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我是中南海的一个家庭妇女”
“文化大革命”刚开始时，邓颖超受周恩来的委托，在中南海接见外地红卫兵，她的第一句话是“我是中南海的一个家庭妇女。”这句话形象地道出了她长期为周总理做后勤工作的高尚品德。
邓颖超和周恩来共同生活，最理解他的工作，最懂得他的心。建国以后周恩来为全国人民当家，日理万机，每天都要工作十几小时，有时二十几个小时，甚至几天几夜不睡觉。邓大姐知道恩来担子很重，工作很多，愿意让他把时间多用在工作上，但是，看着恩来总是超过工作时间很久还不去休息，就为他的健康担心。有时半夜起来走到恩来的办公室门前站一站，走一走，提醒他休息。恩来总是向大姐点点头微笑。
有一个深夜，值班的刘昂同志接到总机转来的电话，电话员有点为难地问：是邓大姐打给总理的电话，是不是马上接过来？刘昂嘱咐值班员：“当然接过来！”因为她知道其中的奥秘。不出所料，周恩来一拿起电话，赶忙说：“我晓得了，我晓得了！”原来这是邓颖超想出的一个催促他休息的新办法。有时候她就写个条子递给恩来，提醒他注意身体。她患感冒时，不让恩来接触，怕传染他而影响工作。每逢这时，恩来常是推开门，在门口看一看邓颖超，关心地说些嘱咐的话。邓颖超体贴关心恩来，他也很体贴关心邓颖超。每当夜里他去休息时，邓颖超已经安睡，他都嘱咐工作人员动作放轻，而他自己，也轻手轻脚地走进自己的卧室。
周恩来的工作日程都是排得满满的，他和邓颖超各自的作息时间又不一样，平时很少有机会在一起交谈。但他们总是千方百计地挤时间互相关照，互相安慰。恩来起床、盥洗了，邓颖超走到他的身边，两人说上几句话；恩来该吃午饭了，邓颖超就悄悄地坐在他的身边陪着他，有时工作人员因急事向恩来请示工作，邓颖超就坐在一旁微笑着默默不语；难得恩来到庭院里散一散步，每当这种时刻，他就委托工作人员把邓颖超请来一起散步。他俩从来都不做生日，但有时到他生日时，工作人员悄悄地安排他们吃面条。邓颖超也总是安排一些轻松的“节目”，或同去看望老朋友，或者请亲属来家里叙谈，或是陪恩来去观看文艺演出。
三年困难时期，中央机关取消了工作夜餐的规定。每当周恩来和同志们工作到深夜，邓颖超总要派人送上几块点心，一些糖果，或是一小盆素汤面，给大家增加些热量。周恩来工作的特点是不分时间、不分地点，随时批阅文件。为了改善周恩来的工作条件，邓颖超亲自设计了一个一边高、一边低，适合周恩来靠坐在床上伏案工作的小床桌。为了不使文件散落到地上，桌面四周还加了边框。
总理工作主要在晚上。为了减少一些总理的工作负担，增加点睡眠时间，邓颖超也想过不少办法和秘书们商量，比如：由秘书向各位副总理通报总理的健康状况，请他们多批办一些事情，重要的向总理通报一下就可以了。又如：鼓励秘书们发挥集体智慧，有把握的事可以代总理答复，事后再报告等。即使这样总理每天也工作到二三点钟。
后来，秘书们一商量，就定了一个每天晚上的轮流值班制度。每天晚上有那么两个人值班，不值班的就早一点下班，把任务交待一下就可以了。这样，总理的办公室也就清静一点了。邓颖超就对秘书们说：“总理有个脾气你们不知道，他从来不怕工作多，他一看你们秘书呵就兴奋，就控制不住自己，一看秘书们都在，就知道事情不少，正等着他办呢，他就静不下来。你们能不能少几个秘书，只留值班的秘书，有文件的留下来，或交待一下。总理一看人少了，他就可以松弛一点。”
这一招还有点灵。总理一看人少了，事可能少一点，批起来放松一点了。这以后就实行值班了。一般的小事，不紧急的文件就留下请值班的代办，如你的文件很急很重要，也可以留下来一同值班。
后来，陈毅副总理接替了总理的外交部长的职务，邓颖超很高兴，她以为总理可以轻松点了。但是陈老总很尊重总理，什么事情，他批了以后，还要拿来找总理批。而总理呢，凡是送来的文件，他都要认真地看。以后，邓颖超对陈老总说：“老总呵，以后有些事你办了就行了，别再送了。”
邓颖超房中有个电铃，按钮直通总理办公室，那时，总理常常批文件到早上三四点钟，这时邓颖超就按电铃了，大家都知道这是邓颖超催总理该睡觉了，总理也知道是邓颖超催他了，就对身边的工作人员笑笑，点点头。有时文件还没有完，如果能拖到明天再批，身边的工作人员就说没有了，没有了，如果是急件，不能拖的，就只好说，还有一点儿了，还有一点儿了，总理就笑了。
总理的亲属比较多，邓颖超主动承担起照顾周家亲属的任务。总理和邓颖超从建国后就开始用他们工资的节余部分来补助周家的亲属，直到总理去世后多年，邓颖超一直管着他们。除了寄钱外，她还接济来北京治病的周家亲属，直到其病故为止。也就这两三年不补助亲属了。邓颖超在接济周家亲属这个问题上，从不让总理操心，总是慷慨解囊。邓颖超说过，这是为社会减轻负担，要是不安排好这些人的生活，也会给总理带来不好的影响。邓颖超安排好周家亲属的生活，也就解除了总理的后顾之忧啊。作为领导干部的夫人，她要尽这个责任。总理去世后，秘书们算了一下，这些年来先后接济了周家亲属一万多块钱，所以总理和邓颖超没有什么积蓄。
邓颖超对周恩来的关心在政治上体现得更充分。比如，不搞特殊化，邓颖超就十分支持，自觉身体力行，与周总理始终协调一致。
邓颖超是中央委员，在妇联有职务，她一般是不以夫人的身份出现的，各有各的工作，很少跟着总理到外地去。记得有一次，一九六三年，总理去杭州治病，邓颖超有点不放心，就决定跟着去。临去前邓颖超就对总理说，这次出去没有工作，要自费。到了杭州住杭州饭店。总理在五层，邓颖超住四层，这是因为邓颖超怕总理晚上办公开会多，影响她休息。邓颖超在杭州的住房和吃饭的费用是用她积蓄了几年的工资开销的。邓颖超身边只有一位服务员陪同照顾。她就是为邓颖超服务近三十年的霍爱梅。邓颖超也要自费付服务员的房费。秘书劝说邓颖超，服务员是作为工作来杭州的，她的房钱应由公家报销。再说你的那点钱也不够付两个人的费用。最后邓颖超同意由我们交钱，回北京报销。邓颖超交付房费和饭费的收据一直保存到一九七六年总理去世后烧掉了。如果保存下来就更有意义了。
“文化大革命”时期，周恩来不仅要在错综复杂的形势下极力维持国家机器的运转；还要在惊涛骇浪中千方百计保护一些蒙冤受屈的老干部、老元帅、老将军、老专家及各方面的人才，而且还尽可能采取措施，避免历代文化的精华，几千年历史的珍贵文物毁于一旦；更得苦口婆心，因势利导，教育和引导广大群众团结起来。他每天只有两三小时的睡眠，有时甚至几昼夜得不到休息，连吃饭也只得利用乘车的时间吃几口。在一次接见红卫兵之后，周恩来患了严重的心脏病。工作人员心疼得不行。同志们议论说，周总理的健康，关系重大，必须对周总理只顾工作，不顾休息提出严肃的“批评”。大家联合起来，给周总理写了一张“大字报”，贴在周总理办公室的门上。大字报上说：“周恩来同志：我们要造你一点反，就是请求你改变现在的工作方式和生活习惯，才能适应你的身体变化情况，从而你才能够为党工作得长久一些更多一些。这是我们从党和革命的最高的长远的利益出发，所以强烈请求你接受我们的请求。”大字报贴在周总理办公室的门上，希望能起到经常提醒周总理注意休息的作用。两天后，同志们根据邓颖超的意见，又写出小字报“补充建议”五条：（1）力争缩短夜间工作时间，改为白天工作；（2）开会，谈话及其他活动之间，应稍有间隙，不要接连工作；（3）每日节目规定应留有余地，以备临时急事应用；（4）从外面开会、工作回来后，除非紧急事项，恩来同志和有关同志之间希望不要立即接触，得以喘息；（5）学会开会要开短些，大家说话要简练些。以上几点，希望恩来同志坚持努力实践，凡有关同志坚持大力帮助。小字报贴在大字报上，邓颖超还亲笔在上面签了名。
当时，看到这张大字报的叶剑英、陈毅、李富春、李先念、聂荣臻等同志都签名支持。
敬爱的周总理对群众的意见历来是十分尊重的。“大字报”贴出的第二天，他在“大字报”上工工整整地写了“诚恳接受，要看实践”八个字。但是由于有大量工作需要处理，他还是照旧继续忘我地昼夜工作。
2007/09/10
第二章 互敬·互助·互勉（之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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