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八、“我们二人共同商定，相互保证，把我们的骨灰撒到祖国的大好河山去，撒到水里、土里去”
“人总是要死的。对于我死后的处理，恳切要求党中央批准我以下的要求：遗体解剖后火化.骨灰不保留，撒掉……”
这是邓颖超一九七八年七月一日亲笔写给党中央的信。一九九二年七月十八日中午十二时十七分，在海河之滨：邓大姐度过童年和青少年时光，开始了她的革命生涯，找到终生伴侣——周恩来的地方，邓大姐的骨灰在天津市民们的悲痛的唏嘘、抽泣声中，伴着一朵朵缤纷的月季花瓣慢慢地撒落，撒向海河，流向大海……
在这哀伤的气氛中，人们不禁想起了一九七六年一月的那些被悲痛的阴云笼罩的日子……
一月十五日，举行了周恩来的追悼大会。邓大姐的眼泪不断地流淌，但坚强地咬着牙，一直没有哭出声来。晚七时，邓大姐来到人民大会堂西大厅内的北小厅，向总理的遗像和骨灰默哀后，打开了骨灰盒。她用颤抖的双手，捧起骨灰，眼含热泪，缓缓说道：“恩来同志，你的愿望实现了，你安息吧！”在场的同志听到这些话都哭了，都知道这是大姐在同总理最后诀别啊。
晚八时许，治丧委员会的两名代表和西花厅党支部的张树迎、高振晋同志出发去执行撤周总理骨灰的任务。
对于周总理死后不保留骨灰的遗愿，在周总理的追悼会结束后，邓颖超向总理身边的工作人员、医务工作者和亲属解释说：我自己是共产党员，要用无产阶级的坚韧性，高度地克制我内心的痛苦，在他病中还要用愉快的精神和恩来一起同疾病作斗争。当他知道自己的病不能挽救时，一再叮嘱我，死后不要保留他的骨灰。这是我和恩来在十几年前共同约定下来的。我们国家在对人死后的葬仪方面，从古代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都一直是土葬的。五十年代，在党中央和毛主席的倡议下，许多高级干部签名，决定死后实行火葬，这是对我国几千年的旧风俗的重要改革。一九五八年，恩来首先把他死去的父亲，我把自己死去的母亲以及重庆办事处的一些死去的同志的坟墓平掉，进行深埋。恩来还把他在淮安几代亲人的坟墓，也托人平掉，改为深埋，把土地交公使用。在中央做出人死后实行火葬这个决定不久，我们二人共同商定，相互保证，把我们的骨灰撒到祖国的大好河山去，撒到水里、土里去。从土葬到火葬，从保留骨灰到不保留骨灰，这是思想观念上的重大变化，是移风易俗的重要改革。他自己就曾经讲过：人死后为什么要保留骨灰？把它撒在地里可以做肥料，撒在水里可以喂鱼。他还主张人死了以后应该做尸体解剖。在他病重住院期间，他曾专门交代医务人员：现在对癌症的治疗还没有好办法，我一旦死去，你们要彻底解剖检查一下，好好研究研究，能为国家的医学发展作出一点贡献，我是很高兴的。恩来对于自己个人离开人世没有丝毫挂虑，对祖国的科学发展和未来却充满了热情和期望。从感情上讲，你们很难过。恩来虽然去世了，但他给我们还留下了精神财富，在他弥留之际，想到的是死后还要如何为人民服务。你们要支持恩来的这一行动。他的这一遗愿实现了。他的心愿，我已经了却了。
邓颖超还说：
“恩来对他的后事，曾经对我说过，葬仪要从简，规格不要超过中央的任何人。这件事，我已经向党中央做了报告。中央给了他很高的荣誉。他还向我说过，一定不要特殊化。我个人是坚决执行的。对于丧事，我是严格按照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第一条，一切行动听指挥，没有提出一项个人的要求，一切都由治丧委员会决定。恩来的遗体是由西花厅党支部保护下火化的，并将他的骨灰盒放在吊唁的地方，因为他是西花厅党支部的党员，在具体执行吊唁他的仪式时，有些事情应该放到支部里去做，由支部的同志来承担。我想这是符合他生前愿望的。”
从一九五五年就在周总理身边工作，一九六五年起，又协助邓颖超同志料理公务和生活的赵炜同志回忆了总理病重期间向她讲起撒骨灰的遗愿和总理逝世后邓大姐执行这一遗愿的过程：
记得一九七五年九月间的一个晚上，周总理叫我去。未谈工作之前，先对我讲起他死后骨灰怎么处理的事。我一听他谈这个，就怕对他精神上有压力，忙用颤抖的声音说：“总理，您不要谈这事，您还不会那么快。现在讲，对您治病没有好处。”话音未落，总理就批评我说：“你不是彻底的唯物主义者。人总是要死的，这有什么。”我只好忍着悲痛听他说下去。他说：“我和大姐在十年前就约好的，死后不保留骨灰。但我想，如果我先死了，大姐不一定能保证得了我的骨灰撒掉的问题。这得由中央决定。不过大姐可以反映我的要求。如果大姐死在我的前面，我可以保证她的。我要先死了，大姐的骨灰你保证不了，但你可以反映她的要求。”我强忍泪水听完了总理的这番话。
周总理逝世时，邓大姐当即向中央提出三点要求：一不搞遗体告别，二不开追悼会，三不保留骨灰。大多数中央领导同志都不赞成。记得李先念同志首先提出：不能从总理这儿开这个头，全国人民不答应的。邓小平同志也同意先念同志的意见。所以后来还是搞了遗体告别和追悼大会。
当时还有人提出是否保留一点骨灰，放在八宝山。邓大姐坚持说：“一点也不保留，我和恩来同志早已有约，谁也不留骨灰。”
一月十二日上午，邓大姐约我们党支部的三个人——张树迎、高振普和我——诙把恩来同志的骨灰往哪撒。她告诉我们：党中央、毛主席批准了恩来不保留骨灰的请求，我得到这个消息后很高兴。因为恩来生前最担心的是怕我替他办不成这件事，现在办成了。我和恩来年轻时都做过支部工作，一直重视党支部的作用。所以这件事就依靠党支部，不要惊动更多人，也不麻烦上级组织了。你们到北京附近有水的地方看一看，能不能撒骨灰。
当时“四人帮”一伙正以各种方式限制悼念活动，各地群众则冲破重重封锁，以各种形式悼念总理，寄托自己的哀思。在这种情况下，小高提出是否把总理的骨灰在西花厅多放几天，以后再撒。邓大姐听后对我们说：不能这样做。撒掉骨灰也是一场革命。由土葬到火化是一场革命，由火化后保留骨灰到撒掉骨灰又是一场革命，这是我和恩来同志共同进行的一场革命。她嘱咐我们找好地方后报告组织，由我带你们少数人在夜间撒掉，不要让群众发现，以免又成为后人纪念之地。
我们接受任务后就去找地方，在北京附近转来转去也没发现个合适的地方。我们觉得像周总理这样伟大的人物，不能随便找个地方就撒掉骨灰。办不好这件事，公们对不起周总理，对不起邓大姐，将来人民群众知道了也会责怪我们。必须选择最合适的地方才行。我们回来将寻找地方的情况和自己的想法报告了大姐，建议由组织上去实现周总理的请求，把骨灰撒向祖国的江河大地。
撒骨灰的时刻到了，邓大姐来到机场，目送飞机起飞。那天夜里，天空格外清澈，明月高悬，繁星闪烁。我们望着飞机，飞出很远很远，直到看不见机影了，才上车回家。回到家中，空军负责人张廷发同志随时向我通报飞行情况。邓大姐的心随着飞机，越过高山峻岭、平原大地，飞向长城内外、大江南北……。
就这样，周总理的骨灰被默默地撒向祖国大地，撒在中华母亲的怀抱里。
一九九二年七月十八日，随着邓颖超的骨灰的撒放，周总理和邓大姐这一对音音相隔十六年的恩爱夫妻，这一双为中国人民的幸福搏击了一生的伟大灵魂，在他们钟爱的祖国的江河里，大地上，在无限广阔的天空上张开双臂会合了……
2007/09/10
第六章 信念·品德·情操（之十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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