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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主义与中国〔1〕(一九二二年八月十六日)

  【正文】

  从经济现状上立论。

  共产主义之为物,在今日全世界上已成为无产阶级全体的救时良方。欲期未来社会造出自由发展的人群,自不能不先使现今的人类脱去物质上的梏械;欲期今日世界的经济乱象、阶级对抗情势、文化颓机不再长久下去,自不能不先使现今的人类全无产化了,好绝灭这个最大的乱源。因此,凡有人心的人都应能感觉出共产革命的切要。但在中国,这种观感似乎尚未能深种于人心之中,有些知识界中人尚谈虎色变,有些人竟意存鄙视。至于无产阶级中人因为知识的幼稚和信仰者宣传的不力,竟致切身的问题莫由认识,这更是一个最大的憾事。

  共产主义果与中国无缘么?他能够解决世界的乱象,为什么中国不可以找他来作救时的良方?

  我们不能宜人云亦云,误认中国尚须守着那机械式的变化,尽量接收那流毒西方未已的资本主义。赶机会,图改良,在欧美已暴露了他的无能,我们也不必来走这条死路。乘火打劫,在中国不但做不到,便是有朝一日幸而从中取了一点渔利,于大多数贫民阶级又有何益?

  我们虽是中国人,我们的眼光终须放到全世界上来。我们不必想取捷径,也不必畏难苟安,全世界无产阶级为创造新社会所共负的艰难责任,我们也应当分担起来。

  世界上只有一个共产主义能使这个责任无国界无种界地放在无产阶级的肩上,也只有他能使中国民族得列于人类中间彼此一视同仁。

  我为简明地解释这个关系,特把他分篇来说。

  此篇先从经济现状上立论。以中国今日的情势,开发实业,似乎已成为不可争论的必然趋向,其实究用何种方法来开发他,却大可注意。适用资本主义的方法来开发实业,其结果不仅使中国变为舶来品的销卖场,且会使中国各地布满了外国的资本家。舶来品是由国外输入的,狡猾的外国资本家不愿绕这个大弯,且不堪于其本国市场的竞争和劳动革命的迫切,他们都会来择肥而噬。利用中国的贱工、原料和无心肝的市侩、难得意的留学生,于是中国的铁路、航路、银行、工厂、矿山、邮电间接直接都归到外人手里了。不要等到将来,便是眼前的中国,试问一问“果是谁家之天下?”新银行团既在那里虎视眈眈,引虎入室的又有那归国的留学生,和特重外国语的学校学生,来唱里应外合的活剧。裁兵借外款,办实业借外款,限定留学生专学一点一偏的科学,用退还的赔款去接济,这除掉眼光太狭的日本人有点异议外,欧美各国大都表示极端的赞意,其中心宁复可问!

  排除外资而仍袭用资本主义的方法,来开发中国实业,则其方法中所必须先决的条件:1.强有力之有产阶级的政府;2.民间多量资本;3.科学的人材与机械的自造;4.关税自定权;5.国内生产力与消费力的均平,在中国今日竟无一事可以备格。如此,而欲提倡国人投资,而欲空言抵制外货,而梦想军阀将变为财阀,这也无怪以暗结外股的张謇认为中国的实业家,以毫无企业能力的梁士诒称为中国财神,以只知浪费的督军视为中国将兴的财阀了。

  且无论是外资或内资,只要以资本主义的方法来开发中国实业,其同一结果总是压迫贫民阶级使之成为纯粹的无产阶级,困苦颠连,以致历劫难复。我们从这个观点上,永远要与资本主义为敌,更绝对不能容许拥护这个主义的方法在中国滋长茂盛起来。不要说他无真正发展中国实业的可能性,便是有,我们也决不甘从属于他。

  资本主义如是了,我们且看社会主义者所主张的开发实业方法果属如何。

  讲国家社会主义的人,以为实业开发可以藉国家之力来一手包办,以免掉私人在企业上的竞争。生产集中,利用大规模的计划来开发缓进国家的实业,消除私人间的竞争,这是我们所赞同的。但是国家最高的统治权究竟在何种阶级手中握着?民主政治普遍选举是不是欺人之谈?有产阶级不倒,国际间的经济竞争、侵略政策是否便能消灭?自私的资本家是否便能容一切产业收归国有?农业问题又将作如何解决?且在中国,打着国家社会主义的旗帜,外资将如何排斥,内资将如何聚集?以中国的国情和民性,民主主义的“好政府”如何能凑立起来?使令胡适等的“好政府”,江亢虎、张嘉森的“德意志社会民主主义”都能如愿实现,但他们后边所凭籍的民众与阶级究是什么?所开发的实业究是为了何人?

  无政府主义在中国已有了十年以上的历史,他利用中国人的惰性和容忍,竟与些思想堕落者结成了不解之缘。他们都自命为提倡科学的人,其实他们只会高谈那空想的艺术,高谈几个“真”“善”“美”的名词,论到实在的开发实业的方法,恐怕除掉毁坏大规模生产,反对集中制度外竟无什么具体主张。也许有时候要提倡协作社,但消费协社是有助于工业家,而生产协社则不但在中国难有兴起之望,便在欧洲也都气息奄奄无能为力,因为他断难与有钱有势的资本家相抗。无政府主义既这样空洞,所以具有无政府思想的蔡元培,自认为无政府党人的李石曾、吴稚晖辈一遇到当前的政治经济问题,才会手忙脚乱,弄出与无政府主义相反的主张出来。

  由无政府主义思想影响的法国工团主义和英国行会社会主义,他们在政治上的见解虽至今还无法相容,但在经济制度上却有一个相同之点,便是都主张产业自治,都反对生产集中。工团主义是带有革命性的,所以还主张大同盟罢工;行会社会主义竟要以妥协与渐进的手段,民主主义的政治,来实现产业自治,结果乃变为劳动运动中的左右派了。不革命而实现产业自治,英都无望,何况实业不振、经济权握在外人手中、工人无知的中国。革命后而产业自治,试问以中国土地的广大,工人知识的幼稚,交通运输机关的不备,世界资本家的联合压迫,民族性的散漫,从何而自治起?若知其弊而不得不以统一的机关为之施联络,为之图进步,为之谋便利,为之坚防御,则共产主义所主张的劳动会议制度和最高经济会议的组织乃正是使工人于工场管理、农人于田庄共产之外能得到个相当的集中和联结机关以便运用,这岂要徒说产业自治的人在那里鼓煽人心!再行会社会主义在社会主义各派中要算最狡猾最调和的,其坏恰如受资本主义之毒最深的英国人性。以中国情形,要用他的方法来开发实业,也只好让那些到了湖南才知中国人穷的孙东荪辈闭着眼睛坐在屋里乱讲去罢,好坏都与贫民无关,本来他们都是些英国绅士派的模仿者啊!

  最后,我们要论到共产主义了。在共产主义中,马克思的经济学说自要占极重要的部分。我们本着他的见地,深知社会上的经济制度多是随着生产力发达情况而变迁的。资本主义的害处不在他的生产渐趋于集中,乃在他的自由竞争,互相侵略;不在他的大规模生产,乃在他的生产陷入无政府的状态中;不在他聚集工人到工场门口来,乃在他以少数工资换得多时间的剩余劳动;不在他利用科学,乃在他闭塞工人的知识。欲求保存这个产业革命后的优点而消灭其毒,则除变更经济制度外实无他道。本来旧制度已束缚现在生产力的发达了,在自然趋势上,终久必归崩溃,但我们决不能明知其为害于世,复使他在中国得苟延残喘起来。

  资本主义的祸根在私有制,故共产主义者的主张乃为共产制。私有制不除,一切改革都归无效。共产主义者决不作枝叶的问题,要大刀阔斧地来主张共产革命。革命未成以先,一切罢工、减时、加薪、自治、国有、协作等事件,都不过被视为训练劳动群众,帮助革命进行的种种手段。一旦革命告成,政权落到劳动阶级的手里,那时候乃得言共产主义发达实业的方法。因为政权在一个生产阶级手中掌着,并且要消灭阶级界限,所以只有共同的生产者,将没有压迫者和被压迫者的分别、掠夺者和被掠夺者的分别了。劳动者是无祖国的,所以乃能联合起全世界的劳动者来消灭这个竞争和侵略的野心,而产出共同生产的大计划。共产主义发达实业之大计在此,由此乃能使产业集中,大规模生产得以实现,科学为全人类效力,而人类才得脱去物质上的束缚,发展自如。

  由此看来,共产主义在全世界,尤其是在中国,实负有变更经济制度的伟大使命。也只有他,方说得起变更,因为他是应着生产力发达的需要而加以顺势的变更,并非加以抑止,加以修正,加以和缓的。

  他所以为中国之利的,在其为彻底的改造良方,依着现在中国的时势,一切缓和修正的办法都无所施。至于抑止,则中国民族根性与科学革命产业振兴本已格不相容,还不能和现代生产力变化的趋势抗。那么,抑止的学说又有何效!转不过使无抵抗,宁静无为,知足常乐,隐遁的思想在中国人脑筋中多孳生点,好便于外国资本家的侵略掠夺罢!

  总归一句话,中国现在的经济情势,除去努力预备革命,实行共产革命外,实无法可解。

  中国人诚然穷得不堪,但因开发实业,而接收外资,而受外人监督,想为我们所不忍为。提倡国内投资,不仅我们不愿为,亦且国家情势不得为,国际情势不许为。至于别种社会主义,更是陷中国于歧路中的麻醉剂。

  我们与其在现状中作法自毙,莫如大彻大悟集合众力一心一意地从事革命。

  “宁缺无滥”:这是改造中国的必要精神。实业暂时可以不开发,新银行团的款子却不可以再借,资本家的机会却不可以多造;教育暂时可以不扩充,外国暂时可以不来,教会立的学校却不可入,中外资本家捐助的教育基金、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和穆藕初扶助的学费却不可要。

  我们唯其知道教育实业的发展都系于我们民族的经济状况,且更知其为当务之急,所以才大声急呼宁舍去一时的小利而图全民族全世界永久的相安。我们唯知其急,所以才主张大家都赶紧团结起来到同一的旗帜下,以利进行。预备之期越短,我们所认为缺憾的也越少,绊脚的锁练也捆得越少了。

  共产革命的主要条件便是经济革命。在革命未成功前,我们只是个破坏,无所谓建设。革命成功后,生产的劳动阶级建立了强有力的政府,消灭了私有制度,集中了资本,公有了农田,重用世界上无[有]作用的科学家来帮助无产者开发实业,振兴学术,更进而求生产力和消费力的均平配合,凡是现今中国资本家所难以先决的条件,到那时都将不成问题。只于暂时的国际封锁,或是国际干涉或许不能逃免。但是他们的联合是资本家,我们的联合乃是无产者,所以全世界的共产革命乃是最后一着,不管中国是前列,是后列,我们必须预备着,从事着,也永远不许忘掉。

  “全世界的无产者,团结起来啊!”

  【注释】

  〔1〕本文是周恩来为“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的机关刊物《少年》(月刊)撰写的一篇文章,原载一九二二年9月1日出版的《少年》第2号,署名“伍豪”。

  2007/09/10

  共产主义与中国〔1〕(一九二二年八月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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