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词论》评词的标准可以概括为：协律、文雅、浑成、善铺叙、有情致、尚故实、不颓靡等方面。这些评词的标准，也就是词的特点，即词必须遵循的创作原则。只有遵循了这些创作原则，达到了这些要求，词才能“别是一家”。至此，《词论》中说的词究竟别是哪一家，已很清楚了。
但是，有一个问题还令人费解，“学际天人”的晏殊、欧阳修、苏轼所作之词，从文雅、浑成、善铺叙、有情致、尚故实、不颓靡等标准出发来衡量，都是上乘之作，仅仅是在“协律”一点上出了问题，为何李清照就吝啬到不愿对他们的词作稍加赞许呢？他们可都是文坛泰斗哇。这就使得我们不得不进一步推想，在李清照的心目中，是否还有一个至关重要的评词标准，因为篇幅行文或是其他什么原因，没有在《词论》中明言呢？
宋词承接“敦煌曲子词”、“花间词”及“南唐词”，这已是文学史上的公论。敦煌曲子词多来自民间，虽用语尖新豪辣，但情感浓烈真率，尤其是旷夫怨女的痴情与怨愤表现得特别突出。“花间词”则或写闺情，如严妆贵妇、深美闳约、浓艳香软，或抒写乡愁旅思，淡雅疏朗。“南唐词”则如“粗服乱头”者抽噎哀泣，“亡国之音哀以思”。这些词，能流传下来，感动一代又一代的人，其中最重要的因素，就是它们都突出了一个“情”字，爱的炽热、离别的怨愤、相思的缠绵、对美丽高贵的女性的欣赏、美好事物风流云散的深长叹息这一切，构成了词的内在品格，作为遗传因子被宋词承继了下来。词便有了她的与诗不一样的审美品格：柔婉、深长、愁思萦绕，与女性有着天然的契合。因为女性的情感丰富细腻，在受压抑和被欣赏中交替，情感的波动中常伴着忧郁、感伤的旋律，极易触动人们敏感多情的心弦，从而获得强烈的艺术效果。
词家作词，如果无视词的独有的审美品格，不去开掘这方感伤、忧郁的艺术园地，而是跟作诗无异，只是断句方式不一样，词也就没有太多的存在必要，因为词能表现的东西，诗一样能表现得得心应手，而且遵守格律的诗比起不协律的词更琅琅上口。词后来在文学史上能终成一家，繁盛的“宋词”能与唐诗并举，主要的功劳还应归于坚持词的“别是一家”、不懈探索词的内在规律、挖掘词独有魅力的词人们（“豪放派”词人们后来在国难家愁中挖掘出了丰富的情感因素，实际上也突出了词的中心品格，只是悲愤之声更强）。
说到此，我们才算明白：李清照对“学际天人”的文坛泰斗作的词不愿稍加赞赏的原因，是因为要捍卫“别是一家”的词的独特性——她的独具魅力的审美品格。而音乐性的强调，也正是为这一审美品格服务的。
弄清了以上的问题，对于李清照的《词论》，我们可以做出公允的价值评判了。
第一，《词论》是中国文学批评史上第一篇论词的理论文章。对于词的品评标准与创作原则，《词论》建树了一套完整的理论框架，为词学理论的完善与发展，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第二，词“别是一家”的强调，使词及时避免了混同于诗的命运，为词在人类心智、情感领域内纵深开掘起了推动作用。苏轼在拓展词的题材的广度时忽视了词体自身的独特性，消极作用伴随着积极意义，对此，后人不能苛求。同样，李清照在强调词的特性、捍卫词的独立的同时，对词的广度扩延未能加以注意，我们也同样不能求全责备。
第三，《词论》在词由附属于音乐的歌辞发展为独立的韵文过程中，起到了不可磨灭的重要作用。在充分尊重词的音乐性的前提下，《词论》强调了它的文学性。为使音乐性与文学性统一，《词论》把词的音乐性落实到了审音用字上，后世的词在脱离演唱形式之后仍然能大致保持它独特的抒情方式，不能不说得益于《词论》的这一基础性的工作。
第四，《词论》在宏观整体上对词坛脉流的把握，可谓高屋建瓴。对诸多词家及词坛流弊的批评，虽然毫不留情，但却是恰中肯綮。
第五，李清照是一个女性。在封建社会中，女性处于被压迫和排斥的地位。在男性为中心的社会里以一女子能做出士大夫不及的诗词，就已经令人瞠目了，她还要对众多男人们中的杰出代表指指点点，甚至对人们顶礼膜拜的文坛泰斗也毫不留情。没有超出常人的见识，没有超乎常态的毅力和勇气，这一切，实在是难以想象的。因此，李清照的《词论》，在社会学上、在女性史上，都具有了非同一般的意义。
勿庸讳言，清照早年作的这篇《词论》远非完美之作，她晚年的创作实践，证明了她对于自己的词学理论一直在不断地丰富、完善甚至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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