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新近旅法学界中有些人集资编印了一种非宗教的册子，名《无所谓宗教》。这本是一件好事，而且是当做的事。在那本册子中，《如何掘去宗教之根》一文，要算是杰出之作，只可惜文中最后一段竟以共产主义与宗教同列，殊令人大惑不解，且适足为全篇根据科学精神反对宗教的污点。著者曾谓“吾人不能于物质世间之外，复有非物质世间”，“……吾们的人生，是实际的人生”。“生活颠困为物质世间之缺憾……这是社会组织及经济组织的问题，应让社会改革者去解决。”总此数语已知著者是接近唯物史观的了。著者信社会改革当重科学精神，然则科学精神又如何？著者说：“……种种社会上问题，我们发现了他的不安，我们便立当研究一个改革的办法。有了办法，我们立当去实验过了，如果有错，我们也可拿以再去更改，这是唯一的科学方法。”“我们只有去研究，去试验，终可以试验出一个最良最适的制度，除了我们不去试验，不肯改革，则终身困苦……”
我们试问问著者，马克思所提倡的共产主义有一点不合于上边列举的话么？在马克思以前，社会主义成为有产阶级中人的清谈，共产思想还存留在乌托邦中，自马克思出，一本科学的精神，寻出“物质世间”的最大缺憾在现代经济组织，而生产力的变迁，更足以使此经济组织有必须崩溃之势。另一方更从人类史中，找出阶级争斗的痕迹，知道现今的“下层阶级”（凡加“”符号的字句，都是用著者语）乃是依附现代经济组织之下的最后最困苦的无产阶级。欲“铲除痛苦的根源”，消灭此阶级界限，顺着经济变迁可能的趋向，自不得不想出“最公平的分配方法，最有效的生产制度，使生产者公有其生产品，而公同分享之”。这便是共产主义所由来，也正是马克思全部经济学说给以明确证明的。至于革命，更是“铲除痛苦的不可避免的方法。除非我们抱无抵抗主义，求上帝无形之安慰”，“不去试验，不肯改革”便罢；否则欲用一个研究出的办法去实验，没有不妨碍旧办法的，没有不与他冲突的。
马克思正因为立论准乎“实际”，研究出来的改革办法必须“实验”，所以才主张实行革命的共产主义；信此主义的人，所以才能勇于实行。别的社会主义派别，或者还可容留宗教思想，唯独共产主义者对此种“牺牲弱者庇护强者”，长人倚赖性，诱人容忍，“锢蔽思想”的宗教却深恶痛绝。国际共产党因此认宗教是人类中的一种毒药。
至著者谓共产主义具有宗教精神，我真不知其何所见而云，然岂也受了罗素谓马克思主义已成了宗教的暗示么？其实罗素所指多在共产党人的革命精神，本来革命精神多出之热烈的情感，理愈明，信愈真，感愈切，革命的精神遂能愈久而愈坚。这种培植情感使趋重“实际”的精神，不但改革社会须要他，便实验室中也不可离他须臾。牛顿没有他，引力原理未必发明，安斯坦〔2〕没有他，相对论不会出世。在我们现在看来，牛顿有些地方的精神未免白用，但是安斯坦以前二百年的科学世界，果是谁的领域？且当其时，即至现在，又谁能说他是迷信？
迷信与信仰何别？别在其所信的理论与方法，能否用在“实际”上来“试验”，换过来说，便是能否合乎科学精神。所以同一参加情感而成为意志的“信”，乃有“迷信”与“信仰”之别（其实只说一“信”字便足）。再申说一句，凡有所“信”，都不应趋越于理智范围之外，出此便为“迷信”。准此，我们能说纯本科学精神探求出来的共产主义具有宗教精神么？
共产党人对于他种为有产阶级作辩护，或是无形中阻人前进，引人空想未来天国的种种学说，“不能接受，不能容忍”，而更加上合乎“实际”的批评，这正因他有信仰主义的热烈精神和改革社会的决心。他决不能学自由论者之徒尚空想，还以为是乃本诸科学精神。为要解决物理学上的问题，所以牛顿、安斯坦各信他们的发见为“不易之良方”；为要“铲除社会痛苦的根源”，所以我们才信“共产主义为不易之良方”。假若我们对于马克思本着科学精神研究出来，急待试验的共产主义，信而又疑，不去实行，我们又何必谈“信仰”，又何必谈“试验”、谈“改革”。相信安斯坦学说的人，才肯替他证明日蚀的移动是合于他的理论，替他奏此凯旋。那么，相信马克思学说的人，视马克思的著作为可贵可重，又何足怪？凡是相信某种人的学说，对于其著作，无有不珍视之理，何况急待试验的学说，便甚言之为“经”为“典”，也无可议。
教徒对于神父牧师只有迷信，即心知其非，口亦不敢言。至于共产党人一方服从领袖的指挥，一方实时时监督其行动，著者止知俄党爱护好的首领，也知各国共产党人时时驱逐其不良的首领么？即在俄国当日，此类事亦极多。
共产党当然不要“既不能令又不受命”的自由论者，但共产党也决未曾想造出蠢如鹿豕只知服从的党员。旧式的军队除掉被愚弄和服从外无他事，今日的红卫军却有了劳兵会议。军队犹如此，他种组织，更不待言。
著者对于《资本论》亦曾读过未？不知其从何而证明“《资本论》所搜集之事实，即以最有力的暗示，利用人类好杀的兽性，以激动其报复及争权的野心。”因为《资本论》搜集的“事实”（注意此两字），甚有伤“上层阶级”的体面，多是些残暴掠夺的罪状，遂谓马克思藉此与人以暗示。马克思本此以主张共产主义，主张“下层阶级”当将握特权的“上层阶级”赶走，好消灭阶级界限，此不仅暗示，马克思且曾彰明较著地嚷出来了。但著者如此说法，不惧犯有拥护有产阶级的嫌疑么？然则又何解于“铲除痛苦的病根”与“生活颠困为物质世间之缺憾”之言？若以宣布一种阶级一派人的罪恶便以为“利用人类好杀的兽性，以激动其报复及争权的野心”，则《无所谓宗教》一书也具有宗教精神作用了。
至其谓“驱下层阶级以杀上层阶级，率共产教徒以制服异己……”我们第一须认清在共产主义中所认定的“上层阶级”与“异己”果属何人。共产党人指导劳动阶级驱逐有产阶级和附属他的军阀官僚，更使之由有产化为无产来尽人人劳动的义务。这种解脱人类全体，引人向善，并使之有路可走的精神，岂轻轻可以“报复争权”等字样抹杀掉的么？至于杀与不杀，那纯视反革命的举动如何为定。革命是不能不流血的，除非著者与读者是抱无抵抗主义的人，尚可以“杀”字动人，然而又何解于“消灭此不平的政治组织”与“铲除痛苦的根源”之说，且更何解于“科学的精神”？
强他人迷信其教条，故基督教说爱之结果为杀。共产党人不仅不说那“爱仇如友”的空话，且也未尝“强他人同其信仰”。反过来，恐怕那有产阶级却正在利用宗教精神使人人麻醉于“自由思想”好听的名辞之中，无形中却为旧制度作了保证而不自觉呢！然则“十字军之东征”、“左手执《克兰经》，右手执刀”的譬喻，也止有放在“上层阶级”和无产阶级的“异己”身上为当了。
至于说到“得势”的赤俄，则过渡时期的无产阶级专政，而更使指导无产阶级，以无产阶级利益为利益的共产党人充当先驱，乃政治经济过程中的必然趋势，有何足怪！若谓“以首领之意旨强迫人民服从”，著者亦曾知赤俄政治上的首领须服从劳动会议（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以及人民委员会的决议么？著者亦曾知劳动会议及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常变更人民委员会的决议么？而劳动会议代表更有为无产阶级中人撤换的事么？再“人民”果何所指？若谓赤俄首领为拥护无产阶级利益起见强迫反革命派的人服从，有类于罗马教皇，立意未免滑稽。著者试沉心想，今日世界除赤俄外，果是何种阶级的天下？我们果受了何人的强迫而须得服从？且所已得的自由又是什么？不要说实行反抗旧制度、反抗“上层阶级”了，便是为拥护被压迫阶级利益而有所结合，有所主张，也要常常受那维持特权阶级的法律干涉。而社会上受了宗教精神之毒的人，不一定是教徒，更要轻蔑排斥你到了万分，并且有生以来便无形中受了各方教育的限制与暗示。试问自由在那里？自由思想更从何说起？旧制度旧思想既然把人心锢蔽得这样，一旦无产阶级为解放人类全体，而夺得政权，在过渡期中为要肃清旧毒，扶植自由的新芽，对他如何能不加以限制？不然，还得请出沙[皇]，请出克伦斯基政府来好了。但又何必“改革”，又何必“实验”？又何必“实现出一最公平的分配方法，最有效的生产制度，使生产者公有其生产品，而公同分享之”以图“铲除痛苦的根源”，而得到未来真正自由发展的协同社会呢？
著者自信为拥护科学精神爱好自由思想的了，但他文中这最后一段话，实太不科学的了，太不肯跳出旧思想的圈套中来自由思想了。
著者立论着眼在“掘去宗教之根”，但此“根”隐伏之所，决非在科学的共产主义中。凡是那描写出一个理想的天国，而无法实现的一切学说主义，都还有宗教迷信的毒根在内，即著者“成功即在目前”之言，也都含有几分心理上不科学的宗教毒质在内，想又为著者所忽略了。凡真拥护科学精神，爱好自由思想的人，也都有责任去纠正他。
【注释】
〔1〕本文原载一九二二年8月法国印行的《新刊评论·无所谓宗教》的小册子上。后又发表在1922年9月1日出版的《少年》第2号，署名“伍豪”。
〔2〕安斯坦，今译为爱因斯坦。
2007/09/10
宗教精神与共产主义〔1〕（一九二二年八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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