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今天是我们中华民国三十三年的国庆日子，正当着国内外局势急剧变化的时候，我们有许多感触，也有许多话要说。
目前战争情况，是欧战〔2〕节节胜利，不久便可直捣柏林，太平洋战争〔3〕亦着着前进。可是，我们中国，正面战场与敌后战场，却成相反的对照：在正面是节节败退，在敌后是节节胜利。为什么我们正面战场这样不能配合盟国〔4〕胜利呢？为什么我们只能有敌后战场的胜利呢？这是中华民国胜败兴衰的关键，这是中国命运的转变关头，我们必须唤起全中国人民来注意它，解决它。
现在中国正面战场，是处在严重的失败之中。河南战役〔5〕，四十四天工夫，失掉了四十五个城市。湘桂战役〔6〕，又连失长沙、衡阳、零陵、宝庆、肇庆、梧州等这样多的大城市，敌人现在已逼近桂林，威胁柳州，甚至昆明、贵阳亦成为敌人窥伺的目标。沿海战役〔7〕，温州、福州相继失陷，从此沿海较大的港口，都不在我们手里了。这一连串失败的事情，为什么今年会连续发生呢？为什么在日寇已经转入不利的形势下发生呢？这绝非偶然，这是由于国民党政府历来片面抗战、消极抗战、依赖外援、制造内战的失败主义的政策所造成，这是由于国民党在其统治区域实施一党专政、排除异己、压迫人民、横征暴敛的法西斯主义的政策所造成。因此，错误的积累和发展，致使国民党统治的区域遂在敌人进攻的面前，呈现出抗战以来空前所未有的军事、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的严重危机。
军事方面，国民党当局是历来只许政府抗战，不要人民抗战的。因此，我们在敌后发动人民抗战，便被诬为“武力割据，违抗军令”；而他们在大后方，对人民决不动员、不组织，只有捆绑勒索，于是壮丁越来越少，军队越打越弱，政府也就越抗越没劲了。尤其近年来，国民党政府实行消极抗战、积极反共的反常政策，因此我们在敌后积极抗战，便被诬为“奸党奸军”，加以破坏进攻；而他们在正面战线，却消极观战，决不出击，敌不来则通敌走私，鱼肉人民。敌小来则勉强应战，敷衍门面；敌大来则节节败退，一让千里。其尤甚者是，一面标榜抗战，迷惑人民，骗取外援，牺牲盟邦，企图以此坐享胜利的果实；另一面则信使往还，暗通敌伪，企图以此在目前和缓敌人进攻，加紧敌后“扫荡”，在将来则预留妥协余地，以便外抗盟邦，造成均势，内压人民，进行内战。这种极端矛盾的两面政策，无论如何是不能长久不被戳穿西洋镜的。所以，英国丘吉尔〔8〕首相对于国民党政府这次严重的军事挫败，不能不认为“极大遗憾”，不能不认为“是最大的令人失望和烦恼的事”。而美国罗斯福〔9〕总统也公开声明援华物资由每月二、三千吨空运增加到每月二万吨空运，是一个优异的成就和伟大的事业，以驳斥国民党政府那种以援华物资不足而打败仗的借口。其实，打败仗是由于援华物资不足吗？不是，绝对不是。汤恩伯、薛岳〔10〕的部队不都是装备了美国的枪炮吗？何以败得那样快、那么惨？胡宗南〔11〕的部队不是装备了更多的美国枪炮，还带坦克吗？何以潼关以东一仗打得那么坏？何以胡宗南现在还保存着那么多的用美国枪炮武装起来的部队，不开往抗战紧急的前线，而专门用来封锁抗日的陕甘宁边区呢？并且，也不是非有美国的物资援助便不能打胜仗的。河南战役中，能够守虎牢关、守洛阳而打得较好的，偏偏不是用美国枪炮武装起来的汤恩伯军队，而是没有得到美国枪炮的地方系军队。敌后战场，我们八路军、新四军及一切人民抗日军队，不仅被国民党政府阻挡住，得不到盟邦的物质援助，便连国民党政府自己也从未装备过我们的敌后部队，但我们却偏偏能在敌后存在、发展和胜利。另一方面，史迪威〔12〕上将指挥的在印缅的中国军队，有了美国的枪炮坦克的装备，不也是打得较好吗？可见，中国人民和军队，绝不是不能打胜仗的，而且很英勇很坚韧地打着，这就是我中华民族抗战七年多的伟绩。正面战场之所以连打败仗的缘故，绝不是人民和军队不行，而是国民党政府及其指挥者的错误、自私和无能所造成。所以，我们主张争取外援，但这种外援必须结合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之上，才有作用，才有力量。我们也主张盟邦的物资援助加多，但这种物资必须装备那能够打仗而且打得很好的部队，才能打退敌人，反攻敌人。否则，援助愈多，损失愈大，保存实力的也愈多，最后不仅不能得到抗战的胜利，而且反会增加内战的危险。这点，我们盟邦美国的舆论似已有同一认识。美国报纸，目前公开指出华莱士〔13〕副总统及纳尔逊、赫尔利〔14〕之相继来华，是为了要解决这一问题，并且说：“如果给中国人民以粮食和装备，它能够担任像任何其他民族一样好的战斗任务”的。
这种西洋镜，现在不仅在外国戳穿了，而且还在国内招致了不可弥补的失败。河南战役所以失败得如此之快之惨，就是因为汤恩伯、胡宗南的军队专心一意反共反人民，所以敌人一来，仓皇失措，稍一接触，便溃乱四散。这证明反共反人民与抗战是绝不能并存的，尤其是暗通敌伪、反共、反盟邦与抗战更不能并存。远者如去年豫北之战〔15〕，刘进、陈孝强〔16〕因为预得蒋鼎文〔17〕指示可以通敌打共，等到敌人打来仍想以反共为缓冲，结果庞、孙投敌〔18〕，陈孝强宁可不受八路军之助去打敌，而甘于公开投入敌垒来反共。近者如今年衡阳之战〔19〕，守城将领明明知道庞炳勋、孙殿英、陈孝强等虽投敌，不仅未受国民政府通缉，而且还得到国民党当局支持，盟邦虽不断以空运增援衡阳，但当局仍怪外援不够，等到衡阳不守，何能单单责备方先觉〔20〕等不能死节，还不是上边早给他暗示了投降的出路吗？语云：上有好者，下必甚焉。你上边可以暗通敌伪，我下边为什么不可以公开投降？现在既可以两面投机，将来又可以卷土重来。抗敌有罪，投敌有功，这就是军事失败主义的实质。
在政治方面，国民党当局是死死守着一党专政、个人独裁，绝不容许有多党政治、人民民主的。因此，我们在敌后解放了八十三万七千多方公里的土地，解放了九千万的人口，建立了人民普选出来的各级政府，便被称为“奸区”、“伪府”，绝不承认。而他们在大后方，却只有党治，绝无民选。各级参政会，由县而省而全国，都是指定的。各级官吏，由保甲长直到国民政府主席，都是党部委派的。而这些指定、委派，又为国民党少数统治集团所包办，党内广大党员及民主领袖是得不到这种权利的。所以，与其称为党治，毋宁称为寡头专制。还有国民党当局是一心一意实行法西斯主义政治，而拒绝实行三民主义的。因此，我们在敌后、在边区，忠实于我们自己的诺言，努力实行革命的三民主义，坚持对敌斗争，实行三三制〔21〕，发展生产、减租减息等政策，便被诬为“进行赤化”、“违抗政令”。而他们在大后方，却剥夺人民自由，实行官办自治，钳制舆论，摧残文化，垄断专卖，横征暴敛，纵使特务机关蹂躏人权，纵使官僚资本破坏民业，致造成目前最严重的政治、经济危机。甚至革命的三民主义，即在国民党内，也不容许宣传，联共容共主张，更被禁止传播。这种政治，请问不是法西斯主义的政治是什么？
这种错误的失败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的政策，如果再不改弦更张，而仍要倒行逆施下去，则种种危机还会继长增高，还会更加严重。我们站在中国人民的立场上，眼看着中华民族解放的事业，在这光明胜利的前途上，横亘着这种种危机，真是忧心如焚，焦急万分。
为挽救目前危机，为配合盟邦作战，并切实准备反攻起见，我们中国共产党人主张由国民政府立即召集全国各方代表，开紧急国事会议，取消一党专政，成立联合政府，改弦更张，以一新天下之耳目。这一主张的具体实施，我们认为应该采取下列步骤：第一，这各方代表，应由各抗日党派（国共两党及其他抗日党派）、各抗日军队（分国民党中央军、地方军及中共领导的敌后抗日军三方面）、各地方政府（分大后方各省及敌后解放区民选政府两方面）、各民众团体（分大后方及敌后解放区带全国性的各界人民团体）自己推选，人数应按各方所代表的实际力量比例规定。代表总额，为适应时局急需，且便于召集起见，可不必太多。第二，这国事会议，国民政府应于最近期间召开，以免延误事机，陷大后方于不可收拾的地步。第三，在这国事会议上，根据孙中山先生革命的三民主义的原则，必须通过切合时要、挽救危机的施政纲领，以彻底改变现在国民政府所执行的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等等错误政策。第四，在众所公认的共同施政纲领的基础之上，成立各党派的联合政府，以代替目前的一党专政的政府，吸收全国坚持抗战、民主、团结的各方领导人物，罢免失败主义、法西斯主义的分子，以保证真正民主政治的实现。第五，这一联合政府须有权改组统帅部，延纳各主要军队代表加入统帅部，成立联合统帅部，以保证抗战的胜利。第六，在联合政府成立后，应即重新着手筹备真正人民普选的国民大会，准备于最短期间召开，以保证宪政的实施。只有这样的国事会议和联合政府，才是全国民主的真正起点。只有这样的联合统帅部，才能听命政府，协和盟邦，击退敌人的进攻，配合盟国的反攻。如果仍欲以一党包办，伪造民意，即使由国民党再来一次决议，提前到抗战期中召集所谓国民大会与制定宪法，那仍然是党治，不是民治，仍然是伪宪政，不是真宪政。满清末年，不也是玩过伪装准备立宪的把戏吗！结果何补于当时的危机？今日如再重复这一教训，自毁事小，误国罪大。又如果不变更一党专政的实质，不变更现在执行的各项错误政策，即使国民党政府肯邀请各方参加，那仍然是请客式的一党政府，决不是各党派的联合政府。“九一八”以后，南京国民党政府不也曾召集过国难会议，不也曾请过党外人士参加政府吗？结果何补于当时的投降政策！？又如果统帅部不容许各主要军队代表参加，不服从众所公认的政纲及各党派联合的政府，而仍然排除异己制造内战，即使国事会议开了，联合政府成立了，那仍然会成为有职无权的伴食宰相，一筹莫展的傀儡机关。民国初年，熊希龄〔22〕号称的第一流人才内阁，“五四”以后，胡适之〔23〕的好人政府主张，都因军人不能服从政治，军事自外于政府，结果何补于军事独裁！北伐期中，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不受当时国共合作的国民政府的指挥，结果遂造成军事独裁，断送革命。
由此可见，我们所主张的以民主为基础的统一，才是真正的统一、彻底的统一。如果统一于一党专政，统一于军事独裁，那便是假统一，结果别的党派被排除，别的军队被吞并，不服的起来反抗，打败的散之四方，于是祸乱相寻，内战频仍，还有什么统一可说？民国三十三年的历史，还不够寻味吗！
同样，我们所拥护的军令政令的统一，也必须是有利于抗战的军令，而不是那些失败主义的“军令”，必须是合于革命三民主义的政令，而不是那些法西斯主义的“政令”。抗战七年多，我们深入敌后，在外援断绝的条件之下，既受敌伪的反复“扫荡”和烧杀，又遭国民党军队的封锁和夹击，始终屹然不动，坚持至今。我们不仅没有如国民党当局所料，为敌、伪、顽三方面的夹击而消灭，而且还能够生存，还能够发展，还能够胜利。难道这是偶然吗？不，这决非偶然！这是由于我们所服从所拥护的是抗战军令，是民主政令，所反对所违犯的是失败主义的“军令”，是法西斯主义的“政令”。只要肯打敌人，能打敌人，并懂得怎样去打敌人，我们是绝不会被消灭，而且会继续胜利的。只要肯依靠人民，属于人民，为着人民，我们是绝对能生存，而且会继续发展的。因此，我们敌后战场才能与正面战场的失败相反，得到连续不断的胜利。
我们看，在最近半年内，截至九月为止，中国正面战场沦陷了十万多平方公里的土地，而我们敌后战场却从敌人手中收复了五万平方公里的土地。正面战场丢弃了四千多万的人口，而敌后战场却又解放了四百多万的人口。正面战场失掉了一百零二个城市，而敌后战场却又夺回了八个城市。正面战场损失了几十万军队，而敌后战场却又扩大了十万正规军。单单拿这几项来做比较，已经够说明我们敌后抗战部队——八路军、新四军和一切人民抗日的部队，是多么有功于国家民族，而正面战场的国民党军队，是多么有负于国家民族了。照道理讲，我们不仅应该要求惩办豫湘作战〔24〕失败的那些主要负责将领，而且应该请求奖励敌后作战有功的八路军、新四军及华南抗日纵队的将领。可是，有功不赏，有罪不罚，已成惯例，我们还有什么话可说？可是，中国人民是知道应该赏谁、应该罚谁的。并且依照国民政府最近交给我们的提示案，还要我们取消数十万的抗日部队，取消敌后解放区的一切民选政府，这真是没有道理之至。如果我们接受了这两个取消要求，那就等于帮助了敌人，那才真是“破坏抗战，危害国家”呢！可是，敌后抗日部队、敌后人民政权，就是这样可以命令取消的吗？谁也知道，这是绝对不应该、不可能的。
……〔25〕
现在当魁北克会议〔26〕之后，英、美盟邦正在加增其注意力于中国战场。在重庆刚开过的国民参政会〔27〕上，蒋主席曾表示继续用政治方式解决国共问题，而参政会又决定派遣五位参政员来延视察〔28〕，我们除表示欢迎之外，愿乘此国庆纪念，再一次重申我们上面的主张。
我们认为改组政府、改组统帅部，成立各党派联合政府、联合统帅部，废除失败主义的“军令”和法西斯主义的“政令”，是挽救目前危机切合时要的唯一正确方案。
我们继续要求国民政府承认敌后全部抗日部队和各级民选政府，坚决反对取消敌后数十万抗日部队和民选政府。
我党中央六月四日所提出的十二条意见书〔29〕与委托林祖涵〔30〕同志口头提出的八条〔31〕，仍应成为今后国共谈判的根据。
我们继续邀请并欢迎国民政府代表张治中、王世杰〔32〕两先生来延视察和谈判。我们认为问题可以逐步解决，但必须在不违背抗战、民主、团结的大原则之下来解决。
时机太紧迫了，我们切望国民党当局、全国爱国志士、全国人民奋起急图，扭转时局的关键，抗战幸甚！国家幸甚！
【出处】
根据一九四四年十月十二日《解放日报》刊印。
【注释】
〔1〕这是周恩来在延安双十节纪念大会上的讲演的节录。
〔2〕欧战，见本卷第267页注〔2〕。
〔3〕太平洋战争，见本卷第389页注〔2〕。
〔4〕盟国，见本卷第250页注〔6〕。
〔5〕河南战役，见本卷第451页注〔5〕。
〔6〕湘桂战役，指日军发动的打通大陆交通线作战的第二和第三阶段。其目的在占领并确保湘桂、粤汉及平汉铁路南段沿线的要地，摧毁美国在中国的空军基地。一九四四年五月二十七日，日军发动湘北攻势，六月十八日侵占长沙。二十二日，日军开始对军事要地衡阳发动攻击，八月八日，占领衡阳。九月开始，日军三路进攻广西，至十一月，相继侵占了桂林、柳州、南宁等重镇。十二月二日占领贵州重镇独山，进逼四川。至此，日军打通大陆交通线的战略行动完成，湘、粤、桂等省大片国土沦入敌手。
〔7〕沿海战役，指日军第十三军为确保京沪杭三角地带和占领东南沿海要地，防止美军可能在该方向登陆而进行的战役。一九四四年九月九日，日军攻占温州，之后又占领福州，迫使国民党守军纷纷西撤，从而控制了闽、浙沿海地区。
〔8〕丘吉尔，一九四○年至一九四五年任英国首相。
〔9〕罗斯福，一九三三年至一九四五年任美国总统。
〔10〕汤恩伯，曾任国民党军第一战区副司令长官、鲁苏豫皖边区总司令。因在河南作战中溃败，当时被贬任国民党军黔桂湘边总司令。薛岳，当时任国民党军第九战区司令长官。
〔11〕胡宗南，当时任国民党军第一战区副司令长官兼第三十四集团军总司令。
〔12〕史迪威，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任中印缅战区美军总司令兼中国战区总司令蒋介石的参谋长。
〔13〕华莱士，当时任美国副总统，受罗斯福总统委派来华访问，一九四四年六月二十日抵重庆，正式开始“调解”国共关系的活动。
〔14〕纳尔逊，当时任美国战时生产局局长。一九四四年八月受罗斯福委派来年，九月抵重庆与中国方面协商经济问题，一九四四年十一月，国民党政府成立战时生产局，翁文灏任局长，纳尔逊任副局长。赫尔利，美国共和党人。一九四四年九月以美国总统私人代表身份来华，十一月间曾到延安同中国共产党商讨国共成立联合政府等问题。同年十一月任美国驻中国大使，因支持蒋介石的反共政策而受到中国人民的坚决反对，一九四五年十一月离职。
〔15〕一九四三年春夏季，日军华北方面军根据其“一九四三年度作战警备纲要”，将“扫荡”重点指向北岳、太行、山东等地区，企图消灭这些地区的八路军和国民党军。四月二十日至五月上旬，日军以第一、第十二集团军各一部进攻太行山南部国民党军第二十四集团军，迫使该集团军总司令庞炳勋、新五军军长孙殿英投降。
〔16〕刘进，当时任国民党军第二十四集团军副总司令。陈孝强，原任国民党军预备第八师师长。一九四一年在太行山被日军俘虏，先后任北平汪伪王克敏部副军长、广州汪伪军第二十师师长。
〔17〕蒋鼎文，一九四二年起任国民党军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兼晋察战区总司令。一九四四年因豫中会战失败，七月引咎辞职，后任国民政府军事参议院参议。
〔18〕庞，指庞炳勋，一九四○年任国民党军冀察战区副总司令。一九四三年五月在太行山作战中被俘，投降日伪，先后任汪伪政府军第五方面军总司令、第二十四集团军总司令和开封绥靖公署主任。孙、指孙殿英，一九三九年任国民党军新编第五军军长。一九四三年投降日伪，先后任汪伪政府军第二十四集团军副总司令兼第五军军长、豫北“剿共”军总司令和第六方面军总司令。
〔19〕一九四四年五月，日军发动湘桂战役，分三路由洞庭湖西侧向湖南进攻。六月十八日长沙陷落。日军乘胜南下，先后占领株洲、渌口、醴陵、攸县，进逼湖南重镇衡阳。从六月二十二日开始，日军对衡阳发动了三次大的攻势，遭到中国守军的顽强抵抗，经四十七天激战，大部守军伤亡。八月八日，军长方先觉弃城投降，日军占领衡阳。衡阳之战成为抗日战争史上固守时日最长的一次守城战。
〔20〕方先觉，曾任国民党军第十军军长，参加长衡会战，率军坚守衡阳四十七天，后向日军投降，所率第十军被日军改编为“先和军”，仍任军长。后升任汪伪政府第二十八集团军副总司令。
〔21〕三三制，见本卷第431页注〔18〕。
〔22〕熊希龄，一九一三年七月至一九一四年二月任袁世凯政府国务院国务总理。
〔23〕胡适之，即胡适。一九一七年任北京大学哲学教授，曾参加编辑《新青年》，是当时新文化运动的代表人物之一。一九一九年提出“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以改良主义抵毁马克思主义。一九二二年为“好人政府”捧场。后逐渐依附国民党政权。
〔24〕豫湘作战，指日军打通大陆交通线作战的第一和第二阶段。一九四四年四月十八日，日军以十四万多兵力首先向河南发起进攻。河南国民党守军除少数部队作了抵抗外，其余均一触即溃，闻风远遁。日军只用三十八天即占领河南全省。五月二十七日，日军发动湘北攻势，六月十八日侵占长沙。八月八日，日军占领衡阳。以上战役中国方面称为豫湘战役。
〔25〕以下三段与《致史迪威将军说帖》一文中第二、三、四部分内容重复，从略。
〔26〕此处指第二次魁北克会议，即一九四三年八月十七至二十日，美、英首脑罗斯福和丘吉尔及双方高级军政人员在加拿大魁北克召开会议讨论了地中海战役、印度战场的作战指挥以及盟军在对日战争中所承担的任务等有关问题。为保证盟军最后击败德、意、日法西斯，会议决定加强对中国的援助，以中国作为今后对日本进行远程轰炸的基地。八月二十二日，中国外长宋子文抵魁北克，代表蒋介石参加会议。在会议结束时发表了意见。一九四四年九月十一日至十六日，双方在魁北克召开第二次会议。会议回顾了法国、意大利和缅甸等战役，研究了今后对德、日作战的问题，双方决定把结束对日战争的时间定为击败德国后十八个月。
〔27〕这里指一九四四年九月在重庆召开的国民参政会三届三次会议。国民参政会，见本卷第139页注〔10〕。
〔28〕一九四四年九月十五日，国民参政会三届三次大会第十四次会议召开，会议主席团提请大会讨论组织延安视察团事宜，要求该回返渝后向政府提出关于加强全国统一团结的建议。主席团同时推荐冷遹、胡霖、王云五、傅斯年、陶孟和五位无党派参政员为该视察团团员。大会以绝大多数赞成通过此提案。
〔29〕十二条意见书，见本卷第446页注〔12〕。
〔30〕林祖涵，即林伯渠，当时任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是同国民党谈判的中共代表。
〔31〕口头提出的八条，见本卷第446页注〔13〕。
〔32〕张治中，当时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部长。王世杰，当时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参事室主任、国民参政会秘书长。两人均为参加国共谈判的国民党代表。
2007/09/10
如何解决〔1〕（一九四四年十月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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