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游对农家生活有时不满其贫穷，有时又欣赏其恬淡。《不如茅屋底》一诗说：“铸印大如斗，佩剑长拄颐，不如茅屋底，睡到日高时。南伐逾铜柱，西征出玉关，不如茅屋底，高枕看青山。火齐堆盘起，珊瑚列库藏，不如茅屋底，父子事耕桑。列鼎宾筵盛，笼坊从骑都，不如茅屋底，醉倒唤儿扶。”这只能视为文人的戏作，是一时的心情，不必太认真深究。
嘉定二年立秋，陆游得膈上疾，冬天转剧，腊月底病逝，他晚年有三大遗憾：一是与唐婉未能一生相守，始终不能忘怀。诗人八十二岁时还作诗怀唐婉，临死想必也还记起。二是没能实现少时壮志，没有显赫的功绩。至于文学上的成就没有给生前带来任何实际利益，只是虚幻的声名安慰，他是不能满足的。文学成为一种事业、一种谋生和谋取立世资本的手段是现代社会的事，在传统中国它不过是一种雅趣、一种逸兴、一种精神需要。况且不到盖棺论定，他也无以自信其成文学成就。总之立功是每个人尤其是中国文人孜孜不倦、至死不渝的追求，而陆游却没有得到，所以他总是怅然若失。他的不能立功与当时南宋的普遍颓败、软弱有关，所以他把个人的失意转化为对国事的失望与不满，把个人功名不就的缺憾转化为国土不衰的遗恨。因此，忧己忧民忧国的诗人，在他走到生命尽头时，发出了最后一声悲叹，表达了最后一丝心愿：
“死去原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
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
诗人在生命之旅的终点，完全抛却了小我的得失成败，在清醒地意识到万事皆空之后，独对国家前途念念不忘。没有国家和民族的兴盛，个人的荣辱乖顺终没有多大意义。覆巢之下无完卵，几十年后南宋为蒙古所灭，那些为一己私利碌碌忙忙、赢得虚名浮利的人，岂不都是竹篮打水一场空？陆游将小我升华为大我，为中华民族留下了一首千古流传的绝唱，八百年来一直深深激动和鼓舞着多灾多难的中国人民，不知有多少仁人志士从中获取了强大的精神力量，自强不息，前赴后继，在为国家和民族贡献、牺牲的同时实现个人的生命价值。
陆游传世的作品有《剑南诗稿》八十五卷计九千二百二十首；《谓南文集》五十卷（内包括《天彭牡丹谱》，《入蜀记》六卷，《词二卷》）；《放翁逸稿》二卷（明毛晋辑）；《老学庵笔记》十卷。此外尚有一些残稿和伪托之作。陆游以诗著名，但他也是个大文学家。他的散文、应用文都写得非常出色，史笔也极佳妙。
后世对于陆游的研究，元朝较少，明清甚多，现当代基本上依袭前人的一些论点，没有太多深入研究。
对陆游其人的评价元朝基本上是不同意南宋理学家对陆游的偏见。
清朝人更是极赞其爱国主义精神。如梁启超读《陆放翁集》后有诗两首：“诗界千年靡靡风，兵魂销尽国魂空。集中什九从军乐，亘古男儿一放翁。”又：“辜负胸中十万兵，百无聊赖以诗鸣。谁怜爱国千行泪，说到胡尘意不平。”今人心目中的陆游也是一位爱国主义歌手。关于陆游的文学史地位，或曰“绝是苏黄一辈诗”，或曰“在高、岑之间，虽不及苏、欧，自余宋人，举其无敌”，或曰“苏胜于陆”，或曰“陆实胜于苏”。今天看来，他是比李白、杜甫、苏轼略逊一辈的一流诗人。
这种比较并不重要，而且在很多方面往往没有可比性，只是各有千秋。对于其诗歌艺术，赞之者说“放翁记足以贯通，力量足以驱使，才思足以发越，气魄足以陵暴”。“模写事情俱脱透，品题花鸟亦清奇”，“从至性至情流出，不求超脱而自超脱，不求精工而自精工。”“放翁诗明白如话，然浅中有深，平中有奇，故足令人咀味”，“剑南最工七言律，七言绝句。略分三种：雄健者不空；隽异者不涩；新颖者不纤。”贬之者说“剑南诗非不佳，只是蹊径太熟，章法句法未免雷同，不耐多看。”
“子瞻、鲁直、放翁，一泻千里，不堪咀嚼，文也，非诗也。”袁枚更为刻薄，在《人老莫作诗》中说：“莺老莫调舌，人老莫作诗。往往精神衰，重复多繁词。”陆游的记梦诗多达九十余首，对于这一个特殊文学现象，赵翼解释说：“人生安得有如许梦，此必有诗无题，遂托之梦矣。”陆游词作不多，评价却很高。刘克庄《后村诗话》中评道：“放翁长短句……其激昂感慨者，稼轩不能过；飘逸高妙者，与陈简斋、朱希真相颉颃；流丽绵密者，欲出晏叔原、贺方回之上。”种种评论虽然有对立之处，但从不同角度指出了陆游诗词艺术的成就与不足，达到了总体上的全面、中肯。
有关陆游的传记，除《宋史·陆游传》外，今有朱东润先生和郭光先生各自所作的《陆游传》，前者略带文学性，不避陆游的私念和缺点，既把陆游看作爱国主义战士，也看到他更是一个诗人；后者考证严密，比较看重陆游作为战士在当世的作用。另有一些属于文学普及读物的小传，没有什么新材料和新观点。
（本书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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