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扁舟又向镜中行
淳熙十三年（1186年）七月三日，陆游来到严州，管理一州军民工作。虽然诗人的天性不愿为太多杂务所缠绕，他有“困于吏役，悒然不乐”的感觉，但他还是愿意为一州百姓尽心尽力的。严州是一个较为贫瘠的山区，陆游来时又正逢荒年，“郊墟歉岁萧条后，风雪穷冬惨淡中。”陆游很是着急，上书朝廷请准蠲免租役，广行赈济。同时，他积极促进农业生产，号召州民力耕疾耘，争取丰收，并和人民相约“太守亦当宽期会，简追胥，戒兴作，节燕游，与吾民共享无事之乐，而为后日之备”。
陆游来严州的第二年冬天，下了大雪，陆游作《屡雪，二麦可望，喜而作歌》，描画出一幅岁丰民乐的美好图画：“苦寒勿怨天雨雪，雪中遗我明年麦。三月翠浪舞东风，四月黄云暗南陌。坐看比屋欢腾声，已觉有司宽吏责。腰镰丁壮倾洞里，拾穗儿童动千百，玉尘出磨飞屋梁，银丝入釜须宽汤。寒醅发剂炊饼裂，新麻压油寒具香。大妇下机废晨织，小姑佐庖忘晚粧。老翁饱食笑扪腹，林下击壤歌时康。”陆游对百姓的爱心和责任心使他从大众的欢乐中感到了欢乐，从为大众劳心的事业中得到了寄托。这样，他便摆脱了那种书生式的极端个人化和没有植根现实因而变幻不定的情绪，活得实实在在。
宋金相持已久，南宋朝廷上下日益苟安忘耻，惰性深重，让一些有识之士深为忧虑。淳熙十四年周必大拜右丞相，向孝宗首奏：“今海内宴然，殆将二纪，此正可惧之时，当思经远之计。”陆游不仅有“时玩久安，辄生天下之患；国无远略，必有意外之虞”的共识，更有收复中原的宿愿，所以也时刻不忘北伐，“羽林百万士，何日闻北伐？贼臣官有守，不敢叫行阙。”他自己时时吟叹，还寄诗给周必大，提出“汉虏不应常自守，期公决策画云台”。
对于当时政府流行的“弭兵”的论调，他感到非常愤慨：“天地固将容小丑，犬羊自惯渎齐盟。蓬窗志抱横行略，未敢随人说弭兵。”如果说以当时形势不宜出兵，弭兵之说倒也无可厚非，但如果压根就不想用兵，不作这方面准备，苛和畏战，那就是误国误民的短见浅识了。周必大并不主张立即用兵，但他有备战的远见和恢复的远志；陆游不在其位，以一个诗人的立场，代表民众的心愿，积极鼓倡北伐，至少在进取的姿态这一点上是有意义的。正因有许多陆游这样充满热情的人，南宋小朝廷弥漫着的惰性才不致无限扩大。
淳熙十四年十月，太上皇赵构去世，金朝派一使者来吊祭，“如临小邦，哀祭之辞，寂寥简慢。”有血性的朝臣莫不义愤填膺。陈亮给孝宗上书请求绝金北伐，并建议先经营建业，作为北伐的准备。但不为孝宗采纳。陆游纵笔疾呼：“故国吾宗庙，群胡吾冠仇，但应坚此念，宁假用它谋？望驾遗民老，忘兵志士忧。何时闻遣将，往护北平秋。”
国事如此，他怎么可能安心做一个州官呢？一个州官是难以有所大作为的，“书吏征租笑自忙”，“精力虚捐簿领间”他不由时常生出厌倦情绪。
在严州，慕名向陆游学诗的人很多。陆游不仅悉心指导他们，对那些经济拮据的江湖诗人还慷慨周济，“江湖诗客群叩其门，倾箱倒橐赠施之，无吝色。”扶掖后进，表现出一位大诗人的宽厚胸怀。
这期间，陆游在严州开始刻诗集，名剑南诗稿。
所收诗止于淳熙十四年。他对诗进行了一次严格的删定。据他自己说：“此予丙戌以前诗二十之一也。及在严州，再编又去十之九。”丙戌是乾道二年，陆游诗稿中留下这以前的诗作九十四首，机械计算，他在丙戌以前共作一万八千多首诗，数量惊人，而他删削的勇气也惊人。
这说明他对作诗的态度还是严肃的。
《剑南诗稿》此时收入共二千五百首，分二十卷。刻成流传后，文坛为之轰动，时人纷纷给予高度评价。
杨万里作诗赞道：“今代诗人后陆云，天将诗本借诗人。重寻子美行程旧，尽拾灵均怨句新。”门人天台戴复古也说：“李杜陈黄题不尽，先生摹写一无遗。”将他视为继李杜陈黄之后的伟大诗人。
淳熙十五年（1188年）四月，陆游任期将满，上书乞复就玉局祠禄。孝宗未准。七月十四日，陆游卸任回到山阴。在严州凡七百日，“居官多惠政，既去而民思之”。
陆游在严州任上时，朝中谗谤他的人很多，这既是他诗名日高、树大招风的缘故，也与他执于事理、不通人情有关。他说：“自我来桐江，实无负茕嫠。谗波如崩山，孤迹则已危。”非常烦恼和困惑。回山阴后，一方面他畏惧谗言，厌倦官场，打算“闭门教子孙，志愿真永毕”；一方面又不甘心无功而退，表示“长缨果可请，上马不踌躇”。
关于陆游继任新职的问题，朝中意见分歧。朝中能为陆游说话的人不多。但孝宗赏识陆游的诗文，周必大又是陆游的老朋友，暗中还是向着陆游的。淳熙十五年十月，孝宗和周必大商议：“陆游除郎不致烦言否？恐或有议论，且除少监如何？”周必大回奏众论谓“处以闲曹如驾部之类，亦足示陛下不弃才之意”，“只与外任，亦无不可”，“圣意若留陆游作少监，偶李祥现乞外，自可令填此厥。”这年冬天，陆游去临安面君，孝宗称赞说：“卿笔力回斡甚善，非他人所及。”陆游遂补李祥之缺任军器少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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