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稳定政局
唐太宗刚执政时，形势十分复杂，问题堆积如山，由于他采取了正确的政策策略，稳定了政局，为“贞观之治”的实现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首先，妥善处理了政变后的遗留问题。6月4日以后，东宫、齐府余党纷纷逃亡。对于东宫和齐府的敌对势力，李世民开始是实行高压政策的。建成的五个儿子和元吉的五个儿子，株连被杀，绝其属籍，似亦太过分了。当时，“诸将欲尽诛建成、元吉左右百余人，籍没其家。”唯独尉迟敬德坚决不赞成，争辩说：“罪在二凶，既伏其诛；若及支党，非所以求安也！”不扩大打击面，确实是安定政局的重要策略。
李世民同意了，“下诏赦天下。凶逆之罪，止于建成、元吉，自余党与，一无所问。”可是，一些地方并没有认真执行上述规定，“太子建成、齐王元吉之党散亡在民间，虽更赦令，犹不自安，徼幸者争告捕以邀赏”。针对这种情况，李世民根据谏议大夫王珪的建议，于七月下令重申：“6月4日以前，事连东宫及齐王，十七日前连李瑗者，并不得相告言，违者反坐。”
采取这些宽大政策，消除了敌对情绪，争取了多数，稳定了人心。
唐太宗还对东宫府属中杰出人才大胆地加以信任与拔用。建成曾收罗了一批骁勇的武将，这些人出身事主，往往很讲义气。如将领薛万彻，带兵攻玄武门和秦王府，失败后与数十骑逃亡于终南山。唐太宗派人请他回来，“以其忠于所事，不之罪也。”又如东宫翊卫车骑将军冯立，6月4日建成被杀后，他叹曰：“岂有生受其恩而死逃其难！”率兵攻玄武门，杀死屯营将军敬君弘，又声称“微以报太子矣！”足以说明此人是建成的“心膂”。6月5日，他前来请罪，李世民斥责说：“汝在东宫，潜为间构，阻我骨肉，汝罪一也。昨日复出兵来战，杀伤我将士，汝罪二也。”
但是，一旦冯立表示悔改，李世民就“慰勉之”，授以左屯卫中郎将。冯立激动地说：“逢莫大之恩，幸而获济，终当以死奉答。”李世民的政策有效地促进了东宫党羽的转化。
对于东宫府属中的能臣，李世民同样加以重用，甚至引为知己。例如，召回流放于巂州的东宫官属王珪、韦挺，授以谏议大夫之职，留做身边的顾问。原太子洗马魏征的例子尤其突出。玄武门之变不久，太子党人士纷纷逃亡，魏征却依然故我。有一天，李世民严厉责问：你为什么要离间我们兄弟关系呢？
在场官员个个危惧不已。魏征慷慨自若，从容对答：“皇太子若从臣言，必无今日之祸。”李世民一听，转怒为喜，倍加器重，封他为詹事主簿，后改任谏议大夫，步步高升。贞观六年，在九成宫丹霄楼的赏月夜宴上，唐太宗满怀喜悦的心情说：“魏征往者实我所雠，但其尽心所事，有足嘉者。朕能抉而用之，何惭古烈？”这是何等的“弃怨用才”的雄豪气度。
为了消除玄武门之变在封建伦理道德方面的不良影响，唐太宗特地追封建成为息王，谥曰：“隐”；元吉为海陵王，谥曰：“剌”。按照《谥法》，“隐拂不成曰隐。不思忘爱曰剌；暴戾无亲曰剌。”这样做法，既可以申明玄武门之变的正义性，又能表白唐太宗的仁爱之心。所以，以礼改葬那一天，唐太宗在千秋殿西边宜秋门痛哭致哀，并以皇子赵王李福为建成后嗣。
礼葬建成前夕，魏征从山东返回京城，迁尚书右丞兼谏议大夫；王珪也升为黄门侍郎。他们联名“上表”说：“臣等昔受命太上，委质东宫，出入龙楼，垂将一纪。前宫结衅宗社，得罪人神，臣等不能死亡，甘从夷戮，负其罪戾，刊录周行，徒竭生涯，将何上报？陛下德光四海，道冠前王，陟冈有感，追怀棠棣，明社稷之大义，申骨肉之深思，卜葬二王，远期有日。
臣等永惟畴昔，忝曰旧臣，丧君有君，虽展事君之礼；宿草将列，未申送往之哀。瞻望九原，义深凡百，望于葬日，送至墓所。”这是一篇感情真切而富于策略的奏章。首先肯定建成“结衅宗社，得罪人神”，他的被杀是理所当然的。同时颂扬唐太宗“明社稷之大义，申骨肉之深恩”，以礼改葬二王。接着，从封建礼仪上陈述了送葬的道理。很清楚，这里丝毫没有煽动东宫旧属的怨恨情绪，反而从道义上弥补了骨肉相残所留下的伤痕。因此，唐太宗乐而答应，命令原东宫、齐府僚属统统前往送葬。通过隆重的礼葬活动，原来十分激烈的秦府与东宫、齐府之间的矛盾，基本上消除了。
其次，采取措施安定山东地区的局势。李世民与李建成为了争夺皇位，各自都推行结纳山东豪杰的方针。建成开始得早，收效也大些。平定刘黑闼第二次起兵时，根据魏征的建议，“获俘皆抚遣之，百姓欣悦。”对比一下李世民平定黑闼第一次起兵时的残酷镇压，人们自然对建成有所好感。此后，建成利用自己在河北地区的威望，积极地培植地方势力，建成与元吉被杀的消息传来，在山东豪杰中，试图趁唐廷内讧，兴兵作乱的，大有人在。还有一些分裂势力进行谋叛活动，如贞观元年九月幽州都督王君廓叛乱。再加上太子党羽逃至关东，倘若互相勾结，势必构成严重的隐患。
点击收藏 小提示：按键盘CTRL+D也能收藏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