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驰援京师
天启末年，袁崇焕实行款西拒东的方针，蒙古各部与明军配合得较好。自袁崇焕去职以后，明军失去得力的将领，与蒙古各部的联络中断。蒙古内部也彼此倾轧，其中势力较强的察哈尔部用兵于素有仇隙的喀喇沁部，同时为了躲避后金的压力，倾巢向西进发，并在宣、大地区进行骚扰。
宣、大明军诱杀了察哈尔部使者，崇祯上台伊始又革除了蒙古各部的赏额，因而明廷与察哈尔部剑拔弩张。而喀喇沁等部因受察哈尔部的欺凌，又相继投靠后金皇太极。于是蓟门一线藩篱尽撤，京师北面的门户暴露无余。
后金皇太极即位以来，重视调整满汉关系，逐步改变了天命年间将汉兵、汉民沦为满人奴隶的政策，对归降的汉人不杀不辱，分配土地，妥善安置。放宽了其父努尔哈赤制订的汉人逃亡统统处死的“逃人法”。他还严肃立法，对劫掠降民财物、草菅降民性命的满人给予重罚。皇太极启用汉族文人，参照汉制设立国家各级机构，学习汉族统治经验，要求臣下凡事都要照《大明会典》去办，改变了他父亲单纯依靠马上打天下的作法，这一切都加速了后金社会的封建化，缓和了满汉之间的矛盾，巩固了政权，发展了后金的经济，使八旗兵的战斗力大为增强。
以上情况表明，袁崇焕再次督师辽东时，形势异常严峻。
对于蒙古诸部，袁崇焕极为重视。他向崇祯皇帝建议起用王象乾专责察哈尔部抚赏，崇祯皇帝接受了袁崇焕的建议。崇祯二年（1629年）四月，察哈尔部与明王朝重归于好，届时该部迁徙宣、大边外，虽然起不到蓟门藩篱的作用了，但起码使明军摆脱了两面作战的困境。
对于喀喇沁部，崇焕深知其穿连辽、蓟，经道惯熟，若导后金入犯，则东从宁前，西到喜峰，处处可虞。当时该部旱荒，要求明朝开米市遭到拒绝。袁崇焕允许开米市，将明军自己都告缺的粮食接济喀喇沁部，并且亲自劝告该部首领，不要背明投金。该部首领指天为誓，以妻儿为质，保证不作后金向导。可是后来喀喇沁部竟背叛了自己的誓言，这是袁崇焕所没有料到的。智者千虑，必有一失，袁崇焕此次出关确也有失策之举。
首先，袁崇焕对其敌手皇太极的智谋和胆略估计不足。他曾说，努尔哈赤不过是个狡猾的强盗，皇太极不过是个慓悍的强盗，没有真本事，得辽土而不肯据，得辽人而不得用，比不上历史上的阿骨打、刘聪、万勒等人。只要按以往方针行事，五年复辽就能实现。
其实，如上所述，皇太极已经逐渐改变了其父与辽人为敌的政策，在军事上也吸取了两次败于坚城大炮的教训，探索着对明战争新的适合的战略战术。
其次，由于轻信了喀喇沁部的诺言，袁崇焕便没有着力经营蓟门一线的防务。袁崇焕将原任蓟镇总兵赵率教调到山海关，这对蓟门无疑是削弱。
袁崇焕出关后，皇太极与其互有使者、信件来往。
这次持续半年多的和谈系皇太极主动。这期间后金将注意力主要放在蒙古诸部方面，一则对察哈尔兴师征讨，一则对喀喇沁等部从容笼络。这体现了皇太极欲越关、宁而伐明的战略意图。袁崇焕一方，由于重整防务的需要，也确实无力主动进攻，因此也想以和谈缓兵。但他曾请示阁臣钱龙锡及兵部尚书王洽，未获准允。所以袁崇焕对和谈只是被动应酬，抓紧时间，积极备战。
崇祯元年（1628年）九月以后，后金的势力扩张到内蒙古一带。明朝东北边外的广大地区基本上都为后金所控制。因此，后金很有可能绕过山海关，取道内蒙古，侵犯明朝边疆，甚至威胁北京。当时总理蓟辽保定军务的刘策并没有作必要的准备，北京附近的军事重镇蓟州的防务极为空虚。为统筹全局起见，袁崇焕除了加强自己所辖的宁锦等地的防务以外，还在崇祯二年（1629年）四、五月间上疏朝廷，大意说的是：“臣在辽东，辽东不需要顾虑，只有蓟门单弱，敌人可能来攻我们的弱点，请求严令蓟门加强守备，这是今天第一要着。”又指出蒙古可能做后金的向导，帮助后金来攻明朝。可是明政府不以为意。
袁崇焕连上三疏，反复说明，思宗才把这件事发交朝臣讨论，但是还是拖延不决。
崇祯二年（1629年）十月，皇太极亲自统率大军大举进攻明朝。由于宁锦防线巩固，金军曾遭过两次失败，所以皇太极率领后金并告谕已归顺后金率兵而来的蒙古各部军队几十万人，以熟悉路径的喀喇沁部的队伍为前导，取道今辽宁、内蒙古自治区一带，大举攻明。后金兵分两路向遵化北面的龙井关、大安口等隘口进发。十月二十六日、二十七日，两关连克，后金进入长城，左右两翼大军会师于遵化城下，明朝廷才得知消息，京师全城戒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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