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时，“致良知”论无时无刻不在强调一个“变”字。首先，他大胆地否定了封建伦理道德的死框框，死架子，而允许每个人根据自己的个性，去选择适合自己的处事方法。比如说，社会地位低下的人就不必为自己的粗俗而自卑，粗俗也并不影响一个人勤学苦读，去当圣人。总有一天，粗俗的人照样会同地位高的人一起平起平做。王阳明总结为“人脑中各有个圣人，只自信不及，都被埋倒了。”他教导人们善于发现自己心中“良知”的标准，而不要总跟着别人人云亦云。他有诗曰：“人人自有定盘针，万花根源总在心，却笑从前颠倒见，枝枝叶叶外头寻。”
这下可要把统治者的肺都气炸了。几千年的古训，人有地位差别，你老百姓就该安于现状，逆来顺受。
现在王阳明可好，要让老百姓与达官贵人平起平坐，这还了得？由此看来，王阳明一生所受的诬蔑、陷害也就在所难免了。不过王阳明既然告诉每一个人运用“良知”运筹帷幄，在他的心中，也早有一套对付“小人”的高招。他说，对待坏人不宜作公开的揭露和抨击，这样当朝廷腐败时，不但告不倒他，反而会让他。应该抓住他的弱点，运用巧妙的办法狠狠治他一下，让他明白“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以后打心眼儿里再不敢干坏事。在用兵上，阳明也讲求在变中讲求效果，他常常把“便宜八事”（最省力地办事），“期于成功”挂在嘴上，甚至提倡重用有才干的贪财人士。他说，如果能用一些金银财宝换来战争的胜利，社稷的平安，以小换大，为什么不用呢？这个观点让大家大为惊奇，要知道古代可是把道德观念放在第一位啊！公开必谈论“廉洁，至孝”，这不是又一次冲击了当时的官方思想吗？
不仅如此，王阳明还特别瞧不起死守清规，而不知变通的人。阳明杂著中曾记载了一件非常典型的事：补生傅凤，因家境困难而无法养活年迈的父母和傻子弟弟，于是不顾性命日夜苦读，因为吃不饱，再加上学业辛苦，竟然卧床不起，患了大病。要是按当时传统儒家的思想，只讲动机而不讲效果，傅凤的举动可以说非常孝顺，要受到世人的称赞。可是王阳明偏偏不欣赏，反而说他不孝顺父母，如果人累病了，甚至累死了，父母弟弟又将无人供养，就算你动机再好又有什么用呢？而王阳明赞成照顾全局，用“良知”找出解决问题的最好办法，做到事半功倍，而不用总拘泥于旧的形式，旧的框框。
王阳明的“致良知”是王阳明一生提出的最后一个学说，是他心学体系中最成熟的部分，也是他对以前所有学说的最高概括和总结，是一种更深刻，更全面的理解。正是在这个学说的指导下，王阳明在复杂多变的社会中游刃有余，前面惊涛骇浪越多，王阳明越能乘风破浪，向前开拓，而从来没有翻船落水过。
他留给后人的“八大事功”，丰功伟绩莫不归功于学说、思想的成熟。现在大家一定深刻体会“理论引导实践”这句话有多么重要了吧！
只可惜，“致良知”的认识论并不是适合于每一个人，并不是“人人心有仲尼”，并不是“谁人不有良知在”，也不是每个人都能悟到阳明学说的真谛。
这样许多伦理道德培养不深的人，就假借王阳明所说“人人心中有良知”，不必拘泥于道德条文的幌子，随心所欲，干一些伤天害理之事。尤其是王阳明死后，他的后学无论是泰州学派还是江右五门，都自以为深知“致良知”的真谛，而妄加评判、扭曲，最后导致了王阳明心学的解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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