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建平
满族还没入关，朝鲜就开始给满洲奉表称臣，遣使进贡，直到甲午战争之前，中国一直都是朝鲜的宗主国。虽说乾隆皇帝“皇恩浩荡”，把朝鲜排在《皇清职供志》中“宾礼”的第一个，可朝鲜君主还是不断地来朝进贡。据何伟亚统计，从17世纪30年代开始直到朝鲜成为日本的殖民地，朝鲜总共遣使450次以上。也许朝鲜是对清帝国最恭敬的藩国了。
所以，要是眼下正每天在电视上甩着大辫子晃来晃去的乾隆皇帝知道，他子孙后辈们如今要说“中国人比韩国人少什么”，不知道他该要气成什么样子。
自然，这事怪不得这本书的作者张宏杰先生。毕竟，无论是谁都得承认，自打甲午战争起，中国就早不是什么马戛尔尼眼中那个“世界上人最多也最富裕”的帝国了，连日本都打不过，还有什么脸面充世界一流强国？于是乎，曾国藩李鸿章们嚷嚷说，中国器物不如人；康有为梁启超们嚷嚷说，中国制度不如人；胡适之陈独秀们嚷嚷说，中国文化不如人。到了1980年代，新启蒙运动的健将们干脆说，中国从老根子上就坏了，就不该生长在这么大的大陆上。说来也是，要是中国本来生长的地方也像不列颠那样在海洋上，指不定中国今天也是世界一流强国了呢。
可是，“不如人”那要看是跟谁比。“器物不如人”，“制度不如人”，“文化不如人”都是跟欧美比较得出的结论。要说中国跟韩国比较，就我有限的阅读视野而言，这还是生来头一遭碰到。
可是，既然是比较，就得注意，比较的对象一定得跟自己有可比性。可是，我却没看出来韩国跟中国的可比性到底在哪儿。
是的，我们都得承认，中国足球逢韩必输；李成延下了跪，赵薇至今没有向国人谢罪；韩国人都断了指头，中国人连上个钓鱼岛都还有人在国内骂骂咧咧；韩国都要把端午节申请为世界文化遗产了，中国连放个假都不行。可是，这些能说明什么呢？
我倒想建议张先生：在作这样的比较之前，最好先比较一下韩国跟日本，看这两个国家有多少相似之处，再来讲什么中国与韩国有多少不同之处。
张先生讲了一个故事。汉城举办奥运会时，一些沿街的店面需要拆掉，只给不多的补偿，店主蒙受了很大的损失。然而，所有的店主都积极配合政府的行动，没有一个拖延时间，无理取闹。他们说，这是为了韩国的面子。
可是张先生有没有想过，要是这样的事情发生在中国呢？我想，少不了的是无数人跳着脚骂这个人缺乏法律意识，不知道保卫私有财产。连弓琳交了个党费，都至今余音袅袅，徘徊不去，且不说某“新锐学者”的口诛笔伐，就是网上的议论也乱成了一窝蜂，谁还敢做这样的傻事呢？这不是自讨苦吃吗。
说穿了，张先生的意思无非是启蒙，启无知大众之蒙。
五四时代的启蒙思想家们喜欢比较中西文化，那是因为他们或多或少都是进化论者，相信历史进步，西方所发展出来的资本主义是具有历史普遍意义的社会形态，相信“文化决定论”，所以，他们的问题意识始终是“中国为什么没有发展出资本主义”。但是，既然韩国跟中国放在一起比较了，我们就得问，韩国的道路有没有历史普遍意义？如果有，比较就是有意义的；如果没有，比较也就没有意义。
以我的浅见，韩国的道路是没有历史普遍意义的。在很大程度上，韩国—也包括东亚四小龙—是现代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产物，是冷战的产物。韩国没有中国这样沉重的历史文化负担，没有中国这样复杂的近现代历史遭遇，也没有这样复杂的国情这样多的人口。关于本书韩国比中国少了什么？（2）
直到今天，韩国的经济制度到底能不能算好，恐怕仍然有很值得再商榷的地方，这只要想想1997年东亚金融危机后中国学术界的反应就可以了。
至于说韩国的“新儒家”意识形态，用朱学勤喜欢说的话讲，历史不是这样展开的，不是观念影响历史，而是历史影响观念，不是有了新儒家才有了东亚四小龙，而是有了东亚四小龙才有了新儒家。所谓的儒家资本主义，不外乎集权政治、儒家意识形态再加上经济的飞速增长，而这在近几年已经遭到了普遍的否定，这里就不必再多说了。自从阿玛蒂亚·森在中国走红之后，这种所谓的发展遭遇的非难就更多了。因为在他们看来，发展应该以人们的生活中享有的自由的多少来衡量，而不是拥有的物质财富的多少。韩国离开集权政治到底有几天，这是大家都知道的。总不能说李承晚、朴正熙这些军事独裁者对韩国的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吧？
可是，张先生却好像是很欣赏朴正熙的，化腐朽为神奇。做到这一点，张先生是通过对中韩两国的民族主义的比较实现的。也刚好是在这一点上，张先生与其他的启蒙主义者们显得相当不同。在朱学勤看来，民族主义是五四留下的两个病灶之一，而在张先生这里，民族主义则似乎有可能被转换为一种建设性的力量。事实上，如果我们认真考察近代世界历史，就会发现，民族主义并不像朱先生说的那样只是纯粹的病灶，也不是张先生一厢情愿地认为的那样，而是一种同时兼具破坏性与建设性的意识形态力量。
即使在今天大多数启蒙主义者那里，虽然他们在嘴上对民族主义千般批判万般指责，而事实上他们的出发点最后归结起来，无非是一点，也就是民族主义对中国的“发展”不利。而这种潜意识恰好是典型的民族主义，与五四时期的启蒙主义对传统的攻击一样，一切都是看对中国的“发展”是不是有利。今天也许要稍微好一些，毕竟，有许多人把国家与个人分离了开来，把国家的发展与个人的发展、社会的进步分离了开来。
在《从民族国家拯救历史》中，杜赞奇考察了近代以来对中国历史的书写后得出的结论就是，对历史的书写刚好就是一个民族主体意识建构的过程，完全服从于现实政治的需要，而不是出于完全的学术研究。比如顾颉刚，早期是攻击传统最厉害的人，而在抗日战争爆发后，他也开始注意从另一个角度阐发自己对中国历史的见解。千言万语，都可以归结为章太炎的一句老话：之所以研究历史，就是要激发民族心。
那么韩国呢？以2002年世界杯为例，许多人认为，韩国队之所以能过关斩将，就是因为场外观众与场上的球员心中共有的爱国心。我们当然为这种精神感动，可是，我们也应该注意，刚好就是那一届世界杯，让真正的球迷们感到悲哀，因为它被从一种体育运动转换成了一个全民族的政治性狂热行为，甚至为了取得民族荣誉可以使用各种手段，无所不用其极。关于本书韩国比中国少了什么？（3）
民族主义是一种极具攻击性的意识形态，它在各种意识形态中，最容易实现国家动员，使一个民族卷入集体的狂热之中，完全忘却别人正当的利益诉求。希特勒赖以发动德国人参加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正是这种力量，也是把民族主义从简单的情绪变成一种理论言说的学术大师马克斯·韦伯生前所最担心的事。在韦伯看来，民族主义作为一种情绪，往往是盲目的、幼稚的，易于被某种政治动机所利用，所以他始终呼吁德国成长为一个“政治成熟”的民族。也刚好是因为此，在1990年代《中国可以说不》式的民族主义情绪表达在中国形成了一个文化现象的时候，已经避居香港好几年了的甘阳重新提出了韦伯的观点：政治成熟。只可惜，“政治成熟”迄今在中国不但没有丝毫进步，而且正在遭遇越来越多的质疑。
虽然张先生对中韩两国的民族主义所做的比较只占全书的一节，然而，综观全书，不难发现，为张先生所赞叹的那些韩国人的优秀之处几乎都是出于民族主义情绪。比起韩国来，中国人是显得狭隘，不团结，自私自利，然而，也正是因此，中国人才显得比韩国人更符号儒家最重要的概念—中庸的要求的。
这样，我们似乎也跟着张先生到了全书的曲终奏雅之处：国民性。
张先生说，天底下并没有“中国特色”或者“劣根性”的“非典型”绝症。因此，中国人和中国社会的种种“缺点毛病”并不可怕。适用于其他民族和社会的方子到了中国，大抵也会药到病除。但是，如果我们非得坚持“中国特色”的诊断，采取“中国特色”的疗法，只在家里跳大神，或者走街串巷找什么“猪肉炖大枣”、“糖水熬白梨”之类的偏方，那可是真正的危险了。
换句话说，张先生延续了五四那一代启蒙思想家的一个基本信念，即国民性是可以通过文化启蒙实现改造的。然而，朱学勤多次提到，正是这种信念导致了“文革”的发生。“文革”之所以为“文化大革命”，就在于它本身最重要的一点是“灵魂深处闹革命”，即完成五四所未能完成的任务。同样背负着启蒙的潜意识，我不知道，为什么张先生与朱先生得出的结论却是如此之不同。
在书中，张先生的忧患意识跃然纸上。然而，忧患意识过于强烈的人往往过于相信自己的理性了，以为自己所知道的是别人所不具备的，所以就总是试图以一种未免谵妄的启蒙者的姿态教导其他人。而这一点早在鲁迅那里就已经开始反思了，夏榆的死不仅没有完成启蒙的任务，而且成了被启蒙者们的“血馒头”。
为什么会这样？当五四过去已经80多年，新启蒙运动也已过去20多年了的时候，我们是该认真地重新思考康德的那个问题了：什么是启蒙？
（310006 杭州市浣纱路159号 武孝武）
点击收藏 小提示：按键盘CTRL+D也能收藏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