八月十三日和十四日，由中央常委分别主持大会，继续错误地对彭德怀、张闻天、黄克诚等同志进行批判。八月十五日，毛泽东在一个批示中，以《关于如何对待革命的群众运动》为题，针对彭德怀等同志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提出的批评，指责他们不能正确对待革命的群众运动，成为“共产党内的分裂派”，“右得无可再右”。八月十六日，毛泽东又写了一段“批示”，指出：“庐山出现的这一场斗争，是一场阶级斗争，是过去十年社会主义革命过程中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两大对抗阶级的生死斗争的继续”。按照毛泽东定的这个调子，全会在这一天通过了《中国共产党八届八中全会关于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反党集团的错误的决议》和《为保卫党的总路线、反对右倾机会主义而斗争》的决定。根据会议决定，彭德杯、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等同志调离国防、外交、省委主要负责人的工作岗位。毛泽东在闭幕会上讲话说：这次庐山会议解决了一个大问题，是很好的一次会，是一次胜利，避免党的分裂，及时地阻止了党的分裂。毛泽东号召全党反右倾、鼓干劲，做好一九五九年的工作。
在八届八中全会上，周恩来同中央的其他领导人一样，完全赞同毛泽东对彭德怀的“批判”。他也没有能够超越当时的历史。八月一日，周恩来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说：彭德怀同志的信是一个纲领性的右倾机会主义的东西，他打着所谓的无产阶级旗帜，实际上打着资产阶级旗帜，向着所谓的“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实际上向党的总路线进攻，向党的领导进攻，向着无产阶级领导进攻。尽管如此，周恩来对彭德怀认识错误还是寄予了希望。八月十三日下午，他在主持批判彭德怀的大会最后讲话说，今天许多同志都对彭德怀同志今天的讲话表示不满意、不放心，向他提出了很多的批评和问题，但是他今天讲话开头已经表示，还不能完全认识这个错误，这次检讨可能不深刻。这说明他的门没有关死，我们希望彭德怀同志好好地彻底地想一想。
在八届八中全会期间，周恩来的主要工作仍然是抓一九五九年的计划和生产的落实。他说：这回主席再三说，要我来抓一下今年这个计划生产建设。陈云同志还病着，小平同志还病着。这个时候我把这项工作抓一下，也希望大家一道来抓。会议期间，周恩来贯彻“反右倾，鼓干劲”的精神，一项一项地落实计划指标。他会同有关部门的负责同志研究了一九五九年下半年的工业生产、基本建设、交通运输、财政金融、粮食购销以及手工业生产等方面的工作，并促成会议制定了相应的文件。
八届八中全会闭幕后，“反右倾”斗争在全党铺开。许多对一九五八年的缺点错误提了意见的同志，都被当作所谓右倾情绪和右倾思想加以批判。一些领导干部还被错误地划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受到了极不公正的待遇。八月二十一日和二十四日，周恩来受中央委托在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传达庐山会议精神，介绍彭德怀等同志的政治历史表现，并对他们进行了错误的批判。八月二十四日和二十六日，周恩来还分别在最高国务会议上和第二届人大常委会扩大会议上传达全会精神，作关于调整一九五九年国民经济计划主要指标和进一步开展增产节约运动的报告。
庐山会议后期对彭德怀等同志的批判和在全党开展的“反右倾”斗争，给党和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造成了深远的影响。从政治上看，它错误地打击了一大批敢于实事求是地向党反映情况、提出批评意见的同志，支持了浮夸、说假话的不良倾向，破坏了党内各级组织的民主生活，发展了党内斗争的坏的传统，助长了毛泽东的个人专断作风和党内的个人崇拜现象。在经济上，它打断了第一次郑州会议以来纠正“左”倾错误的进程，使前些时期得到纠正的“左”倾错误重新蔓延开来，从而给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的生活带来了严重的困难。
（一○九）一份工作日历
在一九八三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开放的毛主席纪念堂周恩来纪念室里，陈列着这二十多本工作日历中有一份是周恩来一九六一年在邯郸农村调查期间的部分工作日历。
一九六一年，我国刚刚度过三年困难时期，党中央和毛泽东提出要大力倡导调查研究。周恩来在繁忙的国务工作中，挤出时间，于四月二十八日至五月十四日，带着工作组到河北省邯郸地区农村进行蹲点调查。
他于四月二十九日上午九时抵达邯郸，立即听取了有关同志的情况汇报，然后到武安县同公社、生产大队、生产队的干部和群众谈话、开座谈会，还到一个农村食堂进行蹲点调查。
经过深入调查，周恩来对“大跃进”以来工作中的错误、偏差，提出了正确的处理意见。现在看来，这些真知灼见，依然很有现实意义。
五月七日凌晨三时，他给在上海的毛泽东打电话汇报了调查的情况。下面是那一次电话的记录。周恩来在电话中说：
“我到邯郸之后，听了三天汇报，就到武安县伯延公社，现在已经有五天了。五天中，我找了公社、大队、小队的干部和社员群众谈了话，开了座谈会。现在有下面四个问题简要地向主席汇报一下。
一、食堂问题。绝大多数甚至于全体社员，包括妇女和单身汉在内，都愿意回家做饭。我正在一个食堂搞试点，解决如何把食堂散好和如何安排好社员回家吃饭的问题。
二、社员不赞成供给制，只赞成把五保户包下来和照顾困难户的办法。现在社员正在展开讨论。
三、社员群众迫切要求恢复到高级社时评工记分的办法，但是已有发展。办法是：包产到生产队，以产定分，包活到组。这样才能真正实现多劳多得的原则。因此，这个办法势在必行。只有这样，才能提高群众的生产积极性。
四、邯郸专区旱灾严重，看来麦子产量很低，甚至有的颗粒不收，棉花和秋季作物还有希望。目前最主要的问题是恢复社员的体力和恢复畜力问题。
我明天还要看一个食堂，八日返回北京，帮助陈总解决出席日内瓦会议的一些问题。以后再给主席写报告。问题解决了之后，我还要返回邯郸。
我到邯郸之前，已经派许明带领一个工作组在这里工作了二十天。”
毛泽东看了这份记录，当天就写了批语：“此报发给各中央局、各省、市、区党委参考”。
周恩来向毛泽东汇报情况后，又在邯郸继续工作了八天。在这八天中，他白天进行调查，晚上处理公文。在此期间，他还抽身返回北京，帮助陈毅解决有关出席日内瓦会议的一些问题。下面是他五月七日这天在邯郸调查的工作日历：
晨二时与汉夫就老挝问题通电话
三时向主席作口头报告
上午十时与许明、马列谈食堂菜地问题
十二时出发往涉县
下午三时到涉县县委谈话
三时四十分与堰头干部、社员谈话
六时参观食堂
七时五十分始返
像这样满满的工作日程，在周恩来的日历记录中不知有多少！在“文化大革命”前，他的大部分岁月就是这样度过的。
（一一○）组织指挥“两弹”的研制
经过一九六一年和一九六二年上半年的努力，我国核工业建设和核武器研制取得了很大进展，但许多重大技术难关还没有突破。周总理不止一次亲切地问我（即刘杰——编者注），美国的鲍尔和艾尔索普对我国核爆炸试验的推测，我们能实现吗？我想起毛主席说的：大局抓住了，有些事形式上看是冒险，实际是可以办到的。为了提高我国的国际地位，加强军事力量，我于一九六二年八月在向中央的报告中提出争取一九六四年至迟一九六五年进行第一颗原子弹试验的奋斗目标。毛主席于一九六二年十一月三日批示：“很好，照办。要大力协同做好这件工作。”接着，刘少奇同志主持召开会议，表示赞成这个规划目标，并指出，经过努力，即使一九六五年搞出原子弹来也是好的。小平同志说，你们的计划毛主席、党中央已经批准了，路线、方针、政策已经确定，现在就是你们去执行。你们大胆去干，干好了是你们的，干错了是我们书记处的。中央领导同志的这些讲话，使我们受到了极大的鼓舞。
中共中央决定成立以周总理为主任，由副总理贺龙、李富春、李先念、薄一波、陆定一、聂荣臻、罗瑞卿，以及国务院和中央军委有关部门负责人组成的中央十五人专门委员会，加强对核武器研制和核工业建设的领导，以加速实现原子弹爆炸试验计划。从一九六二年十一月中央专委成立到一九六四年十月十六日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试验，周总理亲自主持召开了九次会议，及时解决了生产、科研和建设中的一百多个重大问题。
周总理主持第五次专委会审查批准二机部提出的进度计划和措施计划时，周总理在肯定了二机部前两年的工作成绩后接着指出：“‘两年规划’的完成，专委有很大的责任，但主要的责任还在二机部的领导上。二机部的领导自上而下都要具有高度的政治思想性、高度的计划科学性、高度的组织纪律性。”周总理的指示，为我们树立了工作的高标准。为了实现“两年规划”，我们以第一颗原子弹爆炸试验为目标，把各项任务加以分解，分系统、分方面、分层次，具体推算各个环节所需要的时间和工作进程，最后列出计划进度表，定人、定时、定任务、定措施，要各个单位层层落实这个计划，并要求各方面都来支援。这样，采取了科学的方法，按进度表进行工作，一环扣一环，发现问题及时解决，使我们的生产科研工作增强了计划科学性，保证了“两年规划”的实现。
一九六三年七月，当第一颗原子弹研制工作正在进行时，周总理就指示我们，不仅要爆炸一个核装置，而且要进一步解决武器生产问题。同年底，他又指示我们：“核武器的研究方向，应以导弹头为主，空投弹为辅。”因此，我们在研制首次核试验用的核装置时就考虑到武器化的要求，核装置本身的水平比较高。而且，与此同时，就抽调力量开始核航弹和导弹核弹头的研制工作，从而缩短了武器化的周期。从首次核装置试验到核航弹试验，只用了七个月时间，到制成导弹核弹头，也只用了两年时间。
一九六三年底，当第一颗原子弹的研制工作接近过关时，周总理主持中央专委开会作出决定：关于试验工作的安排，地面试验放在第一位，并继续完成空投试验的准备工作，地下试验作为科研设计项目立即着手安排。我国核试验一直是沿着这个方向前进的。根据我们自己的条件，不受“三国条约”的束缚，按照我国发展核武器的需要进行地面或空中核试验。在一九六九年九月条件成熟时就开始地下核试验，并于一九八五年宣布停止在大气层试验核武器。
高度的综合性是核工业建设和核武器研制的重要特点，它涉及的科学技术范围和工业部门很广，因此，只有实行全国大力协同，才能实现既定目标。周总理主持的中央专委有七位副总理和七位部长，形成一个权威性的空前庞大的协作体系。据统计，这个时期，共有二十六个部、委（院）和二十个省、市、自治区的九百多家工厂、科研机构和大专院校联合起来，扭成一股劲，共同为第一颗原子弹的研制进行科技攻关、设备制造和材料生产，解决了近千项重大课题，充分显示了社会主义的无比优越性。
全国大力协同，胜利一个接着一个，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的研制工作获得了迅速发展。核武器研究所的理论研究人员于一九六三年三月正式拿出了第一颗原子弹的理论设计方案。实验科研人员进行了上千次的爆轰试验，于一九六三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在西北核武器研制基地进行的聚合爆轰出中子试验，获得了成功。兰州铀浓缩厂在攻克了一个又一个技术难关后，于一九六四年一月十四日拿到了可以作为原子弹装料的合格的高浓铀产品。对此，毛主席批示：“很好”。周总理批示秘书：“请转告刘杰同志，庆贺他们提前完成关键性生产和解决了关键性的技术试验，仍望他们积极谨慎，坚持不懈地继续完成今后各项任务”。
此后，核燃料生产和核武器研制每个环节的进展都比预期的好。周总理亲自主持对气象等有关爆炸试验时间的问题研究以后，一九六四年十月十四日，他下达核装置就位的命令。十月十五日，周总理在电话上问我：“试验可能会发生什么结果？”我说：“有三种可能，第一是干脆利索，第二是拖泥带水，第三是完全失败。”最后我满怀信心地说：“第一种可能性最大。”周总理叮嘱说：“要做好以防万一的准备工作。”随后就把爆炸试验时间定在十月十六日十五时。
首次核试验，张爱萍同志担任试验现场总指挥，我在北京负责前后方与中央的联络。试验的当天，我在二机部的办公室里，守候在电话机旁；周总理在他的办公室，密切关注着这次试验。爆炸时间到了，我在电话里听到了第一颗原子弹爆炸后参试人员的欢呼声。张爱萍同志报告原子弹响了。我立即向总理报告了这一喜讯。总理马上向毛主席报告，并传来主席的指示：是不是真的核爆炸，要查清楚。我立即转告张爱萍同志。他说，爆炸后的火球已经变成蘑菇云。我再次向总理报告了这一情况。主席指示，还要继续观察。总理要我们注视外国的反映，完全证实后再公布。试验场的同志立即核实情况。同时，很快得到了东京的反映，说中国可能在它的西部地区爆炸了一颗原子弹。但是，由于同时在海上发生地震，发生两个震波相混，因此，还要进一步检测方能确认。接着，收到了美国关于中国爆炸原子弹的广播。当天傍晚，毛主席、周总理、刘少奇等中央领导同志在人民大会堂接见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三千多名演职人员。总理向大家宣布：报告大家一个好消息，我们的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了！会场立即欢腾起来，人们兴高采烈欢呼跳跃。总理风趣地对大家说：大家可不要把地板震塌了呀！晚上十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出我国首次核试验成功的新闻公报和详细阐述中国对于核武器问题的立场的政府声明。
我国首次核试验的成功，在国内外引起了巨大反响。全国人民听到广播，莫不欢欣鼓舞，兴奋异常。中华民族精神为之大振。世界友好国家和人民，纷纷向我国表示热烈祝贺和同情支持，普遍认为中国有了原子弹，使世界力量对比发生了变化，从而使亚洲和世界的和平得到了更有力的保障。
不久，我们陪总理看第一次核试验的记录影片，当看到原子弹爆炸火球光芒四射，一声雷鸣、蘑菇云升起的时候，总理高兴地鼓掌说：我们胜利了！
第一颗原子弹爆炸试验成功后，周总理问我对研制氢弹的安排考虑，我回答：现在还有许多问题吃不透，大约需要三五年时间。周总理说：五年是不是太慢了。的确从原子弹到氢弹是一个质的飞跃。实现这个飞跃，美国用了七年零四个月，苏联用了四年，英国用了四年零七个月，那时法国已经研制了四年多，但还没有搞成功。各国对研制氢弹的技术都严格保密，只字不漏。根据周总理的指示精神，我们认真分析了我国核工业建设和核武器研制工作的形势，认识到氢弹研制的技术难度虽然很大，但有利条件也很多：我国核武器科研人员掌握了原子弹的有关理论和计算技术，系统地查明了原子弹内部的物理图象和各种物理规律，为研制氢弹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在研制原子弹时，氢弹的原理探索已经开始，并取得了一定成绩；必须的装料氘化锂-六生产线接近建成；国产每秒五万次的电子管计算机已经开机，计算手段有了一定改善，等等。经过反复论证，二机部向中央专委呈报了《关于加速发展核武器问题的报告》。一九六五年二月三日和四日，周总理主持第十次专委会议审议并批准了这个报告，决定：“力争于一九六八年进行氢弹装置的爆炸试验。”广大科技人员下决心抢在法国的前头实现氢弹爆炸试验。
在一九六八年或这之前突破氢弹技术，就是说要以比美、英、苏都快的速度把氢弹研制出来，这个目标有实现的可能性，但决不是轻而易举的，是必须经过一番艰苦努力才能达到的。
由原子弹到氢弹的飞跃，关键是理论上的突破。周总理一贯强调处理好理论和技术的关系，主张给理论研究以重要位置，反对忽视理论研究的近视倾向。他早在一九五六年一月就指出：“没有一定的理论科学的研究作基础，技术上就不可能有根本性质的进步和革新。”当我们在《关于加速发展核武器问题的报告》中把原理探索作为突破氢弹技术的首要措施提出来时，得到了他的首肯。后来，正是由于理论上有了重大突破，才有氢弹新设计方案的形成和付诸试验，并得到了完全胜利。
在氢弹研制过程中，周总理为我国核工业建设和核武器研制制定了一系列指导方针，其中最重要的是一九六五年三月二十日的专委会上，他提出：“我们反对核讹诈和核威胁，不主张搞几百次核试验，因此我们的核试验都要从军事、科学、技术的需要出发，都要作到一次试验全面收效。”周总理确定的这一方针，适合我国的国情，体现了我国研制核武器的根本目的。遵照这一方针，从一九六四年十月到一九八七年六月的近二十三年时间里，我国仅进行了三十三次核试验，试验次数是极其有限的。而美、苏几十年来分别搞了八百多次和六百多次核试验。由于我国核试验真正做到了“一次试验全面收效”，所以才能用较短的时间，花较少的代价，自力更生地研制成功了原子弹和氢弹，完成了武器化，装备了部队，并在新的核武器的研究上取得了重大突破。
在氢弹的研制过程中，周总理还制定了“严肃认真，周到细致，稳妥可靠，万无一失”的工作指导方针。这十六个字，充分体现了周总理一再强调的要“保证产品的高质量”和“绝对保证安全”的思想，深刻揭示了核工业建设和核武器研制试验的特点和规律。正是由于切实贯彻执行了上述方针，从而避免了可能出现的奇灾大祸和巨大的浪费。
我国导弹核弹头的第一次结合试验，囿于当时的技术状况，是采用带有核弹头的导弹飞行方式进行的，导弹的发射、路径、爆点都在本土及其上空，风险很大。在这次试验的准备过程中，周总理一再指示要“绝对保证安全”，指示七机部要保证导弹正常飞行，指示二机部要做到在导弹掉下来的情况下不发生核爆炸。根据总理的指示，二、七机部分别在导弹和核弹头上采取了多级保险措施和安全自毁装置。但是，周总理对此仍不放心，主持召开了两次专委会研究两弹结合试验的安全问题，并指示进行两弹结合保险措施和安全自毁的两项“冷”试验，然后根据试验情况决定是否进行“热”试验。国防科委、二、七机部密切配合进行了上述两项试验，进一步验证了两弹结合试验的安全可靠性，至此总理才批准于一九六六年十月二十七日进行了导弹核武器的飞行爆炸试验，取得了圆满成功。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十日左右，核武器研制基地报告，首次热核试验用的热核装置有一个部件加工时出了一些质量问题，但不严重。当总理得知这一情况后，立即派我乘专机前往处理。当我对乘专机有些犹豫时，总理严肃地说：“飞机就是为了检查工作用的，你们就是要利用飞机争取时间。”我到核武器基地，实地观察加工好的部件，发现那不过是用放大镜才能看见的擦痕，经和科研人员研究，认为这不能算是一个质量事故，已加工出的部件可用，不会对爆炸试验产生影响。这样，总理才放了心，才批准按新设计方案研制的氢弹于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十二时试验。试验结果表明，氢弹研制的关键理论和技术问题都获得了解决。
这时候，已经被“文革”动乱严重干扰的周总理，在得知氢弹原理性试验成功的消息后，他立即把我和钱三强找去，在广大群众庆祝游行的锣鼓声中，为参与试验成功的全体人员祝酒，可见当时周总理是多么高兴。
这次试验，无论从原理、结构，还是从达到的威力和聚变比等指标看，就是一次氢弹地面试验。因此，半年之后，即一九六七年六月十七日，我国便成功地进行了一次三百万吨级的空投氢弹试验。
我国氢弹爆炸试验成功，提前实现了毛主席一九五八年作出的“搞一点原子弹、氢弹，我看有十年功夫完全可能”的预言，提前实现了周总理提出的一九六八年进行氢弹爆炸试验的目标，实现了我国核武器研制工作的第二次突破，为系列导弹核武器的研制和装备部队奠定了基础。
我国氢弹爆炸试验成功，再一次震动了世界。我国从第一颗原子弹试验到氢弹试验，其间不过两年零八个月，与美、苏、英、法比，速度是最快的，从达到的威力等指标看，其技术水平也比美、苏首次试验的氢弹水平高。
（一一一）三到大庆
一
周总理第一次到大庆视察，正是大庆艰苦创业、进行会战的一九六二年。当时，大庆全体干部群众住牛棚、干打垒，以五两粮加野菜保三餐，进行着艰苦的油田开发建设。
六月二十日晚上，在开往大庆的列车上，周总理和同来的邓大姐听取了关于大庆会战情况的汇报。汇报一直持续到深夜一点多钟，陪同总理的同志见时间太晚了，劝总理休息。总理笑笑说：“年纪大了，更应该多做工作啊！”
六月二十一日，千里油田，碧空如洗，芳草萋萋。十点三十分，总理乘坐的客车缓缓开进萨尔图车站。周总理敏捷地走下列车，与在站台上迎接的会战指挥部领导同志和干部群众紧紧握手，并深情地说：“同志们辛苦了。”我（即康世恩——编者注）和陪同的同志请总理先休息一下，总理说：“时间不多，要抓紧在大庆多看几眼。”
周总理和邓大姐首先来到正在打井的一千二百零二、一千二百零三钻井队。周总理健步登上钻台，和工人们一一握手问候。当班工人见自己手上满是油污和泥浆，不好意思地在衣服上猛擦，总理主动上前紧握钻工的手，和蔼地说：“没关系，我也当过工人。”接着他又亲切地和围在身边的同志拉家常：“多大年纪了”，“当了几年钻井工人”，“老家在哪里”，“冬天野外钻井冷不冷，穿的工服暖不暖，爱人接来没有……”他一面细心询问，一面耐心倾听大家的回答，不时深情地点头，发出爽朗的笑声。当总理听说国产钻机性能还不错时，非常高兴，一再鼓励我们要再接再厉，多打井，打好井。这时，总理看到一位柴油机司机紧守岗位不能站到近前，他马上从司钻操作处很窄的地方挤过去，一把握住司机那满是油污和老茧的手。那位司机激动得久久不肯松手。快要离开井队时，总理听说钻井工人想和他合影留念，便伸出两个胳膊，搭在身边的两位老工人的肩上，留下了难忘的镜头。接着我们陪同周总理来到大庆首先创立岗位责任制的试点单位北二注水站。总理详细地看了贴在墙上的各项岗位责任制度，边看边点头说：“好，你们这样做很好。”总理发现泵站流程图没有填写绘图时间，就嘱咐：“要把时间标上。”邓大姐也补充说：“记上日期，别人看着明显。”总理还对化验员意味深长地说：“你们的工作很重要啊！”这个站的职工时时把总理的话记在心里，坚守岗位，一丝不苟，二十多年没发生过任何事故。
从泵房出来，陪同人员示意总理时间不短了。总理说：“来一次不容易，多看看高兴啊！”总理又来到附近的职工宿舍、食堂。在食堂，总理边和炊事员握手、问候，边拿起锅盖，用勺子搅了搅正在煮着的红高粱米粥，又亲口尝了尝另一个锅里的菜汤，深情而又体贴地对炊事员陈玉珍说：“你们很辛苦啊！”陈玉珍回答说，不辛苦。周总理环视了一下周围的同志们说：“艰苦是一个事实，说不艰苦是假的，人家卡着我们脖子要债，又遇上自然灾害，现在确实存在困难，但我们只要坚持艰苦奋斗，自力更生，将来一定会好起来的！”
从食堂出来，总理一回身发现二百米外一位家属从地窝子里出来倒垃圾，就朝地窝子走过去。我们劝总理不要下去了。总理却一个劲地向前走。家属杨德群又激动又担心。她对总理说，里面又黑又暗，首长就别进去了。总理说：“你们能住，我就能进。”周总理弯腰走进地窝子。在地窝子里总理深情地端详着躺在土炕上刚刚满月的孩子说：“同志们现在生活得确实很艰苦，但将来一定会好起来！”这时，照像机留下了总理走进地窝子的难忘镜头。
总理来到大庆视察的消息不胫而走，迅速在油田上传开。但国事繁忙的总理，当晚就要离开大庆了。人们不约而同地聚集在萨尔图车站，秩序井然地为总理送行。总理上了火车后，又再次下来，频频向群众挥手告别。
这次视察，周总理充分肯定了大庆艰苦奋斗、自力更生的创业精神，肯定了大庆注意取全取准资料，按科学态度办事的做法。对大庆结合实际情况，分散建设居民点、工农村也很赞扬。他热情地对我们说，像大庆这样的矿区，不搞集中的大城市，分散建设居民点，家属组织起来参加农副业生产，可以做到工农结合，城乡结合，对生产、生活都有好处。以后总理又把它概括为“工农结合，城乡结合，有利生产，方便生活”，形成了大庆矿区的建设方针。
二
一九六三年，大庆原油产量达到四百三十多万吨，为实现我国石油基本自给做出了贡献。就在这一年，周总理第二次来到了大庆。
同上次一样，在由哈尔滨驶往大庆的列车上，周总理就向前来迎接的会战工委副书记张文彬同志详细询问了大庆一年来的变化情况。
六月十九日上午十一点，总理一下火车，立即改乘大客车直奔一千二百零三钻井队的井场。抵达后，他第一个下车，热情地与钻井工人们握手。在人群中，总理一眼认出一年前见过面的小李，便大步走过去，紧紧握着小李的手说：“你是李……”，“我叫李清明”，小李回答说。总理高兴地大声说：“李清明同志你好！”总理惊人的记忆，使在场的人们激动不已。然后总理又健步登上高高的钻台，把手伸向每一个当班的工人。当班的柴油机司机见总理向他走来，正要找东西擦手。总理赶忙制止说：“不用擦，你们很辛苦，整天和油、泥打交道，这是你们的光荣啊！”总理还询问钻井进尺多少，指标多少。当工人们回答说要用三年的时间打十万米时，总理高兴地鼓励说：“好！要有雄心壮志，要敢于创指标！”
当总理来到大庆最大的油库——西油库时，他环顾四周的油罐群，遥望远处的装油栈桥和长长的油龙，语重心长地说：“这地方很重要，一定要搞好安全生产。”总理要上装油栈桥看一看。栈桥很高，大家劝总理别上去了，可总理还是踏着扶梯，登上了四米多高的装油栈桥。值班工人给总理做了罐车装油的表演。总理见栈桥上没有一点油污，满意地点点头，并关切地问当班工人：“冬天和雨天怎么办？”工人回答说，坏天气和好天气一个样，坚守岗位，一丝不苟。总理听了赞叹说：“这是你们大庆人自己创造的严细作风，四个一样好，我要向全国宣传！”
登高远望，总理见远处站着很多群众，就一面热情地招呼让大家站过来，一面快步走下扶梯迎上去，全场顿时爆发出阵阵掌声。当总理听说身边的一位工人是湖南人时，亲切地问：“湖南人都吃大米，在东北要吃粗粮，你能习惯吗？”那位工人回答说：“总理，粗粮细粮我都能吃，只要为国家多产油，吃什么都行！”总理听了带头为他鼓掌。
总理所到之处，工人们都像久别重逢的老朋友一样亲切交谈，详细地询问他们生产、生活方面的情况。尤其是职工的生活，总理问得最多最细。
总理这次视察后不久，一大批文化艺术界、新闻界的知名人士，受总理的鼓励，陆续来到大庆，深入生活进行创作，讴歌中国工人阶级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创造性劳动。作家孙维世等同志在大庆创作了反映家属劳动生活、精神风貌的话剧《初升的太阳》。这个话剧于一九六五年冬在北京国务院小礼堂汇报演出时，总理不但看完全剧，还上台热烈祝贺，并在台上亲自打拍子指挥全场观众高唱《大庆家属闹革命》等歌曲。
三
一九六六年春天，周总理第三次来到大庆。五月三日中午十二点半，康世恩陪同总理乘坐直升机降落在绿草如茵的临时停机场上。总理挥动双臂，向前来迎接的油田的领导同志徐今强、宋振明、陈烈民等致意。
这次总理来大庆，住在一间简陋的办公室里，吃的是高粱米芸豆饭、玉米渣子粥和大庆自产的萝卜、土豆、白菜加粉条做的大盆烩菜。因为总理有言在先：顿顿要有粗粮，餐餐不上酒，菜要吃大庆自产的。
午饭后，总理执意不休息，和我们大家一起坐上国产大轿车，看了南二区六排三十二井。对全部油井生产旺盛，保持自喷，表示满意。
当总理到一千二百零二、一千二百零五钻井队时，对这两个队力争在当年分别打井五万米，给予热情鼓励，说：“他们两个队，如果每个队打井上五万米，国务院要鼓励他们。”随后总理又登上正在打井的钻台，看了钻井大队长铁人王进喜同志亲自做的操作表演。总理关心钻井工人，钻井工人也没有辜负总理的热切期望，到年底，一千二百零二和一千二百零五钻井队双双登上十万米高峰。铁人王进喜带队进京，向总理报了喜，并应邀登上天安门城楼参加了国庆观礼。
在炼油厂，总理对他们实行岗位责任制和搞技术革新的情况很赞赏。
这一天，总理从钻台到油井，从工厂到车间，虽然一刻也没休息，但毫无倦意，谈笑风生。晚饭时，总理还谈了自己的成长经过，并提示我们，“要活到老，学到老，改造到老”。
五月三日的夜晚，是周总理和大庆的干部群众共同度过的一个不眠之夜。晚上九点三十分，总理召开座谈会，听取大庆全面工作汇报。对家属来矿的安置、农副业生产和计划生育等问题，他也很关心。临结束时，他一再告诫我们：“不能忘记一分为二的观点，任何时候都不能满足。”座谈会结束后，总理又邀我和徐今强同志谈了建设新型矿区、改革教育制度等问题。总理强调要办好半工半读学校，在油田逐步形成一个完整的教育体系，要坚持教学、科研与生产相结合。并谆谆告诫我们一定要继续发扬艰苦奋斗的好传统。
汇报结束时，已是五月四日凌晨一点三十分了，可总理又到生产会议室看了生产模型、技术革新和油田建设图表。当大家一再请总理休息时，总理说：“你们怎么老是让我休息呀，我快七十的人了，让我多做点工作不好吗？”大家听了既感动，又心疼。这一夜，周总理只睡了两个多小时！
五月四日上午，总理到油田建设工地视察，对工地黑板报上工人的一首诗过目不忘，在场的人们，无一不惊叹总理的记忆力、感佩总理对工人的感情。总理走到一块较高的地方，了望广阔的油田，边看边说：“既要搞好油田建设，又要多种树，搞好绿化，尽量保护植被，建设新型矿区。”
接着，总理又视察了丰收村，并深入到食品作坊、理发室、卫生所、工人家庭，考察了解工人的生活、福利、医疗情况。总理与大庆家属们亲切和蔼地交谈、共唱革命歌曲的动人情景，至今传为佳话。
十一点多，总理不顾劳累来到大庆缝补厂。总理对一件用一百六十多块旧布拼成里子的棉工作服很感兴趣，看了又看，摸了又摸，高兴地说：“好，好，你们要永远保持这种艰苦奋斗的精神。”
这一天的午饭后，总理在出席欢迎外宾的大会上，看到一万三千多人的会场秩序井然，无一人走动，高兴地说：“工人也要有严格的纪律。”
周总理第三次来大庆视察，一共在大庆度过了二十八个小时，临回京前，他对我们说：“大庆是成功的，你们自己可不要忘了一分为二呀！”要分手了，我们说欢迎总理下一次再来大庆检查工作，总理点点头说：“有机会一定来。”
（一一二）率中国民航飞出国门
一九六五年六月一日，在中国民航史上是一个极为特殊的、永载史册的日子。这天上午，天气晴朗，一架维修一新的伊尔-十八型专机稳稳当当地停在北京西郊机场停机坪上，正等待着一位伟人的到来。上午八点多钟，中华人民共和国总理周恩来，穿着笔挺的中山装，面带微笑，以中国领导人特有的风度走进了机场，跟在他身后的有外交部副部长章汉夫、国务院副秘书长罗青长、外交部非洲司司长柯华等人。前来送行的党和国家领导人有朱德、邓小平、贺龙、陈毅、李先念、罗瑞卿、郭沫若等，邓颖超也怀着特殊的感情来到机场。人们清楚，周恩来总理的这次出访是非同寻常的。
这时，几个身着白衬衫、红裙子的少先队员，向即将登机的周恩来等人献上了鲜艳的花朵。欢乐、祥和、祝福的气氛，被摄入了镜头中。正在做准备工作的二百零八号专机机组人员看到这一场面，心情更加紧张，他们比场上的领导人还要激动。
九点，这架中国民航专机稳健地昂起它的机头，升上蓝天。开始了中国民航的首次国际远航。它的目标，是巴基斯坦和坦桑尼亚，但是，沿途将经过十二个国家和地区，在数个国家的机场起降加油。机组人员在离开北京的时刻，耳边又一次响起周恩来总理的话：“中国民航不飞出去就打不开局面，我们一定要飞出去！……”
周恩来曾感叹地问：“什么时候我坐我们自己民航的飞机出国？”他对专机机组人员说：“我和你们一起去实践。”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中国民航从无到有，从小到大，逐渐发展起来，很快开通了从东到西，从北到南的多条国内航线。虽然西方国家在对中国实行经济、政治封锁的同时，也实行空中封锁，但是，中国仍然早在五十年代就开通了南到越南河内、缅甸仰光，东到朝鲜平壤，北到苏联某些城市的国际航线。在当时有限的条件下，这是极为不易的。
尽管如此，一些西方国家人士仍讥讽中国民航是“没有翅膀的雄鹰”，不能飞远程国际航线。这些话，重重地打在中国民航广大干部职工的心里。的确，建国以来，他们眼睁睁地看着中国领导人周恩来、陈毅、宋庆龄、郭沫若等人多次租用外国航空公司的飞机出国访问。最令他们痛心的是，一九五五年四月，周恩来总理率中国代表团赴印度尼西亚万隆出席第一次亚非会议，租用印度航空公司的“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在香港被台湾特务放入了定时炸弹，起飞后不久便在南海上空爆炸，造成机毁人亡的后果。幸好周总理临时改去缅甸出席小型首脑会议，没有乘坐这架包机。但这一教训，深深地刻在了中国民航工作人员的脑海中。
在新中国打破西方国家政治、外交、经济等方面封锁的努力中，中共中央决定，要尽快培养我国自己的飞行队伍，发展中国民航，飞出国门。六十年代初，周恩来多次指示中国民航，“一定要飞出去，才能打开局面”。
进入六十年代后，随着非洲国家的相继独立，并纷纷表示愿意与中国发展友好关系，新中国也进入了第二个建交高潮期。可民航的落后状况，制约着外交局面的打开。一九六三年底至一九六四年初，周恩来和陈毅出访亚非欧十四国，前后七十二天，行程十万八千里，他们戏称：“正好是孙悟空一个筋斗！”然而，这个“筋斗”却是租用荷兰航空公司的“波罗的海”号飞机去“翻”的。尽管周总理与这些外国机组人员进行了最好的合作，可那毕竟是别国的飞机。周恩来和陈毅都有同感：老坐着别国的飞机出访，心里总觉得缺些什么似的。
这次出访回国后，周恩来感叹地问中国民航总局的负责人：“什么时候我坐我们自己民航的飞机出国？”他鼓励他们说：“要有雄心壮志，和我国建交的国家越来越多，人员来往也增多，需要我们想方设法多开辟国际航线。政治上要动员，提高大家的认识，人员要训练，提高职工的素质，要掌握国际通航知识。”他还提出了改革民航体制的要求。这些话，中国民航的同志们牢记在心中，他们下定决心，加紧了“飞出去”的准备工作。
一九六四年底至一九六五年初，在中国民航机组人员为首次国际远航进行大量的、充分的、细致的准备期间，周恩来总理多次乘机离京，远距离来往于国内、国际航线：十一日四日，飞往上海，欢迎印尼总统苏加诺；十一月五日，率中国党政代表团飞往莫斯科，参加十月革命四十七周年庆典；三月一日，率中共代表团飞往河内，与越南劳动党中央代表团会谈；三月七日，陪同巴基斯坦总统阿尤布·汗元帅飞往杭州、上海等地访问；三月二十二日，率中国党政代表团飞往布加勒斯特，参加罗马尼亚工人党中央第一书记乔治马-德治的葬礼，后又飞往阿尔巴尼亚、阿尔及利亚、阿联、巴基斯坦、缅甸等国访问；四月十六日，又和陈毅飞往雅加达，出席纪念万隆会议十周年庆典，后又飞缅甸访问；……直到中国民航首次远航的前几天，还专程飞往广州欢迎印尼第一副总理兼外长苏班德里约博士。这一系列的远距离飞行实践，为中国民航的同志们提供了丰富的飞行经验。但遗憾的是，稍远一点的出访飞行，仍然是租用外国航空公司的专机。
一九六五年四月底，周恩来从缅甸出访归来后，中国民航“飞出去”的条件已基本成熟。民航总局向周恩来总理递送了一份关于国际通航准备情况的报告。周恩来仔细地审阅了这份重要的报告，并在批示中列举了国际通航需要注意的十二个问题，其中包括空中导航、通信、气象、指挥、机场、起降、供应、修理、运输、饮食、住宿、飞行安全等等，预计将要遇到的问题，都一一点出了。
五月份，应巴基斯坦和坦桑尼亚的邀请，周恩来决定将于六月初出访这两个国家，一个在南亚，一个远在东非。周恩来毅然决定乘坐中国自己的民航专机出访。恰在这时，一架巴基斯坦航空公司的飞机不幸在位于非洲的开罗近郊失事，机上乘客全部遇难，同机的中国人也未能幸免。巴基斯坦总统阿尤布·汗对此事非常重视，专门打电报给刘少奇和周恩来，对中国死难者家属表示“衷心的哀悼”。飞行的安全问题，又一次给中国民航将要出征的开拓者们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五月二十二日，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参加完有关会议后，特意约中国民航总局局长邝任农研究中国民航专机首次国际远航的有关事宜。晚八点左右，邝任农等人来到福建厅。周恩来亲切地说：“要认识你们工作的重要，要有雄心壮志，要给毛主席争光，要给祖国争光。”他鼓励大家：“中国民航不飞出去就打不开局面，我们一定要飞出去！”周恩来的话，鼓舞着中国民航干部、职工的斗志，增强了大家的信心。
就在六月一日这一激动人心的日子里，周恩来在飞机上还满面笑容地对机组人员说：“你们大胆飞吧，我和你们一起去实践。”
跨越天险，冲出国门，飞向南亚。千里冰霜脚下踩，一片丹心向阳开
从位于亚洲东部的北京出发，到南亚次大陆西北部的巴基斯坦，几乎跨越了从东到西的整个中国。巴基斯坦北部为喜马拉雅高山带，与中国新疆相邻。飞往巴基斯坦，必须通过被誉为飞行天险的帕米尔高原、喀喇昆仑山，这一带平均海拔四千至六千米，气候严寒，山峰终年积雪，冰川广布。如此险要的地势和恶劣的气候，对中国民航专机机组人员来说，是一个严峻的考验。
按事先安排，当天（六月一日）下午，专机飞抵新疆和田机场。在这里，飞机需要保养；出访代表团需要休息；而周恩来本人，却有安排不完的工作。
到达和田以后，周恩来出席了和田专区干部大会。他风趣地对辛勤工作在祖国西北边陲的干部们说：“我今天过路从和田到国外去，新疆第一次来。既来了就要‘上税’，同大家见面，讲几句话……”他称赞“新疆是个好地方”，“这几年工作有很大成绩。”还要求新疆的干部、群众进一步做巩固的工作，保证祖国边疆的安全。
再往西，就要飞出国了，代表团成员和机组的同志们在和田安安稳稳地枕着国土睡了一觉。
六月二日一大早，天公好像知道中国总理要从帕米尔高原经过似的，特意放晴。专机迎着朝阳飞向蓝天，飞向南亚。当飞机升到最高点时，俯首望去，脚下就是天险喀喇昆仑山，皑皑白雪，千仞冰峰，万里碧空。正在这时，从帕米尔高原的丛山峻岭中，发来清晰的导航信号。周恩来知道，这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驻帕米尔高原红其拉甫山口导航站的官兵们发来的。周恩来脸上露出了满意的微笑，立即嘱咐机长张瑞霭，给导航站的全体指战员发一封嘉勉电：“你们在高山辛勤工作，不畏艰险，克服了重重困难，望你们继续努力。”国家总理发来的这封二十七个字的电报，对长年驻守在祖国最西端、海拔最高处的导航站的十八位指战员来说，无疑是巨大的安慰和鼓励。在这里，他们每日都要克服高山缺氧，空气稀薄，气候变化无常，环境恶劣等等困难；此刻，他们内心感到无比的激动和幸福。后来，他们这样回忆当时的心情：“当时，我们望着远去的专机，心情无比激动！敬爱的周总理呀，您日夜为国家建设和国际事务操劳，您有多少事情需要考虑啊。可是，您却想到了我们这个小小的导航点，亲自给我们发来嘉勉电。这不仅是对我们十八个同志的关怀，也是对守卫在祖国边疆的千千万万个革命战士的关怀，是对全军广大指战员的关怀。”
今天，随着飞机设备的先进，自身导航技术的高度发展，再也无须像红其拉甫这样的地面导航站导航。但是，对中国民航专机首次国际远航来说，红其拉甫导航站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专机顺利地跨越喀喇昆仑山，在朝阳的照耀下冲出了国门。周恩来为了活跃气氛，减轻机组人员的心理压力，起了个头，领着全机人员引吭高歌《红梅赞》：“红岩上红梅开，千里冰霜脚下踩。三九严寒何所惧，一片丹心向阳开……”一时间，穹宇中回荡着中国代表团和机组人员的歌声。再往西南飞，不久便可抵达巴基斯坦临时首都拉瓦尔品第。
上午八点，专机准时飞抵拉瓦尔品第机场。机组人员长长地舒了一口气，总算完成了南亚非第一站的飞行任务。当周恩来走出机舱时，数以万计的拉瓦尔品第市民在巴基斯坦总统阿尤布·汗的率领下，在机场迎接中国贵宾。随同阿尤布·汗总统前来欢迎的还有巴基斯坦国民议会议长、西巴基斯坦省督、东巴基斯坦省督、外交部长、中央内阁各部部长和省政府各部部长，以及国民议会议员和当地的知名人士。这样的欢迎阵式，对经常出访的周恩来和中国代表团成员来说，已是司空见惯；但对于年轻的中国民航专机机组来说，却是第一次，在停机坪上，五星红旗和“中国民航”几个字，显得格外的耀眼，一种荣耀感，在机组人员心中油然而生。
在机场，周恩来发表了书面谈话，感谢阿尤布·汗总统、巴基斯坦政府及人民的热情接待。他说：“近年来，我们两国人民的友谊有了显著的发展，我们两国的合作是富有成果的。加强我们两国的友谊和合作，是符合我们两国人民的愿望的，是当前国际局势中的一个积极因素……”
的确，中巴友谊日益加深。仅周恩来与阿尤布·汗两人的会面，在上半年这已是第三次。第一次是阿尤布·汗总统三月份到中国访问，周恩来专程陪他游览长城，访问杭州、上海等地。第二次是四月二日周恩来访问卡拉奇，托阿尤布·汗在访问美国时给霸道的美国政府转告四句话：（一）中国不主动挑起对美国的战争；（二）中国人说话是算数的；（三）中国已经做了准备；（四）如果美国狂人滥施轰炸，中国决不会坐等待毙，他们从天上来，我们就要从地上行动，轰炸就是战争，战争就不可能有界限。
从拉瓦尔品第机场到总统迎宾馆，由阿尤布·汗总统亲自陪同，沿途都有群众载歌载舞，有的人还站在屋顶上和公共汽车顶上欢呼：“巴中友谊万岁”、“欢迎周总理”、“欢迎中国贵宾”。当天上午，周恩来和阿尤布·汗就第二次亚非会议等问题举行了会谈。
六月三日上午，周恩来等人在巴基斯坦外交部长布托和首都建设局局长法鲁基的陪同下，参观了正在兴建中的巴基斯坦新首都伊斯兰堡。这里距拉瓦尔品第十一公里，一九六四年二月二十一日周恩来在访问巴基斯坦期间曾来参观过，那次也是布托外长陪同。周恩来在乘车观光中发现，这座新首都的建设，比上次来时已有较大的进展。他兴致勃勃地在这里种下了一棵象征中巴友谊的树，还在一个留言簿上写道：“中巴友谊万岁。”一旁的布托外长很受感动，因为这种友谊既建立在两国人民之间，也建立在两国领导人心中。布托曾多次访华，他的女儿贝·布托在随父亲访华期间也与周恩来很熟。
当日下午，周恩来在布托外长的陪同下，再次登上中国民航的专机，飞往巴基斯坦最大的城市卡拉奇。中国客人将从这里出境，前往坦桑尼亚访问。
在周总理专机上服务，讲的是先宾后主，先女后男的礼仪。专机途经古老文化的首都，在文明古国间架起了友好桥梁
中国民航的专机是在拉瓦尔品第机场上乐队奏响的乐曲声和群众的欢呼声中，离开拉瓦尔品第的。机上的服务员注意到，周总理在飞机飞离机场跑道后，还从机舱的窗口向下招手致意，但机场上数千群众和阿尤布·汗总统的身影，已经模糊不清了。机上的人感佩周恩来总理谦逊的作风和周到的礼仪。
专机服务员准时为周总理端上茶水，可周恩来却把手优雅地一摆，微笑地示意服务员先给机上的女同志和其他代表团成员上茶。机组人员早就听年长的服务员讲过，在周总理专机上服务，遵循的是先宾后主、先女后男的原则，总理从来没有领导人和大男子主义的架子，更没有大国沙文主义的架子。每次只要有外宾同机，周恩来从来都是让服务员先照顾外宾。他还经常把机组服务员介绍给同机的外国领导人，让大家感受到平等、和睦。只要有空隙，他便与服务员们拉家常。对机上人员的工作、生活、家庭情况，他都很了解。他还很关心专机服务员将来的工作出路，说：“你们现在是服务员，应搞好服务工作。可是，不能干一辈子。将来不飞了，干什么呢？你们不是有飞机修理厂吗？可到修理厂去学一点技术，过几年可以当个小技术员嘛。”总理的理解和尊重，使大家感到在机上服务很幸福……
不久，专机安全地在卡拉奇机场着陆。卡拉奇南濒阿拉伯海，一九四七年至一九五九年十几年间，曾为巴基斯坦首都，它不仅是巴基斯坦第一大城市，而且是最大的港口城市。同时，卡拉奇机场也是国际上最大的航空港之一。在这样的机场起降，无论是飞行规程还是技术要求，都能反映出一个国家飞行水平的高低。中国民航专机人员以精益求精的态度和必胜的信心，稳稳当当地把周恩来总理的专机安全降落在跑道上。陪同前来的布托外长露出赞赏的笑容。在卡拉奇机场，周恩来只作了短暂停留。他把布托外长送下飞机，感谢他专程陪同前来。在机场上，周恩来还与前来迎接的卡拉奇区专员以及军、政、议会等各界知名人士见了面，接受他们所献的花环。这时，虽然机组大部分人员没有离开专机，但他们从舱内可以看到，机场许多建筑物的平台上都站着当地的人民，“中巴友谊万岁”的呼声由远而近传过。机组人员又一次体会到中国的魅力、周恩来总理的魅力！
欢迎仪式过后，周恩来率中国代表团离开卡拉奇这座美丽的海滨城市和热情友好的巴基斯坦人民，乘专机前往坦桑尼亚访问。
按方向而言，由卡拉奇去坦桑尼亚，应沿西南方向在印度洋上空飞行。但考虑到伊尔-十八型飞机必须在中途加油以及航线等原因，专机先向西北方向飞去。晚七点多钟，天色黄昏，专机到达伊拉克首都巴格达上空。巴格达机场打开了灯光，专机也打开灯光准备降落。在机场上翘首以待的，有伊拉克总理塔赫尔·叶海亚和外交部长纳吉·塔列布等人。就在飞机对准跑道放下起落架时，巴格达机场不知何故突然灯光熄灭，顿时一片昏暗，地面的景物变得模糊不清。领队机长张瑞霭和另外两位机长刘崇福、徐柏龄感到事情紧急，有些紧张。张瑞霭马上向周总理汇报了情况。是降下去，还是拉起来？降下去万一出问题怎么办？拉起来以后又该怎么办？周恩来镇静地安慰张瑞霭等人：“我相信你们有处置能力，会找到办法的。”机组进行了瞬间商量后，果断地决定降落。好在专机事先试航到过这里，机长们对该机场的地标记得比较清楚。在张瑞霭的指挥下，机长刘崇福和徐柏龄高度注视着昏暗中的机场跑道，抓住地标，靠平时的经验和过硬的技术，将飞机稳稳地降落在跑道上。当五星红旗随着专机的安全降落出现在伊拉克总理叶海亚等人眼前时，伊方人员对中国民航的精采着陆报以热烈的掌声。叶海亚也是受阿里夫总统的委托前来迎接周恩来等中国贵宾的，他舒了一口气，为中国总理在此过境性停留没有出事而感到高兴。
当飞机停稳时，周恩来抬腕一看手表，正好晚上七点四十分。他走下专机，与叶海亚总理等伊拉克官员热情地握手。专机马上开始加油，等待再次起飞。周恩来则坐上了叶海亚的专车，前往总统府拜会伊拉克总统阿卜杜勒·阿里夫。
在车上，周恩来兴致勃勃地与叶海亚等人谈起了他们脚下这块土地，这块曾经也是世界文化摇篮之一的美索不达米亚平原。底格里斯河与幼发拉底河一起孕育了这里灿烂的文化和勤劳的人民。周恩来告诉叶海亚：“我在小时候念世界历史时，就念到过两河流域的文化。”见到阿里夫总统后，他除了谈一些国际问题外，又提起了对两河流域的文化的深刻印象：“我从小就在教科书上读到过两河流域的文化和尼罗河流域的文化。”半个世纪前，周恩来在中国东北的沈阳东关模范学校读小学和在天津南开学校读中学时，就对历史有浓厚的兴趣。他在读中国历史和世界历史时，不仅知道了中国的悠久历史和古老、灿烂的文化，而且深深地记住了在遥远的西亚还有一个古老的两河流域文化，东北部非洲还有一个古老的尼罗河流域文化。半个世纪后，周恩来终于踏上了这块土地。他向伊拉克领导人表示：“我很荣幸，第一次来到西亚古老文化的首都。”
遗憾的是，周恩来等人只能在巴格达作短暂的停留，他们还要继续赶路。当晚专机从巴格达机场起飞后，长时间进行夜间飞行。幸亏有三个机组轮番工作，保证了飞行的正常。但周恩来和代表团人员却只能在飞机上稍稍打个盹，非常疲劳。
从巴格达向西，专机飞往尼罗河流域的阿联（今埃及）首都开罗。在开罗机场，周恩来受到了阿联总理阿里·萨布里的迎送。飞机加油后从开罗一直往南，便是茫茫的非洲沙漠，气候更是复杂多变。专机在沙漠上空飞行，需要极高的技术和丰富的经验，稍不留神就容易出危险，更何况是夜间飞行。周恩来沉着冷静地对机组人员说：“一定要飞过去，要有信心。不管遇到什么情况，我都不怕。我很信任你们，你们都是很有经验的。”总理沉着冷静、泰然自若的态度，给机组人员无穷的力量，增强了大家战胜困难的信心。沿途，专机还在苏丹首都喀土穆作短暂停留，受到苏丹总理哈利法的迎送。专机每飞经一个国家的上空，周恩来都要致电这些国家的领导人，表示诚挚的问候，并向这些国家的人民致以最好的祝愿。对专机作过停留的国家，周恩来还致电该国领导人表示衷心的感谢。这些国家，虽然周恩来这次没有正式的访问，但是，通过专机的过境，仍把中国和它们之间的友好关系，进一步连接起来。
友好的坦桑尼亚人说：“尊敬的兄弟周恩来，这里是你的家。”当专机就要离开东非这个“家”时，尼雷尔总统的老母亲也来送行
专机经过一昼夜的飞行，六月四日，终于抵达坦桑尼亚首都达累斯萨拉姆。在斯瓦希利语中，“达累斯萨拉姆”意为“平安之港”。它是坦桑尼亚最大的城市和港口。当周恩来、章汉夫、罗青长等人赶走旅途的疲倦，精神抖擞地走下舷梯时，坦桑尼亚总统尼雷尔、第一副总统卡鲁姆、第二副总统卡瓦瓦以及外长坎博纳等人，早已等候在机场上，宾主双方热烈拥抱，好像久别的亲朋。早在一九六三年底一九六四年初周恩来和陈毅出访非洲时，就曾打算找机会到东非国家访问，但当时未能如愿。这次，是中国领导人第一次进入东非国家，许多感受都是新鲜的。
两国领导人在二月份曾经在北京见过面，那时，尼雷尔总统带着夫人访问中国，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表示要援助坦桑尼亚的经济建设，并同意由中国帮助修建从坦桑尼亚到赞比亚的铁路；周恩来访问坦桑尼亚，也是在二月份商定的。
坦桑尼亚人民对中国领导人的来访，表示了极大的热情。机场上披上了节日的盛装，雷鸣般的欢呼声、鼓声和掌声响彻云霄。尼雷尔除了带来他的各部部长们、元老们及其夫人以外，还安排了许多民间舞蹈家、歌唱家、演奏家，在机场上尽情地歌舞、欢乐。他以国家元首的礼仪，给周恩来鸣礼炮二十一响。
周恩来在机场上发表了书面讲话，说：“在我们两国人民中间，早就存在着深厚的、战斗的友谊。我们两国相继取得独立以后，两国的友好合作关系又获得了令人鼓舞的发展。”他称赞：“英勇的坦桑尼亚人民，在反对殖民主义、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中，创造过光辉的业绩。勤劳的坦桑尼亚人民，在赢得独立以后，又在建设国家的事业中，取得了显著的成就。”周恩来诚恳地表示：“我们希望通过这次访问，增进对你们的了解，并且虚心向你们学习。”
讲完话，周恩来在尼雷尔总统的陪同下，乘敞篷车从机场沿着长达十英里的大道驶向“国家大厦”。在通往市内的道路上，到处悬挂着两国国旗和横幅。横幅上用斯瓦希利文和中文亲切地写着：“欢迎我们尊敬的兄弟周恩来，这里是你的家”，“你来坦桑尼亚访问将加强我们的友谊”，“中国和坦桑尼亚互相帮助”等等。热情友好的坦桑尼亚人民在宽阔的马路上做了一些彩牌楼，把周恩来的画像挂到了牌楼的顶上以及商店、住宅楼的墙上和树干上。达累斯萨拉姆城的十多万居民倾城出来欢迎，更感人的是，有许多人是前一天从远地的城镇和乡村乘火车、公共汽车或骑自行车特地赶来欢迎中国贵宾的。有些人还专门跑到机场去观看中国民航二百零八号专机。中国人的友情和周恩来的魅力，已深深地打动了坦桑尼亚人民。
到了晚上，虽然专机安静地停在机场上，可是坦桑尼亚首都却是一派热闹的节日气氛。各主要街道上的许多建筑和牌楼都用五彩电灯装饰起来。周恩来将在这里访问五天，机组人员可以比较从容地欣赏非洲的夜景。
尼雷尔总统为周恩来举行了盛大的国宴，专机机组人员也应邀出席。进入宴会厅的大门，只见贵宾席上方悬挂着周恩来的巨幅画像，到处都体现出坦桑尼亚人民对中国客人的尊重。“我们走在大路上，意气风发斗志昂扬……”宴会就在这首《我们走在大路上》的中国名曲中开始，中国民航专机组的成员们感到格外的亲切。我们走在大路上，道路是宽广的；我们飞在蓝天上，天空是广阔的。机组人员还记得，当他们没有飞出国门时，国际上有人嘲笑中国民航“飞不出去”；当他们勇敢地飞出来时，有人又预言“飞出来也飞不回去”。周恩来一句话，给了他们莫大的鼓励：“让他们笑话去吧，我们一定要飞出去，并且还要顺利地飞回来。”《我们走在大路上》这首歌，正好表达了专机机组人员翱翔蓝天的自信、自豪的精神。
从六月四日至七日，周恩来与尼雷尔总统共举行了五次正式会谈。对空中、海上和陆地的交通问题，两国领导人都表示了极大的兴趣。两国的空中航线，已经建立起来了，尼雷尔由达累斯萨拉姆乘专机去过北京；这次周恩来首次率中国民航专机远航，选择了东非的坦桑尼亚。这是个良好的开端。周恩来认为要进一步发展这种往来，以增进双方的了解，他表示：“我希望大多数还没有去过中国的坦桑尼亚部长都能去访问。”他还风趣地说：“中国有句俗话说：‘百闻不如一见’。”空中航行解决了，周恩来又关心起海上航行问题，他希望中国和坦桑尼亚海运公司很快建立起来，并充满信心地说：“大海航行必须先试行。我们都是独立国家，有权在公海上航行，我们的国旗必须受到承认和尊重。我们又不是到别国的大门口去航行，不会出乱子的。”尼雷尔钦佩周恩来高瞻远瞩的政治家眼光，同意他的意见。他们又谈起了铁路问题，周恩来再次表明了中国援建坦赞铁路的决心和实施方案。他说：“我们将在八、九月间先派综合考察组来，作初步勘察，除考察铁路干线外，还要勘察沿线的煤矿、铁矿、水文等等情况，因为采矿需要很大水量。同时，修铁路如不照顾到水文，即使修成了为了储水也要改造。”中国的援助是无私的，中国领导人早就明确过：坦赞铁路建成后，主权是属于坦桑尼亚和赞比亚的；我们还要教会你们技术。这些承诺，尼雷尔甚为感动。
坦桑尼亚共和国，是一九六四年四月由坦噶尼喀和桑给巴尔联合组成的。组建一年来，一直与中国保持着友好的关系。中国客人在这里，到处都有“家”的感觉。六月六日，周恩来一行乘专机从达累斯萨拉姆起飞，越过桑给巴尔海峡，到达桑给巴尔访问。飞机停稳后，坦桑尼亚第一副总统卡鲁姆早已迎候在专机旁。周恩来在美丽的桑给巴尔岛进行了为期一天的访问，下午，又乘专机返回达累斯萨拉姆。六月七日，尼雷尔总统亲自陪同周恩来访问了坦噶尼喀非洲民族联盟总部。在这里，热情好客的非洲联盟元老特意穿上了鲜艳的民族服装，拿出了许多珍贵的礼物。元老专门为周恩来挑选了一件红、蓝花相间，配有和平鸽图案的民族服装，在尼雷尔总统的协助下，穿在周恩来身上。这件服装，左边披在肩上，右边让手臂露出，下边一直拖到膝盖以下，色彩艳丽，与周恩来庄重的中山装相配，正好相得益彰。周围的人兴奋地拍手叫好，笑得合不拢嘴。从非洲民族联盟总部出来，周恩来一行又到达累斯萨拉姆大学学院和国家博物馆等地参观，他与学校师生们一起挽起袖子，参加劳动，愉快交谈，主人和客人、黑皮肤和黄皮肤，融为一体。
六月八日上午，周恩来和尼雷尔在坦桑尼亚国家大厦签署了中坦联合公报以后，圆满地结束了对这一东非友好国家的访问。他对尼雷尔说：“我每次访问友好国家，深厚的友情，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更感到我们的担子加重了。但我决不后悔，而是高兴地带回了这些担子。今后我们要负担更重的国际义务，这是不容推卸的。负担加重对我们是一种鼓舞和推动。”周恩来的真诚，深深打动了尼雷尔。当周恩来和其他中国客人将要登机回国时，尼雷尔又一次率第一、第二副总统、国民议会议长以及各方面的负责人到机场送行。更令人感动的是，尼雷尔把他的老母亲和夫人也带到机场来欢送中国客人，直到专机飞远了，他们才离开机场回家。
回程中周恩来又是二十几个小时没合眼。当专机飞向北京时，正好“东方红，太阳升”。周恩来称赞中国民航：“路是人走出来的，这次不是走得很好吗？”
二百零八号专机沿正北方向又一次开始了远距离飞行。原计划，专机回程时将在坦桑尼亚的北部邻国肯尼亚的首都内罗毕机场加油。肯尼亚共和国自一九六三年十二月十二日宣布独立后，第三天便与中国建立了外交关系。周恩来原以为专机在内罗毕机场降落、加油不成问题，没想到在坦桑尼亚期间多次与肯尼亚有关方面交涉此事，却遭拒绝。周恩来只好决定改在更北一点的国家埃塞俄比亚的首都亚的斯亚贝巴机场加油。虽然埃塞俄比亚迫于美国的压力尚未与中国建交，但一九六四年初周恩来访问非洲时，埃方曾邀请他访问过，中埃两国领导人之间有一定的了解。
六月八日下午，周恩来乘坐的专机飞抵亚的斯亚贝巴机场，这是中国民航专机首次降落埃塞俄比亚首都。上次周恩来访埃时，是乘坐租来的荷兰航空公司的专机进入埃领空的，且只在埃北部城市阿斯马拉降落和起飞。虽然这次来到埃塞俄比亚首都，与上次相比有着不同的意义和特殊的感情，但专机只能作短暂停留，回国的路还很遥远。在亚的斯亚贝巴机场，中国客人受到埃塞俄比亚外交国务大臣伊弗鲁的迎送。专机在加油的时候，周恩来与伊弗鲁在机场进行了亲切的谈话，一方面感谢埃方给予方便，另一方面共叙旧情。
专机加满油，继续北飞，很快进入苏丹领空。正飞着，飞机突然强烈颠簸起来，机舱内一下子失去了平衡，大家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心情既紧张又沉重，不约而同地向周恩来望去，为总理的安全担忧。只见周恩来泰然自若，微笑着对大家说：“没关系，这类事情我遇得多了。我相信你们。大家都系好安全带。”机组的人镇静下来。判断这是赤道负荷线上的气流急剧变化所致。幸而专机飞行员们有这样的飞行知识和娴熟的驾驶技术，终于闯过了强气流，脱离了险境。人们轻轻地舒了一口气，更加钦佩周恩来的胆识。
周恩来在中国领导人中是坐飞机最多的一位，屡次遇险，但他都以超人的胆量、丰富的智慧、充分的信心鼓励同机的人员一道克服困难，化险为夷。他曾跟机长张瑞霭半开玩笑地说：抗战期间，我经常坐老式的美国飞机奔走于重庆、西安、延安之间，有时半个身子都露在外面呢。张瑞霭也曾与周恩来开玩笑说：“总理，你是不是崇拜飞机——怎么那么爱坐飞机呀？”周恩来笑着回答：“飞机好啊！它快嘛。坐飞机能节省时间，办事效率高嘛。”可见，为了提高工作效率，多为人民办事，周恩来早已把危险置之度外。
专机战胜险情后，于当晚十点飞抵开罗机场，又一次来到尼罗河畔作短暂的停留。中国客人未出机场。周恩来在候机室同前来迎送的阿联副总理里法特进行了友好的谈话。顾不得欣赏尼罗河畔的夜景，不久专机又出发了。几个小时后，专机于凌晨飞抵叙利亚首都大马士革，在这里将作三小时停留。一点十四分，周恩来前往总统府拜会叙利亚总统会议主席哈菲兹，受到了热情的接待。周恩来向哈菲兹主席表示了诚挚的问候。哈菲兹感到很高兴，虽然中国总理是过境性停留，但周恩来很尊重他，待人热情、友好、平等，富有感染力。哈菲兹表示：“我们把阁下这次短暂逗留看作是推进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两国人民和政府之间已经可喜地存在着的牢固的友好关系的根本的一步。”当专机飞离大马士革时，两人又互相致电感谢和答谢。
在回国途中，专机再一次降落卡拉奇机场，周恩来到中国驻巴基斯坦大使馆作了短暂停留。这是专机此次远行的最后一站，也是在国外机场的第十二次降落。到此为止，专机从达累斯萨拉姆回程飞行已连续了二十几个小时。眼看就要回国了，服务员劝周恩来利用飞机休整的时间休息一下。他已经二十几个小时没休息了。机器都要休息，何况六十七岁的老人？但周恩来却关心地对机组人员说：“你们科学地安排好时间，轮流休息一下。”说完又去工作了。在卡拉奇，他看望了中国大使馆工作人员，并接见了前来拜访的巴基斯坦外交部秘书阿齐兹·艾哈迈德等人。几个小时后，周恩来又登上了二百零八号专机。
从卡拉奇机场北飞，下一站就是祖国的领土了。随行的秘书、卫士、工作人员轮番去劝周恩来在回国前还是先睡一会。在大家的劝说下，周恩来终于同意了：“好吧，我休息。”听说周总理要休息了，大家非常高兴，飞行员特意把下滑率调得最小，设法让总理多睡一会。可是过了不到两个小时，周恩来又起来投入了紧张的工作。飞机就要进入祖国领空，他睡不着。当天下午，专机终于飞抵祖国西北某地十四号机场。在返回北京前，周恩来和随行人员在这里休整了一个晚上，这一觉，可以说是出国以来睡得最美的一觉。
六月十日早晨，二百零八号专机载着周恩来、章汉夫、罗青长、柯华等人，划破西北某地上空的宁静，飞向北京。这时，一轮红日从东方升起，把整个机舱映得辉煌灿烂，下面的雪山也在万丈光芒下展示出壮丽的景色。周恩来激动地提议合唱《东方红》，大家簇拥在他身边纵情放歌：“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云霄里，九天外，回荡着这愉快的歌声，溢满了成功的喜悦。
中午，中国民航二百零八号专机圆满地完成了运送周恩来总理远航出访的光荣任务，飞临北京机场上空。从机舱里往下看，已经可以看到北京那熟悉的景物了，还有朱德、邓小平、彭真、贺龙、陈毅、李先念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正等候在机场上。这次航程四万四千三百六十一公里、时间八十小时多的远程飞行，即将结束，大家心里有说不出来的高兴，由于这次成功，在中国民航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它已经结束了我国领导人出访时租用外国专机的历史。周恩来对处在兴奋状态中的专机机组人员说：“你们这次远航组织得很好，准备得很充分，任务完成得很好。民航第一次飞非洲，路是人走出来的，这次不是走得很好吗？你们不仅飞得很好，服务也很好，你们辛苦了，谢谢你们。你们回去好好休息几天，过几天我们还要出去。”他还交代：“回去以后要与那些没有参加这次飞行的同志们交流经验，介绍情况，提高水平。”这些赞誉、鼓励、感谢、体谅、关心的话语，深深地打动了中国民航搏击长空的机组人员。他们暗下决心，尽快作好准备，八天以后再次送周恩来、陈毅等人去开罗；让中国的雄鹰，从此翱翔在世界每一片蓝天上。
（一一三）邢台地震后的日日夜夜
一九六六年三月八日凌晨，当人们尚在熟睡的时候，地处华北平原的邢台地区突然发生了六点七级地震，这是解放以来第一次在人口较密地区发生的强震，损失相当严重。当天，周恩来同志在国务院会议厅召开了紧急会议，商定抗震救灾工作部署，并将紧急会议商定事项，以特急件报送刘少奇、邓小平、陈云等同志。这份特急件的主要内容包括：由国家科委与中国科学院为主，会同有关部门组织科研力量，立即到地震现场进行探测、观察和研究，进一步判定地震范围、性质和方向；组成中央慰问团前往震区慰问、视察；有关部门组织医疗、物资供应以及工程人员等随同前往，协助当地进行救灾工作。
在这份特急件中，周恩来同志还写了这样一段话：“按地震研究单位的资料，河北以宁晋、隆尧、巨鹿为中心的地震区，自公元七百七十七年始，已有记载，直至一九六三年尚有小度地震，但地质学家对何故发生地震，范围多大，方向如何，尚无定论。世界科学界对地震预测预报也未解决。我们拟以这次损失推动地质人员进行各方探讨，求得一些结果。”可以看到，周恩来同志决心要推动我国地震预测预报工作。
我国是一个多地震的国家，自历史上第一次地震记载（公元前一千一百七十七年）到新中国建立的三千多年中，发生过千百次强烈地震，每次强震都使人民生命财产遭受不同程度的损失。所以，对这一破坏性极大的自然灾害实现预测和预防，是灾区人民的愿望。解放以后，党和国家对地震工作给予了一定的重视。一九五六年制定的科学技术远景规划中，已将地震灾害及预防研究列为国家任务，开始建立基本地震台，整理地震历史资料，绘制地震区划图，培养地震科研专业队伍，并开展地震波传播的理论、震源机制及地震地质的研究。但对于地震预测工作，因当时我国境内地震活动处于平稳阶段及科学技术发展水平限制等原因而未开展。国际上，在六十年代以前，虽然也曾有人提出过地震预测问题，但从未提到议事日程上来。国外有的科学家甚至将地震看作是“不可预知”的，把地震预报视为“禁区”。当时这种思想对我国地震学界不无影响。
三月八日晚，在国务院会议厅听取中国科学院及其他单位汇报时，周恩来同志几次问及搞地震预报问题。有的同志认为这个问题比较难，国际上没有解决。周恩来同志说：“国际上没有解决，我们自己就不能解决吗？”当时，科学院副院长李四光同志是积极主张搞地震预报的。后来周恩来同志在接见邢台地震科学讨论会代表时还赞扬李四光同志，说他独排众议，世界上没有解决，我们为什么就不能解决？
三月九日，周恩来同志向党中央、毛主席报送了书面材料，详细汇报这次震情、灾情及抗震救灾工作安排，下午即到达石家庄，当晚赶赴震灾最严重的隆尧县。他不顾疲劳，立即研究抗震救灾工作，指出要成立党政军联合指挥部，加强政治思想工作，安置好灾民生活；要总结战胜地震灾害的经验，记载下来，流传后代。三月十日，余震不断，大地不时抖动。他走进村寨，踏过残砖断瓦，慰问受灾群众，视察灾情及抗震救灾工作。他顶着寒风，在白家寨大队群众大会上讲话，勉励大家要“发奋图强，自力更生，发展生产，重建家园”。这四句话十六个字后来成为抗震救灾的方针。随即他又分别对邢台抗震救灾指挥部同志和地震科研工作者讲了话。两次讲话，都强调要抓住邢台地震不放，研究地震规律，探索地震预报问题。他说，查了县志，一千二百年以前，这里已发生过大地震。我们的祖先只给我们留下记录，没有留下经验。我国历史上有不少地震记载，但没有对地震现象的观察和研究的经验。这次地震，我们付出了很大代价，损失很重，必须从中吸取教训，不能依然停留在只有记载而没有经验的地步，要研究出地震发生的规律。虽然这是国际上没有解决的问题，我们应该发扬独创精神，努力突破科学难题，向地球开战。
邢台地震后，迅速赶到地震现场的科研人员，第一次目睹严重灾情。失去亲人的幸存者向他们提出：“你们能在震前打个招呼就好了。”人民已经把地震预报这一问题尖锐地提到科学工作者的面前。周恩来同志亲赴现场的行动和讲话，更促使科技人员下决心搞好地震预报。
三月二十二日，邢台地区再次发生六点七级和七点二级地震。周恩来同志考虑到京津地区的安全问题，在二十三日听取震情汇报时，向地震科学工作者提出：“要为保卫大城市、大水库、电力枢纽和铁路干线做出贡献。”
四月一日，他第二次赴邢台震区，先后在宁晋县耿庄桥和东旺公社群众大会上讲话，再次提出四句话的抗震救灾方针，还引用群众的话说：“屋里丢的，地里找回来。”随后又去看望邢台地震考察队，还到他们的帐篷里看了仪器，鼓励他们加强观测研究，探索地震规律。他得知参加考察队的人员中有中国科技大学地震专业的同学，年纪很轻，便亲切地对他们说：“希望在你们这一代能解决地震预报问题！”
从邢台震区返京后，周恩来同志又于四月七日、九日两次约见地震科研人员，商讨地震预报问题，反复强调地震预报的重要性，要大家好好地搞。他说，任何事物的变化都是有规律的，地震也是由小到大，不可能一下子就来个突变。他要求有关科研单位，包括地球物理、地质、大地测量等学科，必须加强研究，对邢台地震抓住不放，对地震的形成、发展趋势等问题，尽量探索规律，总结经验；对地震的各种现象，任何微弱的变化，都要记录下来，综合起来，用辩证的观点分析，也许地震预报能在这次找出头绪来。
地震科学工作者按照周恩来同志的指示，把邢台地震现场作为科学研究的实验场，相继开展了测震、地形变、地倾斜、地应力、地电、地磁、重力、地下水及动物习性等多方面的观测实验工作，积累了很有价值的资料，发现了不少与地震有关的现象。在五月份的邢台地震科学讨论会上，周恩来同志接见了会议代表，勉励大家要把地震科学研究作为终身事业抓一辈子，我国石油工业已经放出异彩，地震科研工作也要放出异彩。
在邢台地震后的几年里，我国大陆又连续发生了几次强烈地震。当时正处在“文化大革命”的动乱之中。周恩来同志为减少那场动乱给国家造成的损失，日理万机，已经竭尽心力了，但是他仍然始终如一地关注着地震工作的发展，期望着在地震预报上有所前进。他向地震工作者反复强调：要搞好地震预测预报，必须深入地震现场，抓住现场不放，加强科学研究，锻炼队伍，孜孜不倦地寻找规律。周恩来同志特别强调，从事地震科学研究要多路探索，多兵种联合作战，共同探索地震规律，不能由哪一方包办。这些话至今仍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在科学技术飞速发展的今天，如果有地震部门以外更多的科学家和不同学科的专家支持与参加地震科学研究，将最先进的科学技术用在探索地震规律上，将会有力地推动地震科学的发展，以期早日解决地震预报问题。
周恩来同志对群众性的业余测报也很重视。一九七○年一月五日，云南通海发生七点三级地震。周恩来同志在当天听取震情汇报时得知，震区有的群众在震前曾观测到一些宏观现象，采取了预防措施而减少损失。不久，在全国第一次地震工作会议期间，他三次讲话，明确提出地震工作要象对地方病那样以预防为主，从预测到预防。要依靠群众，不仅要有专业队伍，还要有业余群众队伍，团结在专业队伍周围。
周恩来同志对每份震情简报都仔细阅看，有的还作了批示。例如，一九七一年八月四川马边地区发生五点八级地震。事先凉山地区因观测到某些现象，采取了预防措施而减少损失，但没有将预测情况通知马边。周恩来同志在这份简报上批示说：也要通知周围专区，不应局限自己管辖地区。一九七四年四月二十二日，江苏省溧阳县发生五点五级地震。江苏本来是少震区，突然发生破坏性地震，这是一个新的情况。周恩来同志立即又在《震情》上批示给国务院有关工作同志：“请随时过问，随时上报。”一九七五年二月五日，辽宁省海城发生七点三级地震，由于作出了预报，采取了预防措施，大大减少了损失。此时周恩来同志已病重住院，还亲自批准由国务院通报表扬了这次作出预报的有功单位，这对地震战线全体同志是一个极大的鼓舞。二月十日，周恩来同志又看了普及地震知识的科教片《地震》，并在一封信中写了很好的意见：“我今天看了地震科教片，虽然中间还少了些震前的征兆（我于一九六六年邢台地区两次地震都看了不少征兆和记录），但还是一个好片子，可以在国内多印拷贝进行地震知识教育。”他在病中特别牵挂京津地区的安全。一九七五年三月的一个深夜，当他得知北京通县麦庄公社发现一条地袭缝的情况后，立即让办公室通知国家地震局连夜派人去调查，弄清是新出现的还是过去已有的。还批评说，这么紧急的事，为什么非等到明天？晚上看不清，难道不能解决照明问题？这是周恩来同志最后一次对地震工作的指示。
2007/09/10
二十一、调查国情励精图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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