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人对此文多有极高评价：明代张丑《清河书画舫》申集引《才妇录》云：“易安居士能书、能画，又能词，而尤长于文藻。迄今学士每读《金石录后序》，顿令精神开爽。何物老妪生此宁馨，大奇，大奇。”
清朝李慈铭亦云：“阅赵明诚《金石录》，其首有李易安《后序》一篇，叙致错综，笔墨疏秀，萧然出町畦之外，予向爱诵之，谓宋以后闺阁之文，此为观止。”
（《越缦堂读书记》卷九，艺术）
《金石录后序》之外，《打马赋》也是一篇极佳的散文，虽为“打马”这种近于博弈的闺房雅戏而作，其实，“打马”是名，寓作者雄心、寄作者壮志是实。
这是李清照于《打马图经》成书时所写的一篇骈体赋，与《打马图经序》联袂成文，相映成趣。在《打马赋》中，作者借谈“打马”，引用了大量有关战马的典故和历史上抗恶杀敌的威武雄壮之举，热情地赞扬和歌颂了桓温、谢安等名臣良将的忠勇（“今日岂无元子，明时不乏安石”），希望偏安江左的南宋能够像曾处于相似情形下的东晋一样，还有桓温、谢安这样的人，或者能够出击，收复部分失地；或者敌人前来进犯，能够击溃他们。在表达收复失地的愿望和对历代抗敌英雄的崇敬的同时，对南宋统治集团不识良将、不思抗敌、庸碌无能也暗含讽刺与谴责。
全文不失为一篇沉雄厚重的抒情之作，以大手笔、大场面抒写了虽为女子而不让须眉的大丈夫之气，爱国之心跃然纸上，“烈士暮年，壮心不已”的豪情也流溢于字里行间。全文平仄相对，对仗工巧，铿锵有声，且构思巧妙，描绘细腻，刻画传神，令人回味无穷。难怪清代学者王士禄在《宫闺氏籍艺文考略》中引曰：“《神释堂脞语》云：‘易安落笔即奇工。《打马》一赋，尤称神品，不独下语精丽也。’”
其他如《投翰林学士綦崇礼启》、《词论》、《祭赵湖州文》、《贺人孪生启》，或叙事，或抒情，或议论，都是大家手笔。《词论》一文，更是彪炳千古（后文将专门论及《词论》，此处略过）。
李清照的诗文，流传下来的虽然不多，但窥一斑而见全豹。凭以上论及的有限诗文，就足以见出她的诗文成就亦不同凡响。
（三）以一女性而跻身于男性的世袭领地，并以其创作的总体成就及多方面的才华傲视群雄，在中国文学史乃至中国封建社会史中都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中国古代文坛向来是男性的世袭领地，梁·钟嵘《诗品》共列诗人122人，其中女性仅有班婕妤、徐淑、鲍令晖、韩兰英四人；萧统《文选》30卷，所收妇女作品，仅班婕妤之诗、徐悱妻之文；《全唐诗》900卷，妇女作品只占九卷；宋代词人可知者约1300人，其中女性约60人，但每人作品流传至今者，大都只有一首，有二首或二首以上者无多，而当时有词集者，现俱散佚不存。
《诗经·豳风》里提到的女诗人许穆公夫人，以爱国主义诗篇《载驰》流传后世；东汉末的女诗人蔡琰，以写己身世乱离的《悲愤诗》蜚声文坛。她们的作品虽然弥足珍贵，但篇幅实在太少。
只有李清照，以她大量的创作（词集6卷，文集7卷），牢牢地在文坛上占据了光辉的一席。虽然流传下来的诗词文赋只如九牛一毛，但这些有限的作品，已足以显示她的实力，仅凭这些成就，她就堪称大家。
李清照在当世就“文章落纸，人争传之”。（赵彦卫《云麓漫抄》卷十四）在那些人们争传的文章中，可能有不少奇妙的超绝之作，今日我们已无缘看到了。
封建社会是男女极不平等的社会。在漫长的封建社会里，女性始终是被压制、受欺侮的一群，她们被剥夺了参与政治、社会、文化生活的权利，她们的天地只在深院闺房、厨房饭厅，她们的唯一职责是侍奉公婆、相夫教子。社会是男人们的，政治生活、经济、文化也都是男人们的。“才藻非女子事”，“女子无才便是德”是封建社会里人们恪守的信条。在这样的桎梏之下，女性想要在男人们的天地里争一席之地，实在是极不容易的一件事；占了一席之地，还要把众多男人中的杰出代表比下去，那就更比登天还难了。
李清照却登上了天（在她诞生900年后，她成为了唯一一位以其名命名月球地名的中国女作家），她“不徒俯视巾帼”，还更有“压倒须眉”之誉。
如此成就的取得，绝非偶然，而是这个天赋极高又处处争强好胜的女子反抗男权专制，欲与须眉一争高低的不懈努力的结果。如果她安分守己，恪守封建妇道，对闺房外的社会变化不闻不问，或视而不见，以为自有男人们去想，去解决，她能写出众多令人荡气回肠的激扬文字吗？如果在遭受“自古缙绅之家能文妇女，未见如此无顾籍”（王灼）和“蚍蜉撼大树，可笑不自量”（胡仔）之类讥评时，她无力承受，裹足不前，如何又有一个光辉的李清照傲然于世呢？
在女子个性遭压抑、才华受戕害的漫长日子里，生活环境、人生道路大异于男子的女性，难以在社会上找到立足之地，在文坛上难成气候是一点也不奇怪的现象。但是在这样的环境中，李清照却能以一女性而与男性作家争雄，并在众多方面使许多男子中的优秀分子也自愧弗如，不能不让憋了几千年窝囊气的女同胞舒一口气（当然，清照父母及师友们对于清照成才的帮助也功不可没）。
除诗词文赋的突出成就外，李清照还有多方面才华，这也是令人折服的原因。
她精通金石考据，《金石录》三十卷，李清照是名副其实的主编，文物的考据、校订、编篡及全书的整理与版行于世，浸透了她毕生的心血。
她是一位历史学家。她与丈夫赵明诚随时对出土文物进行认真严谨的考证，题写跋语，从而大大地丰富了史学研究资料。陈寅恪先生曾说：“中国史学莫盛于宋。”在宋代史学的功德碑中，恐怕少不了赵明诚、李清照的名字。
点击收藏 小提示：按键盘CTRL+D也能收藏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