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芝龙在崇祯末年,曾经主持编修郑氏族谱。在当时的时代,拿不出别的思想武器,除了宣传忠君报国积德行善外,也拿不出别的主张。
郑芝龙给族谱做序时,大发议论,讲了一番做人的道理。他的意思是做人不能忘本,就不能忘亲,不能忘君。他对子孙的具体要求是:今虔瓣一炷香,上告列祖,下勉我子孙,自今伊始,有力学显亲、国尔忘家、以光吾宗者乎?有廉能倡义,孝悌力田于乡里、称善于人乎?准附诸庙。不然者,匪类招摇,莩葭与滥,祖宗且以罪人视之也。
虽位贵显,莫于吾庙溷焉。
这是一篇堂皇正大的宣言,郑氏子孙读之不能不为之肃然,如果不走正路,做不肖子孙,就没有进入宗庙的资格。
这种家教与郑成功在南安县学中所学的完全一致,不能不留给他深刻的影响。当郑成功到宗庙拜祭时,面对祖先的神位,读着堂上“有一点欺,何堪对祖;无十分敬,漫许登堂!”的联语,能不坚定他忠君爱国之心吗?
隆武帝的宠爱和器重,使郑成功大为感动,恨不能披肝沥胆,以重振明朝。
当时清朝统治者似乎对隆武政权比当年的弘光政权更为不放心。在了解到隆武政权抗清力量的发展后,清军曾向朝廷飞檄告急,说:“我皇上若不急发大兵南下,恐两王已定之疆土,非复朝廷之有也。”
而隆武政权在与鲁王争执正统的同时,其内部也败坏不堪。郑芝龙拥兵自重,另有打算。他的目的不是向北抗清恢复明国,而是要挟天子以令诸侯,成为一方之霸主,并借此广置财产。在隆武朝,郑芝龙秉政数月便增置了仓庄达500余所。郑鸿逵为巩固自己的地位,向隆武帝进献美女12人。隆武帝不敢得罪郑鸿逵,但也从不亲近这些美女,只是把他们置于宫中而已。
文武官员一再要求北伐,郑芝龙借口粮饷不足而阻止。郑芝龙手握重兵而不愿出兵,显然心存异志。
郑鸿逵对此也认为不对,但不能说服郑芝龙。他因而十分愤恨,甚至想出家为僧,不得已,退居安海。
清军自山海关大战以来,满清政权志在得明朝天下,采取了征抚兼施的方法。清廷命江南经略、内院洪承畴招抚江南,而命御史黄熙胤招抚福建。此二人都是郑芝龙的同乡,简直为郑芝龙树立了榜样,对他很有吸引力。这位海盗出身的大帅,本来就是惟利是趋的,面对清廷的招抚不能不动心。他徘徊观望,迟迟不肯出师,原因是因为心中去向未定。
朝廷被郑氏控制,隆武帝大志不能申,常常闷闷不乐。一天郑成功来到宫中,见到隆武帝的神色不对,便跪问其因。隆武帝说了他不能复国,甚感悲切的心情。郑成功此时已知他父亲郑芝龙并非全心复国,而是另有打算,感到很对不起隆武帝。二人为眼前的艰难形势下不能一展宏图,大感悲痛,不禁相持大哭。
隆武帝问郑成功:“汝能从我行乎?”
郑成功说:“臣从陛下行,亦何能为?臣愿捐躯别图,以报陛下。此头此血,已许陛下矣!”郑成功手中没有兵权,即使跟随隆武帝左右也没有多少作为,此时他已考虑“别图”,另寻报国的出路。
隆武元年(公元1645年)十一月十四日,隆武帝下诏亲征,命唐王、邓王监国,首辅何吾驺随营,命曾樱、郑芝龙留守,负责转饷,命郑鸿逵为御营左先锋,出浙江,郑彩为御营右先锋,出江西。
郑芝龙为了避免招到众人的不满,便分给了郑鸿逵、郑彩各数千人,号称数万,从帝出征。但二郑出仙霞关后,便推托粮饷不足而不再向前。郑鸿逵驻在仙阳镇。隆武帝发出檄文紧急催促,也得不到回答。
郑鸿逵担心有人到福州向隆武帝报告实情,便严禁儒生从仙霞关出入。郑彩也以缺饷为由,出关百里又返回原地。
十二月六日,隆武帝出福京(福州)御驾亲征。此次亲征的目的,是要先进入江西,进而取南京北上,但此时,清军南下的攻势非常猛烈。郑芝龙开始越来越明显地阻挠与清军对抗的行动。
郑芝龙不仅自己不肯出关,而且限制他认为是异己的力量。隆武朝中吏部文选郎林垐,主管铨选,他认为此职是太平时期的政务,并非用兵之时的急务,于是便辞官募兵数千人,准备北上抗清,但遭到郑芝龙的多方阻挠。林垐被迫入山,并置备了一副棺椁和一袭布衣,大书“大明孤臣之柩”六字,以待死。
不久,隆武帝决定从汀州进入江西,于隆武二年三月初六从建宁府登舟,顺流而进,于十一日抵达延平。但郑芝龙为了达到挟天子以令诸侯的目的,不愿隆武离开福建,因此坚决请求隆武帝回驾福京天兴府。
这也是为最后降清所做的工作。他鼓动了数万军民,遮道号呼,拥阻隆武帝的车驾,隆武帝被迫驻跸延平,就把府属作为行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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