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在法国留学的爱国教育家吴玉章、蔡元培等人，创办了“留法勤工俭学会”，号召中国青年学生到法国半工半读。“五四”运动爆发以后，爱国青年学生受到世界新思潮的影响，同时他们在斗争中愈来愈认清了北洋军阀政府的腐败，为祖国的前途担忧，渴望寻求救世济民的真理，于是全国各地有许多学生响应号召，前往法国勤工俭学。周恩来在天津监狱之中时，就萌发了赴法国留学的想法。一九二○年六月初，觉悟社女会员李愚如到狱中探望周恩来，告知她即将赴法勤工俭学时，周恩来写了《别李愚如并示述弟》的送别诗，其中表达了自己的愿望：“三月后，马赛海岸，巴黎郊外，我或者能把你看。”
出狱后，周恩来立即又投身于各项革命活动中间。八月初，他主持觉悟社的年会，作了一年多来天津学生和各界救国运动的总结。他提出：只有把“五四”运动以后在全国各地产生的各进步团体联合起来，加以改造，采取共同行动，才能改造旧的中国，挽救中国的危亡。八月十六日，周恩来同觉悟社会员十一人到北京，邀请北京的少年中国学会、青年工读互助团、曙光社和人道社四团体的代表共二十余人在陶然亭举行茶话会，商讨救国运动的方向。会上，周恩来对觉悟社提出的“改造”、“联合”主张作了说明。李大钊到会并代表少年中国学会发言，他认为确定“主义”十分重要：“主义不明，对内既不足以齐一全体之心志，对外又不足与人为联合之行动。”八月十八日，参加陶然亭聚会的五团体代表，又在北京大学召集会议，通过了《改造联合宣言》、《改造联合约章》，其中提出了“到民间去”的口号。陶然亭聚会使周恩来受到新的启发，李大钊须标明主义的主张，使他更坚定了到巴黎公社的故乡去“对于一切主义开始推求比较”的决心。他开始为赴欧求学做积极的准备。
周恩来由于入狱已经失去了南开大学的学籍，但南开学校的创办人严修十分器重周恩来，仍然全力推荐他出洋留学，并资助五百元，供他做赴欧的费用。为了补贴旅欧期间的生活费用，周恩来还与天津《益世报》商定，做该报的旅欧记者，为报纸撰写通讯。
十月八日，周恩来与南开同学李福景同到华法教育会办理赴法证明。十月中旬，他离开了天津，到上海候船赴法。
一九二○年十一月七日，法国邮船波尔多斯号驶离上海。这是一艘两万吨级的巨型邮船，上下共分十层。周恩来和郭隆真、李福景、张若名等一百九十七人住在最底层的统舱里，他们是法华教育会组织的第十五批赴法勤工俭学学生。
波尔多斯号的航程长达三十六天，经西贡、新加坡、穿过马六甲海峡，横渡印度洋，再经红海和苏伊士运河，进入地中海。旅途中，周恩来亲眼看到了在英、法殖民地国家，人民遭受着帝国主义列强的欺压掳掠，过着苦难的生活。他也亲身感受到中国人在国外处处受人欺侮，中国的国际地位很低。由于航船的颠簸，同行者很多都在舱里静卧休息，周恩来却经常坐在船头的甲板上，手不释卷。他在航程中还写出了《〈检厅日录〉的例言》。到法国后不久，《检厅日录》全部脱稿，周恩来将书稿寄回天津，托马千里修正和补充，于一九二一年春连载于天津《新民意报》。
十二月中旬，波尔多斯号，到达法国南部的马赛港。登岸时，周恩来等赴法勤工俭学学生受到了留法法华教育会学生部干事的迎接，并帮他们换乘火车。第二天早晨到达巴黎时，李愚如等先期到达的南开同学在火车站迎候。
赴欧求学，是周恩来一生中又一次重要的抉择。周恩来为什么目的而去欧洲？他到达不久之后写给表兄陈式周的信中谈到了这一点：“主要意旨，惟在求实学以谋自立，虚心考查以求了解彼邦社会真相暨解决诸道，而思所以应用之于吾民族间者。”周恩来在日本和中国已经接触到马克思学说，现在他在去马克思的故乡欧洲作一番实地考察，以寻求拯救中华的具体途径。
（十七）考察英国工人运动
一九二○年底，周恩来第一次来到欧洲，眼前的一切都是陌生而又新鲜的。和他当初想象不同的是，他看到的并不是什么高度发达的物质生活，而是欧战后各国社会生活的严重动荡不安。当时，英国煤矿工人正在举行声势浩大的同盟罢工，成为英国各界注目的突出的社会问题。发生这个事件的直接原因，是战后英国发生了经济危机，矿业资本家为转嫁经济损失，采取了降低工人工资和解雇工人等措施，引起了煤矿工人以联合罢工行动来反抗。
周恩来原本打算只在法国作短暂停留，他要转赴英国伦敦，准备在英国求学，并考察英国社会生活。因为生了一场小病，他就在巴黎住了半个来月。一九二一年一月五日，周恩来乘船渡过英吉利海峡到了英国首都伦敦。关于为什么要到英国，在他从伦敦写给堂伯父周贻鼎的信中说：“伦敦为世界最大都城。”“举凡世界之大观，殆无不具备，而世界之政治商业中心，亦唯此地是赖。”“故伦敦为世界之缩影。在伦敦念书，非仅入课堂听讲而已，市中凡百现象固皆为所应研究之科目也。”在不久后给表哥陈式周的信中，他谈到了自己的留学计划：“弟在此计划拟入大学读书三四年，然后再往美读书一年，而以暑中之暇至大陆游览。今方起首于此邦社会实况之考查，而民族心理尤为弟所注意者也。”
周恩来一到伦敦，立即被英国煤矿工人的罢工运动所吸引。于是他开始对这个运动进行认真的考察。二月一日，周恩来为天津《益世报》撰写了第一篇旅欧通讯《欧战后之欧洲危机》。他在文中写道：“吾人初旅欧土，第一印象感触于吾人眼帘者，即大战后欧洲社会所受巨大之影响，及其显著之不安现状也。影响维何？曰生产力之缺乏，经济界之恐慌，生活之窘困。凡此种种，均足以使社会上一般人民饥寒失业交困于内外。”他看到由于欧洲的社会组织是高度集中的，因此战争造成的破坏是全局性的，仅苏格兰一地即有失业者百余万。后来，周恩来虽然离开英国回到了法国，但他仍然继续着对英国煤矿工人运动的研究和考查。一九二一年四月以后，英国煤矿工人运动高潮又起，有上百万人参加了总罢工。周恩来对这次长达八十余日的罢工风潮进行详细考察，从四月十三日至六月二十日，他先后写了《英国矿工罢工风潮之始末》、《英国矿工罢工风潮之影响》、《英国矿工罢工风潮之波折》、《英国矿工总投票之结果》等九篇通讯，共约三万五千字，寄给天津《益世报》发表。这些通讯向国内介绍了英国工人阶级的顽强战斗精神，并指出：“资本家无往而不为利，”而英国政府则“与资本家一鼻孔出气”，“劳资战争，舍根本解决外其道无由，观此益信。”
对英国煤矿工人运动的考察和研究，是周恩来赴欧后所做的一件十分重要的事。通过这次考察，周恩来的思想认识又有了进一步的提高，他认定：英国式的费边社会主义是空想，俄国十月革命开创的道路才是正确的，才是真正能拯救中国的唯一道路。
周恩来在二月中旬就返回了法国，前后在英国仅居住了五周时间。初到英国时，由于伦敦生活费用太贵，周恩来曾准备到生活费用稍低的苏格兰首府爱丁堡的大学就学。爱丁堡大学虽已同意他免去入学考试，只试英文，但考期在九月，还有半年之久的等待。当时在法国居住生活费用要低得多，加之留英学生仅有二百人，而留法学生达二千人之多，所以周恩来改变了留英的主意，又回到了法国。
（十八）“我认的主义一定是不变了”
“五四”运动以后，随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中国产生了一批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先进知识分子，他们在爱国运动中逐渐与工人阶级的斗争建立了一些联系。这种初步结合使在中国建立工人阶级政党的任务成为一种客观的要求。一九二○年四月，列宁领导的第三国际曾派维经斯基到中国，他与李大钊、陈独秀讨论了在中国建党的问题，并开始了建党的准备工作。八月，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正式成立，参加者有陈独秀、李汉俊、李达等人。十月，李大钊、张国焘等人在北京成立了共产主义小组，李大钊为书记。以后不久，武汉、长沙、济南、广州等地，也先后成立了共产主义小组。各地共产主义小组成立后，开始有计划、有组织地传播马克思主义，到工人中开展宣传和组织工作。
与国内各地建立共产主义小组几乎同时，在法国留学的周恩来也在进一步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并通过对各种主义的“推求”和“比较”，逐步确定了共产主义的信念。一九二一年二月中旬，周恩来从英国重返法国后，住在巴黎拉丁区，入巴黎郊区的阿利昂法语学校补习法文。学习之外，他还进行社会调查，常常通宵达旦地为天津《益世报》撰写通信。但是，他这一时期放在第一位的仍然是“研究主义”。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法国的社会矛盾相当尖锐，共产主义运动日益高涨，宣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的书籍和报刊十分流行。周恩来如饥似渴地阅读英文版的《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法兰西内战》、《国家与革命》等马克思主义著作和法国、英国共产党的报刊。他在阅读的时候，认真地划重线，写眉批，记笔记。一本保存下来的周恩来当时读过的英文版《卡尔·马克思的生平与教导》中，他在马克思一些话下划了着重线：“无论是发现现代社会中有阶级存在或发现各阶级间的斗争，都不是我的功劳。”“我的新贡献就是证明了下列几点：（一）阶级的存在仅仅因生产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相联系；（二）阶级斗争必然要导致无产阶级专政；（三）这个专政不过是达到消灭一切阶级和进入无阶级社会的过渡。”周恩来还对当时欧洲流行的各种思潮进行了研究，并与觉悟社社员以通信形式多次探讨。他经过冷静的分析和观察，得出了结论：无政府主义的“自由作用太无限制，”处在旧势力盘踞的社会里，而要解除一切强迫和束缚，容易流为“空谈”；法国的工团主义发源于无政府主义，在现今的欧美“不免于等于梦呓”；英国的基尔特主义“近已见衰”，并且“在英国始终也没大兴盛过”；而只有科学社会主义才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
北京共产主义小组最早的成员之一张申府一九二○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和刘清扬一起到达法国。张申府同周恩来在北京陶然亭聚会时见过面，他原是北京大学的讲师，研究哲学，在“五四”运动中十分活跃。刘清扬是觉悟社社员，担任过天津女界爱国同志会会长，同周恩来很熟悉。刘、张结婚后一同赴法。临行前，陈独秀和李大判委托张申府建立海外组织，即巴黎共产主义小组。到法后，张申府首先介绍刘清扬加入小组。周恩来在巴黎与刘、张相遇，心里十分高兴，时常与他们往来，一起探讨问题。当周恩来了解到国内筹建共产党和张申府受托建立巴黎共产主义小组的情况后，立即表示了加入共产主义小组的要求。一九二一年春，经张申府、刘清扬介绍，周恩来加入了巴黎共产主义小组。一九八五年经中共中央组织部确认，周恩来加入共产主义小组的时间，即为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时间。
周恩来确立自己的共产主义信仰，前后经历了三年多时间。他在日本留学时对马克思主义开始有所接触，以后经过“五四”运动和狱中的沉思，又到欧洲实际考察并对各种社会思潮进行比较推求，才最后作出这个他一生中最重要的抉择。从此，他把自己的精力和才华全部献给了伟大的共产主义事业，直至生命的最后一刻。
由于德国的生活费比法国更低廉，一九二二年三月初周恩来和张申府、刘清扬又移居德国，住在柏林南郊的一个小镇上。到柏林不久，国内传来了觉悟社社友黄爱在长沙领导工人斗争中被军阀杀害的消息，周恩来无比愤慨。在三月间他寄给觉悟社社员一封信和悼念亡友的诗《生离死别》，表达了他的心态和悼念之情。信中周恩来又一次表示了他对于共产主义的坚定信念：“我认的主义一定是不变了，并且很坚决地要为他宣传奔走。”
（十九）争取生存权、求学权
在留法勤工俭学的学生中，有不少曾是“五四”爱国反帝运动中的学生领袖。其中有些人在国内时已受到过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到法国后，又自己组织起社团，开展各种活动，维护勤工俭学生的合法权益。经过一段时间，留法勤工俭学生的活动逐渐形成了两个中心：一是巴黎南面卢瓦雷省的子城镇蒙达尼。这里的中国学生有一百四十多人，包括蔡和森、李富春、李维汉、王若飞、向警予、蔡畅等人，大多是蒙达尼公学和女校的学生。一是法国中部的重工业城市克鲁邹。这里的中国学生都在工厂里做工，包括赵世炎、李立三、邓小平、刘伯坚等人。
一九二一年二月中旬，当周恩来从英国返回法国时，留法勤工俭学生的第一次大规模斗争正在进入高潮。这场斗争的起因是，华法教育会一月中旬突然宣布同勤工俭学生脱离经济关系，对没有找到工作的学生停发维持费。留法中国学生三分之二以上都没有找到工作，维持费的停发，无异于将这些生活本已十分窘困的学生推入绝境。蔡元培等人向北洋政府发出请款救济之电，遭到无理拒绝。加之又传出法华教育会职员大量侵吞国内汇来救济学生的捐款的消息，更使这些学生忍无可忍。二月二十八日，在蔡和森、向警予、李维汉、王若飞、蔡畅等人领导下，四百多名中国留学生前往巴黎中国驻法公使馆前请愿示威，学生们高呼争取生存权、求学权、工作权的口号，并提出要求：由政府发给学生津贴来解决入学问题，里昂中法大学和比利时中比大学应该任便中国学生自由入校。法国当局派上百名警察，出动马队驱赶请愿学生，并逮捕了学生代表。周恩来对“二·二八”事件的原委进行详细调查了解后，为天津《益世报》撰写了长篇通讯《留法勤工俭学生之大波澜》，报道了这场斗争的始末。他在文章中对参加斗争学生的遭遇深表同情，同时也对他们的某些要求和做法提出了善意的批评。
留法勤工俭学生的第二次大规模斗争，发生在六月至八月，是围绕反对北洋军阀政府专使向法国秘密借款而展开的。六月初，北洋军阀政府派朱启钤为专使，和财政次长吴鼎昌一起到巴黎，秘密与法国政府商谈借款和购买军火事宜。由于法国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事情在当月十六日的巴黎各大报上报道出来。周恩来看到消息后，立即和赵世炎、蔡和森等联络旅法华人各团体负责人，共商对策。周恩来还同旅法华工中的工学世界社社员袁子贞等，联络旅法华工会、中国留法学生联合会、国际和平促进会、亚东问题研究会、巴黎通信社、旅欧周刊社六个团体，组成反对借款委员会，发表《拒款通告》，揭露借款内幕，谴责军阀丑行，呼吁“同胞一致进行”，“以与抗争”。并将拒款决议案用法文印刷了千余份，分送法国各界，以争取舆论。
六月三十日，周恩来、赵世炎、李立三、陈毅、徐特立、刘清扬、袁子贞等三百多人在巴黎哲人厅召集拒款大会，宣读了旅法各地华人团体的来函来电，并通过宣言书，号召国内同胞和各国华侨“联名一致以反对非意之借款”，并请法人“赞助”。同一天，周恩来撰写了通信《旅法华人拒绝借款之运动》。文章指出这次借款“是直一分脏之借款也。而担保品之重，又关系全国命脉。呜呼国人，尚在睡梦中耶？”“若是之借款，而欲吾国民之承认，吾国民苟非禁死断无予以‘可’字者。”文章认为，这次斗争与“二·二八”斗争相比，“两者均为对付官僚，而其性质则大异：一为生活问题，一为国家问题也。”
在社会舆论的压力下，吴鼎昌避居英国，中法之间被迫暂时中止了对借款问题的讨论。到七月二十五日，《巴黎时报》又透露出中法借款合同已经秘密商妥草签的消息，旅法华人顿时群情激愤，于二十五日和二十九日两次集会，发表宣言通告，呼吁国人速起斗争，坚决反对这一卖国借款。三十日，周恩来撰写《中法大借款竟实行签字矣》一文，详细报道旅法华人的斗争情况，揭露北洋军阀政府暗中勾结法国政府，出卖民族利益的行径。
八月十三日，周恩来、赵世炎等领导旅法华人各团体举行的第二次拒款大会在巴黎哲人厅召开。会议要求驻法公使陈箓当众说明借款真相。陈箓本人不敢到会，派秘书长王曾思到会。王曾思态度蛮横，遭到愤怒学生的痛殴，被迫代表陈箓签署了反对中法借款的声明。声明中说，如此项借款成立或今后再举行类似的借款，公使和全体职员立即辞职，以谢国人。拒款委员会将此声明电告国内各大报馆，并送法国外交部一份。法国政府害怕事情闹大，只得宣布暂缓借款。延续两个多月的拒款斗争，至此宣告胜利结束。周恩来于十六日撰写的《中法大借款案之迫讯》向国内报道了这一情况。九月间发生的留法勤工俭学生占领里昂中法大学的事件，把留法勤工俭学生的斗争推向了又一个高潮。
里昂中法大学是华法教育会创办的，留法勤工俭学生一直要求进入该校学习，而校方却寻找借口不愿接受他们入校。校长吴稚晖公然宣布要在国内另行招生，并决定于九月二十五日开学。驻法使馆也因对勤工俭学生发动的拒款事件不满，在八月二十日布告停发在二月事件后改由使馆发放的勤工俭学生生活维持费。这两件事，使很多勤工俭学生感到求生和求学都看不到希望，实际上把他们逼上了一条绝路。
九月十七日至十九日，留法勤工俭学生联合会连日召开会议，讨论对策，最后一致决定派学生去争回里昂大学。在讨论过程中，周恩来特别提出，对方逼我们陷入绝境，斗争是复杂的，要讲究策略，要做两手准备。他建议留下部分骨干负责后方工作和以后的斗争。这个提醒和建议的重要很快为事态的发展所证明。
九月二十一日清晨，赵世炎、蔡和森、李立三、陈毅、陈公培、张昆弟、颜昌颐、罗学瓒等一百余人组成的“先发队”，分别从巴黎、克鲁邹、蒙达尼等地到达里昂，冲进中法大学。但由于学校早有防备，将所有教室和宿舍的门都上了锁，无法进入。“先发队”的学生们只好在校内的草地上休息，并推选赵世炎为总代表同校方进行交涉。校方不仅拒绝与学生代表交涉，而且要求里昂市长以“逮捕匪类”的名义派警察前来镇压。第二天，法国政府派出大队武装警察，包围和拘捕了全部“先发队”的学生，押送他们到一座法国兵营囚禁。周恩来等人得知消息后，和聂荣臻、王若飞、徐特立一起，立即四处奔走，展开了营救活动，但未能奏效。
在兵营中囚禁二十多天之后，到十月十三日，法国当局又派出二百多名武装警察，将这批学生押送到马赛。中法两国政府相互勾结，决意驱逐被捕学生一百零四人，强令他们登船回国。赵世炎在别人帮助下借机逃了出来。
“先发队”被强行遣送回国后，周恩来很快含愤撰写出长篇通讯《勤工俭学生在法最后之运命》，向国内详细报道了中法反动政府对留法勤工俭学生的迫害经过。文中疾呼：“途穷了，终须改换方向。势单了，力薄了，更需联合起来。马克思和昂格斯合声嚷道：‘世界的工人们，联合起来啊！’他们如今也觉悟了：‘全体勤工俭学的同志们，赶快团结起来啊！”，为了团结留在法国的勤工俭学生中的骨干，周恩来、赵世炎于这一年年底，（或次年初）托人带信约在蒙达尼的李维汉到巴黎的一家旅馆会面，商议成立旅欧青年中的共产主义组织，议定几方面分头做筹备工作。就这样，经过几场尖锐和复杂的斗争后，留法勤工俭学生终于走上了大联合的道路，旅欧革命青年即将团结在共产主义的组织中，更有力地开展新的斗争。
（二十）领导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
一九二二年六月，在巴黎西郊布伦森林中的一块小空场上，旅欧共产主义组织召开了第一次代表会议。来自法国、德国、比利时等国的十八名代表出席了这次会议，其中包括赵世炎、周恩来、李维汉、王若飞、陈延年、陈香年、萧子章、刘伯坚、傅钟、余立亚等。代表们之间有的是久别重逢，有的是初次相识，他们热情地交谈着，看起来好像是一次普通的朋友间的聚会。
会议主持人为赵世炎，他首先向代表们报告了组织筹备经过。接着，由周恩来报告了他起草的组织章程草案。最初，周恩来提议的组织名称为共产主义青年团，但与会多数代表不赞成，主张叫少年共产党。周恩来还提议新成员加入组织时应当宣誓，也有些代表不赞成，认为宣誓是带有宗教色彩仪式。对此，他解释说：我们宣誓不是宗教信仰，是带有政治约束的。他举了袁世凯的例子，袁曾宣誓忠于民国，但他以后作了皇帝，人民就说他叛誓而讨伐他。会议共开了三天，通过了组织章程，确定组织名称为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选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三人，即赵世炎、周恩来、李维汉，赵为书记，周负责宣传，李负责组织。会议还决定出版机关刊物《少年》，由周恩来负责筹办。
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成立后，党部就设在赵世炎的住处——巴黎戈德弗鲁瓦街十七号的一家小旅馆内。经常在党部工作的有赵世炎、李维汉、陈延年。周恩来会后返回柏林，向旅德党组织汇报了代表会议的情况，然后就着手开展在德发展组织的工作。就在这年的十月下旬，周恩来在柏林的住所里接待了为寻求真理和共产党组织而来的朱德。朱德陈述了自己的身世和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愿望，周恩来表示同意他的申请。十一月，周恩来、张申府介绍朱德、孙炳文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赵世炎和周恩来在旅欧革命青年中享有很高的威望，两人有不少相似的优点：坚定、机智、待人诚挚，富有组织才能。当时正在法国的蔡畅曾多次说过：“恩来和世炎全身都是聪明！”
不久，从国内传来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代表大会已于一九二二年五月在广州召开的消息。这次大会通过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章程和纲领，选举产生了中央执行委员会。十月间，周恩来赴巴黎参加旅欧少年共产党召开的会议。会上举行了总投票，决议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并改选了中央执行委员会，赵世炎、王若飞、周恩来、尹宽、陈延年五人当选为委员。十一月二十日，周恩来和赵世炎以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的名义写信给国内的青年团中央，要求“附属于国内青年团为其旅欧支部”。他们筹集了一年路费，派李维汉为代表携信回国，与团中央接洽。正当他们等待答复的时候，又得到参加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和少共国际会议的中国代表团已抵达莫斯科的消息。他们立刻去信表示敬意，并说明已向国内团组织提出了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请求。一九二三年一月，正在莫斯科参加会议的中共代表团陈独秀复信给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建议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更名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旅欧支部”，中央执行委员会改为执行委员会，还对青年团组织在欧洲的行动方略作出了指示。
一九二三年二月十七日至二十日，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在巴黎召开临时代表大会，到会代表共四十二人，代表着在法、德、比三国留学的七十二名少共党员。在赵世炎的主持下，临时代表大会经过四天的会议，讨论了少共成立以来的工作，通过了改组案等二十项提案。会议正式决定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成为其“旅欧支部”，在欧名称定为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会议通过了由周恩来起草的《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章程》，其中规定：凡旅欧中国青年愿加入本团为团员者，必须对于共产主义已有信仰。章程还明确说明，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执行委员会为本团上级机关。这时，中共中央已决定调赵世炎、王若飞、陈延年等十二人到苏联东方劳动大学学习。会议选出了新的执行委员会，委员为周恩来、任卓宣、尹宽、江泽楷、肖朴生五人，候补委员为刘伯坚、王凌汉、袁子贞三人，周恩来任执委会书记。会后不久，正式收到了团中央一月二十九日同意他们加入组织的公函。三月十三日，周恩来起草了《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旅欧支部）报告第一号》，向团中央汇报了二月临时代表大会的情况。其中写道：“我们现在已正式为‘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旅欧战员了，我们已立在共产主义的统一旗帜之下，我们是何其荣幸！你们希望我们‘为本国勇敢忠实的战士’，我们谨代表旅欧全体团员回说：‘我们愿努力毋违！’”
一九二三年夏天，周恩来从柏林迁回巴黎，开始专门从事党团工作。他住在赵世炎原来的住处——戈德弗鲁瓦街十七号小旅馆三楼第十六号房间。这里也是执行委员会的办公处和《少年》杂志编辑部。
旅欧共产主义青年团的活动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进行的。正如赵世炎在到达莫斯科后向中共旅莫支部汇报的：“本党在西欧的活动无非是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政策和主张，实际上都是在青年方面进行了工作。”“现在留在西欧的还有四五个党员。”聂荣臻也曾回忆说：“在整个欧洲，也只有一个共产党的小组，附在团组织里面，一切公开活动，都用团的名义，党组织从不出面。”
在写给团中央的报告中，周恩来谈到了旅欧共青团的主要活动内容。报告中说：团的主要任务“大体规定为共产主义的教育工作，换言之即是列宁所谓‘学’，‘学共产主义’。为此，他们成立了共产主义研究会，组织旅欧青年学习马列主义的著作，用马列主义理论和俄国十月革命的经验来武装团员和青年，并在提高思想的基础上发展团员。他们不但在留法勤工俭学生中进行工作，还通过袁子贞担任书记的华工总会，注意在旅法华工中间开展工作。
周恩来等人领导的旅欧党、团组织，团结了当时留法、留德和留比的勤工俭学生中的进步青年，培养了许多信仰共产主义的革命战士，他们当中的不少人在以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国内革命斗争中成长为坚强的革命领袖，为中国革命的胜利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二十一）《少年》撰稿人
一九二二年六月，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在巴黎成立后，周恩来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负责宣传工作。六月会议决定出版机关刊物《少年》，会后周恩来即着手刊物的筹办。
《少年》月刊创刊于一九二二年八月一日，编辑部设在巴黎戈德弗瓦街十七号的小旅馆内，那里同时也是旅欧少共中央执委会的办公处。这个刊物最初为十六开本，每期三十页左右。从第七号起改为二十四开本，每期四十二页。第十号起，又改为不定期刊。《少年》作为旅欧少共的机关刊物，其任务是“为第三国际和国内共产党解释战略并传播共产主义学理”，以发表马列主义的经典著作译文、探讨和宣传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文章以及共产国际、少共国际文件和消息为主要内容。
周恩来是《少年》的主要撰稿人之一，他先后在该刊发表了《共产主义与中国》、《宗教精神与共产主义》、《告工友》、《十月革命》、《论工会运动》、《俄国革命失败了么？》等文章。
《少年》第二号（一九二二年九月一日出版）上刊登了周恩来撰写的三篇文章。在《共产主义与中国》一文中，周恩来批判了国家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工团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等思潮，阐明了只有共产主义才能救中国的道理。他写道：“共产主义在全世界，尤其是在中国，实负有变更经济制度的伟大使命。也只有他，方说得起变更，因为他是应着生产力发达的需要而加以顺势的变更，并非加以抑止，加以修正，加以和缓的。”他认为，资本主义的祸根在私有制，私有制不消灭，任何改革都归于无效，而共产主义者的主张为打破私有制，建立共产制。他得出结论：共产主义“在今日全世界上已成为无产阶级全体的救时良方”，目前在中国“除去努力预备革命，实行共产革命外，实无法可解”。在《宗教精神与共产主义》一文中，周恩来驳斥了无政府主义者把共产党人的信仰比作宗教迷信的言论，指出共产主义信仰与宗教迷信的区别，“在其所信的理论与方法，能否用在‘实际’上来‘试验’，换过来说，便是能否合乎科学精神”。“教徒对于神父牧师只有迷信，即心知其非，口亦不敢言。至于共产党人一方服从领袖的指挥，一方实时时监督其行动！”在《告工友》一文中，周恩来针对旅法华工在华侨教育经费问题上与勤工俭学生之间存在的误会，指出：双方“同是现社会的被压迫者，只有无条件的携手，不当有丝毫的误会，协力进行，才好图工学前途的发展。”他还指出：华工之所以“沉沦于人类困苦的最下层而无法解脱，原因即在于缺乏“声势浩大”的“有团结有组织”的斗争。
在《少年》第五号（一九二二年十二月一日出版）上，刊登了周恩来撰写的《十月革命》一文。文章分析了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经验，指出十月革命胜利的根本保证是由于有了共产党的领导。文章认为，共产主义社会的真实完成总是要先见于工业发达之国的。但并不是说，工业后进国必须等到资本主义将国内实业发展够了的时候才去革命。相反，工业后进国在共产革命发生后，以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资本来发展实业，其成效当超过有产阶级竞争的资本主义国家，”后进的许能赛过先进的早成为工业极发达之国。因此，把握无产阶级易于革命，易于夺取政权的时机是不容忽视的，只有这样才能更易促成全世界资本制度的崩坏，全世界革命的实现。文中写道：“俄罗斯现在已是这样地一个领路者了，工业后进之国焉得不从而效法？又焉得不看清马克思学说的真实价值？”
在《少年》第六号（一九二二年十二月十五日出版）上，周恩来又发表了三篇文章：《论工会运动》、《俄国革命是失败了么？》、《评胡适的“努力”》。在《论工会运动》一文中，周恩来论述了工会的性质、组织、工运目标，特别强调了共产党对工会的领导作用，认为共产党“只是要做成劳动运动的先驱、社会革命的向导来率领劳动群众。他本应除掉工人利益而无其他利益，他的行为如能获得工人的信任，则工会对他自不论政治的经济的策略都能一致接受。”在无产阶级掌握政权之前，工会的主要任务是“促进工人的阶级觉悟，宣传无产教化，散布革命种子，是“预备破坏”旧制度。在掌握政权后，工会则参与社会经济管理，建设新社会。在《俄国革命是失败了么？》一文中，周恩来批驳了由旅法中国青年中无政府主义团体——工余社主办的《工余》杂志上刊登的一篇文章。这篇署名“三泊”的文章攻击俄国十月革命，并认为俄国施行新经济政策是“共产主义在俄国试验失败”的佐证。周恩来在文章中写道：俄国实行新经济政策决非能作共产主义失败的佐证，相反它是完成共产革命促进共产主义的一条“捷径”。他认为：一国一种的民主革命，如法国革命、美国独立都是经过极长期的血战争斗才得使共和奠定，更何况无产阶级的共产革命，须全世界劳动者联合起来进行世界革命呢！“且俄国今日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劳动会议掌握政权，从阶级争斗的根本见地来解共产主义。只有说他是成功，何得反谓之失败？”在《评胡适的“努力”》一文中，周恩来批驳了胡适宣扬的“好人政府”主张，指出：“在世界帝国资本主义和军阀的支配之下的中国，不打倒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统治，而想建立‘好人政府’，实现其政治主张，这不是做梦么？”他在文中还强调了革命军队的重要，说：“真正革命非要有极坚强极有组织的革命军不可。没有革命军，军阀是打不倒的。”
从一九二二年八月创刊，到一九二三年底终刊，《少年》杂志共出十三期（以后改出《赤光》半月刊）。周恩来发表在《少年》上的许多文章，不仅对加强旅欧党团员的思想教育和宣传党的方针政策起了重要作用，也反映出他本人对马克思主义、对共产党已有了明确而深刻的认识，掌握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和观点。同时，也可以看到一个特点，即周恩来等人当时的注意力还着重放在共产主义学理和建党基本原则的探讨上，没有来得及对中国革命的实际问题作更具体的研究，这既反映了中国共产党创建期的历史特点，也与他们身处海外的客观环境有关。
（二十二）国共合作的先期倡导者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在列宁关于民族殖民地革命理论的指导下，很快认识到：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首要的任务是推翻帝国主义与封建势力的统治，完成民主革命，而这个艰巨的任务的完成，只靠少数人不行，应当联合一切爱国的民主的力量共同奋斗。一九二二年六月，中国共产党发表对于时局的主张，正式提出要同“国民党等革命的民主派”“共同建立一个民主主义的联合战线”。同年八月，中共中央在杭州西湖召开特别会议，原则确定共产党员可以个人身分加入国民党，以实现两党的合作。一九二三年六月中共党的“三大”在广州举行，会议决定共产党员、社会主义青年团员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以建立各民主阶级的统一战线。
中共中央关于国共合作的主张很快传到了旅欧党团组织。一九二二年九月一日，《少年》第二号上发表了张申府的文章《中国共产党与其目前政策》，宣传国共合作的主张。一九二三年初，孙中山派王宗歧到法国筹备组织国民党支部。王宗歧原是留法勤工俭学生，后因参加占领里昂中法大学的斗争，同蔡和森、李立三等一起被强行遣送回国。他重到法国后，周恩来立刻同他取得了联系。三月十日，周恩来主持旅欧共青团常务会议。会上，大多数人同意加入国民党或与国民党携手合作。四月二十五日，王宗歧致函国民党本部说：“旅欧共产主义青年团共八十多名。月来探其组织颇称完善，而其行动亦与吾党相差不远。”并报告了旅欧共青团要求加入国民党的事。六月十六日，周恩来和尹宽、林蔚等一起到里昂与王宗歧商谈合作问题，双方达成协议：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员全部以个人身分加入国民党。此后不久，国民党总部委任周恩来为国民党巴黎通讯处（后称巴黎分部）筹备员。
八月，周恩来在写给将要回国述职的王宗歧的信中，谈到了旅欧国共两党合作问题，说：“依我们的团体意识，我们愿在此时期尽力促成民主革命的一切工作，这是无可置疑的事。”对如何实行合作，他提出了切实的建议：“我们能和国民党人合作的，在现时在欧洲大约不外下列三事：一、宣传民主革命在现时中国的必要和其运动方略；二、为国民党吸收些留欧华人中具革命精神的分子；三、努力为国民党做些组织训练的工作。本着上述三种原则，我们可随着时势变迁而计划我们当前所要做的工作。”
由于旅欧共青团的加入，国民党旅法支部在成员扩及法国以外的德国和比利时。因此，国民党总部将旅法支部改为旅欧支部。十一月二十五日，在里昂召开了国民党旅欧支部成立大会。会议选举王宗歧为执行部部长，周恩来为执行部的总务科主任，李富春为宣传科主任，聂荣臻为巴黎通讯处处长。王宗歧回国期间，由周恩来代理执行部部长，主持旅欧国民党组织的工作。在这次会上的讲话中，周恩来着重批评了国民党内存在的腐败现象，说：“挂名党籍不负责任者，此类人实居吾党最大多数”，“是真令人痛心疾首而不得不认为本内部伏莽之患。”
一九二四年一月召开的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孙中山的主持和共产党人的帮助下，通过了大会宣言，确定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会议消息很快传到法国，周恩来在二月十五日出版的《赤光》第二期上发表《革命救国论》一文中写道：“我们知道国民党近来已起首改组了，我们且深信此次改组后必有可观。但我们最切望而且不惮重复中说的，便是国民党今后当注意于国民运动中五派可靠的革命势力之发展团体和引导，千万再不要误认新旧军阀的四派势力之调和可以得到那骗人的和平统一！”为了回答国家主义派对共产党与国民党合作，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的种种污蔑，周恩来在六月一日出版的《赤光》第九期上又发表了《再论中国共产主义者之加入国民党问题》一文。他写道：“不错，我们共产主义者是主张‘阶级革命’的，是认定国民革命后还有无产阶级向有产阶级的‘阶级革命’的事实存在。但我们现在做的国民革命却是三民主义革命，是无产阶级和有产阶级合作以推倒当权的封建阶级的‘阶级革命’，这何从而说到‘国民革命’是‘阶级妥协’？且非如此，共产主义革命不能发生，‘打破私有制度’、‘无产阶级专政’自也不能发生。不走到第一步，何能走到第二步？”周恩来在文章中表达了他对国民党改组所寄予的希望，论证了国共合作的必要性，概括了民主革命和共产主义的相互关系。这些文章也显示了此时周恩来已经具备了运用马克思主义原理分析和研究中国问题的能力。
周恩来以旅欧共青团负责人的身分，在推动和领导旅欧国共组织合作的工作中，做出了十分重要的贡献。七月二十日，周恩来即将归国的前夕，他还参加了在巴黎举行的中国国民党驻法总支部第二次代表大会，对国共合作后的工作开展提出了积极的建议。
（二十三）“临城劫车案”引起的波澜
一九二三年五月六日，发生了轰动一时的“临城劫车案”。一列从上海开往北京的火车途经山东临城时被武装土匪劫持，乘车旅行的三十多名英、法、美、意等国旅客和二百多名中国旅客被土匪绑架，作为进行要挟的人质。案发后，北洋政府交通部连夜开会商讨对策，交通总长吴毓麟亲赴临城与土匪交涉。六月十二日，被劫持的外国旅客已全部获释。帝国主义列强却仍然在此事上大做文章，竟然提出了“共同管理”中国铁路的无理要求。帝国主义的霸道行径，激起了中国人民的强烈愤慨，全国掀起了一场反对帝国主义共管中国铁路誓死保卫国家主权的斗争。
七月二日，法国《巴黎时报》刊载消息：列强鉴于中国五月间发生外国旅客被劫持的山东临城劫车事件，准备在华设立万国警察，共同管理中国铁路。旅法华人闻讯，无不愤慨。在周恩来、徐特立、袁子贞、许德珩等人领导下，旅法勤工俭学生和华工中也开展了一场反对帝国主义列强“共同管理”中国铁路的斗争。
七月三日，周恩来以《少年》杂志社代表身分，发起并出席旅法华人各团体代表为开展反对列强共管中国铁路斗争而在巴黎西郊华侨协社召开的集会。八日，周恩来等人又代表二十二个旅法华人团体在巴黎中华饭店集会。会议通过了反对列强共管中国铁路的六项具体办法，决定召开旅法华人大会，并成立旅法各团体联合会临时委员会。会议推选周恩来为临时委员会中文书记。当晚十二时，周恩来以临时委员会的名义向上海《申报》、北京《晨报》拍发了《致国内各界公电》。公电指出：“铁路共管，等于亡国，旅法华人全体反对，望农工商各界速起力争”。次日，又连续发出《致中国旅欧、日、美、南洋工商学各界电》、《致中国驻外各公使函》，大声疾呼：“交通命脉，落入人手，民族一线生机，势将断绝，此而不争，何以图存？”
七月十五日，旅法华人大会在巴黎召开。这次大会参加者多达六百余人。周恩来在会上发表了演说。他强调指出：中国的事情败坏到今天这样地步，完全是由于我们受资本主义列强和军阀的双重压迫。“吾人欲图自救，必须推翻国内军阀，打倒国际资本帝国主义。”会上还散发了由周恩来起草的《旅法各团体敬告国人书》。文中写道：铁路共管的借口之谈，是说中国的土匪猖獗，政府无能。然在事实上，土匪的来源，实由于变兵和游民之增多。军阀的互相争霸，虽足以直接造成变兵和游民，但间接的责任，却应落在勾结军阀榨压中国人民的国际资本帝国主义身上。文中号召：一致起来，誓死力争，推翻扰乱中国的国际资本帝国主义，打倒妨碍中国和平统一的万恶军阀！当时，旅法华人各团体代表又集会，决定正式成立中国旅法各团体联合会，经过投票选举，周恩来、徐特立、郭隆真、许德珩、袁子贞等当选为领导成员，周恩来仍担任中文书记。
经过一段筹备工作，七月三十一日，中国旅法各团体联合会举行记者招待会，巴黎二十四家报馆记者和一批法国进步人士出席。旅法各团体联合会的代表用法语宣读了演说辞，介绍了列强企图共管中国铁路的起因、真相、危害和中国人民反对共管的决心，并回答了记者们的提问。次日，法国各家报纸纷纷发表评论报道，对旅法华人爱国行动表示同情和支持。
在中国人民的强烈反对和各方舆论的强大压力下，驻北京的十六国外交使团于八月十日向北洋政府提出的照会中，未敢正式提出由各国“共管”中国铁路的要求。这场斗争以中国人民的胜利而告结束。通过领导这场斗争，周恩来等人和旅欧中国共青团在旅欧华人中的威望增强，他们所团结的爱国民主力量也更广泛了。
（二十四）战斗的《赤光》
一九二四年二月，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机关刊物《少年》改组为《赤光》。这一改变是为适应国内革命形势的迅猛发展和旅欧共青团工作遇到的新情况而做出的。《赤光》与《少年》的不同点在于，它将办刊的重点从对马克思主义学理的介绍和研究转向对中国革命基本规律和具体方针的探讨，即“改理论的《少年》为实际的《赤光》。”《赤光》由周恩来负责主编，邓小平等人参加编辑和刻印等工作。该刊为半月刊，十六开本，每期约十二页，出版起来比较迅速和灵活。它的印刷份数比《少年》多，发行范围也比《少年》广。
一九二四年二月一日，《赤光》创刊号出版。在发刊词《赤光的宣言》中，阐明了该刊的宗旨：“我们所认定的唯一目标便是：反军阀政府的国民联合，反帝国主义的国际联合。”“我们知道，我们远处欧洲的中国国民，对于我们故乡的政治经济现状常有隔膜而不谙内情的苦闷。为要使大家解此苦闷，我们不但要评论中国时事，且更愿为大家指出他的乱源所在和他的解脱之方。”
周恩来作为主编和主要撰稿人，在《赤光》上发表的文章多达三十余篇。其中较重要的有：《军阀统治下的中国》、《列强共管中国的步骤》、《革命救国论》、《国际帝国主义乘火打劫的机会又到了》、《救国运动与爱国主义》、《北洋军阀与外交关系》、《华府会议的又一教训》、《这才是一个确实的“进兵”中国》、《再论中国共产主义者之加入国民党问题》等。从这些文章中可以反映出，周恩来对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关系，中国革命的当前任务和远景等基本问题，都已有了比较清楚和符合实际的认识，这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是难能可贵的。
《赤光》创刊号上发表了周恩来撰写的《军阀统治下的中国》一文。文章指出：“只有全中国的工人、农民、商人、学生联合起来，实行国民革命”，才能救中国。并预言“国民革命运动亦将兴起了”，“如许多的革命潮头已渐涌起于冷静无波的中国民众海中，我们相信不久全中国的工人、农民、商人、学生均将会冲上前锋来做弄潮人”。这一期还发表了周恩来、王若飞合写的文章《列强共管中国的步骤》。文章指出：继海关共管、邮政代管、盐税共管之后，有铁路共管、江河共管，不久将有无线电共管，最后财政共管一出，列强共管中国的阴谋便完全成功了。“到那时共管中国的事实便由这先画龙后点睛的手法中完全实现了。亲爱的国人！尚想酣睡到几时啊！”
《赤光》第二期发表了周恩来撰写的《革命救国论》一文。文中写道：“凡稍明事理稍识事实的人，大都能承认中国已夷为列强的半殖民地，非革命不足以图存了。且就世界的情势，国际的地位来说，弱小的民族若不从国民运动企图国民革命入手，而仅右倾于振兴实业图谋救国，或竟‘左’倾于毁灭一切自由行动，则结果转不过为国内无可发展的列强资本主义延长其遁在屋闾的生命而已。有志气而不甘堕落的中国人，何能忍此！”文章还分析了中国革命中敌、我、友三方面的力量，指出：“革命是无疑而且确定了！但我们须看清我们的敌人和我们国民革命的势力究竟何在，而谁又是我们真实的友人。”帝国主义列强、新旧军阀、封建余孽、官僚买办是“我们共同的敌人”；海外华侨、工人阶级、知识界、新兴工商业家、农民阶级“是中国国民运动中最值得注意的革命势力。若能合此五派的革命分子于一个革命的政党统率下，则国民革命的成功必不至太为辽远。”
《赤光》第三期发表了周恩来撰写的《救国运动与爱国主义》一文。文章驳斥了将中国人民的爱国运动诬为“排外举动极盛”、“拳祸将再发生”的谬论，强调指出：我们倡言救国运动“决非狭义的爱国主义运动”，“我们为救国而倒军阀、倒国际帝国主义，但我们心中却不容丝毫忘掉与我们受同样苦痛的全世界无产阶级和弱小民族亦即是全世界的被压迫阶级。并且我们若认清事实，果想将军阀打倒，国际帝国主义打倒，我们也非与全世界被压迫阶级联合一致来打此共同敌人不可”。
《赤光》第八期发表了周恩来撰写的《北洋军阀的内哄》一文。文章分析了中国各派军阀间内哄的历史和现状，指出只有经过国民革命，才能结束军阀割据，拯救国家。文章还提出：“军阀内哄是他们自身的事，一旦国民革命派苟稍抬头，他们必会捐弃前嫌一致来压迫国民革命势力，正如资本阶级在彼此的竞争期中时刻会转来一致压迫工人阶级一般。”因此，国民革命派需要严密的战线，严防其敌人——军阀和其所勾结的帝国主义列强的破坏，才不致为敌所乘而打散革命派的集中势力。
周恩来在《赤光》第十期上发表的《太平洋上的新风云》一文中，通过分析战后日、美帝国主义之间的尖锐矛盾，阐述了自己的观点。文章指出：“他们预备的是帝国主义战争。我们反抗帝国主义谋中国独立的战士，当兹风云起后，波涛涌起，切不要如欧洲大战时一般地逃避港中希图幸免。要切实地预备，预备乘机掀起太平洋上革命之潮，联合起各国被压迫的民众，携手冲上潮头，争先去做弄潮儿！”
此时，在国共合作的形势下，国内革命运动以广东为根据地蓬勃发展起来，急需大批干部。旅欧中国共青团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决定选送一批干部回国，周恩来也在其中。七月十三日至十五日召开的旅欧共青团第五次代表大会，改选了执委会，为选送干部回国作了准备。七月下旬，周恩来与刘伯庄、周子君、罗振声等人从法国乘船归国，转而投身到国内更加艰巨繁重的革命之中！
（二十五）介绍朱德入党
一九二二年十月，在巴黎开往柏林的国际列车里，坐着一位三十多岁的中国人。他那宽阔的双肩、丰厚的胸膛、挺直的腰身，处处显露出威武的军人气概。浓密的剑眉下，一双炯炯有神的眼睛，宽阔的前额上已经开始布下细细的皱纹，这是多年驰骋疆场刻下的印记。他时而沉思地望着闪过眼前的异国土地，时而同身旁另一位中国人轻声热烈地交谈。他讲一口乡音很重的四川话，语气刚毅、坚定，显然是位豪爽、勇敢的人物。他就是朱德。坐在他身边的是他的好友孙炳文。
他们正乘车由巴黎赶往柏林，去寻访一位青年革命家——中国共产党旅欧支部负责人周恩来。
朱德望着窗外，陷入了沉思。
他想起了自己走过的坎坷道路。一八八六年十二月一日，他出生在一户佃农家庭里。一九○九年，他考进了云南讲武堂。在这里，他加入了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走上了民主革命的道路。一九一一年，他刚从讲武堂毕业就参加了辛亥云南革命军起义，率领所部参加攻打云、贵总督衙门，活捉清朝总督李经羲，立下了战功。以后，在数不清的战斗中，他都身先士卒，表现了卓越的军事才能。后来，革命的果实被袁世凯所篡夺，他参加了蔡锷领导的反对袁世凯复辟称帝的云南护国军，担任团长。一九二一年起先后担任昆明陆军宪兵司令和警察厅厅长。但是，长期的战争生活使他陷入苦闷：灾难深重的中国，依旧是军阀混战，民不聊生。哪里才有救中国的真理？他在苦闷和追求中阅读了马克思主义书籍，眼前豁然开朗：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于是他毅然拒绝了四川军阀要他担任师长的邀请，到上海、北京去寻找中国共产党。
他先去上海，又到北京，都没有找到共产党。他又返回上海，终于找到了当时中国共产党的书记陈独秀。他像见了久别的亲人一样，向陈独秀表达了自己急于加入共产党的心情。可万万没有想到，陈独秀却给他火热的心上浇了一盆冷水。陈独秀说：像你这样“行伍出身的军人，没有资格革命”。这时候，孙中山劝他回家乡重整旗鼓，或者去美国留学，他都拒绝了，一心要奔往欧洲，奔往马克思主义的故乡，去寻找革命的真理。
就这样，他和好友孙炳文一道来到了巴黎。他急切地四处打听消息，终于知道了旅欧支部的负责人叫周恩来，住在柏林康德大街。
他一刻也不能等待，立即登程赶往柏林……
柏林到了。
朱德和孙炳文找到周恩来的寓所，在门前，他又犹豫了。他不知道自己将受到什么样的接待，会不会依旧是陈独秀式的一瓢冷水？
门开了。迎接他们的是一位面貌清秀、两眼有神的青年。他紧握住朱德的双手，热情地说：“我就是周恩来，有什么事需要我来帮忙吗？”
朱德的疑虑立即烟消云散。他激动地述说了自己生平的经历和革命志愿，表达了要加入中国共产党、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身的愿望。
周恩来细心地倾听他的讲述，为他的革命热情和对共产主义事业的耿耿忠心所感动。他们在那间柏林的小屋里整整长谈了一夜。
周恩来坚信朱德会是一位坚定的共产主义战士，毫不犹豫地介绍他入党。经过党组织的批准，朱德和孙炳文都成为光荣的共产党员。
（二十六）与“小超”盟订终身
一九二三年春天。邓颖超正在达仁女校小楼上她的宿舍里，和刚从上海来到天津的觉悟社社员谌小岑、李峙山夫妇，商量建立一个研究妇女问题的组织。
“邓先生，”门外响起一声清脆的童音，马千里六岁的女儿马翠官跳跳蹦蹦进来了，小手中扬起一封信，“您的信，门房叔叔刚刚收到，说是外国寄来的，让我赶快送给您。”
邓颖超一看信封上那挺拔的笔迹，便知是周恩来从法国巴黎寄来的。
“是翔宇来信吗？”李峙山、谌小岑也凑过来看信。都是觉悟社社员，海外来函一向大家传看。
邓颖超拆开信封，里面是一张印着油画的名信片。她不禁奇怪起来。以前，周恩来从法国、英国、德国给她寄过许多明信片，从来都是直接寄出，这次为什么加了个信封？
只见明信片上，芳草如茵，鲜花盛开，春光明媚。三个披散着金色秀发的美丽女郎正迎风奔跑。明信片背后，是熟悉的周恩来的笔迹：
奔向自由自在的春天！
打破一向的束缚！
勇敢地奔啊奔！
聪明、机警、热情、活泼的邓颖超，看了明信片，不觉呆住了。一股甜蜜的热烈的情感猛地攫住了她，震撼了她的心灵。
李峙山和谌小岑把明信片拿过去看了。看着、看着，李峙山噗哧一声，笑了起来：
“喔呀小超，你还不明白，这是翔宇在向你表示呀！”
“表示什么呀？”有点迟钝的谌小岑问。
李峙山瞪了丈夫一眼：“你问问小超吧。”
一向能言善辩的邓颖超，此刻心慌意乱，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比邓颖超年长八岁、已结婚好几年的李峙山像大姐姐似地拍拍邓颖超的肩膀，笑着说：
“小超，这是翔宇在向你表示他的真挚情意啊！他要你打破一切束缚，勇敢地和他相爱啊！用了这样一种含蓄的方式，倒像他一向的为人，感情总是这样细腻深沉。你赶快给他回信吧，我和小岑先走啦。”
李峙山和谌小岑走了。整洁的小房里，邓颖超默默地看着那张不同寻常的明信片，沉浸在她和周恩来相识四年的回忆中。
她想起，四年前那个炎热的夏天初识周恩来的情景。他英俊潇洒，浓眉下一双又大又黑又亮的眼睛，含笑看着她，他身上有着一种吸引人靠近他、相信他的力量。
她想起，他帮助她们排练新剧《安重根》和《木兰从军》，态度那么诚恳，又那么谦虚。
她想起，他带头组织觉悟社，那一次次内容深刻、条理分明的发言，追求真理的执著精神……她想起，一九一九年双十节庆祝大会，他们被军警包围殴打，她受伤吐血，幸亏他带着宣传队乘卡车及时赶到。她想起，一九二○年一月三十一日他被捕，她和谌志笃他们背着铺盖要去坐牢顶替，警察厅花园里，她看到他苍白的脸上那双眼睛依然光采照人。她想起，北京陶然亭的聚会，他提起联合、改造、救中国……
后来，他远渡重洋，到了法国、英国、德国。越过万里波涛，他常写信给她。信中告诉她，他决定不上学了，而是留在欧洲，就近考察欧洲的社会情况、工人运动和各种政治派别和思潮，严肃思考究竟通过什么途径来拯救中国、改造社会。
后来，她收到他从德国寄来的一封很重要的来信。他告诉她，经过反复地学习、观察和思考，他终于作出一生中最重要的抉择：信仰共产主义的原理和阶级斗争与无产阶级专政两大原则。
这封信给她思想上极大的震动。她给他回信，热情地谈到她经过“五四”运动的实践、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和阅读进步书刊，她同样确立了共产主义信仰。她非常赞同他的信念和理想，愿和他一起共同奋斗！
两颗心因共同的理想和信仰而更加贴近。
一九二二年秋天，到法国勤工俭学、参加社会主义青年团的李维汉到天津看她，带来周恩来给她的信。李维汉告诉她周恩来在欧洲活动的许多情况，临走时笑嘻嘻地对她说：
“我常听恩来谈起你在‘五四’运动中，斗争十分勇敢，而且坚韧不拔。他对你的印象很深很深啊。这次，是让我当一回传书的红娘吧。”
她听了脸上一红，还以为他是开玩笑。
现在，这张不同寻常的明信片已透露了恩来对她的真挚情意。少女的心，第一次受到爱情的撞击，她禁不住心慌意乱。她还有些疑虑。她知道他一向标榜自己抱独身主义，如今怎么变了呢？她又知道他身边有一位共同参加过“五四”运动的姑娘，她一直以为他俩会好起来。现在，恩来又为什么对她那样表示呢？
邓颖超回信了。信中首先征求他对她和李峙山、谌小岑要建立一个进步的妇女组织的意见。信的最后才说，明信片已收到，含蓄地问他：你不是一向抱独身主义的吗？现在有什么新的想法？
周恩来的回信很快来了，非常赞同他们组织一个进步的妇女团体；笔锋一转，回答了她的疑问，倾诉了他对她的热烈深沉的感情。
他对她说，他到欧洲后，认识到革命和恋爱并非对立，“独身主义”的主张已经改变。马克思和燕妮，列宁和克鲁普斯卡娅，都是理想的革命伴侣。在法国，他的好朋友蔡和森和向警予、李富春和蔡畅，都恋爱结婚了。朋友们也希望他能选择一个志同道合的终身伴侣。他坦率说到，身边是有一位比较接近的朋友，他觉得她性格脆弱，经受不了革命的艰难险阻。而他已决定一生献给革命，唯有勇敢坚强的小超才能和他终身共患难，同奋斗！希望尽早得到她的明确答复。
邓颖超被周恩来的情深意长的来信深深打动了。她对他长期纯洁的友谊陡然升华为美妙热烈的爱情。恩来确是她理想的终身伴侣。
她和相依为命的母亲商量。周恩来到过她家里，杨振德见过他，很赏识他的才华、思想和品德。只是，她自己婚姻上的悲剧，使她对爱女的终身大事，不能不极其慎重。
她对女儿说，等恩来回国后再决定吧。
周恩来又来信了，更加热烈而迫切地等着她的答复。邓颖超不禁笑起来了。一向沉着、冷静的周恩来，在恋爱中也变得沉不住气了。
她想，母亲的话并没有反对和干涉的意思。既然深深爱他，何必要让他在等待中焦急？
邓颖超写信给周恩来，给了肯定的答复：我们思想相通，心心相印，愿相依相伴，共同为共产主义理想奋斗终身！
发信后她告诉了母亲。母亲默默地点了点头，自然是默许了。
一九二三年五月，邓颖超在《女星》旬刊上，发表了一篇文章，这样写道：
“两性的恋爱，本来是光明正大的事，并不是污浊神秘的。但它的来源，须得要基础于纯洁的友爱，美的感情的渐馥渐浓，个性的接近，相互的了解，思想的融合，人生观的一致。此外，更需两性间觅得共同的‘学’与‘业’来维系着有移动性的爱情，以期永久。这种真纯善美的恋爱，是人生之花，是精神的高尚产品，对于社会，对于人类将来，是有良好影响的。”
这些话，可以说是她和周恩来真纯善美恋爱的写照。从这时起，她和周恩来结成生死不渝的伴侣。在以后半个多世纪的漫长岁月里，他们共同经历了多少艰难险阻，惊涛骇浪，度过许多美好时光，也经历了一次次严峻的考验，终身相亲相爱，给人间留下永远传诵的佳话。
2007/09/10
五、旅欧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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