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编 李清照的创作成就
§李清照在文学史上的地位
李清照是一位才华出众、成就卓越的女作家，她以自己丰富的创作、超绝的才学、本色当行的《漱玉词》而卓立于作家群中，压倒了众多须眉。为了更清楚更全面地认识李清照的重要地位，我们从以下几个方面来逐一剖析。
（一）就“词”这一文学体式来说，李清照可谓登峰造极。
人们论文学，往往说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虽不免以偏概全，但在某种意义上亦可见出某一时代最特别、贡献最大，给人们留下最深刻印象的文学体式。
宋词，虽不能掩盖宋诗文的巨大成就，然而，她那活泼的生命力、前所未有的表现力、对人类心智开拓的纵深与细腻，确是其他文学样式所无法比拟的。
词有两个源头。一为乐府。乐府的句式长短不齐，还要配乐演唱。一为唐人的律诗、绝句，由此变化而来，故称之为“诗余”。唐人的五七言绝句，原本是配乐的，就如李白的《清平调》。因为音乐有抑扬起伏、舒缓急遽的特点，所以要打乱诗的整体性，杂以散声，然后可披入管弦，于是就出现了长短不齐的句式，还分了上下两阙。
唐人实际已有不少人在写词。“盖自隋以来，今所谓曲子者渐兴，至唐稍盛，今则繁声淫奏，殆不可数。”（王灼《碧鸡漫志》卷一）但盛唐文人词留存至今其数量却出乎常情地少。唐代文人发现了词。但认为它难登大雅之堂，观念上还认为写诗作文是正道，而作词唱曲乃坊间里巷所为，偶一为之，不过游戏而已，并不屑入集。
文人虽不屑，但民间的地火在运行。从敦煌卷子里清理出唐五代词曲——敦煌曲子词，除少数几篇已考知是文人创作之外，绝大多数是乐工、歌妓、游子、商人、卜巫、士等处于社会下层的民间无名氏的作品。
这些曲子词的曲体形式有杂曲、大曲，杂曲可以单独使用，也可以数曲联章，它的题材涵盖面极广，“有边地游子之呻吟，忠臣义士之壮语，隐君子之怡情悦志，少年学子之热情和失望，以及佛子之赞颂，医生之歌诀，莫不入调”。（王重民《敦煌曲子词集叙录》）
富有浓郁生活气息的曲子词中，闪现最频的，还是怨女旷夫的痴情。人性的自然大胆流露，显然是它的一大特点。
由民间而步入文坛，其间的道路漫长而又艰难。
五代至宋，文人作词者渐趋增多，对待词的观念也在变化中，从文人诗客对词体入集的态度上即可见出。五代人和凝，“少年时好为曲子词，布于汴洛，洎入相，专托人焚毁不暇”（孙光宪《北梦琐言》卷六），一旦入相，即忙不迭地派人焚毁自己少年时的词作，认为那会影响自己正人君子的形象。到宋人万俟咏，“初自集分两体，曰雅词，曰侧艳，目之曰‘胜萱丽藻’。后召试入宫，以侧艳体无赖太甚，削去之，再编成集，分五体，曰‘应制’，曰‘风月脂粉’，曰‘雪月风花’，曰‘脂粉才情’，曰‘杂类’，周美成目之曰‘大声’”。不仅自己结集，还把取舍标准明显放宽。对词体入集的态度由绝对排斥变成了相对排斥，“风月”、“才情”被视为“雅词”而被收入集中。
此外，还有一批词集的编辑刊行也说明文人对词体的日益关注。五代编定了《花间集》（温庭筠、韦庄等十八家词五百首），宋初人编刊了《尊前集》、《家宴集》、《兰畹集》等。这些别集总集的流传，又为那些并不真正懂音乐的人提供了一种倚格律而创作的机会。
在诗歌的天地中，唐人纵横捭阖，占尽风流，宋人要想再开拓出新的天地，于极处再登高峰，显然十分困难。
而于词，唐人还躲躲闪闪，未能尽兴开掘，给宋人留下了广阔的天地。
词承接敦煌曲子词、花间词、南唐词派而发展，敦煌曲子词的尖新豪辣，情感浓烈；花间词的浓艳轻媚、婉约含蓄；以李煜为首的南唐词派那段超一般亡国之痛的美丽的忧愁，都对宋词有着直接的影响。
宋代是理学兴盛的时代，理学倡导“灭人欲，存天理”，为何表现人情人性人欲的词反而如遇沃土般发展神速呢？
从词自身的起源、发展来看，宋适逢其酝酿成熟，乃历史的必然。但仅此一点，显然还难以与理学相抗衡。
宋初的文坛，词还显得比较弱小，还被人们视为艳科小技，地位远在诗文之下。在文坛上居于正统地位的诗文，高举着“文以载道”的旗帜，在客观上替正统伦理道德观念摇旗呐喊，开辟道路，还在诗文创作理论上与理学观念合流，带上了道德说教的枷锁。
宣讲人伦，崇尚义理，成为诗文创作的目的和任务，使大多数诗文在味同嚼蜡的躯体内仅存了一点理趣，而文学作品活生生的生命力——人的正常欲望、感情和人性，却无法，也不允许在诗文中渲泄。
但洪水是堵不住的。诗文不允许，人们就找到了词这种方式。由于词的卑贱和非正统性，使它躲开了正统的封建观念的罗网，成为一块礼教不设防的天地，作家的情感、欲望便在这里寻到了开启的钥匙，形成一股汹涌的生命洪流。
何况宋代统治者所奉行的经济文化政策，自身便与他们所倡导的理学观念存在矛盾。
宋太祖“杯酒释兵权”后，为削弱朝臣势力，集大权于一身，大力提倡“多积金帛田宅以遗子孙，歌儿舞女以终天年”（《宋史·石守信传》），朝廷“恩逮于百官者唯恐其不足”，再加上农业、手工业、商业发展迅速，都市繁荣兴旺，于是，导致了“官宦人家未尝一日不宴饮”的奢靡风气。上自帝王，次及重臣，下至于文人举子，莫不沉溺于艳歌氛围之中。流连于勾栏瓦肆间的词客，不仅有新声巧笑的土壤，而且有歌妓资给的刺激；在朝为官者，亦不仅有官方对歌舞佐酒的认可，而且有上面提倡的鼓励，朝野一气，风疾浪高，遂使填词之艺风靡于士林。
这岂不与理学观念大相径庭？宋人有宋人的解释法。宋人崇尚的义理往往与禅结缘。《坛经》有云：
“法无在世间，于世出世间，勿离世间上，外求出世间。”
在这种此岸与彼岸交壤的思维导引下，超越性的精神追求获得了入世随俗而娱悦的特性。通过禅学那亦真亦俗的特殊中介，援佛老以入儒的宋学，与空前发达起来的市井商业文化意识交互作用，导致了宋代文人崇尚义理而又随俗逐媚的精神势态，为填词文艺成为一代盛事创造了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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