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六、周恩来和邓颖超还记得一二十年未曾见过面的普通干部的名字
一九五九年九月的一个傍晚，剧作家舒强和妻子熊焰在北海公园散步，坐在北海北岸的一个小饭馆门外休息。小饭馆很简陋，竹子扎的篱笆围成一个小院，院里放着几张竹桌，几把竹凳。
公园里游人已经很少了。舒强夫妇静静地坐着，看着初秋天空变幻的晚霞，忽然发现走来两个人，其中一位是那么的熟悉，等他们走近一看，原来是周总理和一位工作人员。总理首先喊了声：“熊焰同志，你好呀！”熊焰连忙恭恭敬敬他说：“总理好！”舒强问：“这么晚了，您还来……”总理说：“我们刚刚去看了一场足球赛，来吃点东西。”“您那么忙，还看球赛，不太累了么？”总理笑笑说：“我看球赛就是休息呀！”接着总理邀请舒强夫妇一起进饭馆吃饭。他一边吃，一边了解剧院的情况。
回到家里，舒强夫妇都感到非常奇怪。熊焰与总理第一次见面还是在一九四一年初从重庆搭车去延安，那天是总理帮她爬上车的。以后一九四四年在延安的一次周末舞会上，总理邀她跳舞，还问起她：“熊焰同志，舒强同志来延安以后好么？身体怎么样？”那次，时隔四年，总理还记得她的名字，记得舒强夫妇的关系。这次又过了十五六年，总理一见面又叫出熊焰的名字来！
邓颖超也是这样。熊焰一九四一年和邓大姐见过面，以后多少年一直没有接触过，可是一九四九年开国大典那天的晚上，在中南海党中央的宴会上，舒强和邓大姐坐在一桌，她问舒强：“熊焰同志好么？”又过了十三四年，一九六三年，邓颖超看话剧《三人行》，临走时，舒强送她上车，她又说：“代我向熊焰问好。”回到家后，舒强夫妇深受感动：像周总理和邓颖超这样的领导人，一年到头要管多少事，接待多少人，他们还能记得一个一二十年未曾再见过面的普通干部的名字呢？这除了具有使人叹服的惊人的记忆力以外，还基于对同志的真诚的关切和对事物的认真和执著；他们是实实在在的人民公仆；他们诚心诚意地关心群众，他们对人，从不看地位高低、职务大小，都以诚相待。
在艺术创作上，周总理对舒强的教育也使他终生难忘。
一九四四年春，舒强初到延安，在鲁艺戏剧系当教员，系主任张庚让舒强和张水华一起导演陈荒煤和姚时晓合写的反映太岳地区军民和敌伪军抢粮斗争的戏。排演前，周扬把周总理请到鲁艺来听剧本，提修改意见。
舒强在回忆当时的思想情绪时说：
“开始，我心里有些纳闷，写戏么，应该请些作家、导演来提意见，周副主席是政治家，会打仗，可是，懂得艺术么？当作者把剧本读完以后，已近黄昏，晚饭后首先请周副主席提意见。周副主席开始好半天没对剧本提具体意见，而是向作者提了许多问题，都是关于太岳地区的敌、友、我军的情况，当地地主、富衣、中农和贫雇农的情况，他们之间的错综复杂的关系，以及当地生产、人民生活和政府各项政策等等。这些问题都未涉及剧本的具体内容。我越听越莫名其妙，心想：谈那么多不相干的事情干什么呢？我过去在大后方曾和许多著名的导演一块搞过戏，从来没有这样搞过，心里很不耐烦。好容易等作者把问题一一回答后，周副主席才对剧本的内容、人物、人物间的关系、矛盾、矛盾如何解决等等问题提出了许多具体的重要意见。从他的讲话里我才听出来，他不仅了解剧本所反映的现实情况，熟悉剧中人物和情节，而且他精辟的分析也令人折服。这时，我才猛然感到自己脸红、身上冒汗了。心里想，周副主席讲的这些情况和问题以及如何解决的办法，我几乎完全不知道，甚至都听不懂，真是一窍不通！我怎么排这个戏呢？根据过去的经验，我原来想得很简单：拿来剧本，对对词，搞好舞台布景设计就排戏、排地位，再搞好舞台构图、节奏、音响、效果便成了。现在才觉悟到，搞边区的戏，光靠那一套不行了。我刚到解放区，不但前方未去过，八路军从未见过，连鲁艺的大门也没怎么出过，鲁艺所在地的桥儿沟的老乡家也没去过，我能创造出什么反映解放区前方军民对敌斗争的舞台形象呢？八路军是什么样子？党政军干部是什么样子？游击队、老百姓是什么样子？他们如何待人接物，怎么说话、走路？怎么站和坐？……等等，等等，我连影子也未见过，我感觉到从事戏剧工作以来从来没有现在那么无知、无能、吃瘪！周总理的这次谈话对我后半生的创作活动和思想修养起了决定性的指导作用，使我明确了艺术与政治；生活的密切关系。”
“文化大革命”中被“四人帮”操纵的“中央专案组”以舒强一九三五年因左联被破坏被捕一事，硬要将其打成“叛徒”。一九七五年秋“中央专案组”强迫舒强在定为“叛徒”的结论上签字，舒强坚决不签。但他又能到哪里去申诉呢？他回忆说：
我是多么需要有人能帮助我把问题搞清楚啊！最后，我还是想到了周总理。因为我被捕的原因、经过和出狱的全部情况，一到延安就如实详细地向组织上交待过。周总理是了解我的。可是，那时的周总理已重病在身，住在医院里，我怎么忍心去打扰他呢？后来我想到了邓颖超，她也是了解我的。于是我写了封信给她，请一位过去在总理身边工作过的同志转去。
一九七六年春，总理逝世的消息传来，如巨雷轰顶。我和亿万人民一起痛哭、哀悼。我们失去了最亲的亲人、最好的领导人。这时，我很后悔，责怪自己不该在总理重病之中，在邓颖超也十分困难的时候，写那封信，给她增加麻烦。
一九七八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被“四人帮”把持的“中央专案组”被党中央解散了。一九七九年，我的问题也得到彻底平反。
我获得解放后的第一个春节，在全国文联主办的文艺界春节团拜会上，邓颖超被邀请出席了大会。会上，我前去向邓颖超问候。邓颖超紧紧握着我的手说：“舒强同志，你写给我的信我收到了，可是，你知道那时候我和总理的处境也是很困难的啊……！”
我听了眼泪直想往下流，连忙说：“我知道，我知道。”这时我的心情十分复杂：有对总理和邓颖超的感念之情，有对总理不幸逝世的哀伤，也有在极不适当的时候给她写信的自责！
2007/09/10
第五章 识才·用才·惜才（之十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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