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饮酒》之六云：
“行止千万端，谁知非与是。
是非苛相形，雷同共誉毁。
三季多此事，达士似不尔。
咄咄俗中愚，且当以黄绮。”
人的行为方式多种多样，是非混淆难以分辨，而人们判断是非常常是捕风捉影，誉毁都是人云亦云，只有那些通达明理的人才不管别人的议论，坚持走自己的道路。夏、商、周三代的末年，就是黑白颠倒的时代，而商山四皓都能特立独行。
诗人托三季言晋末，流露出不为世人理解的痛苦和对是非不分的俗论的厌弃，也不想在俗世中惹事生非，而决心追随商山四皓，洁身自好，以实际行动体现“走自己的路，由别人去说”的豁达高标姿态。
《饮酒》之七写诗人采菊就酒服食。“泛此忘忧物，还我遗世情。”先一杯接一杯，后来就倾壶而饮，酒至酣处，便“啸傲东轩下”，放任之态跃然纸上。
诗人爱菊，不止在它可以益寿延年，更在服食它的傲霜真气。
《饮酒》之八借孤松为自己写照。赋主体精神于形似之物，再以物与人之神似而喻人，是一种传统的文学表现手段。“青松在东园，众草没其姿。凝霜珍异类，卓然见高枝。连林人不觉，独树众乃奇。提壶挂寒柯，远望时复为。吾生梦幻间，何事绁尘羁！”
傲世独立之情，于咏松中尽现。
《饮酒》之九通过一位农夫与诗人的对答表现了诗人的心态。“清晨闻叩门，倒裳往自开”。忙乱之中上下衣都穿颠倒了，富有生趣。“问子为谁与？田父有好怀。壶桨远见侯，疑我与时乖。”好心的农夫提着酒来看望诗人，怪他与世不合：“褴褛茅檐下，未足为高栖；一世皆尚同，愿君汨其泥”。这么劝过诗人的好心人必然很多，当然话是转化为诗人的诗句的。“一世皆尚同，愿君汨其泥”意出《楚辞·渔夫》：“世人皆浊，何不屈其泥而扬其波？”衣衫褴褛守穷庐，诗人未必没有怀疑过自己的选择，但他仍坚决地回答说：“深感父老言，禀气寡所谐。纤辔诚可学，违已讵非迷！且共欢此饮，吾驾不可回。”生就的脾性，很少能与世人合得来，仕固然可学，可以努力改变自己，适应别人，但屈曲个性违背本心不是糊涂吗？
诗人在这里不只是自我标榜，更是有自知之明，所以不打算改变己意。次年，即义熙末年，官府征诗人为著作佐郎，诗人坚辞不受，可见“吾驾不可回”不为虚语。
《饮酒》之十回顾“在昔曾远游，直至东海隅”的仕游历程，恍然明白，“此行谁使然？似为饥所驱”。
“倾身营一饱”，实在不值，自己对生活要求本来不高，“少许便有余”。“恐此非名计”，所以“息驾归闲居”。那么言外之意是否是隐居才为名计，是传名的良策呢？诗人未必没有这种念头，但其主要意旨还是在于对竭尽全力只能求得一饱的仕途生活的否定。
不能成就功业，所以弃官闲居，并非是以隐居另寻求名之计。
《饮酒》之十一对颜回、荣启期这些贤德之士“虽留身后名，一生亦枯槁”的遭际深深同情，无限感慨，他们的幸福并不在身后之名，而在于虽然枯槁亦能称心，正因看得明白，诗人才认为“称心固为好”，而努力从贫苦中寻找自适、幸福的感觉。
《饮酒》之十二又引长公和仲理的事迹来印证自己的心态。长公即西汉人张挚，一度为官，因生性刚直而去职，从此隐居不出。仲理即东汉人杨伦，据《后汉书·儒林传》载，杨伦初为郡文学掾，因“志乖于时”，“不能人间事”，遂去职，不复应州郡征命。
“讲授于大泽中，弟子至千余人”。从这些人身上，诗人看到了自己的影子，他们的身世就是自己身世的印证。每个人都需要肯定，这种肯定往往不是来自某些客观的标准，而是来自外界的评价。与自己心性、作为、遭际相同的人，他们和自己都未必正确，未必幸福，但他们本身就是自己正确的认定，自觉幸福的印证。因为有人先己而行，有人与己暗合，所以诗人才能“一往便当已，何为复狐疑”，才能“摆落悠悠谈，请从余所之。”
《饮酒》之十三由醒者醉者彼此不能沟通的现象说明醉者大势了然，世事通达而醒者“规规然而求之以察，索之以辨”，徒然自缚的实质，坚持自己长年独醉的处世态度。“规规一何愚，兀傲差若颖”。醒者终日小心翼翼是多么愚蠢，醉者放达不羁方为明智。
长年独醉，正是“世人皆醉而我独醒。”这固然有些偏颇，但更见出诗人心意之坚定。
《饮酒》之十四写诗人与友人聚饮之乐。“父老杂乱言，觞酌失行次”，醉态可掬，“不觉知有我，要知物为贵？”于饮中抛却尘世纷争，摆脱利禄之心。
这才算是得了酒中深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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