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他没有，也不可能认识到，造成这种情况的根本原因正是这种极端的皇权专制，所以，他把希望寄托于崇祯帝身上完全不可能解决问题。尽管他得到崇祯帝的优诏答复，却最终未能逃出奸党谗害。边事危急，国难当头，一代名将未能战死沙场，却死于门户，这个历史教训确实够深刻的。
值得称道的是，虽然袁崇焕知道“边臣甚难”，“中有所危”，却并没有畏惧退缩，明哲保身。他顾全大局，敢作敢为，但有利封疆，便“彻里承当”，绝无反顾。在他下决心铲除隐患，擒杀毛文龙时，部将何可刚曾提醒他：“生文龙，国不幸；用文龙，朝廷不幸；杀文龙，公不幸”。袁崇焕也自知“文龙大帅非臣所得擅诛”，然而为了早日实现恢复辽东的宏伟目标，还是报着“苟利封疆，臣死不避”的决心，除掉了毛文龙。在后金入关，占领蓟州，大举向京师进攻时，袁崇焕“议趋京师”，堵截后金军队。当时已有谣言说“崇焕勾建虏，而崇焕不知也”。他的部下劝他说：“大兵宜向敌，不宜先入都。”况且“外镇之兵，未奉明旨，而经至城下”也是不允许的，而袁崇焕坚决地说：“君父有急，何遑他恤，苟得济事，虽死无憾。”表现了他不畏讦构，不避嫌猜，坚毅不拔的刚强性格和光明磊落，敢作敢为的英雄气概。
袁崇焕的高尚爱国情操，果敢顽强的斗争精神以及正直，廉洁、忠笃、勤勉、襟怀坦白的优秀品质，使他赢得了人民群众和辽东将士的衷心爱戴。袁崇焕含冤入狱后，辽东将士“彻夜号啼，莫知所处”，“长安庶士无不愿以百口相保也”。兵科给事中钱家修请以身代，布衣程本直进宫辩冤，愿为同死；何之壁率家40余口诣阙代监，祖大寿愿以官阶历次封赠为崇焕请罪，至于“关外官兵士民日诣督辅孙承宗号哭代雪”。袁崇焕的死，天下冤之，连清乾隆皇帝也说：“袁崇焕督师蓟辽，尚所忠于所事，而其时主暗政昏，不能罄其忱惘，深可悯恻。”袁崇焕的死，实在是千古奇冤，它对于明朝抗击后金是一个巨大损失，正如夏燮在《明通鉴》中所说：“古今来被绐而偾厥事者，指不胜屈，未有若壮烈帝此举之甚也”。
“自古长城慨古今，永留毅魄壮山河。”300年前袁崇焕悲剧所留下的深刻历史教训，至今思起，仍令人扼腕称叹，感慨万端。残酷的封建专制制度可以与磔袁崇焕的躯体，却不能磨灭他在人们心中的高大形象，袁崇焕作为一位杰出的爱国名将将永远受到人们的崇敬与怀念。
（二）“以辽人守辽土，以辽土养辽人”的战略思想
袁崇焕在向朝廷陈奏战守方略时，曾一再指出，恢复之计，不外“以辽人守辽土，以辽土养辽人”。
也就是说，用辽东军民守卫辽东国土，以辽东的物产供养辽东军民，这在当时不仅是一个节省人力、财力的正确方针，而且是坚守关外的具有战略性的根本大计。后金突入辽东，使大批辽民离乡背井，四出逃亡，仅广宁陷落，“军民溃入者，且280万矣”。大批难民集结关上，“数万人皆野栖露处，讵任祁寒，万千间席舍冲棚，曾无土垒”。他们无衣无食，嗷嗷待哺，急需安抚，这给山海关城造成巨大的经济压力。同时，这些难民历经战乱之苦，人情汹汹，如惊弓之鸟，“刻刻警惶”，往往“互煽互惊，立见兽散之势”。
这也使山海关一带的社会安定受到严重影响。由此可知，能否妥善安置辽民，充分发挥他们的作用，化消极为积极，不仅关系着难民的生死存亡，而且直接影响着边关的巩固和安定。
然而，以往的辽东统帅往往都没有注意发挥当地辽民的作用，尤其在广宁失守后，一些主张放弃关外，退守关内的官员，更把辽民视为“土寇”，“各处疾辽人如仇，惟恐驱之不远”。甚至辽东经略王在晋也以辽民“终日思父母，思妻子，思乡井，欲亡命奔逃”，偷生臣虏，而主张“立法不用辽人”。这样，为应付辽东战局，明廷便不得不从内地及各边抽调大量军队赴山海关应急。这些远来的征调之兵，号为客兵。“客兵利速战”，不宜久守，“以速战之备为久守之谋，欲进则不足，久守则必变”。而且，随着“边衅渐开”，战局扩大，九边已自顾不暇，“不宜舍己芸人”。为了应付征调，各地往往雇佣一些“惯逃之手”充数，结果是“宁但不能为辽援，而主客不安，先已为辽之忧”。再者，当时全辽兵食完全仰仗于天津漕运，置辽民而不用而专恃客兵，势必加重调募转输的负担，不但使“国储外分，京庾日罄”，也必然使四方百姓受累，造成“以辽东疲天下”的被动局面。
显而易见，用辽人与否，决不简单是一个局部的策略问题，而是关系到关外能否坚守，抗金斗争能否顺利进行的战略性决策。
袁崇焕坚决反对视辽民为土寇，为渊驱鱼，舍近求远的错误主张。他初到辽东，正遇十三山处有十万坚持斗争的辽民被后金围困，便积极建议发兵援救，指责上方“委十万人置之度外”的错误作法。袁崇焕的建议得到了赴山海关督师的孙承宗的支持。他指出：“以辽人守辽土，以辽土养辽人，此大计也。”对十三山的辽人义民，“法当如崇焕议迎护以归，强者练兵，弱者屯牧，以复己之资也。”以后，正是在这种思想指导下，孙承宗、袁崇焕努力安抚边民，招募辽兵，充分利用当地的人力物力，进行抗击后金的战争。从而在天启二年至天启五年这短短的四年期间先后拓地400里，招回辽民40万，辽兵3万，屯田5000顷，修大城9座，堡45座，练兵11万，制造兵甲器械数百万，稳定了关上形势，增强了防御力量，形成了“兵民安堵，文武辑睦，商旅云屯”的大好局面。
孙承宗去职以后，袁崇焕更加坚定贯彻和执行了“以辽人守辽土，以辽土养辽人”的战略思想，采取了“且战且守，且筑且屯”的具体措施，招抚流亡屯垦耕种，撤回客兵，招辽人填补，从而不仅长期保证了兵源，而且“以辽人守辽土，不必更为征调以疲九边；以辽土养辽人，不必尽赖转输以罄四海”。收到稳定局势，增加储寄，存减粮饷的良好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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