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给中国的思想界和爱国知识分子以巨大影响，也使马克思主义开始在中国传播。苦难深重的中华民族觉醒了，中国的历史即将翻开崭新的一页。一九一九年一月，美、英、法、日、意、中等二十七个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胜国在法国巴黎召开所谓和平会议。在美、英、法等列强操纵下，无视中国的战胜国地位，悍然决定将德国从中国山东攫取的权益转交给日本，而卖国的北洋政府竟然准备在这样的“和约”上签字。消息传来，长期积压在中国人民心头的对帝国主义的愤怒像火山一样爆发了。站在爱国运动前列的是大中学校的青年学生。正在这时，周恩来回到了中国。他先在大连上岸，去奉天看望了伯父，又到哈尔滨东华学校看望了南开校友。约在四月底，他回到天津后，立即以极大的热情投身到各种爱国活动中。
五月四日，北京学生在天安门前游行示威，首先喊出了“拒绝巴黎和会签字”、“惩办卖国贼曹、陆、章”的口号。他们在示威游行后，火烧了卖国贼曹汝霖的住宅赵家楼，痛打了卖国贼章宗祥。北洋政府对学生运动采取镇压手段，拘捕了三十多名爱国学生。这一事件立刻震动了全国，也震动了天津。七日，天津各校学生举行示威游行。十四日，天津中等以上学生联合会成立。二十三日，十五所大中学校的一万多名学生罢课。二十五日，以女校学生为主体的天津女界爱国同志会成立。天津的爱国学生组织讲演队，到公共场所作宣传，痛陈巴黎和会上中国外交的失败经过，揭露政府的卖国行径，号召开津各界奋起救国。六月以后，全国性的反帝爱国运动向更广泛的社会阶层扩展。二十七日，马骏、刘清扬等十名天津代表在北京参加向总统府的请愿，要求政府拒签和约。二十八日，在全国人民和留法学生、华工的强烈抗议和巨大的舆论压力下，出席巴黎会议的中国代表，被迫拒绝了在和约上签字。
刚刚回到天津的周恩来，虽然还没有进入南开学校大学部，只有一个南开校友的身分，但他天天到南开学校去，与那里的学生领袖共同筹划救国大事，参加各种活动。五月十七日，他参加了“敬业乐群会”的茶话会。六月下旬，马骏、刘清扬等人赴京参加请愿，他前往火车站为代表送行。他还积极参与领导了南开校友共同反对学校接受曹汝霖捐款和让其担任校董的斗争。卖国贼曹汝霖在北京赵家楼的住宅五月四日被愤怒的爱国学生火烧之后，逃往天津，躲进了租界。他装出一副关心教育的样子，表示愿捐巨款给正在筹建中的南开学校大学部。此时校长张伯苓正在筹措大学部的经费，遂准备接受其捐款并聘其为南开学校校董。听到这一消息，周恩来和南开的学生领袖们感到问题严重，必须设法阻止此事，以维护学校的声誉。为了广泛联络已经毕业的南开同学声援这一斗争，周恩来很快给留日南开同学会去了信。他在信中写道：“南开的事体，我是不愿意冒昧说，冒昧管。现在我从各方面看，我说一句，实在是危险的很。”“我是爱南开的，可是我看现在的南开趋向，是非要自绝于社会不可了。人要为社会所不容，而做的是为社会开路的事情，那还可以；若是反过脸来，去接近十七八世纪，甚而十三四世纪的思想，这个人已一无可取，何况南开是个团体。团体要做的事情，是为‘新’，倘要接近卖国贼，从着他抢政府里的钱，人民的钱，实在是羞耻极了，哪能谈到为社会的事实！”“‘新’的一线生机，仅仅在于学生。”留日南开同学会接到周恩来的信后，于五月二十一日将信节录抄寄给留美南开同学会。在周恩来等人的组织下，南开学校的毕业同学一致议决，如果张伯苓执迷不悟，就全体宣布与南开学校、与校长断绝关系。经过爱国师生的坚决斗争，最后校长张伯苓宣布拒绝了曹汝霖的捐款。
七月初，天津各学校决定提前放假，并推迟开学，目的是使学生分散，平息学生运动。为了将运动坚持下去，学联鼓励学生中的骨干搬进南开学校居住，集中开展活动。周恩来此时已经住进南开学校。七月七日，他和部分留日归国的学生代表一起，出席南开学校慰劳假期中在校坚持斗争的同学的茶话会，并在致词中对下一步的斗争提出了重要建议：“宜审慎，有恒心，有胆力，方能成功。”
（十二）主编《天津学生联合会报》
一九一九年六月下旬，天津学生联合会为进一步唤起民众，把运动引向深入，决定创办《天津学生联合会报》。周恩来在南开学习时，曾先后主办过《敬业》和《校风》，他这方面的才能为许多人熟知。所以学联会长谌志笃和副会长马骏出面请周恩来主编《天津学生联合会报》。他当即表示：“《天津学生联合会报》是非常必要的，要想学生爱国运动能坚持下去，必须注意爱国教育。我之所以回来，就是为了参加救国斗争。同学们既然需要我编辑学生会报，我愿与大家共同努力，负些责任是义不容辞的。”
创办一份报纸是很不容易的，没有经费，没有印刷厂，没有纸张，还要向警察厅立案。周恩来精心筹划，四处奔走，克服了一个又一个困难，终于在短期内做好了《会报》的筹备工作。
《南开日刊》一九一九年七月十二日发表了《〈天津学生联合会报〉发刊旨趣》。这是周恩来在《会报》发刊前为扩大宣传而写的。他在这篇文章中写道：“这次全国学生自动的事业，在世界上可以说很不希罕，但是在我们东亚，实在是不甚多见。日本的米骚动风潮，朝鲜的独立运动，这都是受世界新思潮的波动，在东亚历史上增加些国民自觉的事绩。”文中还列出了二十条办报宗旨，其中比较重要的有：本“革心”同“革新”的精神立为主旨；本民主的精神发表一切主张；对于政府的政策有指导同监督的责任；介绍现在最新思潮于社会，等等。天津各报纷纷转载了这篇文章，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到《会报》创刊前一天，订户已近两万，其中不仅有学生，而且有铁路员工、邮电职员、爱国资本家和家庭妇女，不仅有天津的订户，还有北京、保定、南京、上海等地的订户。
七月二十一日，《天津学生联合会报》创刊。创刊号上发表了周恩来写的以《革心！革新》为题的发刊词，提出了改造社会、改造思想的号召。马骏看后曾兴奋地说：这篇社论真带劲！这比我们站在几千人面前大喊一阵可有用得多！
《会报》最初为日刊，九月二十二日因警方干涉一度停刊，十月七日复刊后为三日刊，出了两期后又恢复为日刊。该报辟有主张、时评、新思潮、新闻、国民常识、函电、文艺、翻译等八个栏目，而以主张和时评为重点。《会报》根据天津爱国运动和全国政治形势的发展，及时地提出斗争口号，引导人们关心和探讨中国社会的改造问题，推动着爱国运动向前发展。
八月初，山东戍严司令、济南镇守使马良悍然宣布全省戍严，残酷镇压爱国运动。消息传到天津，爱国群众人人义愤填膺，学生运动重新高涨起来。八月六日，《会报》发表了周恩来写的《黑暗势力》一文，大声疾呼：“国民啊！国民啊！黑暗势力‘排山倒海’的来了。”“我们应当怎样防御啊？要有预备！要有办法！要有牺牲！推倒安福派，推倒安福派所倚仗的首领，推倒安福派所凭借的军阀，推倒安福派所请来的外力。国民自觉！国民自觉！现在就是时候了。”八月九日，《会报》发表《讨安福派的办法》一文，写道：“单靠打电报、发宣言、上请愿书，是不能去掉安福派的。”“我们当知道，我们所恃的是群众运动。”并且响亮地提出：“黑市！黑市！不纳税！罢课！种种的举动，那才真是足以致安福派的死命。”
八月二十三日，刘清扬、郭隆真等十名由天津赴京请愿的代表，和北京代表十五人一起被北洋政府出动的军警全数逮捕。消息传到天津，各校代表都异常激动，周恩来却冷静地说：“这正是掀起继续加强爱国运动的时机，用不着惊慌紧张，依照计划进行就是了。被捕，只要经得起考验，不算什么！但营救他们是我们的责任。”
很快，《会报》的号外出来了。人们奔走相告。八月二十六日，北京、天津学生三四千人，齐集总统府门前请愿示威。二十八日遭到军警驱赶毒打，请愿队伍的现场总指挥马骏等人又遭逮捕。周恩来等闻讯即率领天津学生五六百人赶到北京，同北京各界代表一起，连日在总统府外露宿请愿，要求释放被捕代表。在全国人民的声援和舆论的强大压力下，三十日，北洋政府不得不释放了两次被捕的全部学生代表。
《会报》的影响越来越大，引起了北洋政府的恐惧。八月底，北洋政府内务部下令查禁《会报》。九月二十二日，天津警察厅派出军警，武力逼迫印厂不准承印《会报》。《会报》被迫停刊，周恩来写了紧要启事，说明真相，并宣布报社继续办公，力争继续出版。
经过一番努力，仅停刊半月的《会报》又于十月七日复刊了。在复刊的《会报》上发表了周恩来所写的《本报继续出版的布告》，宣布政府当局“不能禁止我们人民存在”，说明复刊后的《会报》将“集世界的大事，作有系统的记载”，并将“选择各种有关世界新潮流的讨论同主张，供给现在正求解放的中国。”社会各界对《会报》的斗争精神非常钦佩，对《会报》的评价也很高。南京的《少年世界》撰文说：“天津学生办的报有点价值的自然要算这报了。”上海的《新人》杂志撰文说：“《会报》的主张与评论两个专栏很有特色，“敢说是全国的学生会报冠。”
到一九二○年初终刊，《会报》共出版了一百多期。《会报》的社论和重要文章，大都由周恩来主笔。由于人手少，《会报》从收集新闻到编排校对，从印刷到发行，都由周恩来一人主持。为办好这份报纸，周恩来倾注了大量的心血，付出了超量的劳动。《会报》作为五四运动时期出版的在全国影响较大的革命报刊，对组织，联络京津等地广大学生参加爱国运动，推动全国人民反帝反封建政治斗争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十三）创建觉悟社
一九一九年八月底，为营救参加反帝爱国运动而遭北洋军阀政府逮捕的学生代表，周恩来等率领天津学生五六百人赶到北京，经过与北京各界代表的联合请愿斗争，终于迫使军阀政府于三十日释放了被捕学生。九月二日，周恩来、郭隆真、张若名、谌小岑等人在胜利返津的途中开始酝酿成立一个比学联更严密的团体，也就是后来的觉悟社。
在中国，由于封建习俗的束缚，男女学生不能同校，更不能在同一个团体中活动。天津的爱国学生运动一直分成以南开学校、高等工业学校等男校为主的“天津学生联合会”和以第一女子师范学校为主的“女界爱国同志会”两大团体。他们在爱国运动中虽能相互支持，但没有在一起联合行动过，更没有一个统一的领导核心。随着实际斗争的发展，男女学生的界限一步步被冲破，两大团体联合已成必然趋势。在列车上，周恩来等人总结请愿斗争的经验教训，讨论今后如何更好地开展学生爱国运动。郭隆真提出，天津学生联合会和女界爱国同志会应当紧密合作，成为天津爱国学生运动的核心。张若名提出将两个团体合并起来。周恩来进一步主张：学习北京的经验，从两个团体中选出一些骨干分子，组成一个比学联更严密的团体，从事科学和新思潮的研究，并出版一种刊物。周恩来的提议，得到大家的赞同。
回到天津后，周恩来立即着手和两大团体的骨干分子协商，筹备成立新的团体。经过十多天的准备，在草厂庵天津学联办公室召开新的团体——觉悟社的成立大会，周恩来被推举为会议的主持人，并起草觉悟社宣言。为了表示男女平等，觉悟社最早的会员男女各十人，合计二十人。他们中有周恩来、邓颖超、马骏、郭隆真、刘清扬、张若名、李毅韬、谌志笃、谋小岑、潘世纶、李锡锦、关锡斌、李震瀛等，都是在爱国运动中涌现出来的优秀青年。会议决定觉悟社本“革心”、“革新”的精神，以“自觉”、“自决”为主旨，社内实行委员制，并出版不定期的小册子——《觉悟》。觉悟社成立后，即成为天津学生爱国运动的领导核心。
觉悟社成立后开展的第一项活动，是根据周恩来的建议，请“五四”运动中著名的马克思主义者、北京大学教授李大钊到社演讲。九月二十一日，李大钊来到天津，和觉悟社的会员们亲切交谈，指导觉悟社的活动。他对觉悟社打破男女界限的组合和出版刊物等做法非常赞许，并建议大家好好阅读《新青年》和《少年中国》上的进步文章，分类研究各种学术问题。此后觉悟社还邀请不少专家学者来社演讲，如请徐谦讲《救国问题》，包世杰讲《对于新潮流和感想》，周作人讲《日本新村的精神》，钱玄同讲《白话文学》，刘半农讲《白话诗》等。
觉悟社还经常召开各种问题的讨论会，题目先后有：学生的根本觉悟，家庭改造，共同生活，工读主义等。讨论的方法有全体会，分组会；有报告，有批评和自我批评（当时叫“忏悔”）。觉悟社会员的思想当时大都处于比较幼稚的启蒙时期，在众多的新思潮中艰难地探求真理。由于马克思主义的书籍尚未在国内出版，只是《新青年》等刊物发表过一些介绍性的文章，所以会员中像周恩来那样在日本接触过马克思主义的很少。讨论中各人的想法不同，对各种思潮和主义的认识也不明确，不肯定，严格说来仍缺乏同一的奋斗目标。但是，由于周恩来出色的组织才能，这些讨论会常常是既严肃又风趣，引起会员们极大的研究兴趣。觉悟社的会员还将各人的图书杂志集中，设立共同的图书室，由图书委员管理，备大家阅读。
觉悟社最重要、影响最大的一项工作是出版刊物。一九二○年一月二十日，由周恩来主编的《觉悟》第一期出版了。这本杂志有百余页，将近十万字。仅周恩来一人就在上面发表了《觉悟》、《觉悟的宣言》、《有什么分别》三篇文章和《游日本京都圆山公园》、《雨后岚山》等五首白话诗。当时觉悟社员用抽签的办法，决定代表各人的号码。在《觉悟》上发表文章时，姓名就用号码来代替。周恩来抽到的是五号，所以他的文章就使用了“伍豪”的代名。周恩来撰写的《觉悟》一文实际上是该刊的发刊词。文中写道：“人在世界上同一切生物最大的区别，就是人能够‘觉悟’，一切生物不能够‘觉悟’。‘觉悟’的起点，由于人能够知道自己。因着觉悟，遂能解决人生的人格、地位、趋向，向进化方面求种种适应于‘人’的生活。”在《觉悟的宣言》一文中，周恩来写道：“我们中国自从去岁受欧战媾和的影响，一般稍具普通常识的人，也随着产生了一种很深刻的觉悟：凡是不合于现代进化的军国主义、资产阶级、党阀、官僚、男女不平等界限、顽固思想、旧道德、旧伦常……全认他为应该铲除应该改革的。”
觉悟社的活动和《觉悟》杂志，很快受到社会各界的注意。北京《晨报》载文称觉悟社为“天津的小明星”，并说：“该社产生了三个月，会员是天津学界中最优秀、纯洁、奋斗、觉悟的青年。”上海《新人》杂志评价《觉悟》杂志：“讨论的问题全是长篇而有秩序，为现在各出版物中所未有。”
一九二○年一月，在觉悟社领导青年学生开展反对中日直接交涉和抑制日货的斗争中，周恩来、郭隆真等人遭军阀政府逮捕，关押至七月。《觉悟》杂志原已收到四十多篇文章，准备出版第二期，也因周恩来被捕而停刊。八月间，在李大钊的指导和支持下，觉悟社一部分成员决定去法国勤工俭学。以后，觉悟社的主要成员大部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十四）铁窗生活
一九一九年九月二十五日，南开学校大学部开学，周恩来进入大学部文科学习。几天后，大学部决定改名南开大学，并在十一月二十五日召开南开大学成立大会。周恩来是南开大学的第一期学生。
九月份开学后，学生运动又迅速高涨起来。为继续声讨马良在山东的罪行，天津、上海、山东等地的学生代表于十月一日再度前往北京，到总统府请愿，结果全部被捕。周恩来这次也同代表们一起到北京，负责宣传和联络工作。七日，被捕代表获释。十日，天津各校学生和各界群众四五万人齐集南开大操场举行共和八周年的纪念会。会后的游行遭到大批军警的阻拦，冲突中邓颖超等十一人被毁伤。游行队伍继续行进到警察厅，推举周恩来、李毅韬等为代表，进警察厅提出质问。十三日，天津学联和女界爱国同志会宣布罢课四天，十七日又宣布继续罢课两天。由周恩来起草的停课宣言，揭露当局镇压群众的暴行，号召人民加强团结，奋起反抗。
十一月十六日，日本帝国主义者又制造了枪杀中国居民的福州惨案，福建学生罢课抗议，各省市学生奋起响应，形成了抑制日货的高潮。十二月十日，由天津男女学生共同组成的天津中等以上学校学生联合会成立，号召抑制日货。十五日，周恩来作为新学联代表到天津总商会讨论抑制日货的具体措施。二十日和二十七日天津各界两次召开国民大会，当场焚烧日货，并举行了浩浩荡荡的示威游行。
天津警察厅下决心对爱国运动进行更严厉的镇压。一九二○年一月二十三日，学联调查员检查日货时遭日本浪人的毒打。各界代表向直隶省公署请愿时，当局非但不惩办日本浪人，反而派军警殴打学生，并逮捕了马千里、马骏等二十人。随后又查封了天津学联和各界联合会会所。但是，镇压并没有吓倒爱国的学生。一月二十九日，各校学生五六千人集合后，以周恩来为总指挥，奔赴直隶省公署请愿。群众公推周恩来、郭隆真、于方舟、张若名四人为代表去见省长，竟全部遭到逮捕。随后军警又冲入手无寸铁的学生队伍，用枪托刺刀横击直刺，重伤学生五十余人，制造了天津“一·二九”惨案。
周恩来等人被捕后，和原先被捕的学生代表一起被关押在警察厅的营务处，以后又被转押到警察厅的监狱。反动当局对他们既不交法庭“讯问”，又不释放，一直拖延了两个多月。四月二日，周恩来经过和狱中难友的秘密联络，决定发动一场抗议斗争。他们向警察厅宣告：被拘七十多天，没有受到正式审判，这是违背民国约法和新刑律的规定的。他们提出：限警察厅三日内举行公审，否则就全体绝食。四月五日，天津学联会派谌志笃、邓颖超等二十四人到警察厅，配合狱中斗争，提出“把我们二十四人留下，把他们二十四人放出去。”由于被捕的人当中不仅有学生，还有商人、教员，所以在社会上有相当大的影响，加之天津各界爱国人士也在积极准备更大规模的斗争，以营救被捕代表，反动当局迫于压力，只好在七日将被捕代表移送检查厅。
周恩来等被捕代表被转押天津地方检查厅后，经过一番斗争，拘留条件有所改善。大家可以同住一处，相互间自由往来，准许购买书报杂志，并增加了探监次数。于是，周恩来和难友们开始了一种特殊条件下的学习和生活。他们商定：每天做早操，每晚开全体会，推举周恩来、马千里、于方舟主办读书团，带领大家研究社会问题，星期一、三、五开介绍各种新思潮的演讲会。
周恩来积极热情地主持和参加了被捕代表们组织的各种学习和活动。由于他在日本时已对马克思的学说有所接触和了解，就担负了这方面的讲演任务。五月二十八日、三十一日，六月二日、四日、七日，周恩来分五次作了介绍马克思学说的讲演，题目为：历史上经济组织的变迁，马克思传记，唯物史观的总论和阶级竞争等，剩余价值学说，《资本论》和资产集中说，等等。在当时的中国，能系统讲演马克思学说的人为数极少，这也说明周恩来是“五四”时期较早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人之一。
七月六日，检查官对周恩来等提起公诉，罪名是“骚扰罪”。刘崇佑律师在法庭上为被捕代表作了有力的辩护。但是，到七月十七日开庭审判，审判长宣读的所谓“判决书”仍以“骚扰罪”判处被捕代表徒刑，其中周恩来被判处有期徒刑两个月。以羁押日期折抵，两日抵一日，于是，法官宣布被捕代表期满释放。
一月二十九日至七月十七日，周恩来度过了半年时间的铁窗生活。这期间他重新认真思考了许多问题，对严酷的社会现实有了更清楚的认识。周恩来在后来写的一封讲到自己确立共产主义信仰的信中说：“思想是颤动于狱中。”他还说过：一种革命意识的萌芽，“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出狱以后，周恩来逐步由一个爱国学生的领袖，走上了职业革命家的道路。
在狱中，周恩来还根据个人日记和被捕代表的回忆，写了一篇《警厅拘留记》，对监禁生活和狱中斗争做了真实记录，并揭露北洋军阀政府卖国和镇压人民的罪行。此文于十二日在天津《新民意报》上连载。
（十五）初遇邓文淑
正是盛夏的炎热天气。鸣蝉在树上知了知了地叫个不停，人们手挥纸扇，汗水直透衣衫。
天津南开学校礼堂几百名青年学生却坐着动也不动地听着讲台上一位女同学的讲演。
她就是邓文淑，身穿白衣黑裙，头上梳着S髻，一双乌黑明亮的眼睛热情地看着台下的同学，满怀激情地在讲着天津各界人士几次派代表团到北京请愿，要求拒签和约，收回山东主权；代表团在天安门前等了三天，总统拒不接见，代表们被军警包围，遭军警毒打和逮捕……她声泪俱下地说：“诸位同学，你们在家安眠之时，正是我们代表在北京受难之时……”说到这里，她哭起来了。在座的不少学生也悄悄啜泣。
这时，讲台旁站着一位神采英俊的青年学生。他中等身材，穿着一件蓝色长衫，虽然陈旧，却很整治。他脚穿一双白色胶鞋，乌黑的浓眉下，一双又大又黑又亮的眼睛炯炯有神。他看到这场面，显然感动了，拿起笔来，在一本练习本上飞快地写着、写着。
他悄悄问身旁一位学生，讲演的人叫什么名字？
那位学生小声回答：
“她是天津女界爱国同志会讲演团团长邓文淑，直隶第一女子师范的学生。”
青年学生沉静地听着，微微点头，在练习本上迅速写下：“邓文淑，直隶第一女子师范学生，天津女界爱国同志会讲演团团长。”他抬起头来，看到了邓文淑又大又圆的眼睛，那眼睛因激情闪耀着奇异的动人光彩！
这位青年学生，就是周恩来。
他比邓文淑年长六岁，思想上也成熟得多。现在，他正以《天津学生联合会会报》负责人的身分，来南开礼堂收集材料。
集会结束了。邓文淑和女师同学，正要离开会场，周恩来快步走上前去。
他彬彬有礼地向她们致意：
“你们讲得真动人啊！”
邓文淑抬头一看，只见面前站着一位英俊的青年，浓眉下一双又黑又亮含笑的眼睛。两个月群众运动的锻炼，已一扫她在女师学习时的羞怯腼腆，她大大方方地一笑：
“讲得不好，请多指教。请问先生贵姓？”
“我叫周恩来，南开学校毕业，《天津学生联合会会报》记者。”
周恩来总是这样谦虚，明明是《会报》负责人，他却自称记者。
“周恩来，南开学生，”邓文淑眼睛一亮，调皮地笑了起来，“我们早就认识你了。”
周恩来十分诧异，浓眉微耸，轻轻说：
“对不起，我可是一点也记不起来。”
邓文淑的好朋友，胖胖的王贞儒格格地笑着说：“周恩来，周恩来，是的，我们早就认识你。”
几个女师同学，一齐笑了起来。
周恩来被这几个顽皮的年轻姑娘，笑得莫明其妙。他虽十分干练，当时毕竟男女社交刚刚公开，他不免显得有些不知所措。
细心的邓文淑看出他的窘态，连忙说：
“我们认识你，你不会认得我们。两三年前，我们在南开礼堂，看过你演的新剧。”
原来，直隶女师的功课十分繁重，校规又严。她们最大的快乐，是星期六晚上，赶到南开学校礼堂去看新剧。
南开的新剧很有名。邓文淑和同学们看了周恩来主演的《一元钱》、《华娥传》、《仇大娘》。南开是个男校，当时男女不能同台演戏，女主角只能由男生扮演。周恩来生得俊秀，他扮演《一元钱》中的女主角孙慧娟，《华娥传》中的华娥，《仇大娘》中的慧娘，扮相秀丽，演技逼真。他演的“华娥”，赚得女学生许多眼泪。她们自然记住周恩来这个名字。
听到邓文淑她们看过他演的新剧，周恩来轻轻哦了一声，自然也就摆脱了窘境。
年纪虽小，心思却缜密的邓文淑忽然想起，女界爱国同志会要为开办平民女校筹措经费，准备组织游艺晚会。直隶第一女师同学正在排练新剧《安重根》和《花木兰》。她演主角安重根和花木兰，正担心演不好。善演新剧的周恩来正好在眼前，这不是现成的老师吗？
她见周恩来要走，连忙说：“我们有件事想请你帮忙。”
一向热心为大家办事的周恩来站住了。
邓文淑微笑着说：
“我们女界爱国同志会想办一个平民女校，免费招收一些穷苦人家的妇女读书。为了筹募办学经费，我们打算组织游艺会，义演两天。游艺会上有我们女师的节目。我们正在排练新剧《安重根》和《花木兰》。只是我们从未演过新剧，这次又是登台义演，实在很怕出丑。请你帮帮忙来指导我们。”
另外几名女师同学，也都一齐上前请求。
周恩来谦虚地说：
“指导，不敢当。帮忙完全应该。你们什么时候排练，我一定来。”
文淑说：“我们明天下午在广东会馆彩排，不知你可有空？”
“明天下午。”周恩来沉吟一下。他要赶回去写稿、发排，还要编辑和校对《会报》的全部稿子，赶着明天一清早出版。不过，既然答应她们，再忙，也要挤出时间。
他爽快回答：“明天下午，我一定赶到广东会馆。”
天津的广东会馆是一九○七年修建的，建筑雄伟。会馆里有一座精致的戏台和剧场，雕梁画栋，富丽堂皇。
第二天下午，周恩来果然赶到广东会馆，来到剧场。他没有坐在池座，也没有坐在包厢，而是悄悄坐在楼上后排，看邓文淑她们的演出。
舞台上先演《花木兰》，后演《安重根》。
邓文淑那双灵活的眼睛，扫了一下池座，没有看到周恩来。她又瞄了一下两侧的包厢，还是没有看到周恩来。她不禁生气了：这个周恩来，怎么言而无信呢？
她正在后台卸妆。
“你们演得不错嘛！”一声略带江苏口音的浑厚男中音，在她身后响起。
回头一看，周恩来一身整洁的蓝衫，潇洒地站在她身后。
她连忙站起，噗哧一笑说：
“你在哪里躲着？怎么没有看到你？”
周恩来微微一笑：
“我在后排楼座。想听一听，你们的台词，能不能清清楚楚，传到最后一排。”
邓文淑忙说：
“演得不好，请多指教。尤其是我，只怕表达不出刺杀伊藤博文的高丽爱国志士安重根和代父从军的花木兰的英雄气概。”
周恩来诚恳地说：
“你们初次演新剧，演得那样，很不错了。要说不足之处，你念台词就像发表演讲一样，慷慨激昂有余，不够自然。安重根和花木兰在日常生活中，并非时时在发表讲演。要掌握剧情和剧中人的身分，平时说话声调自然平淡些，到了节骨眼上，才需要放开感情，说得慷慨激昂。”
邓文淑和同学们听得入神，一个个点头称是。
“再一点，”周恩来停顿一下，接着说，“你们的吐字还不够清楚。念台词是要下功夫的。要念到每一个字，都能够清清楚楚地送到最后一排观众的耳朵里。”
他又对邓文淑说：
“请把《安重根》的剧本给我。我到舞台上试着念一下。你们请到楼座后排去听听。”
邓文淑把剧本交给周恩来，她和几个同学跑到剧场楼座最后一排。只听周恩来在舞台上朗诵剧本。他念得声调铿锵，每一个字，清清楚楚，传到她们耳中。
她们回到后台。邓文淑兴高采烈地对周恩来说：
“你念得好极了。我们听得可清楚啦。请你教教我们，怎样念好台词吧。”
周恩来告诉她们，怎样吐词运气，掌握台词的节奏，控制音量的大小高低。邓文淑生性聪敏，跟着周恩来念了几遍，果然大有进步。
周恩来又跑到楼座，听她们念了一段台词。
他轻快地走回舞台，高高兴兴地说：
“这回好多了。再练习几次，效果一定更好。”
他抬头仔细观看了戏台的圆形拱顶，赞叹说：
“这个圆顶结构太巧妙了，自然地起到扩音作用。”他对邓文淑说，“念台词不要过分用力，尽量说得自然。最重要的是你要体会剧中人的感情，将感情倾注到台词和形体动作中去。你演男角还有点放不开。你多想想马骏、谌志笃他们的动作。他们是当今中国的安重根呀！”
一句话，提醒了邓文淑。她苦于找不到高丽爱国志士安重根的原型，只凭自己的想象揣摩。现在，周恩来提到天津学生联合会正副会长谌志笃、马骏，她十分熟悉他们。谌志笃一次讲演时为了激励国人，曾剁下自己一截指头。马骏在北京天安门前英勇苦斗，得了“马天安”的外号。想到这里，她心中豁然开朗。
一九一九年八月二十、二十一日，天津女界爱国同志会在广东会馆，举办了两场游艺会。
十五岁的邓文淑，主演《花木兰》和《安重根》。
她自小熟读《木兰辞》，一向钦佩花木兰这个传说中的女英雄。她的思想感情和花木兰一脉相通，演出惟妙惟肖，充分表达了花木兰的英雄气概。头脑中有了马骏、谌志笃的活脱脱的形象，她演安重根也演得活灵活现，只是身材显得瘦小些。
演出十分成功。她们的门票收入，竟得了七八百元。平民女校的经费有着落了。
邓文淑多么感激周恩来对她们的帮助啊！几十年后，她还对文艺界的朋友谈起当年周恩来怎样帮助她们排练新剧哩。
2007/09/10
四、“觉悟”的先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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