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这是指的全国政治中的两条路线。在抗战前和抗战以后，中国就一直存在着两条不同的路线。抗战开始以前，我们党于一九三七年五月由毛主席在苏区党代表会议〔2〕上提出：我们主张的抗战是全民的抗战，发动全国各党派、各阶层积极参加的全民抗战；是全面的抗战，从军事、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动员的全面抗战。这种主张实质上是人民的抗战，是人民战争的路线，而不是靠少数人，靠几个英雄，靠政府，或单纯靠军队来抗战。党代会通过了这个方针，提出了用民主力量来推动抗战。我曾将抗战与民主比为自行车的前轮与后轮：抗战是前轮——方向，民主是后轮——动力。没有民主的后轮，前轮就无法前进，只有民主的动力，才能使抗战不会走错方向，最终达到胜利。抗战后我党即是本着这条路线的，这是一条唯一正确的人民抗战的路线。因此，当“八一三”〔3〕后，我党提出抗日十大纲领〔4〕，号召动员全民的力量来抗战，就得到了全国人民、抗战团体和进步人士的拥护。因此，也才有抗战八年如此巨大的发展。
而国民党则与此相反，它采取另外一条相反的路线：片面的、少数人的抗战，少数人包办的抗战。国民党蒋介石是这样想的：全国人民在共产党的推动下，抗日的要求成为广大群众运动的浪潮，从“九一八”〔5〕直至西安事变〔6〕达到了它的顶点，如不抗战，蒋就无法继续维持统治，就会被人民的浪潮所淹没。所以说蒋介石是被逼抗战，从投机的观点上来抗战的。他想借抗战维持“统一”，消灭削弱异己。实行少数人的专制统治，一切军队、政权、经济、文化都要他来管，因此也就只能是少数人的抗战。这种为保持其专政统治权，一切由少数人包办的片面的抗战，是站在寡头专制的利益上的，这就是少数人抗战的出发点。因此蒋就不会去动员全民，而且畏惧人民，只是片面地依靠三百万军队抗战，在其他各方面采取消极方法：政治不改革，经济不生产，文化上复古，一切不仅不改变，甚至采取倒退的方法来抗战。这就是蒋介石国民党所领导的另一条路线的抗战，把解放人民的战争变成压迫人民、束缚人民，更便于统治人民，铲除异己的手段。
这两条路线在抗战一开始就存在，但是在抗战开始，共产党影响很大，抗战是我们在群众运动的基础上所发动起来的，我们的十大纲领得到全国的拥护，甚至影响到军队和国民党内部，这就不能不影响到它那条路线的实施。因此，国民党在抗战初期一九三七、一九三八年表面上不能不有若干改变，甚至某些改良，因此形成抗战初期一时的澎湃现象。可是很快这个局面就过去了，武汉失守，国民党退到重庆。敌人停止正面进攻，转入到“扫荡”敌后，抗战的重担落在发动全民抗战的共产党身上，压在敌后人民的身上，国民党却离开了战争的威胁。所以，从一九三九年起，五六年来国民党主要力量用在反共反人民上，从这时起形成中国正面与敌后两个战场，抗战中的两条路线就更为分明：共产党的人民战争的路线，得到人民的拥护，取得了胜利，六年来得到伟大的发展；而国民党区域在一党专政压迫人民的路线之下，六年来倒行逆施，因此着着失败，一直到去年中原、湘桂战争〔7〕的惨败。六年来，一方面是胜利与扩大，另一面是失败与缩小，这样两条路线的对比还不明显吗？六年来敌人用百分之六十的军队和百分之九十的伪军打我们，再加上国内反共军队的压迫封锁，虽使我们在一时期曾受到一些挫折：根据地缩小了，人口减少了。但由于我们坚决执行了人民战争的路线，人民创造了各种办法打击敌人，到敌后去，结果一直到去年发展到十八个根据地：华北有晋绥、晋察冀、冀热辽、晋冀豫、冀鲁豫、山东六个根据地；华中有苏北、苏中、苏南、淮北、淮南、皖中、浙东七个根据地；华南有广东（不只是东江〔8〕，现已扩大到西江、北江〔9〕、粤北）、海南岛两个根据地；去年又建立了河南、湖北、湖南三个根据地；人口近一万万，正规军近八十万，民兵达二百四十多万，军队总数已超过三百万，而且仍在发展着，这是我们八年抗战的成绩。在面积上说，除去东北四省〔10〕，我们约收复敌占区百分之七十到百分之八十、人口只有半数。我们还是发展得非常不够，当然国民党丢的太快也是一个原因，简直使我们赶不上。这种发展不是偶然的，是经过艰苦斗争得来的，主要是依靠我们发动人民得来的，不依靠人民，这样大的发展是不可能的。我们敢于将武装交给人民，而敌人来了，人民能拿起武器打击敌人。这如果没有彻底的民主是不行的。世界上最大的民主，莫过于给人民以武装，国民党就不敢将武装交给人民，这是民主与不民主的区别。一个美国人在重庆和国民党人士谈，国民党人说共产党区域还不是一样不民主？美国人说他看到在共产党区域有选举。国民党人说那是假的，美国人说就是假的，你也搞一下假的好不好？并且提出他亲眼看到共产党将武装交给人民打敌人，就问国民党人：你们是否敢发，不要多，十支枪给重庆的老百姓？这位人士没法作答。再有我们政治上是三三制〔11〕民主政权，经济上是全民发展生产，文化上是为广大人民服务的大众文化，军事上是全民武装的抗战。有了这种全民的全面的抗战，才有今天这样大的局面与成绩，这是为国际朋友与全国人民都认识了的。
正面战场则相反：国民党到重庆后，消极抗战，积极反共，压迫人民，故六年来所得结果是相反的，政治上表现了为任何战争中所没有的无能。去年中原、湘桂战争的惨敌，怨声载道，重庆到处是流离失所的难民，整天在骂。不要说人民没有民主，连国民党员也没有民主，实际上一党统治就是蒋的个人独裁，最近他们也想学我们的精兵简政〔12〕，进行裁员。据陈诚〔13〕对我说：他要将军政部前后方开支的人员从六百三十万裁为三百六十万。我就告诉他：我们精简的人员是去参加生产，你这一裁二百七十万人就要失业。陈诚说他要给这些人学技术，但学了技术又到何处去？还不是失业。最近重庆街上充满了穿黄军服的失业军人，难民与失业是国民党政治上腐败到了极点的表现。政治上如此，军队就更无法动员。陈诚说前方打仗的只有二百六十万，其他后方人员达三百七十万，当然领饷的是确有此额，但实额以孙元良〔14〕部一个军名额是四万五千人而实额孙自称只七千五百人，仅仅六分之一。依我看，国民党军额至多只有一百五十万。从连长到军长没有不吃空额的，不吃空额就无法维持自己的生活。再则实际上兵源也真缺乏，今年蒋介石给兵役部长鹿钟麟〔15〕一个命令，在后方各省一个月要五万新兵，以“练兵”著名的鹿钟麟亲自到各处跑，结果一个月只征集了五千人，全年只能征集六万人，我们则一个月就能发展六万人。至于拉青年知识分子从军，也是兵源枯竭的原因，结果十万人的数目，虽然可能搞到，但是用三万元安家费买来的少爷兵，到处闹乱子，是打不得仗的。远征军去滇缅路〔16〕时有十二万人，现在只有三万人，这还是打胜仗的战线。一个连长为了自己做官在街上拿法币〔17〕到处“请人”去当兵，自己也明晓得靠不住的。当兵只是当炮灰，毫无战斗意志。这都是由于用非人的待遇对待兵员、压迫人民的路线所致。在经济上，由于人民得不到解放，所以不管粮食、棉花、桐油、食盐等都在减产，生产萎缩。而人民负担仅田赋征实即由六千万石到七千万石、八千万石，去年为一万万石，今年则增到一万六千万石。只这一项征粮平均每人即须负担一石。我们边区十个人才负担一石，所以人民不愿种征粮。没有原料，没有购买力，工业生产怎么会不减低呢？就是拿一百万万资本成立的战时生产局来说，也只能在军需生产上稍有改进而已。所以，在经济上说是一个破产的趋势，在文化上是统制思想、倒退复古的教育，许多学校因青年从军搞得遣散了，学生流浪。六年来三次反共高潮〔18〕，制造内战，到处进行反共宣传教育，这样的结果必然是削弱自己，遭受失败，这样也就必然是反民主的路线。孙科〔19〕对我们说：失败的原因是不民主，是国民党心理上反苏反共的危险。这是有道理的，这样国民党的路线如何能领导抗战到胜利呢？所以，他们只有依靠外援，等待胜利的出路。从以上看两条路线、两种结果在今天是非常清楚的了，不仅我们懂得，世界人士、大后方人民也都懂得了。
【出处】
根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讲话记录稿刊印。
【注释】
〔1〕这是周恩来向西北公学学员所作《民主与法制》报告的第一部分。
〔2〕指一九三七年五月二日至十四日在延安举行的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当时称为苏区党代表会议。毛泽东在会上作了《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的报告和《为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的结论。参见《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52-264页和第271-279页。
〔3〕“八一三”，见本卷第61页注〔2〕。
〔4〕抗日十大纲领，见本卷第44页注〔13〕。
〔5〕“九一八”，指九一八事变，见本卷第206页注〔5〕。
〔6〕西安事变，见本卷第226页注〔13〕。
〔7〕中原、湘桂战争，分别见本卷第451页注〔5〕和本卷第462页注〔6〕。
〔8〕东江，珠江东支，在广东东部。
〔9〕西江，珠江干流，在广东西部。北江，珠江北支，在广东北部，到三水与西江相通。
〔10〕东北四省，见本卷第71页注〔14〕。
〔11〕三三制，见本卷第431页注〔18〕。
〔12〕精兵简政，是一九四一年十一月李鼎铭等在陕甘宁边区第二届参议会上提出的。同年十二月，中共中央发出“精兵简政”的指示，要求切实整顿党、政、军各级组织机构，精简机关，充实连队，加强基层，提高效能，节约人力、物力。这是在抗日根据地日益缩小的情况下，克服财政和经济严重困难和休养生息民力的一项极其重要的政策。
〔13〕陈诚，当时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军政部部长。
〔14〕孙元良，当时任国民党军第二十八集团军副总司令兼二十九军军长。
〔15〕鹿钟麟，当时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兵役部部长。
〔16〕滇缅路，见本卷第319页注〔4〕。
〔17〕法币，见本卷第162页注〔20〕。
〔18〕第一次是在一九三九年冬季至一九四○年春季，国民党军胡宗南部袭占了陕甘宁边区八路军驻防的淳化、旬邑等五城，阎锡山进攻山西新军，朱怀冰袭击太行区域的八路军等。第二次是在一九四一年一月，国民党军遵照蒋介石的命令，于一月六日至十四日将遵命向江北移动的新四军九千余人“一网打尽”，并下令解散新四军，审判军长叶挺。第三次始于一九四三年三月，蒋介石发表《中国之命运》，掀起反共的舆论攻势。六月至七月间，国民党调动了大量河防部队准备闪击边区。在中国共产党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下，三次反共高潮均以国民党的失败而告终。
〔19〕孙科，当时任国民党政府立法院院长。
2007/09/10
抗战以来存在着的两条路线〔1〕（一九四五年三月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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