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陈仁锡做了这样一番辩护，但仍不能否认大宁失于朱棣之手：“兀良哈从征有功，文庙嘉其绩，秩以都督，宠以三卫，于是徙镇入于蓟南，而畀其地。”即以“养鹰而绦绁去手”而喻之，其中也不无批评之意，至少得以“不慎”、“决策失误”归咎之吧！劳堪则将大宁的丢失，归于朱棣等过分相信兀良哈的“诚款”所致，“永乐宣德之间，但知兀良哈之诚款，开平之艰远，东胜之丁口不立，甘心弃土，略不顾惜，非往事之恨乎？”明朝灭亡后，顾炎武曾到北京一带考察山川利病，他同样认为大宁是由于靖难而放弃。
不管怎样，朱棣无法逃脱丢弃大宁的责任。
朱棣以塞王起家，对拥兵守塞的诸王的力量有深刻的认识，因而对之十分戒备。除燕王外，塞上之王以宁王朱权的势力最大。同燕王一样，宁王也有争夺皇位的野心。朱棣做了皇帝，宁王就成了最危险的人物。宁王要求徙封内地，正中朱棣下怀。但宁王请苏州、钱塘皆不获准，终于徙封南昌。《太宗实录》载：
永乐元年二月己未，以大宁兵革之后，民物凋耗，改封宁王府于南昌。
三月壬午，改北平行都指挥使司为大宁都指挥使司，隶后军都督府，设保定左、右、中、前、后五卫，隶大宁都司，调营所左屯卫于顺义，右屯卫于蓟州，中屯卫于平峪，前屯卫于香河，后屯卫于三河。设左、右、中、前、后五所，仍隶大宁都司。
如果不是有意放弃大宁，在内徙宁王之后完全可以保留原大宁都司卫所以戍守之，大宁都司迁于北京城南之保定，其卫所亦散置于北京周围而于原大宁之地却完全不设防，显然是故意放弃大宁。与内徙宁王弃守大宁的同时，朱棣对兀良哈三卫则恩宠有加：
永乐元年五月乙未，敕兀良哈三卫官军（按：三卫既已归附，且从战有功，故称官军），人等曰：朕嗣位之初，已尝诏喻尔众，……但有来朝者，悉授以官，俾仍居本地，岁时贡献，经商贸易，一从所便。前阿哥歹、那海帖木儿、纳哈出来寇广宁，守臣擒送至京。朕矜其远人，且各有父母妻子之思，曲宥其死，就令尚都等送还并谕尔知之。
不仅授官互市，而且为寇者亦曲宥之。固然，朱棣怀柔远人的政策是一贯的，问题在于，为什么明知兀良哈之不可靠，却还要从大宁撤防呢？朱棣第三次北征，以兀良哈“党逆”，曾回师击之，为什么不因而恢复在大宁的防御设置呢？和田氏说：朱棣“出师未捷而崩于榆木川，重置大宁之志未得酬现”。我想，以朱棣“五出漠北，三犁虏庭”之威，以南征交阯、远出外洋之盛，是完全有能力恢复大宁的，不必临死再为之嗟叹。他可以远出漠北，边防线大大向北推移，因此用不着在大宁再设防，大概可以说朱棣就根本没有“重置大宁之志”！
进而放眼看去，无论是明人陈仁锡等，还是日本人和田清氏，都忽略了一个前提，即朱棣是以普天下之主自居的。他自认为四海一家，无分内外，兀良哈与任何异族异类一样都是他的臣民，对于那些殊方远夷朱棣尚可不分彼此，厚往薄来，对于有功靖难的兀良哈格外眷顾就十分自然了。朱棣自己并不认为是放弃了大宁，因而也便无须有“重置大宁之志”。问题在于，朱棣的这一四海一家的宏伟构想，在国力强盛、君主有为之时尚可维持一定局面，而一旦国力削弱，主暗臣庸，非只“天下一家”不可能实现，就连近在咫尺的边陲之地也难于控制了。历史事实已经证明朱棣好大喜功，大而无当反不及朱元璋的稳扎稳打来得可靠。
在蒙古地区脱离中原政权的控制时期，大宁是明朝边防的战略要地。顾炎武说：“大宁居遵化之北一百里，沿山海以逮独石，一墙之外皆其地。独石、山海离京师皆七百里，与大宁正相等。国初建谷、宁、辽三王，与代朔若运雉，以屏藩东北，其为计深矣！”其时，大宁与宣府、辽东并列为第一道防线，朱元璋又命徐达西自古北，东至山海修关隘一道，为第二道防线。因此，控制大宁，对于制驭兀良哈、女真，遏止鞑靼东进是十分重要的。
为了经营大宁，朱元璋曾花费一番苦心。洪武二十年，为了对付纳哈出，朱元璋下令筑大宁、宽河、会州，富国四城，并驻兵防守，随之，设大宁都指挥使司及大宁中、左、右三卫，并以木榆、会州、新城等卫隶之。洪武二十四年，宁王就藩大宁，又增置卫所十余处。朱元璋甚至在大宁卫设立儒学，教授武官子弟，设教授训导，“仍选识达达字者教习达达书”，并“颁经书，以广文教”。这些，在朱棣下令拔大宁于保定后，全被取消了，大宁“遂为空城”。朱元璋的心血，被朱棣做皇帝的野心和大而无当的规划淹没了。
兀良哈三卫设于洪武二十二年，而“久之皆叛去”。靖难之役后，朱棣虽加意拢络，“欲使受国恩，永为外藩，共享太平之盛”。但兀良哈三卫“当成祖之世已烦驾驭”，不时剽掠边地屯堡，甚至与本雅失里合谋寇边。因此，放大宁虽贻患后世，但永乐年间就已显出祸端。
大宁之弃，使辽东到宣府的防御线被切断了。而且，大宁既弃，开原逼塞不可居，不得不将韩王朱松改封平凉。再加上东胜诸卫迁于内地，开平迁于独石，北边第一道防线完全崩溃，只有靠近北京的第二道防线可守。自是“诸夷列我险阻，闯我门庭，要我官员，残我吏民”，“畿辅之间骚然多事矣”。永乐以后的边患，不少与兀良哈有关，加之国都迁于北京，其威胁益显严重。后人对此批评甚多！
正统己巳，嘉靖庚戌，诸敌犯内，皆从此（指大宁）至，则（兀良哈）阳顺阴逆，亦卧榻鼾睡故也。
泰宁、福余常与东虏合，而朵颜常与西虏合。弱则乞赏，强则要挟。少则鼠窃狗偷，众则称兵入犯。或联姻于西虏而藉其势，或乡导于东虏而假其声……使我蓟边疲于奔命，此贼寔为之耳。
明朝许多有识之士，看到这种局面潜伏着更大的危险，有练兵振武之谋，有恢复大宁之议。大学士丘浚指出：“京师东北藩离单薄之甚，异时卒有外患，未必不出于此。”明末东北边警频仍，完全证明了丘浚的这一预见。
此外，在内迁辽王的同时，朱棣又将谷王从宣府、辽王从广宁内迁。塞王内迁，固然解除了诸王对皇位可能构成的威胁，但也大大削弱了北边的防卫力量。这样，就形成了国都靠近前线，天子坐镇守边的局面。尽管朱棣雄心勃勃，长驱远驾，扬威塞外，但留给后世的却是北部边防退缩的格局。
朱棣的措置失当留于后世，极大地影响了明朝政权的稳固。明末清初，不少人追究明朝灭亡的责任，都不免要归罪于朱棣。傅维鳞说：“太宗定鼎幽燕，居外驭内，南面以临海宇。独迫在边陲，则守御为艰。然而大宁之内徙三卫之外向，独石之孤悬，东胜之沦没，抚今追昔，宁无叹慨！而况于数千里严疆，一旦波沉陆海，则明季边臣之偷玩，有不忍言者。而迹其始境，宁不罪有所归哉！”让朱棣承担一定罪责是不冤枉的。
§十一、迁都北京——一个天下共主的伟业
朱棣即位，永乐元年（1403年）正月就把北平改称顺天府，建为北京，称做行在。永乐十九年（1421年），朱棣又改北京为京师，正式迁都北京。早在永乐四年（1406年），朱棣就下令营建北京宫殿，并开始从全国各地征集物料。永乐十五年（1417年）北京宫殿正式开始营建，经过三年半的时间，永乐十八年（1421年）十二月建成。整个京城的建筑包括城墙、城门，皇城、紫禁城、宫殿和坛庙。其设计精巧，宏伟壮丽，令人叹为观止。北京城的宫殿坛庙，其规模、型制被清朝所沿袭，一直保存至今，是中国建筑史、乃至世界建筑史中的瑰宝，已被列为世界文化遗产。
永乐迁都北京，是明朝的一件大事，也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件大事。自迁都之日起，政治家、史学家便对其利弊争论不休，数百年后而不已。一些明朝人认为，北京地理上有许多优越之处，他们将北京与长安、洛阳、汴梁相比较，认为北京形势最优。他们说：
天地间之形势，大抵无如燕京，其次则关中，洛阳四面受敌，非用武之地，然视汴犹为上游焉，若金陵则僻在东南，不足控驭西北，非胜地也。
至于其优越之处，无非是：
沧海遶其东，太行峙其西，后枕居庸，前襟河济，饶谷马鱼盐果窳之利。顺天为皇居，东南转漕，秦晋入卫，形胜甲天下。
然而，另一些人也常常批评永乐迁都北京，他们对北京的地位十分担心。大学士丘浚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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