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光帝对鸦片的态度，本来是游移于严禁与驰禁之间的，此时，鸦片的毒害已经超过鸦片的利益，不能不加以考虑。于是，当即下旨，令盛京、吉林、黑龙江将军及直省各督抚，“各抒所见， 要议章程，迅速具奏”，在清朝最高统治层再次展开禁烟政策的大讨论。道光帝没有公开表示他对黄爵滋折的态度，但他的股肱大臣、大学士署直隶总督琦善说他是“早知其言窒碍难行，而欲术善治之法也”，这段话比较符合道光帝的心理状态。
黄爵滋、林则徐提出“必以重治吸食为先”的方针，是朱嶟、许球等人“详内而略外，先治己而后治人”主张的具体化，这表明严禁派在全国发动禁烟运动的初期阶段，是以“理财”为重点的。对于禁烟的态度，从表面上看，无人主张弛禁，实质上分歧很大，意见针锋相对，以琦善和林则徐为代表，分为两大派，主要争论在两个问题上：要不要变更原有的禁烟法令？
要不要先重治吸食？琦善等看起来也在主张禁烟，先重治吸食与否只是方法上的不同，但由于事实上包庇鸦片走私者大多是鸦片吸食者，反对先重治吸食，就是保护鸦片受贿集团的既得利益。因此，他们的“禁烟”只是一个欺骗舆论的幌子，没有任何实际意义，这批人在参加讨论的大官僚中占绝对多数。林则徐对禁烟运动前途深为担忧。他于10月初再次上了一本折片，无情地揭露鸦片受贿集团和吸食者之间的关系，请道光帝以巩固封建王朝统治的利益为重，衡量利害得失，早下严禁决心。道光帝陆续接到各地将军、督抚的复奏，虽然也接二连三地重申禁烟并付诸行动，但对黄爵滋的严禁办法都未置可否，在一系列有关禁烟的谕令中，均未议及重治吸食罪名。尽管道光帝无意全面采纳严禁派主张，但他的三令五申，总算使禁烟开始在各地见之实施，改变了严禁派处于不利的地位。11月9日，道光帝接到林则徐密片，为片中深虑远识之言所打动，从留恋鸦片利益的迷梦中幡然醒悟，看到了滔滔毒流引起财匮兵弱的可怕前景。他权衡利害得失，不能不舍去鸦片利益，求清朝的长治久安。这才下了决心，倾向于严禁派，并下令宣召林则徐来京商议办法。
11月23日，林则徐便接到宣召进京命令，27日，从武昌起身北行，踏上为国家民族争命的历程。
林则徐北行赴京期间，禁烟运动在全国范围内陆续展开，中外鸦片贩子和反禁烟官吏则大为沮丧，禁烟与反禁烟的斗争，开始进入了短兵相接的阶段。
12月22日，林则徐北上途中来到安肃县，反禁烟派头子琦善从北京赶来，向林则徐游说，并用禁烟会引起边衅来威胁林则徐，被林则徐委婉地加以拒绝。这是严禁派首领和反禁烟头子第一次面对面的交锋，反映了清朝统治集团内部围绕禁烟问题的争论，已经发展为抵抗侵略或是对外妥协的政治斗争了。
12月26日，林则徐抵京，第二天起，道光帝接连在8天中召见林则徐8次，商议禁烟大计。道光帝如此隆信、眷顾他的臣工，确是“国初以来未有之旷典”。林则徐这时的禁烟思想经过湖广禁烟和鸦片论战的实践，有了进一步的发展，禁烟的重点从重治吸食转移到断绝鸦片来源，这就标志着以民族自救为宗旨的禁烟运动，向着反抗外国鸦片侵略的方向转变。
林则徐受命为钦差大臣，严禁派在禁烟政策论争中取得暂时的胜利，对清朝统治阶级内部的鸦片贩卖集团，受贿集团及其政治代表，无疑是一个沉重的打击。连以奸诈老成、饱有官场经验的首席军机大臣穆彰阿，也沉不住气，“为之动色”了。
1839年1月8日，林则徐启用钦差大臣关防，辞别故人，出新仪门南下。一路上，他注意调查广东鸦片流毒情形，“官绅来谒者，苟有一得， 皆咨询而籍之”。 派旧属马辰“兼程先赴海口代访夷情”，令彭凤池留在广州“就近代查鸦片根株”。
当时民间对林则徐的奉命禁烟欣喜若狂，辗转相告。林则徐为民气的高涨所激动，赋诗一首：
眼看时事息肩难，欲挽颓波酌猛宽。
苍生果自防枭毒，丹笔奚劳触豸冠？
凭仗儒宗主风教，请纡筹策逮粗官。
1月21日，钦差大臣赴粤查禁鸦片的消息传到广州，就像晴天霹雳，令中外鸦片犯们目瞪口呆，恐慌万状。邓廷桢却感到非常兴奋。他出任两广总督几及三年，截获出洋纹银案件多起，但漏银的局势有如江河直下，不可止遏。接到道光帝谕旨后，他立即表示要与各省督抚“各扫疮痍，共培元气”，会同广东巡抚怡良、水师提督关天培，着手在广东截流断源，共挽狂澜。调遣了大鹏营和香山协二标水师，轮流在零丁洋上堵截追拿鸦片犯。向道光帝提议：在虎门武山与横档之间的江面增设两道木排铁链，防备外国船舰闯入肇事。在广州内外破获了私开窑口案件141起，人犯345名，烟枪10158杆。
2月22日，林则徐来到江西，接到邓廷桢、怡良等人的信，表示愿和林则徐“协力同心，除中国大患之源”，在江西途中，林则徐拜访了包世臣等名士，接见了在广东有八载生涯的门生张浦云等人，通过各种渠道了解情况，获得了大量具体的感性材料，掌握了一批贩毒、贿纵犯的姓名、住址和罪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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