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过头来再看释慧远、周续之、刘遗民之流的思想与行为，似乎超尘脱俗，其实是生死成败的情结未解，隐身而未隐心，即使遁迹空门，也未能弃绝尘念。
遁入空门，本身就是一种自我诡辩式的逃脱。如果真的万念俱灰，生死无虑，那么形体安在何处又有什么重要呢？不过是心理难以平衡，求得苟安的自慰而已。
要不就是逃避，逃避世事也逃避心灵。更多的僧尼则是杂念纷纭的。崇信来生、寄望来生本身就是欲念未绝，心室不空。释慧远之流共期西方乐土，表面上看是远绝红尘，实质是今生欲望的变形与转移。这只可欺世，使人们疏忘了有生之年实实在在无论大小的作为，真真切切无论甘苦的感受。而这些作为、感受，才是人生的真正内容，是幸福的基础与源泉。至于隐者，倘若有机会立善，就不当隐；倘主客观条件决定了不得不隐，那么息绝仕念，安于平淡生活就可以了，无需隐身于名山，远遁于密林。小隐于野，大隐于市，不计荣辱得失，哪里都是真隐；假如不能忘生死成败，哪里都是自欺欺人。有些隐者如伯夷、叔齐，藏在深山，那是为了避祸，为了不仕周朝，少惹麻烦。如果仅仅是跑到罕无人迹的地方，只得隐者之形，未得隐者之心。周续之号为十八贤之一，俨然当世高士，可释慧远、刘遗民死后，他就在庐山呆不住了，应江州刺史檀韶之邀去城北讲《礼》。
陶渊明则是完全厌弃了官场的纷乱，厌弃了城市的嘈杂。如果隐者是“气节”的代名词的话，陶渊明不是隐者，他的隐只是一种主观基于客观而做出的人生选择。如果隐是指渗透生死成败、荣辱得失后所达到的一种平静的话，那么陶渊明是真正的隐者，率真任情，是顺其自然的恬达高士。但陶渊明显然更愿意是一个普通的能诗善文、雅意满怀、恬然自适的农人，而不在意隐者高人之虚名。这才是真正的陶渊明。
《形影神三首》不唯是对释慧远之流形尽神不灭思想的不以为然，更是对佛家那种自欺欺人的人生态度的不屑，是对那些高士故作姿态、强求超脱的不鄙。
陶渊明的观点也许不够玄深高雅，他的态度也许既不合佛道游离世情之外的虚无意境，又不合儒家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昂奋精神，但那是他从实实在在的人生、真真切切的体验中得出的结论，又不加矫饰地表现出来，不掩饰其希望，不回避其落寞与失望，不欲人赞仰其不屈不挠的雄心与勇气，不图人崇羡其超绝尘世的孤心与远意。率真的陶渊明，比起粉饰、强求的周续之，不是潇洒得多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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