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晓波
《中国人比韩国人少什么》试图回答韩国模式成功的原因
近年来，时常听见“韩流”一词，这股韩国风，夹着电影、偶像电视剧、歌曲的威力，把我国观众吹得神魂颠倒。VCD套装电视剧、ASTRO的凤凰卫视频道的韩国电视剧场等，更使观众们废寝忘食（在电视机前吃饭，食不知味，是为忘食；校好闹钟，凌晨起床看重播，是为废寝）。“韩流”在中国的风头正劲已是不争的事实。安在旭、HOT、NRG、刘承峻、李政贤们在工人体育馆、首都体育馆、中华世纪坛乃至大江南北高歌狂舞，引来哈韩族们尖声喝彩；金喜善、张东健、崔真实、沈银河、安圣基们在银幕与荧屏空间演绎浪漫的爱情故事，令我们彻夜难眠，挥之不去。
从表面上看，我们似乎又一次陷入了从国外漂来的流行文化的漩涡之中，就好像八十年代初日本的电视连续剧风靡大陆，九十年代好莱坞席卷中国，而现在，新的流行是“韩流”。而且是以更令人目不暇接的方式出现，真让人有“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之叹。那么，追问一句，为什么韩国流行文化在今日中国如此走红？本雅明早就把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定位于一种文化生产，文化是生产系统中的一员，试问今日好莱坞的电影难道不是文化生产？而文化生产背后的现代化图景又是什么？—这似乎才是真正的问题所在。张宏杰先生的文化随笔集《中国人比韩国人少什么》试图为我们回答韩国模式成功的原因。
韩国现代化的文化模式
从文化角度看，东北亚6国（中、日、韩、朝、蒙、俄）的现代化道路，从模式上划分大致可分为两种，一种为“物质强国型”（即“工业强国型”，以俄国为代表），一种为“文化强国型”（以韩国为代表）。韩国以突出文化（包括教育），以文化趋动经济的现代化道路，走出了与西方及前苏东国家很是不同的现代化模式，被西方称之为“第三种工业文明”。那么，韩国的现代化模式有什么主要特征，它与“工业强国型”模式有什么不同，这种模式具有什么优势或劣势？马克斯·韦伯所创立的文化学（“韦伯学”）对当代世界最大的贡献，是发现了国家现代化与文化的关系。他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等著作中阐述了这样一个原理，即任何一个国家的现代化，都必须有一种“核心精神”（价值取向），作为经济发展的“动源”，也作为一种“利益驱动”的节制或平衡，没有这样一种“精神”，便无法克制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中那些“发自人本性的欲望”，当然，也就无法实现现代化。“韦伯学”在西方引起巨大反响，这也正是“文化”被当代人越来越重视的原因。文化不仅是促进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因，也是国家现代化的重要因素之一。
张宏杰先生从文化视角发掘出韩国现代化动力要素中传统儒家文化的重要性，尽管这并不是张宏杰先生的原创性见解，早在九十年代之初，亚洲四小龙经济腾飞就引起了大陆学术界关于“儒家资本主义”的广泛探讨，时至今日，仍旧是学术界一个长盛不衰的热点。但在《中国人比韩国人少什么》一书之中，张宏杰先生的讨论与论述却不是空泛而谈，张先生详细举证了韩国人对传统文化的保护与发扬，及此种传统文化在现代化之中的动力因素，最后，他认为：“韩国人向我们证明了，传统文化和现代化并不是你死我活的关系。传统文化更主要的不是一个民族前进的阻碍，而是这个民族现代化的重要动力。韩国人告诉我们，一个民族要自信地生存，必须有自己的深厚底气，必须尊重自己的历史，尊重自己的祖先。韩国人向我们说明，一个国家的现代化，绝不仅仅是物质上的进步，更主要的是精神上的丰富和满足。”我认为，这种由事实举证，进而达到结论的论证手法是科学且实证的，也是颇能令人信服的。由此，可以进而得出结论，韩国的现代化图景是一种儒家文化的现代化努力，并是一种成功的努力，尽管韩国的现代化之中仍然存在巨大的问题，但他确实是一种儒家现代化的成功典型。
韩国经验可能是中国现代化的未来图景？关于本书模式代表了一种发展方向（2）
在本书的序言中，张宏杰先生就提出了一个颇为尖刻的问题：中国的现代化，应该“学习日本还是学习韩国”？他认为：“日本的社会结构与中国差别很大，而更接近于西欧。中国实行的是官僚统治，天下都是皇帝一人的私产。而日本则实行类似于西欧的庄园领主制。日本的长子继承制，世袭等级制，天皇和幕府两个权力中心制，武士制度这些特征，与欧亚大陆另一端的封建时期的西欧惊人的相似，而与一衣带水的中国迥然不同。”因此，百年来中国以为的日本经验其实是不足取的，正因为传统建制的不同，使得日本经验无法在中国获得共融性。对于作者的这一观点，笔者认为有一定的启发性见解。
张宏杰先生提出的更重要的观点是韩国经验问题，也就是为什么韩国经验可能是中国现代化的未来图景。基于对韩国传统问题的探讨与分析，他认为：“朝鲜在统治集团‘一切为了稳定’，‘千年万代享福’的政治目标下，方方面面学习中国，形成了比中国还要牢固和保守的专制社会。这种制度成功地达到了稳定的目标，使李朝维持了近五百年。然而这种体制存在着严重的缺点，那就是很难做制度上的变革。由于任何改革都要破坏旧的利益均衡，所以每走一步就充满血腥的权力斗争，即使面临外来威胁，国难当头时也是如此。”正因此，“在西方的冲击来临之前，朝鲜社会存在着一切中国社会存在的弊端。惟一不同的是，它的弊端更加深重和顽固。阻碍中国社会前进的所有文化基因，都被朝鲜拷贝过去，并且发育得更清晰。所以，在中国现代化路上，韩国无疑是一面最好的镜子。观察韩国是如何破除传统文化中的负面因素，了解韩国如何把传统文化中的有益因素与现代化变革的要求结合起来，借鉴韩国在化蛹为蝶过程中的悲欢苦乐，吸取她的经验，知道她的教训，对中国无疑是有益的。”平心而论，张宏杰先生的这些论述还是基于儒家资本主义的范畴之中，亦即认为儒家文化能开辟独立的资本主义，并实现儒家资本主义。正因为日本的传统文化以及制度模式不在儒家范畴之中，所以日本经验不足取，而韩国正是比中国更儒家的儒家文化，因此，韩国经验当为比中国更足取的资本主义范式。有幸的是。张宏杰先生作此论述，并不是空口宏论，他作了很多有益的文化比较研究与及对韩国文化的深入考察，但儒家资本主义的论述是否真正是中国现代化的未来图景，此一论题尚值得深入论证。
模式代表了一种发展方向
总之，韩国的现代化模式，具有兼收其他模式优点的性质，并能从跻身世界市场后的地位，从发挥自身经济优势的角度出发来制定自己的现代化战略，其中也包括如何发挥传统文化的优势。因此，韩国现代化模式不仅颇具特点，也代表了世界现代化中一种高于前两种，处于优势地位的思路或模式。当然，我们肯定韩国现代化模式，并不是说它完美无缺，尽如人意，相反，它有许多缺欠，20世纪90年代中期爆发的金融危机证明了这一点。从模式上说，如家族式企业制度、压制青年及政企垂直领导等，都是弊病。在模式实施中，过分依靠和资助大企业，形成大企业章鱼式的发展模式，对大企业过度投资等的结果造成高负债和倒闭等等都是证明。因忽视中小企业，又造成国家经济基础不牢固，而且，权威主义的主导经济又直接造成各种腐败等等。韩国模式弊病不少，仍需不断修补完善。在这里之所以肯定韩国模式，主要是因为韩国模式是世界现代化中“文化模式”的代表，在知识经济时代来临之际，这种模式代表了一种发展方向。
（100055 北京市宣武区马连道路11号一商大厦二层卓越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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