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编 李清照的生平
§成长环境
公元1084年（宋神宗元丰七年），在山东章丘明水镇，诞生了一个后来取名叫李清照的女孩。这是一个极其平常的日子。谁也没有在意，这个女孩的降生会有什么不寻常的意义。除了那位被阵痛折磨得精疲力竭的母亲，谁也没有把这个日子印在心里。倒是这女孩的降生之地颇有几分不同寻常。这是一个风光绮丽、物产丰饶的好地方。女郎山风姿绰约，百脉泉包孕灵秀。这里还是一个文化高度发达的地方，著名的汉东平陵及城子崖龙山文化遗址，就在明水十几公里处。也许是明媚的山水赋予了清照灵气，沉蕴已久的文化沃土孕育了她的才华，从此，这钟灵毓秀之地又多了一份足以傲视他邑的资本了。
李姓一族，在当地并不是有钱有势的大家族，但却是齐鲁一带很有名望的书香世家。50年后，李清照在一首长诗里写了这样的诗句：“嫠家父祖生齐鲁，位下名高人比数。当时稷下纵谈时，犹记人挥汗如雨。”
诗句不仅明确告诉我们她“父祖”的名望，还颇为自豪地把父祖的名望与齐鲁大地悠久而丰厚的文化传统联系在一起。“稷下”，在公元前4世纪的战国时期，就是文化十分发达的地方。当时，齐宣王在这里扩置学宫、招揽文学游说之士，任其讲学议论，于是学者云集，学术空气十分活跃，“稷下”也就成为荟萃各学派学术成果的文化中心。《国策·齐策一》里有这样的记载：“临淄之途，车毂击，人肩摩，连衽成帷，举袂成幕，挥汗成雨。”可见当时之繁华。在这些摩肩接踵的人中，有不少就是满腹经纶的饱学之士。
稷下学风延续到秦汉间，又兴起了名扬天下的齐学、鲁学、齐诗、鲁诗等各派学说。东汉时，又出了一位影响极大的经学大师郑玄。郑玄在其故里高密聚徒讲学，弟子众至数百千人，形成了一门“郑学”。
五代动荡之后，齐鲁之地文化教育很快得到恢复，发展迅速。曾参与后唐刊刻“九经”校订的邹平人田敏，入宋后便告老还乡，致力于家乡的文化教育。陈希夷的弟子、历城人田告后又在章丘明水教学，从学者有数百人。这种讲学风气一直盛行不衰，众多以弘扬儒学致国太平为己任的学者，即出于这种风气熏染（如范仲淹等），宋代最早最有影响的学派——泰山学派的形成，也是这种文化教育传统的成果。
与泰山学派同时存在的，还有一个后来被称作“东州逸党”的诗派。此一诗派以范讽为领袖。《宋史·文苑传四》云：“山东人范讽、石延年（曼卿）、刘潜之徒，喜豪放剧饮，不循礼法，后生多慕之。”
可见他们不循陈规的放浪作风对年青一代的影响力。
同处于齐鲁大地，提倡仁义、儒雅博重的泰山学派和不循礼法、放浪诗酒的东州逸党不可避免地相互渗透，相互影响，形成一种水乳交融的奇妙而又复杂的文化现象。这两种精神常常同时存在于齐鲁文人身上，互为补充，同时又免不了产生矛盾。
清照的父亲李格非就是齐鲁学风培育出来的一个典型学者。
李格非（字文叔），乃北宋后期一位著名文士。他博学多才，最为时人推许的是文学成就，在经学、文学理论、历史学、佛学诸多方面均有突出建树，与廖正一、李禧、董荣等当时号称苏门“后四学士”。
李格非的文学成就，从张耒、刘克庄等人的赞许中可见大概。刘克庄在《后村诗话》里称赞李格非：
“文高雅条鬯有义味，在晁秦之上。”张耒则在格非的墓志铭中也说：文叔“笔势与淇水相颉颃”。
《宋史·李格非传》所载之言更具权威：“格非苦心工于词章，陵轹直前，无难易可否，笔力不少滞。”
晁补之则记得更具体：“济南李文叔为太学正，得屋于经衢之西而名其堂曰‘有竹’率午归自太学，则坐堂中，扫地，置笔砚，呻吟策牍。为文章，日数十篇不休。如茧抽绪，如山云蒸，如泉出地流，如春至草木发。须臾盈卷轴。”（《鸡肋集》卷三《有竹堂记》）可见李格非之文思何等敏捷。难怪尹少稷称：“李格非之文，自太史公之后，一人而已。”（韩淲《涧泉日记》卷下）言虽过誉，但时人对格非文学的推崇可见一斑。
李格非撰于宋哲宗绍圣二年（1095年）的《洛阳名园记》是当时广为传诵的名篇，其文格的高雅，为人们称颂不已。篇中有句云：“洛阳可以为天下治乱之候”，待后来洛阳沦陷，世人皆以为格非有先见之明，其言“可谓知言哉！”（张琰《洛阳名园记》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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