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我们都要响应党中央的号召，化悲痛为力量，继承恩来的遗志”
邓颖超的秘书赵炜在回忆周总理逝世前的情况时说：
我们当时还不敢相信总理真的会死，一直盼望他会奇迹般地康复。可是，一九七五年十月的一天下午，邓大姐把钱嘉东、赵茂峰、纪东和我四个人找了去。她说：你们四位秘书，应当让你们知道，组织决定告诉你们有关恩来同志的病情。他是得的不治之症——癌症，据医生判断，不会超过明年春节。你们思想上应有所准备。
听大姐这么一说，我顿时觉得头晕眼花，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看看其他同志，也和我一样泪流满面。但谁也不敢放声哭，怕影响大姐呀。大姐却很坚强，又对我们讲：这一天总是会出现的，只是个时间问题。听着她低沉的声音，我们只好把眼泪往肚里咽，说了句请大姐保重的话，就默默地离开了她。
十一月初，周总理请人打电话来，点名要我今后陪着大姐去医院。大概他老是看着大姐一个人来来去去，放心不下；这也是对邓大姐的关心和照顾，减轻她的任务。但第二天大姐还是一个人去医院，不让我陪。总理就问为什么赵炜没陪来，又让人打电话嘱咐以后让她陪着。
第一次陪大姐去医院时，我一路琢磨：我大约有一个月未见到总理了。这次见面，头一句话说什么好呢？叫声总理吧，怕他不愿意听。他曾经说过：我在病中，不做事了，不能叫总理。问一声您好吧，又怕他说，好什么，生病了。左思右想，找不出合适的话。眼看该下车了，我只好把心事告诉大姐。邓大姐说：你就叫一声总理，但见面后千万别哭。她已估计到我见到总理这一个月来病情的急剧发展，悲痛的心情一定难以控制，所以这样嘱咐我。说实在的，我当时又想见到总理他老人家，心中得到点安慰。又怕见到他久病不起的那个样子，心里大难过。
走进总理的病房，我就叫了声总理。他冲我伸出手来，我当时没打算握手，怕手上不干净，影响病人。就说，刚从外边来，不用握手啦，总理说：“还是握手吧。他握住我的手说：“你要照顾好大姐！”我点点头，热泪夺眶而出。总理病成这个样子，心里还是惦念着别人，惦念着大姐。我差点哭出声来。邓大姐见我这个样子，忙拽拽我的后衣襟。我努力抑制着自己，跑到外边走廊里才痛哭起来。我知道自己以前不愿想、不敢想的事就要发生了。
从这以后，我天天陪大姐去医院看望总理，这时就由我带上文件，到医院给总理念。
两个月过去了，周总理的病情日益恶化。我们有时白天去了晚上又去，随叫随到，就怕那一天到来。总理说话越来越少，声音越来越弱。开始我还能凑合着听，给大姐当传译，后来就什么也听不清了。叫护士许奉生和卫士高振普来听，也听不懂。
一九七六年一月八日来临了。这天早上八点半，邓大姐让我打电话问问情况。医院方面答复说还可以，没什么新情况。大姐听后稍感安心，准备下午再去。哪知刚过半小时，小高就打来电话：“快！快来医院！情况不好！不行了！”我一听，脚直发软，脸也变了色，急忙叫车准备好，再尽力平和地对大姐说：“小高来电话，让您去一下，咱们马上走吧，车来了。”在车上，我才给大姐下了点毛毛雨说，“突然地总理情况不好。”大姐思想上早有准备，内心的痛苦比谁都重，但表面上看不出来。
当我们走进病房一看，床四周的屏风、桌椅都撤掉了，医护人员正忙着抢救，大家都在哭，看样子是抢救不过来了。九点五十七分，敬爱的总理停止了呼吸，与世长辞。
邓大姐在与总理即将永别之际，克制着内心的悲痛，以她的刚毅、沉着、镇定影响着工作人员，使他们能够勇敢地面对将要失去总理的现实，承担起后继者的责任。她在献给周恩来的花圈上写着：“战友——小超哀献”。这洁白的花圈，寄托着邓颖超多么深沉的哀思啊！
周恩来生前，曾经对邓颖超作过这样的评价：小超是这样热情，又是这样理智，两者又结合得这么好，简直是奇迹！
这是多么恰如其分的赞誉啊！只有对自己生死与共，肝胆相照的同志和战友，才能作出这样的评价。
正如邓颖超所说：“我们几十年过的都是革命者的生涯。”是呵，五十多年来，他们一直是在革命的大道上手挽着手，肩并着肩，风雨同舟，相依为伴。在革命的每一个紧要关头，在急风暴雨般的生活里，锤炼了他们忠贞、完美的革命者的爱情。
2007/09/10
第二章 互敬·互助·互勉（之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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